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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天书吗?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传播之广,信徒之多,影响之大,都居三大宗教之首位。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是人类文化的宝藏,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圣经》成书以来不仅指导了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同时也不断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
《圣经》成为翻译最多的书,截止目前为止,《圣经》已被译成1800多种语文和方言,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的最广泛的书籍之一,流传千百年,影响亿万人。
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都曾经从《圣经》中寻找题材,赋予新的涵义创作出不朽的杰作。
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拉斐尔的<变貌>;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到达利的<约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从韩德尔的<弥赛亚>到海顿的<创世纪>;从门德尔松的<以利亚>到巴哈的<圣马太受难曲>;从但丁的<神曲>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从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德国的歌德到荷兰的伦勃朗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过精华.可见不了解《圣经》也就无法深入了解西方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宗教和美术。
因此对<圣经>及其价值的控讨意义十分重大。
《圣经》是“天书”，是神自己向人说话，全书历时一千多年，由40多位作者写出，却如出自一人之手，一气呵成，历经暴君摧残禁逼，却如星火燎原，又如枯枝发新芽，遍地开花结果，已被译成2000多种文字，使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他的金玉良言。
例如，他曾这样教导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11：28）“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天堂）去。
”（约翰福音14：6）“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6：34）“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5：44） 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罪人的拯救者，是心灵忧伤的安慰者，是阴间死亡的得胜者。
为了世人，他甘愿从创造者的身份降卑为人；为了世人，他舍去自已宝贵的生命，代替世人接受神的刑罚，全人类因着他的替死得免神的震怒和定罪。
他的血使人洁净，使人得胜，只有靠着他，才能与神和好；只有藉着他，人才能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得蒙喜悦，因为他是永生神的爱子，是人类的救赎主，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宰，顺服他就蒙祝福。
《圣经》上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忿怒。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
”（罗马书5：6——11） 如你愿意接受耶稣作救主，请现在就作这样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进入到我的生命中，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曾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类的罪，也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只有藉着他，才能到你那里去。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不认识造物的主，已经在罪中了），且无法自救。
我愿意今生跟随耶稣走光明的道路，求你因你儿子十字架上宝血的缘故，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和不义，收纳我作你的儿女，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使我满有智慧来明白真道，一生遵行你的旨意，好得你从天而来的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祝福。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是诚心所愿的意思）
关于藏书的一些问题，例如远方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名著百部哪个好
一、评论家的声音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文学的口味翻新几乎影响了所有作家的声望,但和却在经久不衰之列。
如果说奥斯丁是“最伟大的人性画师之一”,那夏洛蒂则有勇气以“比当时一般人具有的更大的忠诚去探索人”。
尽管两位作家在创作风格上大相径庭,然而在拨动读者心弦上却有着同样的魅力。
这不能不是英国文坛上怪事迭出时代里的又一奇事:因为没有比夏洛蒂更不推崇奥斯丁的了。
虽然夏洛蒂的朋友、评论家要她“必须学会承认奥斯丁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但她还是认为奥斯丁“对激情是完全陌生的,敏锐的观察、恰当的语言、灵巧的动作,这些适宜她仔细揣摩。
但暗中急剧猛烈的悸动、血液的沸腾、渺不可寻的目标和感觉得到的死亡之尽头—这些她置若阁闻。
”(1 8 5 0年4月的“书信”)尽管如此,她们的代表作和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读后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恐怕是夏洛蒂自己也难以想到的更为有趣的是,正是柯勒·贝尔的诞生,才使站在神完背后僻静角落里的奥斯丁再一次给推了出来。
的发表,犹如在英国文坛上爆开了一枚炸弹,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
萨克雷认为它无疑是当时的“最佳小说”,“值得仔细地阅读”。
人们惊叹那穷乡僻壤的牧师住宅里的小人儿,怎能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作品,刻划出如此有魅力的人物。
也就是这种兴奋,带出了早于她的另一个牧师的女儿—的作者奥斯丁。
当时她虽然得到了司各特等人的推崇,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夏洛蒂的轰动,使评论家发现了某种东西,于是相提并论。
如威廉来昂评论道:“夏洛蒂火热的激情,使《简爱》象一场大火一样引起很大的注意,它还在发着火光。
在文学中,与其说她是一颗恒星,不如说她是一个火把。
在她熄灭之后,世人们仍将阅读,也就好象是从梦境转到活生生的现评论家的声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两位作家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何联系为什么在阅读后,总有一种思此及彼的联想、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过去人们从艺术上探讨过,从社会学去分析过,也在里边挖掘了大量例证。
