盘点二次元的词汇，不知道什么是二次元的可以直接飞出去
素材支持1．名人名言①要满足于你的命运，一个人不可能在样样事上都非凡出众。
——[古希腊]伊索②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英]牛顿③于平凡中见到不平凡，就是一种感悟。
——[美]爱默生④最伟大的人不是轻视日常小事的人，而是对这些事情予以缜密的注意并加以改进的人。
——[英]斯迈尔斯⑤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事情。
——[前苏联]列宁⑥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有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任的。
——[美]爱因斯坦⑦平凡之中自有不平凡之处。
归根结底，人的价值存在于平凡的事业之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升华，它的凝聚点体现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情操。
——[日]铃木健二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蜀]刘备⑨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
我时常做些零碎，就是如此。
——鲁迅2．事例素材爱因斯坦追求平凡爱因斯坦成名以后，有一次比利时国王和王后邀请他去做客。
国王按约定时间派出宫廷的小汽车到火车站接他。
火车进站了，司机到处寻找这位大科学家。
在他的心目中，爱因斯坦一定是一位衣冠楚楚、很有风度的教授，可是直到旅客全部散尽时也没有找到这位大科学家的影子。
他只得怏快不快地空车而回，报告国王：“教授今天没有来。
”半个小时以后，爱因斯坦步行到达了王宫。
人们一打量他：穿着一件满是灰尘的破雨衣，脚上是一双旧皮鞋。
只看衣冠不认人的司机怎么想得到他就是那个声名赫赫的科学巨匠呢?名人的平凡经历童话作家安徒生，当过学徒，干过剧院杂务。
诗人惠特曼成名前是木匠、排字工、小学教员、编辑。
作家狄更斯成名前是鞋坊学徒、誊写工、记者。
马克·吐温曾经当过排字工、领航员、矿工。
高尔基干得更多，他干过面包坊伙计、学徒、厨工、码头苦力、铁路工人。
正如左拉所说的那样：“没有平凡的经历，就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
”左拉的平凡经历左拉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家。
他说过：“没有平凡的经历，就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
”的确，左拉的经历是平凡的。
他幼年丧父，生活贫困。
由于他醉心于写作，缺乏经济来源，有时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为了坚持写作，他把御寒的衣服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御寒。
缺钱买食品，就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捕麻雀，用烤鸟肉充饥。
他顽强地探索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实践自然主义理论，从1871年到1893年，他创作了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简练的自传记录了诺贝尔不平凡的一生诺贝尔的自传译成中文后加上标点，不过108个字；但是，无论是从其经典的角度，还是从其理想的坐标，都不亚于一部皇皇巨著。
诺贝尔的自传全文如下：艾·诺贝尔呱呱坠地之际，一个仁慈的医生就该尽早结束他多灾多难的生命。
主要优点：平素清白，从不牵累别人。
主要缺点：未娶，无家室，易发脾气，消化不良。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
最大的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一生重要事迹：无。
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鲁班鲁班可谓是一个圣人，而他的一切杰作来源于心灵的感悟。
传说，一次他上山伐木，被草叶划破了手指，发现小草的叶子边缘有一些小齿。
他心想：这些小齿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做成带齿的铁器，不是可以用来伐木吗?岂不比用斧头要省力得多!后来鲁班就依据这个原理发明了锯。
只识背影北宋时，宰相王旦有个马夫。
他赶了五年马车，服役期满向王旦告辞，王旦竟不认识他。
等马夫转身走时，王旦却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念他赶车勤劳，给了他丰厚的赏赐。
原来，这个马夫平日只知赶车，正脸都难露一下，王旦只熟悉他的背影，所以见到他的脸时反倒不认识了。
待马夫转身出去，那熟悉的背影很快唤起了王旦的回忆。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大批默默诚实劳动、不求闻达的人。
他们可爱而又平凡，无声无息地忙碌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里，一心扎到工作当中。
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正面亮相，看到的永远是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也从未把头从工作中抬起来，去抛头露面，博得场面上的喝彩。
“我是一个平民”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他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有一次，他到总统府去上班，忘了带证件，而不带证件是不可进入的。
他虽已到总统府门口，还是返回住处拿来了出入证。
在广州，他听说外出演讲一次要花15元汽车费，于是就坚持步行，不再坐车。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到杭州旅行时，身着普通衣衫，戴起深色眼镜，以免惹人注意。
可在火车站还是被三名警察发现了。
于是，警察就一直跟随着，还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
”孙中山先生则对警察说：“警察的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什么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平凡的“烈士”著名作家魏巍写过一篇散文，叫《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描写了一次壮烈的松骨峰战斗。
在那些带火扑向敌人的烈士中，有一位名叫李玉安。
然而，这位“烈士”并没有死。
他被人救起之后，回到家乡黑龙江，当了一名普通的粮库工人。
几十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丝毫没有向任何人夸耀过自己的过去。
直到1990年，当人们知道他就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时，许多人都大为不解，为他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而感到遗憾。
然而，李玉安舍弃了自己本可得到的各种优厚待遇，选择了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工人，默默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这平凡的生命同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魏书生——个平凡的人魏书生是——位大名鼎鼎的教育家，他的人生之路平凡得无波可起。
中学毕业后，他去北国插队，成了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后来他做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教小学、中学，被评为模范教师。
他始终是广名敬业的教师，但他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教书、孜孜不倦地育人、勤勤恳恳地研究。
