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阅读和传统纸质阅读各自的好处和坏处
网上阅读 ：方便快捷，量大，信息范括广生动形象坏处：需要借助硬件设网络阅读环境可能会出现管理不严而出现低俗的内容，影响读者身心健康传统纸质阅读 好处:随时随地想看就看，保留了人们最初的阅读习惯，利于眼睛的保护坏处：携带不便，成本较高，需要大量的树木资源
如何撰写慕课下大学英语方面的教学论文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语简称，“M”代表Massive（大规模），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学生不同，一门课程动辄上万人，多则十几万人；第二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以兴趣为导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不分国籍，只需一个邮箱，就可注册参与；第三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学习在网上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
学生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随时与教授和其他学习者实现在线交流，并且依据平台提供的数据支持为自己定制个性化的学习内容，视频课程被切割成10分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学习的过程就像体验游戏的通关设置，在学习之后还可以通过评估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
在通过考核之后，学生还可以拿到不同层次的证书。
慕课浪潮来袭，我国高校也纷纷加入国际MOOCs阵营，开始建设我国MOOCs课程。
其迅速发展给传统大学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新机遇。
MOOCs课程模式会对目前的大学外语教学有哪些贡献
将给后者带来哪些创新与变革
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如何乘着MOOCs的浪潮前进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本期热点聚焦邀请国内慕课研究前沿的几位学界同仁从这几个方面来分享他们的思考与探索。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等一直饱受质疑。
随着MOOC浪潮席卷全球，大学英语教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MOOC的最大优势是使名校名师的名课程全球免费共享，学习者可自定步调学习课程内容；学有余力的在校学生可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自主学习，完成限时作业（含同伴互评和测试），参与全球网络社区讨论课程内容，交流自己的学习体验。
在通用大学英语越来越难以受到学生重视的今天，我们可根据MOOC课程需要，适当调整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根据学习者MOOC学习情况，适当调整课堂教学内容，激励学生学好大学英语。
通过国际MOOC的学习，我国学习者不但可以检验、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时还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人文素养。
当前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语言学习需求，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我们应该依据MOOC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
分别针对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一般尤其是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设置不同的MOOC类课程体系，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具体来讲，MOOC给我们的启示是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可以由专业教师和外语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队，教学团队负责开发课程，实施教学和在线答疑。
教学团队之间优势互补。
无论是国家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还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均可创建自己的“微MOOC”课程，重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每个人对学习方式的喜好不同，MOOC并不一定会适合每一个学生；另外。
由于政策、技术、学籍、学分管理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我们还要审慎、科学地研究和利用MOOC。
参考文献：马武林、胡加圣，MOOCs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的冲击与重构，外语电化教学，2014，（2）：48-54。
MOOCs课程模式的贡献1．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公平和民主 目前，不管世界教育还是中国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其不平等和不均衡，有了MOOCs带来的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教育思想，人类知识生产力、知识传播力及人类智力都得到了解放，校园的围墙被推倒，贫富的藩篱被拆除，时空的界限被消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免费或廉价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真正实现了人学机会的均等以及师生关系、教育活动、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民主。
2．重构了高等教育基于技术的结构性生态架构 经过两年的发展，MOOCs完善、优越的生态环境初步显现。
MOOCs已经形成了由“社会环境”(教育引领与社会参与)、“技术环境”(学习支持与技术支持)以及“教学环境”(学习模式与教学研究)等三套马车协同驱动的结构性生态架构(王萍，2013;18)。
3．从“push”到“pull”的学习模式的演变 MOOCs具有自主性强、可重复和强调学习体验与互动等基本特点，强调一个“学”字，反映的是以“学”（pull）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这些都从根本上冲击了现行课堂以“授”（push）(邹景平b,2013：54)为主的教学模式及教师对教学活动的绝对话语权。
在“pull”学习模式引发下，基于自主性强、可重复的特性，学习者可以自主安排学习活动，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通过有计划或重复的视频观看、指导性的自觉阅读、针对性的系统练习和个体参与互动带来的思考，完成课程的学习过程(王萍，2013)，有效地避免了现行课堂模式的满堂灌;同样，体验和互动的教学取向强调的也是学生的学习。
4．社会化学习环境的形成和交互的常态化 基于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美国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1975)把社会因素引进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交互决定论”，即强调在社会学习过程中人的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
Gorge Siemens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强调MOOCs所必备的社会属性，即有效的学习需进入并借助特定圈子，通过与小伙伴们交流探讨，分享并获取知识。
MOOCs的聚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圈子”的角色，它汇拢一批有共同兴趣的学习者，共同开展系统化的学习。
学习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学习环境中因为有了学伴而不再寂寞和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课程的完成提供了黏性。
更有意义的是，社会化学习环境还是学习交互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5．妙招不断的教学设计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MOOCs的教学设计可以说是创新不断，西方一些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常常会巧思不断，且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MOOCs课程设计原理是将授课内容与交互分开，使内容顺从碎片化的学习要求，交互则由社会化学习环境来完成。
具体设计步骤一般包括内容设计、互动设计和作业设计三个主要环节。
教学内容一般不多，视频按知识点切割，通常不超过10分钟，每周累计不超过一个小时，且拍摄、制作精良，教师大都善于取舍，只教“need to know ，而非nice to know”的内容；互动设计无时无处不在，课前、课中、课后、视频、社区讨论和作业均有互动环节;作业构思则强调“做中学”及完成后的“成就感”和“自信感”。
6．大数据突破了个性化教学的难题 大规模、长期地测量、记录、存储、统计、分析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海量数据就是大数据(big data)。
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综合技术背景下的MOOCs，可以利用平台上产生的海量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学习者个体真实的学习规律和学习行为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教育不再是一个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而是数据支撑的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监控、跟踪、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轨迹，即他们在哪个阶段遇到困难以及花费时间较长、重复访问的页面、偏爱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效果最佳的时间段等，并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为每个学生行为建模，判断他们在未来学习上的能力及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导学和建议，从而突破个性化、差异化教学的难题，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一古老的教学理念。
参考文献：陈冰冰，MOOCs课程模式：贡献和困境，外语电化教学，2014，（2）：38-43。
新教育范式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MOOCs环境下的“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形式，对英语教师是挑战，也应该是机遇。
要想跟上时代步伐，英语教师就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提高外语教育技术素养，提升新范式下进行外语教学、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的能力。
1. 翻转”自我，改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权威的知识源，网络已经成了学生们的知识外存空间。
2.“翻转”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导学者、助学者、促学者、评学者，将传统的指令性教学变成建设性的学习服务。
一是导学者角色。
翻转课堂是一个构建深度知识的课堂，学生便是这个课堂的主角。
翻转课堂突出面对面的学习与线上学习的结合。
翻转课堂要求学生课前先在网上学习教师授课的内容，而课堂则用于提问、进行互动讨论。
教师应该对教学活动进行重新设计，通过让学生完成真实的任务来建构知识。
因为授课时间的减少，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学生的互动，或解答提问，或参与讨论，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实现个别化指导。
二是助学者角色。
翻转课堂意味着教师要将课堂时间充分用来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当学生需要指导的时候，教师便会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翻转课堂形成的教学模式“学生自主学习一发现问题一教师引导解决问题”要求教师要成为适时帮助解决问题的助学者。
三是促学者角色。
学习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时间是所有学习活动最基本的要素。
充足的时间与高效率的学习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
翻转课堂通过将“预习时间”最大化来完成对教与学时间的延长，其关键之处在于教师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课堂中的时间，来完成“课堂时间”的高效化。
此外，教师角色转变的直接结果是促进学生角色的转变。
在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学习环境中，学生需要根据学习内容反复地与同学、教师进行交互，以扩展和创造深度的知识。
四是评学者角色。
在完成一个单元的学习后，教师要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给予及时的反馈，使学生清楚自己的学习情况。
及时的评测还便于教师对课堂活动的设计做出及时调整，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教师在进行基于绩效的评价时，课堂中的交互性就会变得更加有效。
根据教师的评价反馈，学生将更加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学习。
参考文献：程云艳，直面挑战 翻转自我——新教育范式下大学外语教师的挑战与机遇，2014，（2）：44-47。
依托MOOCs理念，重构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MOOCs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MOOCs是信息化教育的新成就，是教育信息化的集中体现。