在这里,本文试图从作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追求上进行比较。
二、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在文本《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解读中,可以体验到一种内在的蕴籍,那就是对大自然的深情厚意。
在作家笔下,自然的永恒秩序是人的自由的源泉,人的切慧和自由就在于自然行事。
作家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讴歌主人公的田园生活,赞乡大自然的博大。
大自然赐给人的亲情与抚慰,并让人物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生命的归宿。
首先,《傲慢与偏见》透露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显示出的是相互依存关系。
作品描述大自然的宁静与温情,山泉小溪、、祥云瑞气、轻歌漫舞,轻快而又明媚。
主人公就在那幽静宜人的乡村庄园无拘无束地生活着。
他们似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心灵和整个生命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因此,在作品开篇就描写了人物生活的环境浪博思村,让游荡各地的贵族青年选中这里作为小栖之所,从而引发全书故事的展开。
男主人公达西领着一群贵族青年男女,带着城市疯狂的余温开始了尼日斐乡村花园生活。
他们一时成为当地的新闻焦点。
但他们是以傲慢的眼光、偏见的态度来看待乡村绅士与村姑,自认为文明而高视阔步。
出乎意料,别具风情的乡村少女使他们有了异样的情感:先是达西的朋友彬格莱欣赏上了迷人温柔的班纳特家的大小姐,紧接着是达西自己也感受到了女主人公美丽动人的眼睛、落落大方的举止和率真而又快乐的言谈。
他用那双阅尽伦敦都市的眼睛百般挑剔,却越来越发现了“同样使他呕气”的优点。
他轻视村妇们庸俗的同时,又在少女们的自然美面前有点不能自拔。
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他不得不带领朋友们火速逃回城市。
在都市的社交圈里,达西似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
他无聊地跑到姨母所在的乡村罗新斯寻求快乐,却又在那里遇上了在朋友家作客的。
这次他没有逃避。
很快,他的情感在的催化下骚动起来,他向射出了爱情之箭,激动告诉她:“我再也不要死撑活握下去了。
”谁知这时的女主人公中的是灰色之箭(偏见和受韦翰的蒙骗),断然拒绝了这位高傲而又自以为百发百中的求婚者,使他带着满腔愤慈,再次逃回城去。
在这里,作品又引出了另一对在城市感到疲累的人物。
伊丽莎白的舅父母,让他们带着伊丽莎白去游览。
由于彭伯里是英国最美的风景区之一,又是嘉丁纳夫人的故居,他们就去那里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享受大自然带给人的情趣。
这时的女主人公被自然陶冶得更加健康、美丽、热情与纯情,使回故乡仅半小时的达西更深深地受上了她。
他再也顾不了她的穷亲戚,也不怕作自己厌恶的浪荡子韦翰(他家仆人的儿子)的连襟。
他追随着女主人公又到了浪博思村庄,研究着如何才能使她爱上自己。
结果大自然为媒,在旷野散步中,他羞涩而又热烈地向女主人公倾述了自己火热的爱情。
作家把大自然的美灌注在人物生活的无限风情中,让人物获得自由的本性。
主人公们在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扬弃缺点、追求真善美的京西,从而找到幸福的归宿。
同样,在《简爱》里,也体现出这种回归自然的情感。
虽然这里的田园是另一种态势,另一种风情。
男主人公,由于婚姻的痛苦,漫游欧洲,出入于上流社会,寻求刺激,以期解脱心灵的空虚。
但是都市的喧哗与骚动却肢解了他本就,使他的人性也倒立起来。
在霓虹灯下,他感到烦燥不安,无所归依。
灰心丧气的他,带着一种厌烦、寂寞甚至绝望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乡村庄园。
命运没有向他昭示什么,可在他的家庭教师简爱身上,“他看到了上流社会所没有的可贵性格和品质,闻到了农村田野上花朵所特有的清香,从而令他心向神往”。
于是他得以平静下来,慢慢嚼平自己,合灵的伤口,在耕耘劳作中变得温驯起来。
尽管他仍然伴随着一个恐怖的幽灵(疯妻),常常经历一个个凄厉之夜,可在第二天黎明,他又能呼吸花园里的新鲜空气,感受四面八方野香来。
即使在一切希望趋于破灭后,他仍在荒林深山里呼唤他的上帝。
大自然果然以它神秘莫测的力量接纳了他,如旷野呼喊的回声。
相反,《简爱》中另一群人则是在城市生活中毁灭的。
如里德少爷成为赌鬼、恶少,最终自杀;乔奇安娜小姐的美丽也在上流社会的舞厅中葬送。
《简爱》对田园生活的描绘,不是《傲慢与偏见》那种柔和与宁静,而是激流漩涡、崇山峻岭、电闪雷鸣、神秘莫测、风云变幻,如狂风吹打的桑非尔德的旷野风景线、荒僻冷清的泽庄及沼屋。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自然环境,使人物有了一种奇妙的宁静与依托,获得神奇力量与充实。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体现出的这种对田园生活的依恋与寄托,显示了自然给人物一种超功利的满足感与自由感。
它使人物从中感受到自己生活中积极的、健康的东西,感受到和谐与自由。
作品这种以自然为归宿的审美追求,反映出一种重自然而反对人工雕琢、重素朴而反对浮艳、主性情而反对礼法,主天真而反对矫情的审美心态,是一种返朴归真、明心见性、物我同化的审美价值追求。
主人公都是在大自然中感受到整个生命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他们狭隘和偏执的心灵一旦同大自然相结合,就会显得广裹而又深邃,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然的生命力,心灵也不由自主地平静起来。
即使是灰檬檬的天空、神秘的夜幕、空旷荒凉的山庄,人物都感到了生命的自然拨动。
所以司各特评价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部深刻理解人类心灵的小说”。
三、崇高的人格美的追求两部作品不仅在追求自然田园生活方面是一致的,在作品塑造的人物上,也体现出更为相同的人格美的追求。
达西和伊丽莎白、简爱和罗切斯特这两对男女主人公,他们在作家笔下共同表现为返朴归真、真挚热情、明心见性的本质特征和一种清纯的人格美、精神美。
当然,作家并没有简单化地把人物写成“圆的”或“扁的”,而是放在现存关系的各种冲突中,让他们感受社会的制约、环境的窒息,“每个人都自觉地充当邻居的密探”(奥斯丁日记),而使人物套在链条的交结点上。
因为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作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构成了人物性格乃至人格展现的场景。
这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简爱的人格精神上。
《傲慢与偏见》着力表现了伊丽莎白的性格美。
她的个性特征是聪明、活泼、机智幽默、自尊自爱、落落大方、真诚博爱、朝气勃勃,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她是作家自认为“出现在文学中最可爱的人物”(日记)。
伊丽莎白又是处在尴尬环境中的:她的美貌不足以打动男主人公的心,地位和财产也不能使她体面结婚,而其家庭又麻烦不断,母亲可笑而庸俗,妹妹或浮躁或书呆子,父亲的财产又要被远房亲戚继承。
对她来说,结婚是最好的归宿。
所以她那有“经验”的母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嫁女儿。
伊丽灰白的人格美就突出表现为不委曲求全、追求真正感情,拒绝不合适的婚姻上。
作为牧师的柯林斯,为了弥补班纳特家财产被他继承的损失,就向班纳特家的二小姐求婚。
这意外之喜乐得班纳特太太头痛病也消失了。
可伊丽莎白除了拒绝之外别无办法,她的理由很简单:“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也不能使你幸福。