对自己平凡的工作，他是这样理解的：“人不管被生活的浪涛冲到什么位置，都不能看做是自己的终点，而应该把这个位置当作向更远大的目标奋进的起点。
”，掏粪工人时传祥时传祥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掏粪工人，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掏粪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又臭，不少人都不愿意干，而时传祥在掏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数十年，而且干得很起劲，因为他知道：这活虽然脏点、累点，但是有意义。
他说：“宁愿一个脏，换来万人净。
”时传祥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时传祥。
他亲切地对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雷锋平凡的一生雷锋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换过好几个工作岗位。
他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争做好事。
他把自己的志愿、兴趣和爱好同党的需要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雷锋同志为了集体幸福，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个星期天，他去看病，路过一个工地，为热烈的劳动场面所吸引，连自己肚子痛都忘了，就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去。
假日里，他经常到车站为旅客服务。
他还把自己积蓄下来的钱，支援受灾的群众。
他在日记中写道：“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雷锋同志把他自己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雷锋，如今在社会上已经成了做好事的代名词。
毛主席在1963年3月5日写下了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为理想而积累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数学家陈景润。
人们每次谈起他，就会把他与那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联系起来。
但是，你是否会因他的成绩联想到别的，比如：联想到那几麻袋、十几麻袋草稿?你是否会想到，在通向这座科学高峰的千里路上，攀登者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艰难向前的呢?陈景润的那些稿纸告诉人们：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曾为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过，他们因此才成功。
要想达到目标使理想成为现实，积累是绝不可少的。
古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无论多么远大的理想、多么伟大的事业，都必须从小处做起，从平凡处做起。
平凡与不平凡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六次桌子，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在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也可能擦六次，但到第三天时可能会擦五次、四次或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有鉴于此，他认为，把每一天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55岁技工成为大学教授55岁的技工艾爱国，2005年被衡阳技师学院聘为教授、首席技能导师兼专家资格委员会委员。
艾爱国是湘钢一名普通焊工。
自1969年招工进厂后，他在焊工岗位一千就是36年。
在这位全国颇有名气的技工身上，有着许多耀眼的荣誉光环。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工人”，当过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五大代表。
作为当代产业工人的楷模，艾爱国除自身技艺精湛外，他自己撰写培训教材，给不少大型国企培养过50多名焊工；他还毫无保留地培养徒弟，先后免费带出100多个农村徒弟。
这些农村徒弟当中，有30多个受聘于“三一重工”，60个考到株洲电力机车厂，还有不少徒弟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大显身手。
一个“家庭辅导站”12年挽回400名问题少年12年前，家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的李运生创办了“家庭辅导站”，至今已从游戏厅、网吧和逃学路上唤回了380多名中小学生，送出去15名大学生。
2004年7月1日，这位73岁的独臂老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运生说：“对孩子的思想教育，不能靠单纯的说教，他们不好懂啊!要把道理融人日常生活中去，融人一个个小故事中去。
”为此，他自采、自编了发生在周边革命老区的爱国主义故事，写出了500多篇多达12万字的思想道德教育“乡土教材”。
由于失去左臂而无法骑自行车，李运生到老区搜集资料完全靠步行。
他写的《张自忠将军在襄、枣、宜前线》曾受到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称赞，写信称他为“爱国主义老人，关心下一代的榜样”。
肖复兴小时候的故事 快20分钟
肖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著作颇丰、声名也隆盛的中坚作家。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厚，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话音清亮悦耳，听起来非常年轻。
他戴着一副大眼镜，着一件红色针织上衣．既家常又透着有别于普通家居男人的书卷气质。
倒完茶，肖复兴坐在对着北窗的单人沙发上开始有问必答，他确实是一个易于沟通并乐于与人沟通的人。
叶圣陶逐字逐句为他批改作文 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肖复兴说小时候对艺术很好奇，也喜爱。
解放前，肖复兴的父亲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1947年，长子肖复兴出生，一家人在北京城南的打磨厂街居住。
对于老家，肖复兴没有儿时的记忆，“虽然小的时候曾回过老家，但印象不深”。
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后，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老家，这才是肖复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老家。
肖复兴还记得，姐姐l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城南西河沿里的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
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
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儿，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几分钱。
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
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肖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那时，肖复兴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巴。