MOOCs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借鉴MOOC教学设计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对调整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学英语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能轻易进行变革，但可以根据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逐步实现“国际MOOCs校本化”、“大学英语MOOCs化”，大学英语“选修化”，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马武林&张晓鹏2014:57 -5 9)重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原则1)需求导向 各个高校重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时必须注意重构后的课程体系是否能够同时满足国家战略、社会和学生的多重需求。
每个高校的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各不相同。
建设什么样的课程，高校需要根据自己的特定情况决定。
2)因校制宜 高校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办学特色、学校资源(硬件、软件、师资和学生素质)等因素结合MOOCs新理念，结合办学定位，综合分析大学英语课程在本校人才培养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3)量力而行 尽管MOOCs风靡全球，但是并不是任何一所高校都能够做的，MOOCs一定是名校、名师的名课程，否则无法成为MOOCs。
许多高校由于投资不到位，尽管把MOOCs建起来了，但只是“伪MOOCs，没有学生去访问，没有形成规模，该MOOCs会逐渐变为网络上的垃圾，不能为了跟风、为建而建。
重构大学英语课程1）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国家和省(市)重点建设大学(如“985 ,211工程”)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精英人才的重任，由于学生入校时英语基本功较好，学生对通用英语(General English )需求不高。
结合国家、社会和学生三方需求，充分考虑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建议这些高校给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32-64学时的学术英语(必修)和32-64学时《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选修)。
学术英语由听、说、读、写、译五大板块组成，为培养世界一流复合型人才做铺垫，也为学生更好地学习国际MOOCs课程、双语课程、全英语课程奠定基础。
考虑到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依托中国高校联盟，如“C9联盟”，整合师资，联合开设学术英语专项技能课，即《学术英语听力》、《学术英语口语》、《学术英语阅读》、《学术英语写作》和《学术英语翻译》以及不同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供学生选修，如《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澳大利亚文化》等国家文化的MOOCs课程。
学习者也可以选择世界其他国家著名高校开设的相关学术英语MOOCs（如英国雷丁大学的《A Beginners’ Guide to Writing in 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y》和美国华盛顿大学《Introduction to Public Speaking》等）和跨文化交际MOOCs（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学习者根据个人需要选修学术英语MOOCs课程和跨文化交际 MOOCs。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科研 > 文献选摘 > 详细内容慕课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反思与创新作者:张Andy 发布时间：2014-8-10 阅读次数：6322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导言：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语简称，“M”代表Massive（大规模），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学生不同，一门课程动辄上万人，多则十几万人；第二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以兴趣为导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不分国籍，只需一个邮箱，就可注册参与；第三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学习在网上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
学生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随时与教授和其他学习者实现在线交流，并且依据平台提供的数据支持为自己定制个性化的学习内容，视频课程被切割成10分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学习的过程就像体验游戏的通关设置，在学习之后还可以通过评估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
在通过考核之后，学生还可以拿到不同层次的证书。
慕课浪潮来袭，我国高校也纷纷加入国际MOOCs阵营，开始建设我国MOOCs课程。
其迅速发展给传统大学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新机遇。
MOOCs课程模式会对目前的大学外语教学有哪些贡献
将给后者带来哪些创新与变革
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如何乘着MOOCs的浪潮前进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本期热点聚焦邀请国内慕课研究前沿的几位学界同仁从这几个方面来分享他们的思考与探索。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等一直饱受质疑。
随着MOOC浪潮席卷全球，大学英语教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MOOC的最大优势是使名校名师的名课程全球免费共享，学习者可自定步调学习课程内容；学有余力的在校学生可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自主学习，完成限时作业（含同伴互评和测试），参与全球网络社区讨论课程内容，交流自己的学习体验。
在通用大学英语越来越难以受到学生重视的今天，我们可根据MOOC课程需要，适当调整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根据学习者MOOC学习情况，适当调整课堂教学内容，激励学生学好大学英语。
通过国际MOOC的学习，我国学习者不但可以检验、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同时还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人文素养。
当前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语言学习需求，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我们应该依据MOOC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
分别针对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一般尤其是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设置不同的MOOC类课程体系，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具体来讲，MOOC给我们的启示是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可以由专业教师和外语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队，教学团队负责开发课程，实施教学和在线答疑。
教学团队之间优势互补。
无论是国家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还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均可创建自己的“微MOOC”课程，重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每个人对学习方式的喜好不同，MOOC并不一定会适合每一个学生；另外。
由于政策、技术、学籍、学分管理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我们还要审慎、科学地研究和利用MOOC。
参考文献：马武林、胡加圣，MOOCs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的冲击与重构，外语电化教学，2014，（2）：48-54。
MOOCs课程模式的贡献1．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公平和民主 目前，不管世界教育还是中国教育、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其不平等和不均衡，有了MOOCs带来的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教育思想，人类知识生产力、知识传播力及人类智力都得到了解放，校园的围墙被推倒，贫富的藩篱被拆除，时空的界限被消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免费或廉价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真正实现了人学机会的均等以及师生关系、教育活动、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民主。
2．重构了高等教育基于技术的结构性生态架构 经过两年的发展，MOOCs完善、优越的生态环境初步显现。
MOOCs已经形成了由“社会环境”(教育引领与社会参与)、“技术环境”(学习支持与技术支持)以及“教学环境”(学习模式与教学研究)等三套马车协同驱动的结构性生态架构(王萍，2013;18)。
3．从“push”到“pull”的学习模式的演变 MOOCs具有自主性强、可重复和强调学习体验与互动等基本特点，强调一个“学”字，反映的是以“学”（pull）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这些都从根本上冲击了现行课堂以“授”（push）(邹景平b,2013：54)为主的教学模式及教师对教学活动的绝对话语权。
在“pull”学习模式引发下，基于自主性强、可重复的特性，学习者可以自主安排学习活动，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通过有计划或重复的视频观看、指导性的自觉阅读、针对性的系统练习和个体参与互动带来的思考，完成课程的学习过程(王萍，2013)，有效地避免了现行课堂模式的满堂灌;同样，体验和互动的教学取向强调的也是学生的学习。
4．社会化学习环境的形成和交互的常态化 基于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美国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1975)把社会因素引进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交互决定论”，即强调在社会学习过程中人的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
Gorge Siemens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强调MOOCs所必备的社会属性，即有效的学习需进入并借助特定圈子，通过与小伙伴们交流探讨，分享并获取知识。
MOOCs的聚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圈子”的角色，它汇拢一批有共同兴趣的学习者，共同开展系统化的学习。
学习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学习环境中因为有了学伴而不再寂寞和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课程的完成提供了黏性。
更有意义的是，社会化学习环境还是学习交互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5．妙招不断的教学设计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MOOCs的教学设计可以说是创新不断，西方一些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常常会巧思不断，且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MOOCs课程设计原理是将授课内容与交互分开，使内容顺从碎片化的学习要求，交互则由社会化学习环境来完成。
具体设计步骤一般包括内容设计、互动设计和作业设计三个主要环节。
教学内容一般不多，视频按知识点切割，通常不超过10分钟，每周累计不超过一个小时，且拍摄、制作精良，教师大都善于取舍，只教“need to know ，而非nice to know”的内容；互动设计无时无处不在，课前、课中、课后、视频、社区讨论和作业均有互动环节;作业构思则强调“做中学”及完成后的“成就感”和“自信感”。
6．大数据突破了个性化教学的难题 大规模、长期地测量、记录、存储、统计、分析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海量数据就是大数据(big data)。
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综合技术背景下的MOOCs，可以利用平台上产生的海量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学习者个体真实的学习规律和学习行为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教育不再是一个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而是数据支撑的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监控、跟踪、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轨迹，即他们在哪个阶段遇到困难以及花费时间较长、重复访问的页面、偏爱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效果最佳的时间段等，并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为每个学生行为建模，判断他们在未来学习上的能力及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导学和建议，从而突破个性化、差异化教学的难题，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一古老的教学理念。