”第二次拒婚更是人格的闪光:求婚者无论地位、名望、长相都是上上之选,性格又没有特别可笑之外,尤其是“财产多得可以出入于宫庭”。
如果攀上这门亲,那就荣光无比,既可带动姐妹的婚姻,又可收到实惠。
所以当男主人公达西鼓足勇气向她求婚时,心中早就以为女主人公会感恩戴德。
谁知伊丽莎白在惊奇之余,“不曾有片刻的犹豫,断然拒绝,并说了一番让大家都吃惊的话:“你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打动我的心,叫我接受你的求婚。
象你这样的男人,哪怕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嫁给你。
”其原因是达西的傲慢使她反感,加之受了韦翰的骗,认为他缺乏同情心,无端毁人前途。
她所具有的这种人格的尊严,使她既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又不因将被扫地出门而屈服。
她寻求的是一种能使彼此理解而幸福的婚姻。
所以,当达西克服了偏见与傲慢后,她与他真正地相互欣赏了。
她又不顾各种压力去拥有爱情的春天。
比起她来,简爱更带传奇色彩。
她的人格是特殊的生活际遇所整合成的一种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的聚合,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自尊性。
作为一个孤儿,她从小寄人篱下,受尽舅母与表兄妹的虐待与欺凌,后又被送进孤儿院过了八年的炼狱生活。
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她被摧残的肉体和精神,没有倒下去。
在她的生命意识里,是自强、自尊、自爱,即使没有生活希望,也不放弃对生活的进取与追求。
她靠登广告的大胆方式,去寻求自立的生活出路,独自闯进陌生的世界。
在桑菲尔德府里作了一名家庭教师,一名矜持、孤高的仆人。
她有才学,有头脑,其“灵魂象团火”外表又极其镇静。
她儿时不可爱,不美丽,长大了也没有“美的线条”,瘦小得象个孩子。
她凭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使主人罗切斯特另眼相看。
她那火一样的激情、丰富的内心世界、坚韧的精神、顽强的生命意识,使她的形象凸现在所有人之上。
但她又是那么脆弱、纤细。
如果在别人“奉献的幸福之杯中,只要察觉到有一点耻辱的渣滓,她就会象香气一样从紧握的手中逃走”。
她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与自由。
在与罗切斯特的接触中,她感到一种精神满足,感到“从没有两颗心象那么坦白过,趣味象那么相近过,感情那么相合过,脸也那么相亲过”。
所以她从心底里爱上了自己的主人,她没有矫情造作,而是大胆地向主人表示出爱情—“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没有感情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的一样,要是上帝赐给我一点美和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象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当罗切斯特的秘密揭开后,她的痛苦是那样深沉。
她感到更爱罗切斯特,但又绝不“出卖灵魂”。
为了人格的尊严,她又独自闯人渺茫的大千世界。
在面对财产时,她没有扭曲;面对新的求婚者时也没有丝毫情感背叛;最后在挣得自由后,毅然回到了又穷又残已显苍老的爱人身边,全身心地充当他的“另一半”,与罗切斯特结成了一对穿越了世俗的藩篱、跨过了信任的门槛的伴侣。
简爱凭着自己的人格美和精神吸引力,把那些高贵的小姐赶出了竞技场,大胆地抓住幸福之绳,实现自己与主人在上帝面前平起平坐的生命的价值。
四、喜剧性的结果:似曾相识燕归来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爱上伊丽莎白和简爱,她们的人性美铸就的人格美把我们带人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她们使我们感到“一种可爱的东西,一种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
她们是当时英国与众不同的新形象。
在那时,没有比妇女地位更低的了。
妇女们除了结婚就只有当老处女或寄人篱下。
尽管有象雪莱夫人等呼吁,妇女们仍然“没有希望,没有目的”。
聪明才智对他们不是好品质,在那种窒息中妇女们灵魂丧失了。
所以,一般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妇女成了“五成玩偶、五成天使”的怪物,是“石头所铸成的石家里的死人”。
针对这种可悲的局面,《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的女主人公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她们并不“多才多艺”,也不特别美丽,更无财产地位作后盾,但她们有着崇高的人格美,把贵族小姐炫耀的虚荣浮华踩在脚下,成为现存社会关系的叛逆形象。
正是在这种人格美的追求上,两部作品的人物体现出一种相似性。
同时,两部作品还体现出一脉相承性,在人物性格上甚至互为补充。
伊丽莎白如早年的简爱,有慈爱的双亲,生活舒适,显得乐观、活泼、开朗、大方;简爱则如这类小姐走向贫穷的写照,如果伊丽莎白父亲一死,她也只有寄人篱下,或者去当家庭教师,如《爱玛》中的吉恩小姐。
这就使作品在相同的美学追求中,又有了使读者感到似曾相识的东西。
这一点,也反映在《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男主人公身上。
达西和罗切斯特都是富有的庄园主,享受着贵族的尊荣,有着傲慢的步伐,但他们没有一般贵族的残暴,而具有良好的志向、更高的原则、更纯洁的趣味。
如达西喜欢读书,有教养,有高雅的审美情趣,能珍惜美好的情感。
与他相比,罗切斯特历经沧桑,在灵魂的净化中感受与简爱之间那种潜意识的自我满足的需要,不再以貌、以地位或金钱作为婚姻的尺度,而是寻求生命的相依与归属。
可见,两位男主人公都经历了一条寻求-一一矛盾-—反省—一选择之路。
达西似乎代表了少年的罗切斯特,由于没有贵族社会强加给他的压力,他又是唯一的财产继承者,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罗切斯特却不得不在成年后接受父兄安排的生活,把自己出卖给金钱,使他一方面感受丑恶,一方面又寻求解脱,在经历了一番心灵的天路历程后变得更为成熟。
用一个比喻来说,达西好象十八岁的少女,置身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中没有不如意的事,故表现出无所畏惧的热情,洋溢着自由与欢乐,表现在求婚上就是那样的冲动和唐突;而罗切斯特则象一个饱尝了人生酸痛的中年妇人,有人生阅历,显得深沉睿智,表现在求婚上则是审慎。
在两人身上体现出由少壮而中年的热情—执着—成熟。
男主人公性格的发展逻辑、追求真正爱情婚姻的行为,也充实了作品追求人格美、精神美的内涵,使作品更具相似性。
诚然,两部作品各具特色。
简爱不可能出现在《傲慢与偏见》里,奥斯丁则只能给伊丽莎白画像,也只有象她那样“具有最微妙感觉的作家”,才能“用点铁成金的妙笔,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人和事”(司各特日记),赋予伊丽莎白特殊的人格魅力;同样也只有象夏洛蒂那样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作家,才会给予奇特境遇中简爱燃烧的灵魂,一种崇高的生命美、人性美、人格美。
所以,评论家将两部作品相提并论,所以,读者感到似曾相识的亲切。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共同具有的这种真实性、情感性、新颖性和蕴籍性,使它们各具魅力。
它们将如刘易斯所断言的那样,“流芳百世并与众神并列”。
