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惶惑 读后感
300字左右
一口气看完了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仿佛置身于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古老的北平城中那处小小的小羊圈，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小文夫妇、丁约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北平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那段历史，那些从历史教科书上获取的比较抽象空泛的认识，仿佛有了血肉，而激发出无比的责任感、爱国心；虽然没有正面去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却仍然能使人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的灾难，这部书堪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无悔这近乎不眠不休的一日一夜。
老舍先生是我非常欣赏的中国作家，之前也不过看过他的话剧茶馆和几个短篇，‘马裤先生’、‘抱孙’、‘眼镜’ ... 他那不着痕迹的幽默让我彻底折服，他笔下的人物仿若一幅幅漫画肖像，看似夸张滑稽，可是琢磨之下却又发现如此神似。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人物也许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可是却也会一代代遗传到今天的我们身上；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在先生的笔下，总会看到活生生的自己，让人掩卷深思......
《四世同堂》的读书笔记
《四世同堂》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一口气看完了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仿佛置身于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古老的城中那处小小的小羊圈，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胖、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夫妇、丁约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
而瑞宣和瑞全同样令我印象深刻。
我觉得他们两人与先生《家》中的觉新，极为相似。
瑞宣是祁老太爷的长孙，虽然他同瑞全一样希望去参加革命，但终究放不下这个家，瑞全则不同，他敢想敢为，毅然帮助王排长离开，亲手杀了自己的初恋—做了特务的招弟。
把一个新一代的有志青年刻画的淋漓尽致。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
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
他们因人的到来而生，又因人的到来而死。
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
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冠晓荷，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人永远是必恭必敬，直到临死，RB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RB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
祁瑞丰，蓝，胖，这些也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
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至人于死地
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那段历史，那些从历史教科书上获取的比较抽象空泛的认识，仿佛有了血肉，而激发出无比的责任感、爱国心；虽然没有正面去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却仍然能使人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的灾难，这部书堪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
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RB欺辱
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
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
四世同堂读书笔记10篇，各位亲们，跪求
一共字数2000~3000就好的
6 回复：谁有《四世同堂》的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 作品：《四世同堂》读后感 发布时间：2006-6-14 12:08:19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我慢慢吁了一口气，轻轻合上书的最后一页，背负着历史的厚重，仿佛自己正置身于这个颠倒是非，硝烟弥漫的北平…… 随着整本书临近尾声，心中不禁感叹人的本性在经历那样一个年代，承受如此多的磨练后，展现得如此真实，区区一个小羊胡同，形形色色的人物却已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不同心态的中国人，已成为了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有年过半百只求享清福的祁老人，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家破人亡，放弃知识而立志报仇的钱老人，有受过新中国教育却被旧中国古老陈旧的封建思想紧紧缠住的祁瑞宣，有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很真很纯一心为国的市井小民孙七和小崔，也有为了升官发财，虚伪的卖国贼大赤包、祁瑞丰……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但最终，经历了这么多震惊、愤怒、喜悦，老舍先生使我仍然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四世同堂》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而期间人们经历的便是那个最黑暗，最痛苦，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其中一个关键词自然是被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日本鬼子，他们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以及他们近乎变态的心理，使每一个描写他们的作家不得不咬切恨齿、紧缩双眉，但使我钦佩的是，老舍先生并没有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深批日本人，一方面他用一种冷幽默表面上轻描淡写、若有若无，蜻蜓点水般描写，但就是这么几滴水，已足以揭示出他们令人恶心的心态，通过这些文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老舍先生轻蔑的眼神和淡淡地冷笑；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全盘否定日本人民，这从书中小羊胡同1号门的一位日本老妇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
可见，对于日本人，作者还是很理智的。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
老舍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
书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判断他们。
他们因日本人的到来而生，又因日本人的到来而死。
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
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仍一直相信日本人一定会就她出去，一直做着风光无限的梦，但梦终究还是梦，最后她还是惨死在狱中。
冠晓荷，我一直觉得他对日本人照了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他们永远是必恭必敬，鞠大于九十度的腰，对他们笑脸相应，他对日本人就像当初臣民对皇帝，就连提起都会心惊肉跳。
直到临死，日本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日本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
祁瑞丰，蓝东洋，胖菊子，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
而当我读到几位汉奸的惨状后，我开始对他们的行为慢慢感到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及至死亡的边缘仍执迷不悟，硬要把自己向死亡的陷阱里推呢
或许这是源于他们对金钱、权利的渴望，当中国没有被侵略的时候，他们无权无势，而日本人的目的是吞噬中国，俘虏中国，他们知道只有凭借汉奸的贪婪以及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才能达到目的。
这样便给了汉奸们升官发财的机会，而汉奸们又意识到了是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钱与权，理所当然他们更加拥护日本人，而还没得到这些的，便更会使劲各种手段去讨好日本人，这样便奠定了中国汉奸前赴后继的情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死亡之路。