参考文献：陈冰冰，MOOCs课程模式：贡献和困境，外语电化教学，2014，（2）：38-43。
新教育范式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MOOCs环境下的“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形式，对英语教师是挑战，也应该是机遇。
要想跟上时代步伐，英语教师就应该改变教学理念，提高外语教育技术素养，提升新范式下进行外语教学、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的能力。
1. 翻转”自我，改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权威的知识源，网络已经成了学生们的知识外存空间。
2.“翻转”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导学者、助学者、促学者、评学者，将传统的指令性教学变成建设性的学习服务。
一是导学者角色。
翻转课堂是一个构建深度知识的课堂，学生便是这个课堂的主角。
翻转课堂突出面对面的学习与线上学习的结合。
翻转课堂要求学生课前先在网上学习教师授课的内容，而课堂则用于提问、进行互动讨论。
教师应该对教学活动进行重新设计，通过让学生完成真实的任务来建构知识。
因为授课时间的减少，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学生的互动，或解答提问，或参与讨论，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实现个别化指导。
二是助学者角色。
翻转课堂意味着教师要将课堂时间充分用来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当学生需要指导的时候，教师便会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翻转课堂形成的教学模式“学生自主学习一发现问题一教师引导解决问题”要求教师要成为适时帮助解决问题的助学者。
三是促学者角色。
学习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时间是所有学习活动最基本的要素。
充足的时间与高效率的学习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
翻转课堂通过将“预习时间”最大化来完成对教与学时间的延长，其关键之处在于教师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课堂中的时间，来完成“课堂时间”的高效化。
此外，教师角色转变的直接结果是促进学生角色的转变。
在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学习环境中，学生需要根据学习内容反复地与同学、教师进行交互，以扩展和创造深度的知识。
四是评学者角色。
在完成一个单元的学习后，教师要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给予及时的反馈，使学生清楚自己的学习情况。
及时的评测还便于教师对课堂活动的设计做出及时调整，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教师在进行基于绩效的评价时，课堂中的交互性就会变得更加有效。
根据教师的评价反馈，学生将更加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学习。
参考文献：程云艳，直面挑战 翻转自我——新教育范式下大学外语教师的挑战与机遇，2014，（2）：44-47。
依托MOOCs理念，重构我国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周星驰电影的评价
在我不多的电影经验中，无疑占有特殊的位置。
甚至可以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电影的界限。
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他的无厘头或者说解构手法的后面，他让我了解到，原来好的喜剧是应该让人流泪的。
“我是一个演员”，这是里的台词，无疑这也是的自我评价。
让我想到了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向对人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豆腐，因为我是个纯卖豆腐的人。
” 和大部分人不同，并不是我最重视的周星驰作品，诚然这两部电影确实代表了他的风格，只是往往我们会因为这两部电影而忽视了在我看来更有趣更具代表性的其他几部作品。
：笑声背后的泪水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影片，被掩盖在贺岁外衣之下的，是一个灰色的故事。
简单的来说，这是一部展现关于爱情、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冲突的影片。
通过对唐伯虎人生的内在矛盾的展现，我们似乎可以想起佩索阿所说的“我是一座桥梁，架在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之间。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我站立在一个巨大的缝隙之上。
“唐寅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居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天资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恍若神仙美眷，羡煞旁人阿。
”——这是影片一开始对唐伯虎的介绍，配合上随后出现的如同赌场一般的唐家大厅，奠定了本片的基调：通过强烈的对比以及对传统的颠覆，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唐伯虎。
而那八个嗜赌如命的老婆，和“天资国色、温柔贤淑”形成了绝大的反差，传闻和事实的距离就好像天堂和地狱之间。
被用来垫桌子的，垫桌脚的，挖掉脑袋的，无声的像我们诉说着一个不被理解的男人的悲哀。
“家财万贯，妻妾成群。
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唐母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更是困扰现代人的主要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
物质和精神的内在紧张应该如何调和
配合着悲凉的二胡，唐伯虎在月光下离开了自己的家，虽然没有留恋，但我想也绝对谈不上解脱。
“我心又悲我心又痛，八个老婆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谁人知，谁人知
”这是唐伯虎面对命运的质问，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可是出走未必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他所追求的可能只是镜花水月，或许有问题的不是他的八个老婆，而是唐伯虎自己。
“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唐伯虎不是第一个发出感慨地人，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清醒往往并不是好事，所以才会有“难得糊涂”的长叹，政治如是，爱情如是，人生亦如是。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
天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爱情总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降临，而等我们准备好了，它却有已经离开了。
唐伯虎并不成熟，在失败了八次之后，他对爱情依然报有天真地信心。
现实是残酷的，就如同我们常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爱”，一见钟情这种事情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靠不住的。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
9527就是你的终生代号。
”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仅逐渐的失去意义，更成为现代社会着力消除的东西。
在社会中，你不需要成为自己，而应该成为一件工具。
姓名以及爱情这些私人的东西都应该被消灭掉，就如同监狱、医院、学校，乃至银行排队的人群，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不同，人蜕化成一个符号。
“死做活做像条狗，被人骂不能汪汪叫。
像条狗，真好笑……”这是华府低等下人的歌谣。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狗的隐喻，似乎周星驰对狗的形象特别偏爱。
里的那句“他好像一条狗”以及在这部电影稍后出现的“低等下人与狗不得入内”，都反映了周星驰一贯的对小人物生活的关注。
进了华府以后，唐伯虎这个四大才子之首变消失了，而只剩下华安——一个几乎被无视的小人物。
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在华华府内，我们要将唐伯虎这个身份排除掉，才能真正的理解华安这个人物的言行的意义。
华府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9527到华安，代表着社会阶层的变迁。
而这种变化发生的前提是“奇迹”，如果没有宁王挑衅这样的意外，我们不难想象9527将始终是9527，而不可能成为华安，更不可能和秋香发生任何联系。
而对于生活在较高阶层的秋香来说，9527甚至不如一只纸鸢重要，而华安则可以引起她的一些注意，但是爱情的憧憬则只会对唐伯虎产生。
这三个身分是同一个人，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可见，爱情的电流要想击穿社会的绝缘层，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意外的发生，或者可以叫做“神迹”。
“风流不羁只是他的表面。
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
”秋香的这段话无疑命中了唐伯虎的死穴：人生能有一知己则死而无憾，更何况还是个红颜知己。
唐伯虎正在寻求理解自己的人，于是秋香出现了。
如果说之前唐伯虎对秋香的感情还是好感多过爱情，吸引他的主要还是秋香的美貌的话。
听完这段话，他只能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秋香，爱情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蜕变，破茧而出。
而结合电影的结局，这时候唐伯虎爱的越深，越感人，最终造成的反差越大。
（华府柴房）秋香：有个问题我很久前就想问题，你回答我好吗
……这里的一段问答充分的说明了问题，对于秋香来说，唐伯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人物。
她面对唐伯虎的表现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面对偶像的粉丝。
这也预示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完美的爱情，因为爱情需要的双方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
而当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之后，当偶像从梦中来到面前，带来必然是一些惆怅。
因为她将发现唐伯虎也只是个普通人，曾经将他设想的越完美，此时的失落感也就越强。
终于，在救了华府上下之后，秋香被作为酬劳奖励给了唐伯虎。
这段姻缘从一开始就不是爱情的结局。
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那这只能是一部热闹的贺岁片。
而最后几句对话，如同画龙点睛一般，将闹剧上升成为喜剧。
唐：“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秋：“慢着，划两拳先……麻将、牌九、掷色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 正如唐伯虎所说的，大起之后必有大落。
人生的失落不在于你得不到，而在于你竭尽努力，得到了以后，才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
爱情此时破灭成一个笑话，我们很难不发生这样的疑问：它是否存在
秋香和唐伯虎都错了，他们也都没有错。
人生总是这样，不断地给我们打击，或者惊喜。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很多话可说，于是关于爱情我们其实无话可说。
在唐伯虎的困境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所期望的不是现在发生的；我得到的不是我想要的；爱情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站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缝隙”之上。
：跑龙套的也有爱情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由于主角的经历和周星驰本身的经历的相似，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常常会混淆尹天仇和周星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及其象征。
如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有着属于青春的梦想；也如同绝大部分有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的梦想始终只能停留在梦想的层面上。
“努力，奋斗
”这是影片的第一句台词，但这并不是影片的唯一主旨，就像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周星驰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深藏起来，等待我们去发掘。
尹天仇是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看门人，标准的普通人。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跑龙套、打杂，甚至是去扮演连面也不露的尸体。
可以说他绝对敬业，也无怨无悔。
他不仅仅是为了出名，成为明星，对于表演，他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
他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那句“跑龙套的也要有职业精神”，他更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大牌明星和导演们解释了什么叫做“职业精神”——只要导演没喊cut，就不能停。
他在表演上并不缺少天赋，和娟姐排的那段感情戏更是可以感动很多人。
然而，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足够的努力和天赋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虽然他的表演最终得到了娟姐的认可，但电影界不是艺术的天堂，拍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一次投资商将他拦在了大门之外。
可以说他已经推开了天堂的大门，却只能在外面徘徊。
当然这个结局是让人伤感的，却又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或许，在社区里排练《雷雨》这样的话剧对尹天仇来说是更好的选择，至少，是最合适的选择。