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 周小仪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文学的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从来不是纯粹的、中性 的学术研究,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 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一、求新声于异邦:中国早期对英国文学的评论与介绍 对英国文学的汉译与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与中国人合作将班扬的《天路 历程》译成中文,并“屡次刷印,各处分送”.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译介还是在19、20世纪之交.林纾曾译出156种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 就有93种之多.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清朝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包括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等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变革 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国文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英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 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引进的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深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英国浪 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相当浓厚,对这两类作品翻译也很多.五四时期几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有大量的关于 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刊出“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 百年祭”专号.在唯美主义方面,佩特和王尔德的作品都有翻译与评论.虽然对这些英国作家的译介还没有学院化,而且这些评论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使中国作家、评论家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或者说这些英国作品中的什么因素 如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这两类作品“一类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 诗篇;一类是富于艺术性的所谓纯文艺作品,如王尔德等人的戏剧”.因此,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 实际上,这些“反抗精神”较强的作品都是主张自我解放、个人主义至上的作品.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对 自我的表达与其他活动比较,是相当具有个人主义以及英雄式气概的”,并把五四文学中个人主义高涨的情感成分定义为“浪漫”.而唯美主义关于艺术至上的观点 与儒家文艺观也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以载道、教化(改造社会)以及知人论世(认识功能).文艺的审美性只有在社会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因此,在中国作家看来,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所谓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如《莎乐美》,表现为一种对艺术形式和审美的追求.艺术独立性 观念本身体现了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义、个性的强调发展了一种新的自我观念.这是一种发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实现”自己.李欧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指出,这种“自我实现”,是要“建立并提升一个全新的人格”.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 的“新人”;而艺术、文学形式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说浪漫主义代表了这种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精神,唯美主义和艺术创作则是这种精神的 具体操作,是在话语和艺术形式中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现代期刊、舞台剧院以及出版机构、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公众空间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英国文学以及当时引 进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为这一批“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除了大城市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外,中国社会的组成毕竟是多样的.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然在文学领域成为热点之一.这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评价等各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茅盾 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论自始至终都是持否定态度.茅盾写过大量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汉译西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 讲话》两本集子中,其中有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司各特、拜伦、萨克雷、狄更斯和王尔德等人作品的文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明显看 出,茅盾的主要兴趣是具有写实因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茅盾认为拜伦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应该否定的一面的话,那么在评论王尔德的《莎乐 美》时,他的批判性就锋芒毕露了.他认为“唯美主义是上流贵族者和放债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阶层的文艺样式”. 