听来证章厂定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部门的主任说，正在修的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姐姐不听全家人的劝阻，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
肖复兴幼小时的这些印象到如今仍然铭记在心，但那时期家庭的困顿并没有抹杀肖复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走上文学道路后，他创作的散文常常以音乐为内容，源于他小时候对音乐的喜爱，“那时候家里比较穷，没有走上这条路，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搞音乐了，所以写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散文也是这个童年的梦想的延续”。
“我们小时候住的院子里有一位街坊，母亲是医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姐夫是印尼华侨，从国外带来一台立式录音机。
”这台当时被当作“稀罕物”的录音机，给肖复兴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个邻居男孩比肖复兴大几岁，很喜爱朗诵，“当时广播剧《林海雪原》正在热播，他就对着录音机朗诵，录完后放给我们小孩听。
”其时，肖复兴正在上小学，从录音机里听到邻居小朋友的声音，他感到惊奇又兴奋。
复兴对文学的喜爱也许出于父亲的熏陶。
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职员，喜欢看书。
肖复兴回忆，小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许多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如古典的包公案、水浒传等。
“我的家乡离纪晓岚的故乡很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纪晓岚的轶事。
” 还在上小学时，肖复兴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是《上海文艺》。
“我在街上买的书，看完后感到很神奇，原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天马行空。
那时我还抄一些文学作品，如《干家诗》。
”小学三年级时，肖复兴开始接触作文课。
“教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厚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
”张老师很严厉，那时的肖复兴对张老师相当畏惧，他还能清楚想起张老师站在讲台桌前的模样．“挺直的腰板，头发乌亮蓬松，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人想起‘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但是，这个令人相当畏惧的老师在教学上却有独特的一套方式，令肖复兴如今忆起也倍感钦佩。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肖复兴和同学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之前的工作是去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
到现在，肖复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电影看的是《上甘岭》。
多年以后，他曾用清新语言回忆起那个快乐的儿时片断：“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刚建好，内外一新。
我的票的位子在楼上，一层层椅子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
电影一开演，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射过，像一道银色无声的瀑布。
我真想伸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能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
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位子。
” 看完电影后，张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文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肖复兴把自己看电影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娓娓道来。
没有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肖复兴的这篇作文，并对这篇作文提出表扬及意见。
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肖复兴如今已经忘记了，但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令肖复兴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那么亲切。
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少年肖复兴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这以后，肖复兴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他最盼望上的一门课。
而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肖复兴的作文。
张老师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常在课下对他说：“多读些课外书!”在肖复兴眼里，张老师变得亲切了，尤其他那一头硬发也不再“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的阶段，肖复兴开始动笔写小小说、散文。
当时，学校里有两块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墙报“百花”，老师、同学都可以投稿。
上初二时，肖复兴突发奇想，他对同学说，“咱自己也办一个墙报吧!”说办就办，他们照葫芦画瓢，办了一个“小百花”墙报，肖复兴被选为主编，每期在一块小黑板上贴出400字的稿子．放在教室里。
后来，小黑板被摆在了楼道里，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真正印成铅字的文章是《一幅画像》。
那是肖复兴上初三时，他的作文《一幅画像》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
令肖复兴终身难忘的是，这篇作文让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有了一段珍贵的“忘年文缘”。
那年暑假，老师把一份油印的《一幅画像》拿给肖复兴，并告诉肖复兴，叶圣陶先生已在作文上面逐字逐句修改过了。
原来，叶圣陶非常重视这次征文比赛，评改了全部获奖作品，在每篇文章后边还写了一段评语。
后来，这些获奖作品连同叶圣陶的评语被编成了一本文集《我和姐姐争冠军》。
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大作家的指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作家”。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同样是肖复兴初涉文学道路时伸手相扶的一个“贵人”。
1971年冬，已插队到北大荒七星农场的肖复兴被发配到离农场场部l8里远的猪号喂猪。
猪号里有200来头猪，班长加一个当地农民连肖复兴，还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盲流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事，也见不到什么人，孤独与凄凉像结了张网紧紧裹着肖复兴的心。