如果真的进入电影圈，他的梦想真的能实现吗
我们都知道答案——未必。
在影片里，我更关注尹天仇和坐台小姐柳飘飘的感情故事。
柳飘飘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适合他的。
当尹天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放到柳飘飘的衣服上的时候，他有意或者无意的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现实永远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天敌，但我们又永远不能离开现实而活着。
尹天仇付钱不是出于对小姐身份的鄙视，而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自卑。
虽然柳飘飘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孩，但从没尝过成功滋味的尹天仇没有办法相信爱情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或者说多次的伤害让他不再敢相信梦想，或许交易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在付钱的一霎那，他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
不过，显然这次，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柳飘飘带走了尹天仇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柳飘飘离开尹天仇的那个早上，我们在她世故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感动和泪水。
他们的相遇对彼此都是一个契机，尹天仇不相信梦想，柳飘飘不相信爱情。
是这场感情的邂逅让他们彼此认识对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终于，尹天仇还是没能成为演员，没能抓住梦想的他抓住了爱情。
那句“飘飘，我爱你
”挽救了两个人的人生。
在影片的最终，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希望。
面对着现实的冷酷，我们只有彼此扶持，相互依偎着才能感到温暖。
在一切都被粉碎之后，我们只看到了爱情。
《功夫》：低谷还是巅峰
和《少林足球》一样，这也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
只是《功夫》无论是在拍摄技法还是叙事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周星驰转型的代表作，而不是《少林足球》这部失败品。
正如同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功夫》也向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也同样将周星驰自己的想法隐藏在众多的笑料和夸张的动作之后，等待我们去发掘。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可以把它看作纯粹的动作电影。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影片中关于主角同年因影对他心理乃至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似乎充斥着精神分析的味道。
但是，正如周星驰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剥离了所有的故事和动作之后，可以找到被隐藏的主题——爱情。
正如影片中暗示我们的：当哑女从盒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那个棒棒糖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盒子，必须排除掉夸张的特技和动作效果，才能看到导演为我们准备得礼物。
爱情，其实是周星驰电影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在颠覆了所有的经典，打破了一切的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爱情被周星驰放到了架子的最上层。
正如同周星驰曾经说过的：他信仰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功夫》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一次又一次表达过的主题。
依然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无能还有点不可救药的善良，注定了在堕落的现代社会中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注定了他的人生将充满失败——“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任务就交给你了……”童年的幻想是美好的，而这幻想的美好程度和长大以后受到的打击显然是成正比的。
当他发现善良的愿望在邪恶面前是多么的无助，当他一次次的被打倒在地上的时候，当他看到坏人可以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去做个坏人。
然而人生的悲剧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因为他甚至没有能力去做个坏人——“长久以来，杀人放火打劫强奸非礼……没有一次能做到。
” 不久之后出现的哑女，向我们揭示了答案，为什么周星驰连想做一个小黑社会都会失败
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信仰，还有希望，还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去守护的——那根棒棒糖，那段尘封的会议，以及，那段似乎存在过的爱情…… 有信仰的人，相信爱情的人，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的都市里是注定要失败的。
棒棒糖在热闹的大街上摔得粉碎，预示着一次转机，爆发或是死亡。
值得我们玩味的是，周星驰的重生发生在“猪笼城寨”，一个连黑社会都没有兴趣的贫民窟。
善良和贫穷，富有和邪恶，影片奇妙的把这些对立的价值展现的我们面前。
我们会觉得周星驰的重生一定也必然发生在贫民窟而不是繁华的都市。
最终，贫穷战胜了富有，善良战胜了邪恶。
周星驰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爱情，甚至挽救了这个即将堕落的社会——开在闹市的糖果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善良的美德开始向城市进攻。
故事的结局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在历史的冷酷中，我们至少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可以依凭，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电影《美丽人生》。
喜剧·后现代主义 我们必须注意到周星驰所具有的香港背景——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文化更接近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大陆的儒家文化传统。
所以，在周星驰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以现代价值的沦丧作为起点的。
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人将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在现代社会中被确立起来的那些价值体系，那些美德，那些曾经值得人们去奋斗的东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又被粉碎了。
也就是说，现代性成为他自身的终点。
而由于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叛，通过对现代价值的反叛，后现代其实粉碎了自身存在的理由，最终必然进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而在周星驰为我们建构的喜剧世界里面，正是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重写，再加上所谓的“无厘头”风格——没有逻辑关系的对话，有些脱离的情节和镜头……营造出极具后现代特点的“碎片感”。
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对话，似乎都和我们心中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如同后现代的价值多元论所表达的，任何一种价值和存在都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
通过对传统的否定，达到了对现实的追问和质疑。
然而，正如同后现代主义自身所遭遇的紧张，虚无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还是需要给出一个最终的价值，或者说是重新寻找一个支撑这个世界的理由。
从这三部影片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星驰给出的答案。
《唐伯虎点秋香》实际上是偏向于虚无主义的，或者说周星驰还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秋香和他之前的妻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抛去影片中的笑料的话，这一部更接近于悲剧。
在《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似乎把爱情推到了祭坛的最高处，期望用爱情来对抗人生和历史的冷酷。
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似乎也只剩爱情可以追求了。
而整部电影中，周星驰在怀疑了努力和奋斗的意义之后，确实对爱情保有极大的信心。
等到了《功夫》，似乎周星驰开始觉得爱情还不足以成为全部的理由和依靠。
把全部人生的意义都压在爱情身上，似乎这样的负担对于爱情来说过重了，更何况爱情本身也不断的显现出脆弱和无奈来。
于是，更多的，周星驰将希望放在人性的善良上，期望人的神性能够战胜罪恶。
周星驰的作品都是商业片，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影片中提出的质问和思考。
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
我想，他所说的喜剧应该是悲剧基础上的喜剧，没有悲剧意义的喜剧只能是闹剧。
这也正是喜剧自身所遭遇的紧张。
在消解了严肃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最终容易沦为纯粹的无意义。
喜剧还是闹剧，这不仅是周星驰所面临的问题。
理想的彼岸可以用什么修饰词
让历史的复杂性在文学研究中显影 ——刘复生的学术与思想 “理解历史总是伴随着理解自己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理解历史和理解自我的双重过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刘复生如是说。
确实，历史与个体是同构的：历史的脉动总是由处身其间的个体所承担，时代给每个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学者的生命史、学术史总是和宏大历史扭结在一起。
由此，对我们来说，读懂一个学者，也就读懂了他身上承载的历史。
尽管学界对“70后”的代际划分不甚合理，但刘复生仍然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众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刘复生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研究领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更广泛的思想史与文化研究，观点新锐且切中要害，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和冲击。
近年来，刘复生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以及《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学术论著。
我们无法精细地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却可以勾勒出一个学者的思想肖像。
恰如贺桂梅解读刘复生的论文标题“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在刘复生的各种论述中，他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理念：文学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去追求“纯文学”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反求诸己，将自己的感受、经验、知识投入文学研究，使主体与时代对话，使文学与历史互动。
在刘复生的学术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文学具有“历史能动性”。
文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
在语言秩序改变的同时，生活世界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以文学为对象、以文学研究为志业，刘复生不仅完成了对文学的阐释和意义的构建，还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 刘复生是个“非典型”的70后学者，这一个案的特殊性似乎使“70后”的命名显得颇为尴尬。
事实上，较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出生于1970年的刘复生更多地分享了60年代末学者的历史经验。
正是年龄的差异，使他的经验与大多数70后学者不同，更具有“之间”的特质。
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和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时代”接受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作为青年学生，他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主体，而是局外的旁观者。
进入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经历的是这个转折的结果，刘复生则经历了转折的全过程，对时代的风向转换心有戚戚焉。
这是历史的巨变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也暗中决定了刘复生学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
一方面，他带有80年代浓厚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情感残留；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90年代，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犬儒主义态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过五年，其后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受业于洪子诚先生。
