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矛盾焦点
孔祥熙评宋子文：说我败家败国 国家全叫他弄光了核心提示：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
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
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
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惟命是从，惟命是听，除此之外他判断事物只看轻重，没有是非。
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治的治，从不手软。
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
”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用这句话回答。
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
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敦实木讷的姐夫。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
但二人还是客客气气的，表面上都相安无事。
孔祥熙和宋子文公开闹翻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
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能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
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
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
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介石的一记耳光。
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无形中就把蒋宋矛盾转移到了孔宋身上。
而且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
而在表面上，孔祥熙却在充当蒋宋矛盾的调解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姐夫的厉害，但佩服归佩服，怨恨的根却从此结下了。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
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
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
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
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
从1933~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1.5倍，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
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
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
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
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
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
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无人听从。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他却有点幸灾乐祸。
作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
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
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
但是宋子文虽下野，却并没有失势。
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账。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
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
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
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
“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
宋子文却待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
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
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尴尬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
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问题上相互矛盾。
孔祥熙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
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
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
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
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
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在孔宋矛盾中，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霭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
但同时宋霭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有专家称：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霭龄。
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或者孔祥熙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
孔祥熙在蒋氏王朝内失势，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霭龄的原因。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
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惟亲。
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由于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
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
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
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失道寡助的孔祥熙下台后的惟一接替人是他宋子文。
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
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
他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
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角斗场上表演还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
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
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
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
司徒雷登亦有意让孔祥熙得此职位，故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
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
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霭龄说起了此事。
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但孔祥熙却耿耿于怀。
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
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
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得不错。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0万两，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竟不翼而飞。
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
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
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都落得个客死异乡的下场。
民国“首富”宋子文的后人在干吗
【望采纳】斧头帮可不是驰无有的黑帮，而是民国年间的“名门正
惊到你了么
小橙姐告斧头帮的来历，重点介绍斧头帮的帮主。
1921年，上海滩，一个大资本家拖欠码头工人工资，还殴打了工人，工人找到了安徽商会会长王亚樵，王亚樵最看不得自己同乡被欺辱……当时还没有斧头帮这个帮派，因此也没有斧头这种武器，王亚樵让上海的铁匠铺在一夜之间打出了一百多把斧子，当一百多个手持利斧的码头苦力冲进资本家的大院时，劳资纠纷应声而解。
就这样，这些斧头留了下来，斧头帮也成立了，帮主就是王亚樵（敬畏这样牛逼的爱国人士，可别读错名字哦，樵读音qiao，二声）。
王亚樵，1887年9月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家世贫寒，自幼读书，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名列前十名。
就这样一个学霸，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暗杀大王”，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
后来的文人墨客这样描述斧头帮——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中横空杀出—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召集一帮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王亚樵孤军奋战，建立黑帮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
同【功夫】里面对斧头帮的描述不一样，历史上斧头帮可并不能说是一个邪恶的黑帮，而是被称之为“组织”，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
为什么小橙说会让你有民族自豪感呢
因为那个时代的乱世奸雄大多也都是努力进取、爱我中华的义士，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几乎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汉奸，我们后世总结评价出来的汉奸，在当时他们也是心中有我大中华的。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绵延5000年未曾决断，就是因为即便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代，我们的中华精英人物都是有民族自豪感的。
小橙下篇文章再谈所谓汉奸……今天就说斧头帮……话说在王亚樵一夜锻造一百把斧子之后，他并没有满足一个黑帮老的的位置，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黑帮老大，有了斧子，他马上就有了手枪和炸弹，所以帮主王亚樵，很快就成了一个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流氓大亨都对他也畏惧几分的人，甚至后来见到王亚樵都要绕道走。
王亚樵在成立了斧头帮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暗杀大王”的生涯。
他所控制的劳工总会会员有10万之众，当时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他成名的第一枪就打在了掌管7000余名警察并兼任“攻浙前敌总司令”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的身上。
1923年11月10日下午，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门口，刚刚泡完澡的徐国梁在出门上车之际被两名枪手击中要害，喋血上海最热闹的街头。
已经如此牛逼的王亚樵仍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统领10万会员的“大哥”。
他是真大哥
他看不得中国人被欺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懦弱的国民政府，侵华日军妄想不战而控制上海，但没想到遭到中国驻军顽强抵抗。
那时，中国的精英们很多都在上海，上海岂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虽然日军强大的火力终将上海淹没，但是，侵华历史上——在中国被杀的军阶最高的日军军官，葬送在了上海。
侵华历史上——在中国被杀的军阶最高的日军军官，白川义则（1869—1932），日本的陆军大将。
他不是被国军所杀，也不是被共军所杀，而是被我们的主人公王亚樵派人暗杀。
当时的暗杀成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白川义则是来庆祝日军占领上海，白川义则都为自己占领了伤害而骄傲，只可惜他只是傲娇了一两天而已。
白川义则的现身场所不得有中国人进入，王亚樵通过买通的朝鲜义士刺杀成功的。
一个陆军大将被暗杀，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政治事件了，事后王亚樵又给朝鲜人送去4万元，并购置了一套房产给朝鲜人做活动场所。
除了知情人士以外，外界以为此事件只是朝鲜人抗日暗杀事件，和中国人无牵涉。
朝鲜抗日领导宣称为刺杀负责。
已经到了这个层次的王亚樵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看不得中国任人宰割，他痛恨国民政府懦弱无能，于是他暗杀汪精卫，最终导致汪伤重病死；暗杀宋子文几乎得手，蒋介石对他更是深恶痛绝。
最终，在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约定时间去余婉君（已被戴笠胁迫收买）住所，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
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
“人间魔鬼岂能被活捉。
”刺杀王之后，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
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
那时的王亚樵，已经准备起身奔向抗日的共产党，准备为国为家抛头颅洒热血。
如果王亚樵能早一点前往延安，可能中国就多了一个将军。
历史没有如果，谋划良久的戴笠，正是利用王亚樵侠肝义胆的优点，捕杀了天马行空、来无影去无踪的“暗杀大王”。
毛主席为他说了句公道话：“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
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 原文链接：
关于宋庆龄的富裕生活
宋庆龄的经济来源：一是“国父”遗孀抚恤金，二是父母亲给她的遗产，三是亲友的资助。
虽然有抚恤金和遗产，但是宋庆龄也不能有很奢侈的开销，而是依靠这些钱的利息生活。
抗战时期在香港，她吃一次番茄炒鸡蛋就算奢侈了，而且只放一个鸡蛋，连两个都舍不得，为了能在香港长时间坚持抗战，宋庆龄甚至还让女佣李姐腌制咸菜储备。
在上海和姐妹们一起定做旗袍时，她总是排在霭龄和美龄后面，以便找机会和老板讲价钱：“你要给我算得便宜一点，我可没有她们两个那么有钱”。
至于房子，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现：孙中山故居）是华侨资助兴建的，现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看到朝廷不稳为了“巴结”她，“赠”给她的。
抗战时期宋庆龄在香港住的房子是小弟宋子良的，在重庆的房子是张治中将军的。
家中的家具有孙中山生前的，有母亲送她的。
钢琴是宋子文送她的....解放后就不必多说了，都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生活。
宋庆龄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这一组织因为是由宋庆龄创办的，深受华人华侨乃至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信任，在解放前，特别是抗战时期收到了大量的物资和钱款，但是事实证明宋庆龄没有为自己从中谋得一分钱，而是全力资助了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以至于在重庆谈判时期，见到宋庆龄以后一再向她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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