在这种境遇中，肖复兴写散文，写自己的插队生活。
他想把散文寄给叶圣陶，请他指点指点。
但那时叶圣陶被列在打倒之列，肖复兴不敢与他联系，就把信寄给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
叶至善很快就给肖复兴回了信，说写得挺好可以发表，并就肖复兴的散文逐字逐句修改，并提出评点意见，有的文章改动大，怕肖复兴看不清，就重新抄一遍，再寄回来。
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赋闲”在家。
他同他父亲一样，对肖复兴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予以关怀和帮助，给困顿申的肖复兴极大鼓励和自信。
现在回忆起叶圣陶父子对自己的鼓励与关怀，肖复兴的语间感激之情自然流露，“正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
31岁“高龄入读中戏 现在，每逢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学生们都人山人海地从各地蜂拥而来，削尖脑袋也要挤进中戏的大门。
肖复兴是中戏毕业的，但他与中戏却是在无意中结缘的。
l966年，肖复兴高中毕业前夕，艺术院校提前招生，中央戏剧学院来汇文中学招生，想招一批能创作还能表演的学生，希望学校推荐优秀学生。
“当时，学校推荐了我。
老师叫我去看一下。
”肖复兴在中学当过一焦学生会主席，组织过文艺活动，也表演过小节目，但他的理想是考北大，对中戏并不了解。
“教导主任特地找到我，说你去吧，不愿考也不能勉强。
”于是，肖复兴进了中戏的考场，他记得自己表演了一个小节目，还说了自己的经历，“面试的老师大概觉得我的条件合适，还专门带我去后台转了转。
”面试、复试，肖复兴都通过了。
5月份，中戏给肖复兴寄来一个录取通知书。
可是，“文革”爆发了，肖复兴的升学之路也被无情截断。
但他与中戏的缘分却没有中断。
l974年，肖复兴满心欢喜地从北大荒回到京城，下乡知青的身份转而变换成城市待业青年，时年已27岁的肖复兴有好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备受冷遇，只好在一所小学里当代课老师。
l976年到北京东铁营二中教语文当班主任，那年春天，肖复兴到传达室打电话，桌子上放着一张报纸，他无意间发现有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简章，心怦怦直跳。
中戏招生通知上要求考生年龄在18至31岁。
肖复兴那年正好31岁，已在《诗刊》、《人民文学》上发表过诗歌、小说。
他拿着报纸回去就跟同事们讲，那些老师都说，你一直没停止看书写作，就再考一次吧，准能考上。
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报名参加考试，一考即中。
1978年，当肖复兴攥着通知书再走进中央戏剧学院时，l2年过去了，他百感交集。
自嘲自己已是“二进宫”。
“在中戏，我学过电影剧本，但兴趣不在那。
电影剧本是个集体创作的工作，不太适合我。
但中戏也教会了我许多。
”从中戏毕业后，肖复兴留校任教．“每礼拜都有课，感觉教书耽误时间。
”肖复兴的兴趣在于写作，希望从事写作的职业。
“系主任挽留我，也给了我很大自由”，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中戏，从此成为专业作家。
儿子说“看不起”只会写作的专业作家父亲 近年来，出版界把韩寒等新兴少年作家炒得很热，一时间少年写作被炒得沸沸扬扬。
对此，肖复兴说：“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他们自己书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目前过热的商业化运作有揠苗助长的性质，这对纯真的少年写作是有伤害的。
少年写作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
我读过德国一个l6岁男孩本雅明·莱贝特写的《疯狂》。
在我看来，过于的轻巧、过于的商业化是和文学本质有距离的。
” 肖复兴的儿子肖铁小学四年级开始在《小学生语文报》上发表作文，他写作的《转校生》在文坛掀起一股少年写作旋风之后，转而一门心思地投入到高考的复习当中，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还成了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出了几本小说，反响还不错。
在整个大学期间，肖铁一直都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直到距离成名7年后才推出长篇小说《飞行的杀手》。
对于儿子的选择，肖复兴表示，“真让人既心疼又宽慰”。
他说，“儿子从小到大都是个‘乖仔’，第一部小说出来后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他也会飘飘然，但他很快明白自己究竟该干什么。
而高考就是他必须经过的一个坎。
”谈起和其他同龄少年作家的区别，肖复兴说，“其实儿子的反叛思想也是有的，不过并没浅显地表现在外表上。
” 据悉，肖铁虽然也喜欢创作，但肖铁还是很看不起肖复兴这个除了写作不会做其他事的专业作家的父亲，肖铁的这部小说就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写成的。
肖复兴说，“肖铁还是希望成为一个既有学问又能写书的学者型的作家。
把学问做好了，有多少小说不能写呢?”对吗
海口东方市有什么好玩的推荐吗
路过东方市在出发三亚。
新石器时代付龙园遗址位于四更镇荣村北面的付龙园上。
遗址面积28万平方米，发现于1986年，现大部分已被辟为耕种旱园地，表土部分的文化堆积大部分遭到破坏。
从遗址的几处自然断面分析，文化层厚1-2米，有二层堆积L上层发现有贝壳、夹砂陶片、几何印纹陶片和动物骨骼，几何印纹陶多为灰褐色，轮制，纹饰有划纹、方格纹和水波纹等，器型主要是罐和瓮，为汉代文化层。
下层发现贝壳、夹砂陶片、磨制石器和动物骨骼。
夹砂陶几乎全是素面，以褐色陶为主，有少量磨光黑陶。
陶器均为手制，器型以罐为主，流行圈足器和桥状耳。
石器有梯形石斧和石锛。
发现的偶蹄类动物肢骨大多有砍刮等加工痕迹，有少量骨器和牛牙，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付龙园遗址是海南省已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付龙园遗址外东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遗址还有东方新街贝丘新街贝丘遗址是较重要的文化遗存。
遗址坐落在东方市北黎河入海口仅2.5公里处。
遗址分布范围较大，约16000平方米。
距地表0.4—1.0米的文化层中含有大量螺壳、贝壳和烧土、炭屑、烧骨，以及打制石器、陶片等遗物。
石器仍是用打击法制成，少见磨制石器。
新街遗址临河靠海，海边的螺、蚌、蚝蜊等成为古人主要的食物来源，因而在文化层堆积中发现大量的贝壳遗骸，被称为贝丘遗址。
新街贝丘遗址的陶器都为夹砂粗陶，以灰褐陶为主，火候一般，陶质脆松，壁厚不匀。
器形甚少，只有圆底罐和圆底釜。
一般为素面，有少量装饰有粗绳纹。
这些粗绳纹或有加固等实用价值，或是用于美化陶器的，表达了先人们原始的审美意识。
封建社会时代东方俄贤岭——三月三发源地俄贤岭位于东方市广坝乡境内，昌化江中游的东北岸，距县城八所镇60公里。
三月三盛会即发源于东方市俄贤岭，有着一个当地家喻户晓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这个石洞是一只乌鸦精的窝。
乌鸦精吞吃家禽，作践庄稼，还到处抢掠美丽的少女，弄得周围黎民百姓人心惶惶，不能安居乐业。
一天，美丽的黎族少女俄娘上山采野花，被乌鸦精抓到洞里。
俄娘的心上人阿贵悲痛欲绝。
这年“三月三”，阿贵带尖刀弓箭上山救俄娘。
在山上跟乌鸦精进行搏斗，因功力不敌，被乌鸦精害死了。
俄娘闻讯万分悲痛，发誓要杀死乌鸦精。
她不露声色，细心寻找机会。
有一天，乌鸦精远去归来十分疲倦，睡得鼾声如雷。
俄娘悄悄走到乌鸦精身边，拔下头发上的锥子，迅速地扎了乌鸦精两眼。
乌鸦精眼瞎了，在石洞里乱冲乱撞。
俄娘趁机用阿贵带来的弓箭，一连三箭射进乌鸦精的心窝，为阿贵报了仇，为黎民百姓除了大害。
此后，俄娘终生不嫁，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都到俄贤洞唱她和阿贵恋爱时唱的情歌。
后来，黎族人民为了纪念俄娘，把这山洞取名为俄娘洞。
此山也得名为俄娘九峰山，并在每年三月三这一天，周围的未婚的黎族青年男女浓妆艳抹集会于俄贤岭，唱着情歌寻找自己的意中人。
此举逐年扩大并普遍到海南黎胞住区，成为海南黎胞盛大的传统节日。