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从学院到学院”的学者，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从事电视剧创作的经历，无疑影响了他其后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方向。
孟子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之所以在此处冗言刘复生的人生履历和历史清单，是因为上述生命史的铺陈与其后刘复生学术的展开密切相关。
换言之，在刘复生的身上，个体的历史经验不仅构成了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学术史的原材料。
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在学院与电视台之间，刘复生以“主体的同一性”将感受、经验与知识的碎片加以整合加工，将经验重新知识化 从而搭建出自己的学术大厦。
贺桂梅由此将刘复生放置在“后-新启蒙”知识谱系 之中，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坐标系。
在刘复生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能很清晰地辨别，他的学术大厦建立在两个基座之上：一方面，是对90年代以来（包括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小说的阐释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系和文学制度的批判。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是对位关系。
尽管刘复生尚未对80年代进行系统的考察，但在他所有的研究之中，80年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一个状如幽灵般的巨大而迷魅的存在。
在他的单篇论文中，则用浓度很大的笔墨写下了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版）由刘复生在北大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而刘复生关于“主旋律”小说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以及其他“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评论。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学术勇气的题目，也必然招致许多误解。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当然和刘复生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有关。
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大量当代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制度和规则，因为这份“局内人”的熟悉，剖析起来自然游刃有余。
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个题目则显得“不那么文学”（或者说挑战了文学场域中的“潜规则”）。
“必也正名乎”，要研究“主旋律”小说必须先说明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作为“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主旋律”小说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自从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场域对此已有了明确的界定。
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统摄下，“纯文学”的神话被建构出来，“‘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 。
在此二元论的框架中，政治／文学、意识形态／审美、通俗／精英、官方／民间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恰恰是这一系列二元关系中的后项占据了文学评价体系中的象征资本，从而压抑了二元关系中的前项。
“主旋律”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正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和大众文化场域的主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
但刘复生显然无意做一项所谓的“纯文学”研究，更何况单纯的审美研究根本无法说明“主旋律”小说中问题的核心。
在他那里，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相结合。
同时，他还回到了思考的原点：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法。
他试图探索的是，摒弃掉80年代形成的关于“去历史性”的“纯文学的洁癖”以及判断是否为“文学”的认识性装置 （这一装置本身构成了新的压抑与遮蔽），我们能否转换提问方式，去追问：为什么要生产“主旋律”小说
原因或许是不言自明的——这是90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控制。
那么，“主旋律”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
“主旋律”小说是怎样被创作和接受的
意识形态层面的宏观操作是如何“下降”到文本细部的
在《历史的浮桥》中，刘复生回答了上述问题。
在他看来，“主旋律”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它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申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利用富于技巧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种种内在的社会矛盾加以弥合，以消除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并造就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需要的具有‘现代’特质的历史主体。
” 在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的提倡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多元化”的新语境中试图重新“一体化”，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努力。
一方面，它要从正面宣扬“合法性”，询唤出新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它要弥合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
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领导权是同构的，都具有重构权威、整合社会、增加国民认同的功能。
而要达到上述的效果，意识形态的叙事无疑需要“富于技巧性”。
就此而言，刘复生的研究无比艰难，他需要穿过种种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象，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从而到达“真实的荒漠”和“坚硬的内核”。
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辨过程，但也标志着刘复生作为学者的成熟。
在绪论与第一章中，刘复生勾勒出“主旋律”遭遇的现实境况与意识形态转型的语境，进而考察“主旋律”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情况。
在这倾向制度研究的两个部分，刘复生在看似枯燥无味的政策文献中看出了历史的动态与趋势，其中又以对“一体化”、“多元化”和“主旋律”关系的讨论极为出彩，这集中体现在绪论的第三节“‘新意识形态’与‘一体化’历史遗产”里。
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他通过对各种文学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勾勒出50—7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体系在80年代解题成为“多元化”的线索，由此奠定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框架，这是一个前30年和新时期文学有着连带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从“一体化”到“多元化”，是一个从整合到解体的过程。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主旋律”的出现构成了对“多元化”的矫正与反拨，并与80年代之前“一体化”构成某种呼应关系 。
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意味着“多元化”之后的另一个阶段。
这是一副新的历史图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刘复生的论点在洪子诚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
90年代出现的“新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旧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上去。
由此，“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机制，将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从而跨越两者之间的断裂地带。
而在“主旋律”这个新的整合框架中，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留下了缝合的缝隙。
新旧意识形态的耦合绝非那么顺畅，而是充满结构性的矛盾。
意识形态的叙事无论多么“富于技巧性”，总难免留下创口和空隙。
《历史的浮桥》的第二至五章正是通过症候式的阅读和批判性的阐释去暴露文本的缝隙。
刘复生按照题材划分，将“新乡土小说”、“新改革小说”、“反腐败”小说、“军事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展开论述。
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刘复生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推进到文本细部。
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小说文本是各种话语互相竞逐，各种意义互相博弈的场所，“‘主旋律’文学以一种更为集中、更为戏剧化方式包含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
”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话语分析，是将政治与诗学整合起来研究的表现，由此，刘复生打破了传统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分法，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在刘复生的学术中，历史建构和文本细读构成了鲜明的风格，但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却是理论建构。
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
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刘复生学术的理论性是很浓的。
《历史的浮桥》中，我们不难看到刘复生“理论干预”的热情。
但难得的是，他在历史、文本与理论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 。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复生使用理论的方法。
尽管他受过北大了严格的学院训练和“后学”洗礼，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脉络中亦可以明显看出洪子诚与戴锦华两位老师的痕迹，但是他并未做理论的炫技和堂皇的梦呓，而是懂得“藏理论的技术”。
确实，明目张胆地引用西方诸位后学大师，确实可以挟洋自重故作高深，但半生不熟的翻译腔与古怪的中文表达只会让读者高山仰止的同时望而却步。
懂门道的读者不难在刘复生的书中看出福柯、阿尔都塞、葛兰西、齐泽克对他的影响，但这般高屋建瓴却又深藏不露却是十分难得的。
就这点而言，抑或是深受其师洪子诚的影响。
在《历史的浮桥》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复生对“主旋律”小说所持的主要是批判态度。
而他对“主旋律”小说的追踪还在继续。
《历史的浮桥》主要考察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主旋律”小说，而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创作则让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他认为，“某些被称为‘主旋律’的创作可以有新的升华，至少一部分‘主旋律’文学应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层面（包括在创作上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开发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
在他的愿景中，与现实生活对话的、描述中国经验的、表达对未来的想象力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中国文学”；较之格局狭小的“纯文学”，近期的“主旋律”创作则凸显了这个可能 。
经由“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领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
历史、文本、理论的结合，对政治／审美二元论的辩证，文学史向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拓展——这些都是刘复生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
在这项尚在持续且“未完成”的工作中，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思想风格和文体风格。
确实，在刘复生的“主旋律”小说研究中，他将问题意识贯穿其间，既有历史的挖掘又有思想的辩证。
历史的种种悖论经由他繁复的思辨，如同剥洋葱一般，层次和面向历历分明。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语言，他的论述简洁而朴素、庄重而文雅。