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可至人于死地
如果说汉奸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那么我想招弟、野求更是当时的牺牲品吧
作为大赤包的女儿，她注定是不幸的。
生活在一个极其虚伪、极其自私，不知荣辱的小人家中，就算她的本性如何善良、纯洁，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变了，变成了一个只会享乐，没有思想，不懂正义、使命、爱国的女人
在妈妈的引导和妓女们鬼魂的日子中，她堕落了，她不在懂得爱惜自己甚至引以为荣
在妈妈的惨死和爸爸的落魄中，她不在是那个纯洁的善良的少女了，“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
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古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
”正所谓“时代造英雄”，时代也可以灭英雄，多少所谓的爱国者，心地善良的人都因为金钱权利的诱惑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堕落
野求，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位有知识的爱国志士，可为了维持生计，给日本人做事，不得陷入了两难境地，家离子散，自我堕落，钱先生说得好，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坟墓。
就连金三爷这种打过汉奸的人，就因自己的生意渐渐好转而喜欢起日本人…… 钱与权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老舍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日本欺辱
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
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祁瑞宣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
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
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
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
”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
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读罢此书，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实为一本好书
老舍《四世同堂》1000字左右摘抄加200字评论
在世界的东方，在黄河、长江横贯的地方，繁衍生息着五十六个民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中国，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成立了整整六十周年。
在这六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
回想起改革开放，像我们这些九零后应该都没有太多的感触了。
但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定能说出许多的故事吧。
在当时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很难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阅读了《四世同堂》。
在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对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做汉奸的夫妇，他们有一对性格和思想完全不同的女儿。
在那对夫妇的身上，我可以看到那些在战争时期为了权利、金钱和地位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卖国奴，以此来获取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宁愿自己整日像狗一样的听从别人的事换，也不愿意站起来把那些入侵我们国家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这些人的映衬下，我更加觉得在当时那些为了就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士兵们是那么的让人敬佩。
在当时，如果不是这些人以生命为代价去抗日、去战斗，我们今天就不会过上这么安定、这么美好的生活。
假如当时没有人并没有去抗日，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安稳的坐在教室里学习。
不敢去想，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我们又有怎样的理由在此虚度我们的年华呢
建国这六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衣着再到思想，虽说现在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的领军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建设和发展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从现在开始，从小事做起，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吧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现在的我们首先就应该刻苦地学习，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这不仅能让我们不如社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说不定还会给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呢
作为现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遵守校规、校纪，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慢慢地回想我们祖国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灾难。
想想我们祖国是这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也更加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强大。
我想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心愿吧
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后引用信息（转载时请保留，谢谢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祖国——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评论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
不过惭愧的是作品我读得并不多。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最为崇敬。
这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独具匠心地，全部故事就围绕这护国寺（多么熟悉的地方
）附近的一处胡同里面，以祁家四代为中心，不过几户人家，人物不过十几位，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了沦陷区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就了这八十四万字的宏篇。
有爱国者，有汉奸，形形色色，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都只是小小的百姓，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与《茶馆》有些类似，在巨大的时代框架下，用小人物们的故事记录下整个民族的脉动。
老舍先生以小见大的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平民百姓的，而反映的又全都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老舍先生很注重人物的塑造，他的观点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比情节重要，情节可以淡忘，但人物是不朽的。
在这本书中，他特别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祁天佑的老实、祁瑞宣的深沉、大赤包（“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全城妓女的干娘”）的嚣张、丁约翰的洋奴习气、蓝东阳的蛮横、文氏夫妇的不卑不亢都写得十分到位。
对于汉奸们（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高亦陀等等）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用了很多的夸张和比喻，笔法堪比钱钟书的《围城》（随手摘一个——“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对百姓们生活的困苦，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老舍先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