俄贤洞原名俄娘洞，洞口在主峰东北面的半山腰，深不见底，曲径通幽。
内有3个石厅，可容纳上万人。
洞壁凸凹不平，各具其形，千姿百态，耐人寻趣。
石厅的下面，有流水旋转，浪折洞崖，响声轰轰，水气濛濛，凄神寒骨，消怆幽邃。
这流水源于何处，归于何方，千百年来无人知晓。
俄贤岭1988年被海南省人民政府定为旅游风景保护区。
天南第一泉（汉马伏波井）天南第一泉为汉代古井，名叫“汉马伏波井”。
井口颇大，为汉砖青石砌成8.2尺方井，后来村民将这口汉代古泉井改砌为圆井，距今已有近2千年悠久历史。
该井位于八所镇十所村，该有近2000年历史，村名追溯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伏波将军马援统兵南下平定交趾以后，渡海入琼守卫南疆军队第十所的驻地。
临海驻防，兵马苦于无井汲水。
马援组织士兵在村旁“飞来庙”处挖掘出泉水，水质甘甜，永不枯竭，有“感恩第一甘泉”之美称。
至今十所村民仍习惯于清晨围井提水饮用，井旁仍镶嵌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所立《汉马伏波之井碑》。
“汉马伏波井”被东方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
九龙县治遗址位于感城镇入学村西侧的海滨。
这里原有一座九龙山，传说山下藏有九条龙，故县城建在九龙山而得名。
据《琼州府志》记载“九龙县自汉元封元年（前110）建府于九龙山”。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立感恩县，但县治仍在九龙县旧址。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将县址迁往中和乡（今感城）。
九龙县城遗址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今尚存有城池的断墙残壁，破砖碎瓦，县城旁边的九龙烽火台，始建于明代，尚存有一米余高的台基。
遗址证明了东方是琼州较早开发地之一。
感恩县治遗址位于感城镇感城村。
隋大业三年（607），朝廷在汉代九龙县旧址（今感城镇入学村西，西临北部湾）置感恩县，县治设在九龙山。
明正统年间（1436-1449），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县治南迁中和乡（今感城村），筑土城。
据《琼州府志》载：“筑城周三百九十四丈，广一丈，高丈二尺，雉七百五十，窝铺二，辟门三。
”后因年久失修，倾圮。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复修。
感恩县治作为东方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县城历经500余年。
感恩当时在城中建有学宫（孔庙）、城隍庙、关岳庙以及政府各衙门。
今城墙仅剩墙基，护城河仅城外西南部都尚存浅浅的宽6-8米的痕迹，城内亦仅存学宫（文庙）和关岳庙，其余建筑无存。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感恩学宫又称文庙。
位于感城镇感城村。
始建于宋，原址在今感城镇入学村。
明洪武三年（1370）重建。
明正统年间迁至今址。
明万历十——二十五年（1582-1597）随县治迁往大雅坡（今感城镇生旺村）。
万历二十五年（1597）县治迁回今址后重建的。
由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棂星门等组成。
清嘉庆二十年（1815），知县时待朝改建了大成殿和崇圣祠。
今仅有改建后的大成殿保存下来。
明伦堂和崇圣祠除基础外已被改建他用，其余建筑无存。
大成殿平面为长方形，抬梁式木结构，有16根柱支撑，面阔五间，18.5米，进深10.5米，重檐歇山顶。
殿内的塑像，祭器及碑刻等文物均荡然无存。
现大成殿为感城镇粮所使用。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镇州城遗址位于东方镇中方村东北。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提刑王祖道渡海观风，谓黎地广袤，都县稀疏，奏请于生黎之地立镇州以加强统治。
其下辖通华、四达两县，扼守着古代琼西通往五指山腹地的交通要道。
四年以后即政和元年（1111），以镇州“出差货物不多，中间并无人旅往返”而遂废止。
古镇州城为石城，呈正方形，每边20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
今只见土城，辟东、南、北三门。
城墙最大残3.5米，顶宽1米。
城墙外有6-8米的护城壕，西北角最深处尚达3米。
东门外紧挨护城壕是墓地，城外东南还有砖瓦窑址。
现遗址上散布砖瓦碎片，有的瓦片上有戳印痕或文字。
出土宋代陶瓮等。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符确故里位于东方市三家乡居候村西隅。
共有4座墓，分别葬北宋进士符确、其父符安会、伯父符安福和祖父符兴臣。
符确，原籍文昌（父辈迁居昌化），渡琼七世祖。
据《昌化县志》记载：符氏远祖河南宛丘人，鲁姓。
曾任掌管秦国玉玺的“符玺令”，被恩赐“符”姓。
过琼始祖符有辰，于唐朝昭宗帝李晔龙记二年（公元889年），奉命渡琼抚黎有功，嘉封世袭“万户侯”，落户文昌昌洒镇淡水村。
符确为第六代孙，先后随父移居儋州三都镇和昌化镇州。
符确，昌化人。
少年受苏东坡传播中原文化影响，沉静好学，博通经史。
宋朝微宗帝赵佶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符确乡试中举第一名，成为镇州“解元”。
翌年赴京殿试科考“破天荒”中进士及第，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晚年致仕还乡兴教，为讲学办教育建“大圣堂”、“兴贤坊”，为鼓励后学筹集学费购置盐田。
虞山摩崖石刻位于东方镇中方村和天安乡陈龙村交界的东方河虞山河段（本地黎民称之为石书河）。
石刻刻在河东岸的大石上，共有三处。
其一为“大元军马到此”石刻，字大20厘米，直书阴刻，其下有人迹马蹄印。
与乐东县尖峰岭“大元军马下营”石刻同一字体，为元代都元帅朱斌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春正月镇压黎民起义后，为了昭示威德而作。
其二为“踞石吞流”石刻，学大15厘米半见方，直书阴刻，朱□鉴题，无年款。
1923年陈汉光题刻“抚之化之”石刻，字大25厘米见方，横书楷体阴刻。
下有17厘米见方的“癸酉秋末至东方村开会”和“陈汉光题”，分两行，均横书。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元军马屯兵场大元军马屯兵场位于新街镇附马村。
附马村，有文、吉、符等12个姓氏1600多人，其中文姓据传为南宋名臣文天祥的后裔。
至今在附近的缺口岭下，仍有一处“大元军马到此”的摩崖石刻，佐证元朝至元七至十六年（1285～1294年），世祖忽必烈多次举兵伐黎，的确来到过东方。
岭下附马村东南面的跑马道和练马场正是700年前元佥海北海南肃政廉访司事大都军行部率“大元军马”军屯练兵的场所。
大雅坡县治遗址大雅坡县治遗址位于感城镇生旺村大雅坡上，依山傍水。
明万历十年（1582），为更好地控制黎地和防御海盗，感恩县治从中和乡（今感城村）东迁大雅坡（今生旺村），故感恩县当时也称大雅县。
大雅坡感恩县治呈方形，每边长约300米，城墙高约3米，顶宽3米，内土外石，城辟东、南、西三个城门和北部一个小门，城门由三合土砖砌。
城外有护城壕，宽5-7米，东部最深处尚达3米。
遗址保存一段20米长的石砌城墙，出土衙署宫殿的墙基，明代的砖和瓦当以及陶瓷器。
该遗址对研究明代感恩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及民族关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楼公坟楼公坟位于感城镇布磨村东知县岭南麓。
楼公，名吉福，黎族峒首，土官。
其墓建于明成化四年（1468），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
墓碑刻“感恩县土官知县楼公之坟”。
为花岗岩石砌造，由墓和顶的石层两部组成。
石砌墓分五层，底四层均为长方体，向上逐层收分，第五则比第四层外伸出4-8厘米，四周成斜坡瓦陇状，坡高4厘米，第五层之上砌歇山顶小石屋。
为三进院落。
第一进和第二进屋中分别置有石香炉和墓碑，不巧玲珑。
第三进无物。
该墓曾被盗过。
墓身石板也被撬移位数厘米，但保存基本完好。
为研究明代的葬制、葬俗和民族问题提供了依据。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蠓蚁坟蠓蚁坟位于罗带区月村西干水塘沿岸坡上。
墓主高事音，明末感恩县北富乡人（今罗带乡月村）。
幼小就谙熟骑射，成人后服役军中，勇略过人。