他无意追求华丽和铺张的句子，而是着力凸显思想本身的诗意。
而他使用的诸如“历史的天真”“理性的狡计”等术语也充满了智性的乐趣。
二、“为了聚会的告别”：文学研究的跨界与回归 虽然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科班出身，但刘复生却有着从学科内部“出逃”的热情。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却越来越不务正业，成为这一专业领域内一个心不在焉的眺望者。
” 在言辞中，刘复生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态度，其中也难掩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失望。
作为一个学院建制下的研究者，这样的说法难免让人吃惊；但对刘复生而言，却有着“自己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内在逻辑”和“寻求并确认自己在这个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理由” 。
在他那里，阐释世界也是阐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理解外部也理解自身的解释学过程。
当初他投身文学专业，正是抱着“为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的期望，而彼时的文学正满足了他的这份托付。
那时的文学对于他，既是一种美学和语言形式，又是个体生命依托的容器，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世界。
这是他与文学之间的“约定”。
然而，时移事往，当代文学在商业大潮和自我掣肘中萎靡不振，陷入了危机和困局；而此时的刘复生也开始反思“文学的位置”，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能托付他生命期望的领域中去。
“为了聚会的告别”。
刘复生未必对当代文学一往情深，他当初念兹在兹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所承载的历史能量：一种未来的想象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另类的视野。
简言之，是一种“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 。
然而，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愈发严密，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能量与活力。
于是，刘复生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但是，无论哪位学者，“跨界”都是一次自我重新蜕变的艰难过程——多年的学术训练和学科规训，已然在个体身上养成了思维习惯和路径依赖。
“跨界”，俨然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一次知识与书写上的转型。
但刘复生的转身却是如此地顺理成章。
他的学术视野扩大了，问题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
他将关注点投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他将研究领域从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思想史与文化研究。
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知识领域，刘复生用多重的跨界演绎了学者身份的吊诡——学院／反学院、文学／文化政治、书斋／社会，他展示了思想者与文化游击者的亲缘性，他是一个书斋中的革命者，尽管在不同的领域自在游戈，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和对发声位置的自觉。
正因为这份“发声位置的自觉”，他才不会迷失在暧昧的文学—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中。
跨界之后，则是回归。
依旧是文学的界面，随着刘复生新视角的切入，却显露了具有差异性的面向。
刘复生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以及文化研究相结合 ，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阐释路径，由此也展示了文学研究新的“历史能动性”。
《反思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是刘复生学术中的里程碑式的论文，曾被多次转载。
在这篇论文中，他显露了对80年代的反思以及对“新启蒙主义”和“纯文学”的批判。
刘复生通过对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谱系学考察，打破了80年代的文学神话。
他认为，“新启蒙主义”直接塑造了80年代的文学实践，文学只不过是“新启蒙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是“新启蒙主义”的一个感性化的形态。
这一思潮对文学实践的巨大塑形力量，是当时文学界的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呼唤和催生的。
然而，刘复生更为激越且颠覆性的思考则在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单一影响遮蔽了80年代文学的其他可能性，它窄化和压缩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从而构成了另一种压抑机制。
它的“人道主义”与“主体性”使得作家仅仅注重个人自由，而忽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从而为90年代文学“由‘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欲望化的个人）的转化”埋下了伏笔。
由此，80年代在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恰恰是以一种最政治化的方式显露出来——“所谓反抗‘文学的工具论’，事实上致使以另一种工具论（‘新启蒙主义’的工具）来替代旧有的政治工具论。
” 在刘复生这里，思想史与文学史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
他将文学生产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场域中进行分析，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重构了80年代的知识—权力与文学创作的镜像关系，使得我们对延续至今的“纯文学”神话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这是一种“历史作为解构路径”的方法论。
刘复生在重现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解构了某些不言自明的、被后设的认识论装置、被思想的取景框遮挡在视野外部的东西。
“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这毋宁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游击战——“破”，在文学神话最坚固、最保守的地方进行解构，拆卸那看似铁板一块的论述，解放被遮蔽与被压抑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所强调的“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没有破坏文学的美感，反而是解放了我们的感性 。
“文学批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正常感觉” ，这是刘复生所写下的警句。
神话／解构，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复魅”，与“祛魅”不同，刘复生打破单一框架，追求多元，在历史的细节中救赎文学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他在多篇论文中使用了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方法，其中包括《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
与《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相得益彰的，这篇论文在80年代一个看似“纯文学”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庖丁解牛的可能。
在刘复生看来，“先锋小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着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
” 而这些暧昧难明的“寓言”却被“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披上了“纯文学”的外衣，获得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同样是使用解构策略，除了上述对单个思潮和现象进行的考察，刘复生还擅长在历时性线索中追踪某一文学现象，例如《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在前篇论文中，他使用“再解读”的文本比较方法，通过考察当代史上不同时间点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改写来凸显意识形态的变迁。
“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 在这里，文本成为档案，成为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投影、国民情感结构的证据。
这一不断改编和重写的经典文本穿越了整个当代历史，见证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意义阐释之间的隐秘联系。
而在后篇论文中，刘复生则阐发了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写作模式之间的关系，继承、拓展、改写成为他这项研究的关键词。
他论述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资源中如何在现实境况中产生回响。
这份社会主义的遗产的复活乃是新意识形态作用下进行的新的历史阐释，“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
”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批评”在刘复生学术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这一理论使用的难度却不在理论自身，而是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经验相结合。
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自明，但刘复生却在重重的雾障中树立自己笃定的发声位置，他深入意识形态的内在肌理，暴露意识形态形塑自身的内在逻辑。
这一工作是困难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在他的研究中，当代史、思想史构成了思考的宏观背景，文化研究构成了展开细部论述的方法。
“他从不认定有某种先在的、天生的意义存在，因而总是去关注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过程。
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关注，使他深入到复杂的历史关系场域中，描述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策略性的结果” 他的思考浸润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由此也对历史中主体的位置格外敏感。
他深知主体是被历史所形塑的，命运的偶然性与个人的遭际可能会阻挡个体对真理的认知。
看似自由的个体其实并不独特，而是被历史裹挟其中，是时代的人质。
由此，他也“否思” 自己的发声位置，将自己置入复杂的政治光谱之中，尊重差异、尊重其他立场与论述。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派别论争中，他是一位持重且稳健的学者，并未因站队而为某种立场背书，有对于自我位置的警醒和自嘲。
作为“后-新启蒙”世代的学者，他对未曾亲历的文革、神话的80年代、漫长的90年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洞察，而这些历史洞察也形塑了他的学术与他的主体。
但刘复生却不满于已然定型的思维框架，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自我超越的学者。
他的论文中不时显露出自嘲和反讽的幽默,这种幽默是谦逊的表现,他不满于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是始终处在漫长的“学习时代”。
他要在背景的转换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发声位置，要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方法来耕种自己的园地，要不断确认自我投身文学（超克文学）的初衷。
感受、经验与知识，在他那里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
由此，他在阐释他人也在阐释自身，在他者身上看到自我的镜像 。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写过那么多评述师友的文章，因为阅读他人，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亦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
他者与自我是相互激励相互触发的。
在《思想的余烬》和《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刘复生都辟专辑来收纳自己所写的这部分文章。
其中尤以《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收入的三篇为代表。
《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的政治哲学》是一篇很见功力的文章。
刘复生在这篇论文中考察了韩少功这位思想型作家散文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挖掘出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向。
我们常常会叹服西方作家作品中深度意涵，并因此为中国文学自卑。
但刘复生告知我们，中国也有思想型作家，只是未被批评者阐发出来而已。
他这篇角度颇为奇特的论文正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
他论述韩少功超克非此即彼的辩证法、“完美的假定”、对完美人性和民族主义的看法等等。
刘复生徜徉在韩少功的思想世界中，采撷思想的珍珠。
作家繁复的思辨需要批评者同样的智性和觉悟才能达到，批评家必须与作家是“平视”的、等值的。
由此，刘复生也在论述的同时挖掘了自身对时代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既是评述，也是阐发，这是一个批评家学术创造性的体现。