身为地道的北京人，他是那样明晰老北京人们的生活状态，并用他的笔生动地描绘出老北京的韵味，他的作品就是北平城的巨幅画卷，把故都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北平旧时的文化、老北京人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画了虎，画了皮，更画了骨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实际上，抗战期间老舍先生是不在北平的，他在重庆主持文艺界工作。
他的夫人于1943年离开北平。
他从他夫人的口中得知了沦陷区的北平种种，凭此就着手写下这本书，足见他对北平的熟知。
书中经常有对北平风物的描写。
北平的春夏秋冬，北平人的安逸生活，北平的富庶繁华，北平的文化礼节在他笔下都是那样的美好，他用这样的对比来述说日本人的罪恶。
读他的作品实在能让我们体会到许多老北京的风俗。
不过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北京跟那时的北京已大不一样了，只有二环以内的小胡同里还留存着那些印记，北京人的客套、热情、有点自私、有点粗俗。
现在的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了。
我从小是长在城外的，对老北京的习俗了解得很少。
我中学同学里，我所知道一直住在城里的就是毛润辰、杨欣、金政隆，老北京真的很少了。
成为了大都市的北京丢掉的东西很多。
我一向说“我自以为是个陕西人”与此也不无关系，我爱长安城啊。
老舍的语言风格朴实中带有幽默。
小学学过不少他的经典课文：《养花》，《我家的猫》，《趵突泉》，《林海》。
那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文章幼稚，因为时常带着“啊”“呀”之类的语气词。
唉，小孩子是不能领悟至美的。
如李白的诗歌，没有过分华丽的辞藻，却开出一片绚烂的世界。
插一句，我小时候甚至还一直疑惑，为什么《琵琶行》写得好，确实，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老舍先生为自己树立过一个最高标准——用凡夫走卒的话去形容日落或早霞。
颇有白居易的意思。
他的语言平实、浅白，因而也就生动且真实。
他也留过洋，在英国教过汉语，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沾染上欧式长句的恶习（张千帆………………），反而，他厌恶它们。
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长句，句式也都十分简单。
现在的《四世同堂》有一点点缺憾，即最后十三回不是老舍亲笔，而是根据他原作的英译本再转译回来的。
这本书他写完了，前两部也都出版过，但五十年代连载的时候，他删去了最后十三回，原稿好像也都被毁。
这位译者专门把老舍的英文作品译回来，模仿老舍的语言风格也比较到位。
但细细看仍能看出区别，尽管不用复杂的典雅的词汇，但和老舍那种平白俏皮中饱含感情的语言仍然是有区别的。
整本书的基调是悲壮的，越往后气氛越惨淡。
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小羊圈”里的住户经历的变故太多了，直到战争结束剩下的人口已经不多了。
祁家的第二代祁天佑不堪日本人的侮辱，在阜成门外投河自尽（……三里河啊……不是吧……）；孙子辈的败类老二祁瑞丰争权夺利被人陷害死不见尸；第四代的妞子在即将胜利的时候饿死；给祁家看坟地的常二爷也在遭受日本人凌辱后抱病而终；钱氏一家被冠晓荷出卖家破人亡；汉奸冠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最后也几乎死绝了，冠晓荷直到被日本人活埋还认贼作父（最让我唏嘘的是，祁瑞全原本在战前看上了冠家的大女儿招弟，最后她变质了，于是亲手把她杀死）；文若霞在戏台上被兽欲大发的日本兵打死，她丈夫跟日本人拼了命也死了；李四爷被日本人打了之后终于反抗，也死了；拉车的小崔被日本人冤成罪犯砍了头；剃头的孙七吃不饱饭得了胃病倒在街上，日本人担心传染病蔓延就活埋了。
最终活下来的人们也都过得很惨，面黄肌瘦。
尽管胜利了，但却难以感受到巨大的喜悦。
战争留给北平、留给中国、留给全世界满目的创痍。
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删掉了后十三回：胜利了怎能如此惨淡
然而，文学就是文学，他所描述的也正是实情。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部作品长期在国内不受重视。
直到文革之后，才出版了全一百回的单行本。
书中还记录了日本人在北平的暴行。
一有游击队出没就屠村；担心传染病流行就把病人活埋；禁止自由买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按人口分发所谓的“共和面”，实际上都不是给人吃的东西，且老人和儿童不给发粮，使全城陷入饥荒。
仇恨是不能忘的。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描写就是庆祝保定陷落的那一处，用那辽阔的沉默，写出了学生们的悲愤、汉奸们的无耻和日本人的猖狂（“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呢”）。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很容易概括，反映沦陷区北平人民的困苦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但是仔细想想，书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一个人是特别高大的、在日本人统治下奋起反抗的，他们全都沉默，继续自己的生活。
这里好像有个矛盾。
但是，民众们决不是安于敌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有爱有恨，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夺走身边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如祁老太爷，起初只是希望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最终他也敢面对着敌人和汉奸不再点头哈腰。
他们顽强地生存下去，渴望着胜利的一天。
这顽强的意志，正是民众的伟大
“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
四世同堂书评1000字，有哪位帮帮
对有现在人来说，“四世同堂”是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代名词，它是一种幸福，一种美好：老人含饴弄孙，悠闲自在;小孩子轻松愉快、茁壮成长。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是描写了一个北京普通老百姓祁老太爷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但不幸的是，由于战争，他的这种幸福被敌人强行夺走。
这场战争直到今天提起来仍令人毛骨悚然，它就是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日本侵略这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想必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倒背如流。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罪行真的震撼了你的心吗? 说实话，在没读这本书之前，面对南京大屠杀，面对那冰冷的“30万”，除了感慨日本人的野蛮外，我便无其他的感觉。
毕竟我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毕竟我没有经历那一场屠杀。
直到我读了这本书，直到钱默吟入我的视线。
他善良、友好，虽然贫穷，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作为一个文弱的诗人，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肯踩死。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被日本军带走以后，被拉去做电椅，被用皮鞭抽，脸被打肿后，连东西都看不清，嘴里的牙齿所剩无几。
更可悲的是，儿子在他被捕后因病去世，妻子不堪打击而自杀身亡。
这就是侵华，日本侵略者在把“亡国奴”的称谓强加给中国人之后，硬是把幸福的家庭搞得家破人亡，把平平凡凡的人摧残得不成人形。
看着钱默吟那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模样，听着那皮鞭落下、皮肉裂开的声音，心里冒出一阵钻心的痛。
对于这一段屈辱的历史，我们不能忘却，而且我们也更应该清楚，国亡了，我们何去谈幸福和尊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个爱国青年。
书中描写了这样一群人，像瑞全一样，受过教育，有爱国心，怀揣着一股激情，不甘心当亡国奴，奔赴战争前线，为人民谋幸福;像瑞宣一样，为了家庭忍辱负重，在敌人的魔爪下斗争着，拯救着那些被敌人压迫的人。
他们不仅要把自己的家艰难的维持下去，而且还要忍受着亡国的折磨。
他们的身体虽在家里，但心早已飞到了战争的前线。
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毅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里，作为祖国的接班人，我们要时刻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积极地奉献祖国。
只有国家富强，我们才会有尊严，我们才不会受欺侮。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人民纷纷把自己的钱财存入银行，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国难当头，最能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爱国心。
然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书中描绘了这样的一群中国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汉奸。
