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贬范仲淹阅读答案 急急急
13：1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首次遭贬。
2：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禀性并未改易，仗义执言去与吕夷简争廷论理再次被贬。
3：第三次被贬仍是祸从口入，尖锐的指出朝政用人问题，触犯宦官利益，被诬陷遭贬。
4：推行变法招到反扑，自己申请退守。
14：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
对朝政失望，悲愤与无奈，这才激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
15：1：他的《岳阳楼记》及其名句独步天下，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2：而他“千古高风说到今”的品操依我看更超尘拔俗，别具魅力。
16：1：立德，即使屡遭到贬谪，仍不会因政治黑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依然忠直不饶，刚正不阿。
2：立功，革除太后是的腐败弊政，治水有功，推出方案变法。
3：立言，岳阳楼记，是他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以言事贬
因为参论政事被贬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读书学习。
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用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
幼年时，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
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风格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
、、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供，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
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承受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的遗稿，读后十分仰慕。
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考进士，名列第一，选拔到甲科，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开始与尹洙交游，做古文，议论朝政，互为师友。
与交游，做诗歌互相唱和，于是凭借文章名扬天下。
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因为参论政事被贬，修为他在朝上辩护，司谏高若讷坚持认为要被贬。
修写信给他，说他不知道羞耻。
若讷上呈了这封信，修连带被贬做夷陵令。
后来范仲淹出使陕西，举荐修做书记。
修笑着推辞说：“以前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
可以一同被贬，但不可以一同升迁。
”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儿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
范仲淹一生几次被贬?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 版本1.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
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把救济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发愤苦读，有时候夜里十分疲倦，就用冷水洗脸。
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
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
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
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
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版本2.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母亲改嫁长山朱氏。
长大后，知道出身家世，感动哭着辞别母亲，离开到南都，进入学堂。
不分日夜刻苦学习，五年以来不曾解开衣服好好睡觉，有时候发昏疲倦，就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顿稀粥都吃不饱，每天要到太阳过午才开始吃饭。
终于博通《六经》的要领，慷慨有抱负于天下，他经常对自己说：“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 少有大志（少）：年轻时每以天下为己任（为）：当做辄以水沃面（辄）（沃）：辄，就。
沃，洗。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仕）：官乃至被谗受贬（贬)：贬官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当）：应该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
范仲淹置义田
范仲淹(989—1052) 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到参知政事（副宰相）。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
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
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
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
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
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
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
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
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
《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
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
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
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
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
有《范文正公集》。
解读大慈善家范仲淹深弘誓愿 范仲淹，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出将入相，功满天下，其英名已传之千古。
他晚年撰《岳阳搂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弘誓愿，更是传诵了千百年，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
然而，范仲淹是大慈善家，人们却知之甚少。
他当官时，俸禄较高，但其平生却“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
他不像许多儒士追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个人享受，而是办义庄、兴义学，解人之难，使之安居乐业，或受良好教育。
他临死时竟清贫如洗，以至无资以葬。
他的慈悲济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
一、置义田，兴义学 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却克勤克俭，省下余资，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
其子范纯仁说，范仲淹“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十顷为千亩)，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
”当时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则平均每人占田八亩有余。
岁入粳稻八百石。
计口给米外，存余粮以备荒年及丧嫁之费。
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以宽广胸怀自愿：“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评价道：“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
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铭中亦写道：“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
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每抚边(既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副边防长官，对西夏作战)，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
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无敛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遗表不干私泽。
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 范仲淹亲自手订义庄的管理规则，规定任何人，包括义庄掌管人犯规，由“官理断”。
他对子侄要求很严，嘱他们“勿烦州县”；他给诸侄写信，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必须有乡曲之誉，才能推荐。
范氏后人继承了办义庄的传统，在晚清时达到八千亩，其供给赡养的范氏族人有了数倍的增多。
范仲淹也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
他曾在苏州购得南园之地，已盖好房子，准备居住。
一位阴阳家(风水先生)说，住此地“必踵生公卿”(可世代出公卿)。
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
”(让天下士人来上学，都成为贵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他继承了孟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 除置义庄，办义学外，范仲淹的义举是很多的。
这里只举一例以明之。
他被贬到浙江当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路费，不能回乡。
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
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
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一首诗，并嘱咐道，“过关过卡，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
”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 二、只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 读宋史卷范仲淹传，读范公文集，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是他的由儒家的“兼济天下”到佛家的“普度众生”的境界的人生轨迹。
他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
”冬夜读书，为振作精神，以冷水沃面。
虽然“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