虽然茅盾对唯美主义的批评显得偏激,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无疑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阶级观点为基础划分外国文学 作品的类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学院化以及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精华与糟粕:英国文学研究中批判传统的建立 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对待西方文化要像肠胃消化食物一样,“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942年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在1949年之后,“批判地继承”西 方文化的观点成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则是指导国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对英国文学 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性”、“阶级性”诸概念取代艺术独立性概念. 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英国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文学评论家的立场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 场在具体的操作中规定了研究者的视角,因此区分各种作品的类别成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阶级划分是评价作品重要根据.英国文 学根据作者和内容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而在每一类的作品中,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进 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区分开来.吴元迈在200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中谈到,在国内 1958年发表的关于《简爱》、《呼啸山庄》、《苔丝》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作品主人公进行阶级定性成为重要的内容(第6页).在这样一种分析模式中,苔丝和希思克列夫因为属于劳动者或无产阶级得到充分的价值肯定. 今天看来,阶级分类的方法与西方正统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相距甚远.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反映论.但是作为从艺术独立性 概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超越了单纯无保留的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赞美,开始试图表达研究者自己的立 场和见解,并着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评模式,为批判地研究和介绍英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框架.此外,在《讲话》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形式的 重要性,而是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中看待艺术性的作用与意义.把这一原则称作“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出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书单完全不同的 一批“经典”作品.首先,英国宪章派的诗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鲜为人知的罗伯特．特莱斯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评家的极大关注.杨仁敬在 2001年10月19—20日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召开的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到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来源,即 当时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影响.此书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英国文学 史的看法.虽然这类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极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与经典作品并列的地位.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被划分为“积极浪漫主 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类.前者包括拜伦、雪莱等“革命”诗人,后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反对法国革命的诗人.从“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术 语本身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对两者的褒贬.第三,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残酷、黑暗以及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获得的评价较高,被 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但同时,批评家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并视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评判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萧伯纳 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最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T.S.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则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英国 文学中的反动派.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当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庞德、康拉德、吉普林则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 再提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批判的视角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外国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 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等著作中,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介绍与评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而20世纪80年代英国 文学研究的转变首先是这一思维定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学界抛弃了阶级性概念,构建了审美性概念.