像冠晓荷一样，像瑞丰一样，为了发达，出卖灵魂，出卖尊严，甘心做敌人的走狗。
他们抓住亡国的机会，尽享荣华富贵。
他们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下产生的耻辱，是我们永远唾弃的对象。
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做一个有尊严，有骨气，内心坦荡荡的中国人。
四世同堂文学评论
论的文化忧思董炳月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统文化角色。
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
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
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
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
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
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
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
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
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
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
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
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
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
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
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
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
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
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
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
”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
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
……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
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
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
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
……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
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
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
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
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
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
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
”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
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
”“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
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
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
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
”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
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
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堂吉诃德3000字左右读后感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三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成功或局限，都可以而且应当从老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得到解释。
自觉的文化意识决定了《四世同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种地位是一般简单宣传抗日的作品很难获得的。
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李泽厚将其概括为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⑩]。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茅盾等“五四”精英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证明李泽厚的概括符合历史事实。
这种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意识取代个性意识，求生存的愿望压倒自我批判精神，政治斗争这民族解放运动冲淡了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
而《四世同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它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贪婪，汉奸的卑劣、丑恶，而且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国土沦陷、民族陷于生存危机的历史原因，从而进入文化反思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这样，四十年代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启蒙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重新得到表现。
从总体上看，老舍对文化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五四”精神、鲁迅思想一脉相承。
第一，在《四世同堂》中，人不仅是被作为类型化的客体（即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来认识的，而且是被作为缺乏生命活力与反抗意志的主体来认识的。
李四爷那句“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体现的就是老舍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而这种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正是宝贵的“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老舍通过钱默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瑞宣、瑞全对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观念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老舍的批判更富于理性精神和辨证的态度，摒弃了“五四”时期狂热的“全盘否定”。
第三，小说第五十三章描写了北平人过年时怎样去看日本人组织的化装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
……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穿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
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
这种描写揭露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奋力鞭笞的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以及“看客”心理。
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⑪]第四，老舍通过揭露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等人对权势和钱财的贪欲，批判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第五十章），这与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威福，子女，玉帛”[⑫]——的批判正相一致。