”后来他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在应天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师从戚同文，继续“苦心劳形”，“五年来常和衣就枕”，“读书累年不解带。
他曾立下不能当良相，即当良医的志向”。
他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后来，他的忧思更为深远。
他表白有“益天下之心，重千古之志。
”他称他的至诚所趋者，乃是“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乐。
”他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
”他无论当文官，抑或任武官，都深得民心。
这是因为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
” 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边上人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任开封府尹时，开封人称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
明代何渊镌说：“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为心。
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于已。
”这是对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
范仲淹置义田、办义学是他的“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的精神的延续。
此外亦有其恩师戚同文的影响。
《宋文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讲“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
宗族贫乏则碉给之，丧则赈恤之。
不积财，不营居室。
或勉之，辄日：‘人生以行义为贵。
’由是深为乡里推服。
” 我国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源自孟子。
孟子曾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笔者不否认孟子的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但必须指出，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愿的境界高于孟子。
晚于范仲淹的苏轼也曾说：“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
”其境界也逊于范仲淹。
范仲淹是一位儒士。
孔孟表述的是“做人之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范仲淹的一生切实地践履了。
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则表明，他有着更高远和深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理念，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三、慈悲济人，普度众生 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与他人忧乐与共。
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者不多。
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
而“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也未论及彼岸世界；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但缺少作恶下地狱、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因此现实效果小。
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大儒之一，然其“游饮无节”，有时迹近放纵。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说，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有时令人“讶其多游。
”欧阳修自己亦坦言：“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其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
”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长沙，其诗云：“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孰；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
”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
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作恶者会入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
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只是在浏览《佛光大藏经、净土藏》时，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的个案。
他作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时，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
诚然他熟稔佛经。
比如，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大藏经》。
他曾说：“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
《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
他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
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宋。
”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
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
他是禅净双修。
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临终之日，谓家人日：‘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 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
’溘然而逝。
(佛教是师道，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更准确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
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因此他的誓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我们可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拨一切众生苦，是悲心。
这种慈悲是平等的、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
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
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
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
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
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苦行。
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
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
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倡导“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
”因此，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国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
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里保家卫国。
比如，吉鸿昌将军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进发出人生的悲壮。
缅怀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
经过“文化大革命”，被“神圣”口号戏弄过以后，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
人的神圣感、尊严感暗淡以后，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目不暇给，魂不守舍。
更有甚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热衷于反权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统、反严肃，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
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范仲淹死后，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今天，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
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
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
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
”诚哉斯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悲壮刚烈，令人血脉喷张，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
范仲淹的诗《九日》解析。
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一天人们要登高，还要（）茱萸来辟邪，诗到一枝枝茱萸似乎在争奇斗艳，想到要和诸多前贤一样写一首有关重阳佳节的诗，于是首先想到了宋玉、陶潜。
面对秋天，宋玉悲情无限，曾在《九辩》中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
”，而陶渊明却痛饮沉醉，对秋天并未表达出特别的伤感，这可以延伸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范仲淹显然更欣赏陶潜的洒脱超然。
虽然仰慕陶潜的超然物外，但诗人心中的不平之气并没有消解，美貌的年轻人喜欢追随周围风景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而菊花能够坚持在寒秋之时迎霜怒放，这是两种品格的对比，容颜不代表品格，好在世上还有品性如菊的人。
既是重阳，当然要登高，要插茱萸，还要痛饮一番，归来时已有醉意，狂放高歌，无拘无束，醉态引人注目。
当年李白也曾如此，在《襄阳歌》中写自己“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那应该是当时的范仲淹深深仰慕的一种自在风度，而借诗仙的往事说自己，这是致敬，更是自信的狂放。
——转自李亮工作室麻烦采纳哦~
欧阳修与范仲淹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
范仲淹有旷达刻苦的人生态度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