这一纯文学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20—30 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更学院化,更具学术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对文学形式的忽略是它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完全摒弃这一模式的时候却同样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 义,那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曾一度摆脱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 认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现代性由欧洲内部产生,扩展至世界其他落后地区.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其次,如果承认这 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那么,作为边缘地区的传统国家,中国只有并入这一世界体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与西方认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早期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只停留在利维斯书单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发挥.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缺乏与西方 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缺少原创性.如果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殖民化倾向,也许并不过分.因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 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无论具有多么浓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触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模式应该视之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文化运动.虽然这一模式所采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明他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但是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由启蒙主义的角度转换为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层人民的立场与观点.虽然这一运动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但它为中 国批评主体的建立留下了创造的空间.当然有关中国式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争议,但是把西方经典吸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框架之中,这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而这种改造、选择、评判,使中国学术体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趣味、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种原创性. 三、审美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登场.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 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发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让人厌倦,消费文化受到追捧. 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观念,如为政治服务、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被人们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审美感性也因 之得到全面解放.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在中国湮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话题被当做是最时髦的观点提出,审美批评成为众望所归的研究模式.美学一时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 这时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不限于对古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当时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介绍.在英国文学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对叶 芝、艾略特、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评论和研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已有介绍,到80年 代,这类作品有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涉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论 著就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981),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文集》上下册(1984),袁可嘉的《现代派论、现代诗论》 (1985),以及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等.这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还涉及各个现代流派和文学思潮,包括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意象 派、荒诞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这些著作中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评价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经完全不同,理解、赞扬的成分居多.到20世纪90年代, 系统的20世纪英国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展示了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英国文学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理论、方法论、研究方式与同时期西方学院中的研究也 不断接近.这可以从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见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却远不如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学者大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选择、趣味和观点.