第五，老舍批判的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人人格中“主子心态”与“奴才心态”的两面性——所谓“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第五十章），也曾被鲁迅批判过。
鲁迅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⑬]。
此外，“五四”前期鲁迅对中国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正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平人的态度。
所以，把老舍看作鲁迅之后批判国民性的又一面旗帜，一点也没有夸张。
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批评《四世同堂》“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⑭]。
从文化反省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四世同堂》追求的也许根本不是“鼓舞力量”，而是反省、批判力量。
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小说的前两部取名“偷生”、“惶惑”。
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对北平人悲惨生活的展示而言，《四世同堂》属于那个时代，但是，就文化反省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言，《四世同堂》超越了那个时代。
属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就是《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
李泽厚把“五四”至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⑮]，而这种变奏中的两个主旋律——“启蒙”与“救亡”，早已被老舍和谐地容纳在一部《四世同堂》之中。
对于某些优秀作品来说，一方面的成功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
《四世同堂》也不例外。
自觉的文化检讨意识在使作品获得较大思想深度和特殊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文化检讨意识过强而导致的文化决定论倾向。
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
将人看作文化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具有连续性。
……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存在下去。
而且每一代文化，也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
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⑯]。
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才能揭示人作为“历史性的哺乳动物”[⑰]的内在必然性。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正是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才在人的认识方面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
[⑱]但是，文化角度揭示的仅仅是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那个层面，而作为现实性存在的人，则受到许多“文化”之外的因素制约——政治、社会因素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同样具有真理性。
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⑳]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对人的认识才是全面的、科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柏拉图、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都有“片观性”，因为他们各自注重的是“人”的个别层面）。
就北平人而言，他们的苟且、懦弱，他们的成为亡国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伍，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等等。
文化问题只是致使他们成为亡国奴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直接原因。
因此，对北平人性格与命运的思索不仅应当导致文化批判，而且应当导致历史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不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相伴随并以历史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为基础，其批判力量必然被削弱。
此外，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还导致了个别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倾向——即如研究者已指出的，祁瑞全和成为抗日志士后的钱默吟有“概念化”倾向[22]。
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老舍在人物身上寄托的文化理想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自身性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物身上蕴含的两种文化性格——诗人文化性格与猎人文化性格——也难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而且，他们作为老舍理想中的文化性格的体现者，很难在老舍的生活范围内找到原型，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塑造得如同市民形象那样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前期钱默吟”非常真实）。
严格说来，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人物体现的与其说是生活的真实，不如说是老舍的心理真实。
不过，究竟是应当怀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是应当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认识，尚且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涉及《四世同堂》的创作方法以及总体美学风格。
四 最后要谈的是《四世同堂》在老舍作品中的位置。
在历来的老舍研究中，《骆驼祥子》总是比《四世同堂》受推崇。
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
在近年出版的《老舍创作论》中，《骆驼祥子》被誉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高峰”，而《四世同堂》仍然不过是块“丰碑”[23]——“丰碑”怎么也高不过“高峰”。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政治原因。
《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地区人民的“惶惑”、“偷生”和“饥荒”，亡国奴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军”（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向往青天白日旗（不是五星红旗），因此它当然不如《骆驼祥子》这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适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间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人民”似乎有些“降价”）。
二是出版方面的原因。
《四世同堂》只在解放前出版了前两部，建国后直到1979至1983年间才以完整的面目走向社会，这对于作品的流传和研究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而《骆驼祥子》在1955年出版了修订本之后，一直广为流传。
实际上，将《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并不符合老舍的创作实际。
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十分优秀，但是，就描写的生动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老舍1933年创作的《离婚》完全可以和它媲美；就生活画面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四世同堂》显然在它之上。
而且，被看作老舍代表作的《骆驼祥子》是建国初期老舍的修订本，它体现的根本不是“历史事实”。
因此，如果要举出一部小说作为老舍的代表作，我认为应当是《四世同堂》，而不是《骆驼祥子》。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曾经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本书”[26]。
这说明老舍很有“自知之明”。
遗憾的是关于《四世同堂》的研究远远不够。
本文，也仅仅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