明末“黎乱”，不少村庄遭劫，高事音遂率乡勇征黎，兵败。
撤退时驱马入月村干水塘饮水，被追击的黎人射杀于塘中。
传说尸首漂到岸上，蠓蚁堆土营葬，故名“蠓蚁坟”。
现墓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
坐南向北，占地面积约25平方米。
有碑亭，高约3.5米，墓封土高约3米，墓前立石碑3块，主碑中署“大明始祖功著忠勇讳事音高三公之墓”，墓保存尚好。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道熙墓王道熙墓位于罗带乡十所村。
王道熙（1875-1931），清代北富乡十所村人（今罗带乡十所村），清宣统三年（1911）考取拔贡，初授江西直隶州州判，民国十至十五年（1921-1926）为感恩县两任民选县长，是感恩设县以第一个主政感县的感恩人。
从政期间，他兴利除弊，打击贪官污吏，减免苛捐杂税，改革社会风气，提倡办学，为官清廉，政绩可嘉，得到邑人的拥戴。
墓建于1931年，由于孙及昌感两县名流捐款营造。
坐西向东。
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
墓呈方形，券顶砖砌。
由墓道、碑林和墓亭组成。
该墓“文革”期间被毁。
1983年其子孙重修。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现代八所“万人坑”位于八所镇西南部的海滨沙丘。
面积约200平方米。
1939年秋，日本侵军占领了昌感沿海地区。
为了掠夺闻名于世的石碌富铁矿资源，便从其占领区内的广州、上海、江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强抓或诱骗民工及1000多名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战俘来到海南岛，为修建石碌矿山及其附属工程石八铁路，八所港及东方水电站充当苦役。
其中投入八所港工程修建的劳工就有2万多人。
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力和皮鞭下受尽迫害，自1941年3月八所港开始动工修建，至1943年5月建成使用，2万多劳工只幸存下2000人左右。
日本侵略者在港口东南方约1公里处的荒滩上，挖了约200多平方米的大坑，将死者全抛到坑里，大坑里层层叠叠地填满了尸骨，这就是“万人坑。
”它是日寇侵琼、掠夺中国人民财富、残杀中国劳工的罪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8月被该遗址处的纪念碑被当地政府推倒，正预备重建横四特司令部旧址位于新街镇北黎村西南的高地上。
北黎，面临有北黎港，是琼西陆海交通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9年秋，侵华日军占领了昌感沿海的各个港口，在北黎设立了日本横须贺军港第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简称横四特司令部），是日本侵略军在琼西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屠杀日志士的魔窟。
日军投降后，此地由国民党部队接管，成为反共反人民的据点。
解放后为共产党驻军某部的营地至今。
旧址占地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现存横四特司令部办公大楼，一间弹药库和军火库。
办公楼建于1939年冬，为东洋式建筑，钢筋水泥结构，阔112米，进深15米，中间正门上方有水泥钢筋修建的岗楼，内部则以木板隔成大小不一的日式风格的房间。
现外貌基本保持完好。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麦家祠惨案旧址位于感城镇感城村西北角的麦家祠内。
麦家祠建于民国初年。
1945年9月3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当时，琼崖特委南区军事指挥部（专门负责日伪军受降和扩大武装力量）昌感县委派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政委张愚和和昌感联县副县长王廷俊带领新编的第八中队和地方民兵共103人，到感城外围活动，准备接受日军武器。
但张、王二人盲目运行，丧失警惕，把部队开进麦家祠驻扎。
日伪军拒绝向中国部队投降，伪军和日顽军这时乘机纠集300余人的兵力，突然对麦家祠发动围攻。
解放军与敌激战五、六个小时，由于日军的暗中配合，加上中方援兵增援不及，又错误地死守麦家祠不肯突围。
结果除4人外，王、张和其余97名战士壮烈牺牲，日伪顽军联合制造了“麦家祠惨案”。
旧址占地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为二进格局，由正房、厢房和走廊组成。
正房为面阔三间，进深13檩，硬山顶式砖瓦木结构。
外有围墙。
1983年，人民政府进行了维修。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海南烈士陵墓位于新街镇北黎村西面的北黎河岸高地上。
1950年4月22日，黄竹、美亭大决战后，敌军全线溃退南逃，解放军43军129师一个团行程六百多里，5月1日凌晨2时，向驻守小岭村敌军发起进攻，全歼守敌，这是解放海南的最后一战。
50年代，为纪念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规章建造的。
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陵墓由正门、墓道、方塔、墓地和纪念碑组成。
正门为拱形，高约6米，宽4.4米，两边翼展各8米，拱形横额中间书“解放海南烈士陵墓。
两边饰以花草图案，并延伸到翼展。
墓道长约100米，中央立一高约4.5米的三层砖砌方塔，顶部对角饰四个大鹏鸟。
墓地（陵墓），由水泥建造，略似方形，长13.5米，宽12.8米，高1.2米，中央立纪念碑，高4.5米，顶端饰五角星。
正面阴刻”。
为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陵墓外有高1米的围墙和墓门。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海南铁路博物馆海南铁路博物馆位于东方市八所镇滨海南路港湾大酒店旁，成立于2005年，由原海南铁路总公司（已被粤海铁路收购）办公用地改建。
詹天佑在修铁路时外国和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詹天佑 （1861～1919） 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
字眷诚。
生于广东南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作为首批留美官学生赴美，时年仅十一。
1878年（光绪四年）进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881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
先被派往福州船政局习驾驶，并于1884年参加了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广东博学馆教习。
1888年，应中国铁路公司之聘，任工程师，参与修建津沽铁路。
这是他投身铁路工程之始。
此后，又参与了关东铁路、萍醴铁路的修建，并主持修建了新易支线铁路。
1904年，清政府宣布将由国家筹款修建京张铁路。
经勘测，该线中隔高山峻岭，工程极为艰巨。
但路成后，其经济价值甚大。
在英、俄两国人极力争夺该线工程师位置的情况下，詹天佑最终受命出任总工程师，并组织了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建设该线。
1905年10月2日正式动工，计划四年完工。
在此期间，他集中集体智慧，尽量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施工难题。
在难度最大的关沟段，他采用了33‰的坡度，于青龙桥车站修筑了著名的“人”字形线路，开凿了长达一公里的八达岭隧道和其他三条隧道。
最终不仅又快又省地建成了这条世人瞩目的铁路，而且为以后的筑路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才。
1909年7月4日（宣统元年五月十七），京张铁路全线铺通（10月2日正式通车），全部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半月建成，节余工款银达三十五万六千余两。