在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观点正在漫延,具体说就是理论上重视审美 艺术性,方法上重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从诸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向20世纪20—30年代那个阶段的复归. 当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这一时期的学者拥有了20世纪20—30年代批评家不曾有过的理论工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不论自觉与不自觉,很大 程度上都带有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实践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派一举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1984),此书关于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使文本批评成为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关于 文学作品结构分层理论为审美与文本细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改变了《讲话》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社会批评让位于文本和审美批评.在这 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重视形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了.像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已经成为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中的 形式因素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批评家对西方学术权威的广泛认同.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印象式的批 评和粗略的介绍,而是有大量学术引证的正规论文.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评家自己的观点或加以详细讨论.虽然这种研究已经十分规范化,但是其批判 性较之上一时期却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引证的批评资料,赞扬之声远远高于批评之声.其次,这时的形式主义者、审美批评家大多数是现代性、现代化和 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拥戴者.他们思想上追随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文艺观上高扬作家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上提倡情感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 践中热衷于审美结构分析. 显然,审美批评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并非纯粹中性的学术研究.这里面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国文学,对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同和引证,对 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审美分析,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这一理想主义把审美当做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动,把某些学术的准则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人道 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从来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从18世纪美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扩展自己生存空间 的有力手段.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什么无视审美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反而对 它趋之若鹜呢?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仍是对现代性认同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认可不仅是承认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价值,还需要承认现代性由西方内部产生这样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 点,承认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西方\\\/东方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这必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产生问题或危机.而将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普世化则是克服这一身份 危机的方式.把审美、形式结构作为普世原则,掩盖了它的历史.使这些原则中性化、世界化,则是通向一种文化理想的途径.因此,在审美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中, 人们无法看出现代性这一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所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审美分析正是抹杀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有效方式.对于审美与艺术性的追求 实际上克服了边缘化国家成员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审美普世化也就象征性地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西方所产生的身份危机. 四、非殖民化:当前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批评、文本分析、人文价值、启蒙主义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想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这种殖民化倾向已经不再表现于作品 内容之中.20世纪50—60年代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从内容评判一部作品的价 值无法回应审美批评的挑战.