在《在这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文学者——汪晖的意义》中，刘复生的评议则不仅显露对汪晖的认同，更暴露出他的自我焦虑与希翼。
汪晖超学科的综合能力和研究中显露的鲜明的当代意识让刘复生深受启发，也让刘复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走向跨界和超越。
在《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一篇，刘复生则将贺桂梅作为“70后”世代的代表，从“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风格”、“人生经验与立场、追求”几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评述了师姐贺桂梅的学术成就。
由于他与贺桂梅分享了某些共同的经验，这篇论文带上了他精神自传的色彩，他在贺桂梅的身上看到某种自己的镜像。
而在《思想的余烬》中，则收入了刘复生另外一些评述师友的文章，研究对象包括洪子诚、韩毓海、耿占春、李少君、单正平、程光炜等等。
这些师友是刘复生考察的对象，同时刘复生也在这些对象中投射了自己对文学、对历史与世界的看法。
这些文章既是刘复生的学术生涯“中途的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当代知识人的精神图谱和读书清单。
然而，个人命运的偶然遭际不仅是遇见一些人，还有与一个地方的缘分。
博士毕业之后，刘复生先是在山东一所高校就职，其后辗转到海南大学任教。
近身的人和事由此也成为刘复生学术灵感的来源，关于海南，他出版了《海南当代新诗史稿》，写作了《记忆与变迁：红色娘子军与当代女性的政治策略》等单篇论文。
这种在地和在场的研究，给刘复生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些研究中，他处理了自身经验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原有的学术领域内另辟了新的疆场。
而这岛屿经验与大陆经验的对话，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界与回归
三、当代文学研究何为
当代文学批评何为
随着刘复生学术经验的增加，他逐渐在一些“务虚”的话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独到的看法。
这些论述和观点充满了“破坏与重建”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或许可称为“当代文学”的“搅局者”，一个拆解成规破除偏见的释梦者。
刘复生不屑于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学者，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在于“解构神话”和反向思维。
面对日益边缘化的当代文学，他折返思考的原点，追问和质询当代文学本体性的问题：什么是当代文学
什么是当代文学研究
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这是当代文学的危机时刻。
当代文学在社会场域中的边缘化，原因不仅来自商业和市场的冲击，还来自当
怎么读书才有效率
谁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史何为
在2005年，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新关注起来，这既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
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
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
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
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
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
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
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
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
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
“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
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
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
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
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
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
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
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
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
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
“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
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
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
“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
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
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
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
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
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
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
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
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
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
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
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
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
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
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
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
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
“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
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
“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
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
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
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
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
“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
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
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
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
“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
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
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
“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
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
“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
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
“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
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
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
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
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
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
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
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
“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
“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
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
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
“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
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
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
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
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
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
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
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
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
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
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
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
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
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
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
“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
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
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
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
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
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
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
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
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
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
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
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
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
“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
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
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
“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
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
“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
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
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
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
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
“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