京张路峻工后，詹天佑又先后担任了张绥铁路、川汉铁路总工程师，河南铁路公司顾问工程师，商办粤汉铁路粤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职，并于1909年被选为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同年，清廷授予他工科进士第一名。
辛亥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会办、汉粤川铁路会办。
1914年，被派为督办。
1917年，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
1919年4月24日，因病逝世。
著有《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 120名清朝幼童赴美留学的前前后后 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
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
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即是其中一位。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
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詹天佑的事迹为人熟知外，120名大清幼童赴美留学的故事，却风流云散、湮没无闻了。
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2月）一书，详细披露了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不平凡历程。
本报特从中摘选数节，以飨读者。
标题有改动。
———编者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
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
“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
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
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
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
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750两。
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790两。
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400两。
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
留学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约需库平银120万两。
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
（后文我们会看到，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留学计划的夭折。
） 惊涛三万二千里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
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
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
启程时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
”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幼童的适应性也强。
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
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
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
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
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
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
“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
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
“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
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
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
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诫他们说：“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
你们给我记住
”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
”———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 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
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
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
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
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
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
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
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
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
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文将述及）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
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
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
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
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
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
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
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我们的调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
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
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
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
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
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
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
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
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
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
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
……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
……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争光。
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
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
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
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
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
……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
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过程很有趣。
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字。
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
我立刻就写。
”转眼间，推切尔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
就好像他来向人借1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
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
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
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
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
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4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
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您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
可能您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
可是天呀
全成泡影。
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
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
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民都不如的笨伯。
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
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
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所住的“监狱”。
即使辞不达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
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
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
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
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
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
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9时起床，10时才接见宾客。
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
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 “妈
———”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
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
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
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
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
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
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
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
……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
”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袁世凯与“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
42岁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话，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
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
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
当年从美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张之洞的译电员，得到张之洞赏识，被升为“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
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
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曾在维新时期参加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
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
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
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执。
“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
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旧时的客栈，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
你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
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
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