但是如果把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诉求本身看做是某种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或无意识,看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真实生存状态的掩饰,那么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普世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译介评论外国文学中存在着殖民化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锐地批评 了对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这种对“强大文明”积极认同的研究格 局中,“外国文学研究在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 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 易丹的文章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提出的问题尖锐重大,而文章本身限于篇幅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表述和历史论证相对而言显得薄弱,因此当时肯定者少, 批评者多.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对易丹的观点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如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的 《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的《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 隔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化问题日渐突出,以及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易丹当年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问题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王 腊宝在《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与易丹类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反映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 同.具体地说就是英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高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在现行的中国大学体制里,英美文学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 重要的学科.把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英美文学,忽略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 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 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认同”.的确,倡导文学性、审美性和文本结构并非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研究对象的筛选意味着一定的意 识形态立场.把文学中某些因素当做普遍有效的法则,其结果往往是按照某种强势文化的标准审视文学现象,认可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争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 式.对文学研究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改变.新的英国文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社会文本,更加注重文 学的文化性质,更加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当然,对研究者立场的自觉并不是对过去阶级立场的简单重复.阶级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内 涵.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阶级观念向民族观念的转换,这里不能详细论述.伊格尔顿《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一书提供了具体研究范例.伊格尔顿对爱 尔兰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文学关系而非文学实体的研究和探讨,显示了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英国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批判模式,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所创新的前提条件.
3到5分钟爱国主义演讲稿，急急急，明天早上就要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代表我们xx班这个团结奋进的班集体讲话。
我演讲的题目是——爱国是一种强大的责任。
抬头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映入眼帘的是一抹深沉的血色。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是一个怀念故人，激励来者的节日。
当我们在缅怀自己的亲人时，你有没有想到用鲜血染红国旗的共同亲人
我们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同学们对革命前辈的认识不会比我少。
当时，危亡的中国因为有了这群甘洒热血者，以身许国的先烈们，才能够重新复活。
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国，哪来的家。
他们带着梦想，带着责任，带着浩然正气奔赴战场。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就生在那个年代，你是否有勇气担当起这份责任
你是否也会像我们的前辈们那样视死如归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做的，是否对得起头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你现在所做的，是否对得起含笑九泉的革命英灵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中国人的血脉里流淌着无数热血男儿顽强不屈的灵魂。
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
我们的先辈用血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中华魂，换得华夏河山的阳光灿烂。
是先辈的团结奋斗，是先辈的浴血奋战，才换来了今天的一切。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祖国的无声召唤，这是祖国的殷切期盼
召唤着我们不断前进
期盼着我们再创辉煌
爱国需要传承。
爱国是一个过程，如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爱国需要斗志，如高尔基所说——我们是那高傲的海燕，渴望暴风雨的到来
今天的我们，无需面对国土的沦丧，无需承受战火的硝烟，但是我们可能要阻挡不期而来的洪水，猝不及防的地震。
我们要发展，我们要富强。
不容置疑，我们肩负着更沉重的责任，我们任重而道远
一生爱国路，无悔又无求
我们需要时刻铭记——爱国是你我的责任
谢谢大家! xx班 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