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
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如何评价复旦大学2015新版宣传片To My Light
子不嫌母丑。
倘若母亲偷鸡摸狗，父亲投机倒把，子不语乎
套用柴小姐的话说，此文不是我与复旦的私人恩怨，而是要对我所认识及经历的高校教育，来一次隔靴搔痒。
A. 先从影片本身说；画面质感上我觉得做的没有东大 Explorer好，不管你号称用几 K 的机器拍，现实就是调色调得未免有点漫不经心，一会儿单反质感，一会儿又加红加得夸张，廉价的苍茫感，有点让人无所适从。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
个人风格问题。
不予多评。
片子结构上，还行吧。
不过我想，做过片子的人都知道，此类视频，口白词差不多到那意思，虚一点，概念一点，傲娇一点，理想格局大一点；画面音乐稍微贴合一些，要大气，画面就茫一些；光晕走一走，镜头朝着太阳、树丛（更多情况下，是大灯）动一动，画面摇一摇，多用轨道绕着女主角转一转，特写恨不得推进老教授的皱纹里；对光的运用好些，构图不要太离谱，后期能力强一点，真的不会差到哪儿去。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小时代》《何以笙箫默》之类PPT的摄影技术，却不多有《迷墙》《恰克与飞鸟》之类的 MV 宣传片呢
我想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文案本身，而是一个片子的内核，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否与其文化契合。
别人想要飞翔，别人想要苍茫，是言之有物，是真真向往天空，或直射内心的。
但是 To my Light，请问你除了有一个复旦大学校庆宣传片的抬头，还秃了谁的莱特
制作你的人，写你的人，演你的人，除了其中几位我极为敬重的老教授，甚至是你所想要涵盖的那些人，发朋友圈赞扬你的人，复旦的孩子们，真的有你所想要言说的这些，aim with higher 吗
哪怕就是从和东大的比较来看，他们为什么提出这句“most of our students reach high places, very high.”有一些 @陈小树 的答案下的评论已经提出了，有些我觉得过度解读，但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确实符合我所认识的东大学生，以及浅薄的对日本的了解。
“东大最后那句双关语，其实是对刻板印象做了一个巧妙的反击。
因为东京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培养政商传统名流精英的，高高在上，这个宣传片故意反其道以科学、工程、探险、人文、女性来做主题，以宇宙的“高”替代社会的“高”，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棒的画龙点睛。
”“东大出的首相能凑好几桌麻将，政府的高级官僚里面满满的东大毕业生。
东大的社会地位之高已经无需废话，所以才会拿我们有学生可以去真正高的地方当卖点。
复旦并没有学这句话的资本。
”“在东大的宣传片里，厚厚包裹在身上的不仅是先进技术，更是日本人与他人交往时保持的距离感，以及精英对自身的期许和孤高。
说得简单点，穿一身衣服是为自己的格格不入而自豪，为走冷清路不被打扰，不是为了和人一起打太极，不是为了和教授眼神交流的。
所以最后东大骄傲地说Most of our students reach high places.VERY HIGH .(while some stupid foreigners follow us all the way and still feel good about it)”一种精神特质为什么可以被言说，可以被推广，其实也源自一种文化语境。
就像我认识的 Yale 朋友们都会说Lux et Veritas，追求光和真相。
曾去哈佛JFK 肯尼迪政治学院玩，教授都提到，他们要的人是懂得，ask what you can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change the world，改变世界，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有些地方，建造出来就是为了教会他们如何行动。
你起码要基于这些 Motto，再去想想，是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软广告语就能轻易消解、重构或者创新
复旦，higher than clouds，是在说啥
你的校训，你的定位是啥
原来的 clouds 是什么
你有多少 over the rainbow的骄傲
是你的小资，还是你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具体的后文再说，先回到片子。
刻意不加字幕的方式值得商榷，毕竟这旁白的英文听起来并不优秀，录音质量及合成也不好，至少给我的感觉是，VO和画面、内涵都割裂开来了，十分影响观感。
在这个维度上，我觉得字幕，尤其是双语字幕，用那种小的一丢丢的白色字体，会对其有明显的增进作用，装逼效果妥妥的，将有种从 youtube 拖到 youku 的既视感。
当然复旦的这条片尾比东大好，深刻地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不忘记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及领导，及单位。
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我觉得是条挺正常的、走范儿型的，但是在高校营销宣传中，比较不同的片子。
看得下去，片头的勾引什么都挺好，起承转合不奢求，但一定会让一些利益相关的莘莘学子、毕业生欣喜若狂，朋友圈拼命转发：“你看，我在光华楼泡过妞。
”“你看，商业伙伴们，微信游戏好友们，老子是复旦的。
”以上，一切，在不涉嫌抄袭的情况下。
B. 正文说实话，我看到片尾的时候，有些心疼，因为有认识的留校校友在主创团队里。
既然挂上主名了，你就很难去推脱责任。
而且摆明了，有些事，就得你们背了。
至于官方这么愚蠢的回应，我也实在找不到理由不嘲笑。
复旦新版宣传片被指抄袭，校方：是独立创作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千百种理由来洗地， 答案里也有不少人洗过了，诸如什么广告公司外包，复旦方面不知，其实要想理由太多了，来自上层的压力，创意、决议草案迟迟无法确认，要赶时间，只能仓促开拍。
可是有意义吗
我想这个果实，不是烂在最后的成片，而是烂在开始播种的根里。
而这个根，不是一个拍视频有没有抄袭的根，而是一个泛文化意义下的，中国语境下的烂根。
今早起来，看到三个热点问题的邀请，一个是梦想婊，一个是许知远，一个是复旦抄，连起来就是，梦许复，想知旦，婊远抄。
（参考：如何评价“「伟大的安妮」说「我终于有资格配得上梦想婊这个词」”这条微博
- 动漫如何看待许知远在青年领袖颁奖典礼上愤怒「砸场」
- 心理）C. 梦许复:可能就像提到的，有没有哪个瞬间让大家觉得浮生若梦，弹指百年
- 陈兔虫的回答浮生若梦，境界有大有小。
现在回头看来，扑满好笑。
我还记得高考时只填了两个志愿，一个北大，一个复旦，毕竟有了数学竞赛的加分，后者是没问题的。
之所以只想进这两个学校，也是在不出国的前提下，下定决心要学哲学或社会学心理学之类的缘故，那时还是抱持一种幻想，什么“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承载着对优秀大学是治国重器的渴望。
那时候的高中博客里还幼稚得写过诸如此类的话，“在大学里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可以尽情地写自己的文字，无拘无束；理想之二就是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饱览贤哲之精华，与人讨论，改变世界；什么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才情
多想多看多读多走。
我的大学生活一定要积累丰富的经验，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延续我过去的足迹，为成为通才而努力。
通才不是浅尝辄止的三脚猫，它是建立在一定深度上的广度的拓展……”梦许复，回头看，在那个没有微博，微信，校内的世界里，再到现在，是我太单纯理想，还是世界太快，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孩子，对着大学宣传片，做着一样的梦。
若是没法做到，但请不要承诺。
D. 想知旦：每年朋友圈被复旦校庆刷屏，都算的上我最恶心的时候。
参加「知乎盐 Club 2014」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陈兔虫的回答差不多的感觉，是一种边界性。
我不太喜欢这种狂欢，哪怕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或者我的老婆。
或许的确，复旦给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地位、财富和可以被言说的价值。
但我始终怀有一种“敌意”，尤其是当哲学院校庆时请来的杰出校友是上海首富，并和教授们畅谈，当时如何逃课，如何在课上睡觉，炒股的时候。
可能就像 @姬轩亦 在许知远问题的回答下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古典的愤怒。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他的言说是彻底正确的，可是我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种消解。
他举例摩罗笔下肮脏困苦的底层世界，余杰书里混沌无奈的城市，许知远眼里暴躁无知的庸众，孔庆东博客上篡逆无道的走资派。
并认为“这些东西，注定只是这个时代的拼图碎片。
足够引发愤怒，不足让人思考。
”但仅就我的浅薄理解而言，社会大众不需要精英化，娱乐至死，信息蒸发什么的都没问题，可是总得留那么几座理想主义的高塔。
美国够现实，够功利，消费主义了吧
可是当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老先生坐在我面前，我在太平洋上，和一尊古希腊的雕像共进早餐，讨论当代中国。
并且知道在耶鲁，在美国，还有那么多尊重并坚守着古典理想主义的学者大师，那可不是什么“思念着秦汉帝国荣耀和责任，皮肤白皙的可爱少年”，不是那种理所当然就应该被“发展是硬道理”碾碎的嵇康。
我们少有，可不代表就不该有吧。
我们没有坠入云晨，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回忆在云上的日子。
这才是复旦宣传片里，可以说的，“higher than clouds”的意义吧
我始终没觉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一个国之重器该有的气度，复旦是一所上海的大学，这大抵是一所太上海的大学。
不过恐怕中国的大学也差不多都这样，所以没啥好说的，或许自由而无用至少还比局促而功利要好那么一些。
精致的无用者、没立场的新闻工作者，起码比起别人，还稍微无害一些。
想知旦，我真的一直挺想知道复旦，究竟是干嘛的。
人们可以自由做着想做的事，少有争论，也没太多权贵势力的争斗，分分秒秒远离政治和国家大义，想着怎么去更好的学校，怎么定居美国，怎么进大公司。
有些学校培养技工，有些学校培养白领。
E. 婊远抄当然我从这所学校里拿到不少奖学金、荣誉，得了个周游世界的机会，还拿到一个初恋，一个老婆，改变了一生。
我认识不少优秀的老师，有的一生书痴，已经去世，有的依然有着哲学王子的名号。
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卷子上画了两幅画，交了白卷，王子给了我一个A。
大部分课的论文，都是别人的五六倍，过得惬意。
复旦自然是挺惬意的。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更多情况下，更多孩子，在做什么。
作弊无害，高分王道，论文抄抄抄，反正老师也不会好好看。
就连某院的院长、副院长，都分别跟我聊起黑暗的学界内幕，教授都没法好好做学术，却要互相撕逼，拼职称，就是这么个道理。
人们也都知道。
一个学校的强盛是老师的，是学生的，是社会的。
而不是收购几个医学院，买几块地，做个房地产，造个新大楼，做个视频，冲上榜单的事。
婊远抄。
火箭是往天上飞的，越高箭越少。
树根是往地里长的，越深树越高。
所以根要是烂了，还围了一群人说“不准进来修葺”，真是没啥法子的感觉。
F. 扯远了，总之，To my light，秃的究竟是谁的莱特? 秃的是什么样的莱特
话说回来，以后如果真有胆量做些怪异嚣张的片子，不如找我
我的英文可是更难听的哟~如何一个人背着背包，周游世界
- 陈兔虫的回答————————————————————————————————————————————————————5.29 补充评论：我一般不就社会问题、热点话题写公众性的文字，一来我没这能力，二来说不清楚，三者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
大家写的好的人多了去了。
所以我十分审慎，甚至希望每一句话里都能透露出“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和观感，不要给我大帽子”的态度。
之所以挑了这个回答，实在是因为昨天剪片子的时候，一条音乐始终契合不好，被朋友圈炸烦了，看知乎上有人邀请，顺大便精虫上脑，说了几句。
1. 关于质疑看到评论里有些质疑的声音，我很理解，毕竟我的枕边人也说了类似的事。
她知道我朋友圈那段根本没有指涉、更谈不上喷任何具体的个人行为，只是为了后面的批评，学术腐败抄袭成风。
至多冷酷，不算狭隘。
但大度如她，依然觉得自己被下面这段刺伤。
“我始终没觉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一个国之重器该有的气度，复旦是一所上海的大学，这大抵是一所太上海的大学。
不过恐怕中国的大学也差不多都这样，所以没啥好说的，或许自由而无用至少还比局促而功利要好那么一些。
精致的无用者、没立场的新闻工作者，起码比起别人，还稍微无害一些。
有些学校培养技工，有些学校培养白领。
”她说即使她看过太多同学如此，哪怕她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但在一起久了，确实会发生改变，不再想做技工，不想做白领，不想做美国人，只想做自己。
我很感念她的理解，我也不知道我骨子里是否如评论中某句话说的，“答主字里行间对母校的冷淡和不屑蕴含着剧烈的爱，低劣的抄袭只是枯黄的树叶，腐烂的树根才是症结所在。
”我不知道自己对母校有没有爱，我只知道我多么希望所有中国的、世界的大学都能变得更好、更纯净，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遇到更有趣、有看法的人，讨论更有意义的事。
继而往下去，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棒，这或许才是我对世界的爱本身。
我不管别人、好朋友、前辈会不会经常去会所去嫖妓，我只在乎眼前三亩地，至少可以干干净净纯纯净净。
2.至于平白无故加了些链接，因为是忙里偷闲，写的躁了些。
写的时候就觉着不该加链接，但后来想想便于之后回溯资料，所以还是放上去了。
诚然影响了读者的观感，十分抱歉。
前两个链接是关于许知远和梦想婊的两个问题，别人的回答有不少在我喜欢的点上。
浮生若梦的链接，是想表明高中时考大学的态度，以及对大学的向往，当然也包括复旦给我的东西，不洗地，但感恩，和董建华、奖学金等无关，可删。
知乎盐的链接，是对当段的“现实与古典便捷性”的补充，我生怕有人看不明白，以为我瞧不起复旦、校友，把我当成一只偏激狗，所以加上了，可删。
也确实有人按照我预感到的方式解读了。
最后一个视频链接是卖萌，毕竟那么差的幼稚的处女作，也就是告诉大家，拍片子很难的，他们抄成这样的片子也不容易呢，不可删。
3. 火箭是往天上飞的，越高箭越少，你再快也没用。
树根是往地里长的，越深树越高，你再慢也无妨。
所以根要是烂了，还围了一群人说“不准进来修葺”，真是没啥法子的感觉。
本来“自由无用”只是老教授们私底下说的东西，颇有点自嘲和风骨；结果被拿到了官方层面，大力宣扬，真是让人觉得情商值得商榷。
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要把“大隐隐于市”五个大字，刻在门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