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形态与阐释的目录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软笔书法的好处
一、练习软法提升学生的审美。
审美素养是一个人人文素质的重要内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书法“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筑。
”练习、创作、欣赏书法作品的过程就是感悟美、创造美和酝酿美的过程。
因此，开展书法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好途径、好方法。
二、练习软笔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
学习书法，要从一笔一画做起，有规有矩，如起笔、行笔、收笔都十分讲究，这好像做事，起笔像做事的开端，行笔恰似做事的过程，收笔如做事的结尾。
通过练习书法，可以锻炼一个人做事认真、沉稳、有始有终的品格。
日复一日，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
三、练习软笔书法可以强身健体。
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且还是一种养生之道。
书法可以调节情绪，陶冶情操。
过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恐伤肾，思伤脾。
而练习、创作和欣赏书法，其心态安稳，宁神息虑，修心养性，神定志安，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理平衡”，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寿从笔中来”就是指这个道理。
四、练习软笔书法可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书法作品看似简单，但真要写好，却并非易事，除书法的字内功（诸如笔法、墨法、章法等）外，更要修练研习“字外功”。
“字外功”对书法艺术来说非常重要，要想在书法上有成就，就必须字外求字，书外求书。
“字外功”就是向“姐妹艺术”学习。
如，从绘画中学布白，从音乐中悟节奏、韵律，从诗词中找意境，等等。
艺术是相通的，“姐妹艺术”往往能触发书法创作的灵感。
在追求提升书法艺术的过程中，人的综合素质也就得到发展。
总之，在练习软笔书法，有利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促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兰亭集序有什么意义
《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古代名医及其著作有哪些
针灸之祖———黄帝 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脉学倡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侯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推崇其为脉学倡导者.外科之祖———华佗 华佗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尤擅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知醉,肠洗浣,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甚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预防医学的倡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候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治愈唐太宗皇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谎称采“长生不老药”献给皇上,偷跑了.监视他的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他为药王.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辨证论治的范例.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转
美的历程读后感
第一篇：美的历程》读后感 如果你想读一本能整体感知精髓的书，或者你有一个想宏观了解中国各个特质的真切愿望，那么可以一读，又不得不读。
大约一本好书，你都能或是朦胧隐约，或是直接强烈，或者两者兼有地感受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别的，它只能是著者个体特有而迸发的天赋才华、“修为”的人生境界，“积淀”的生命质量，它在当时感动着你，而后给你无穷无尽的“意味”。
同样，也会在上述的一些方面让你“一唱三叹，流连忘返”： “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恢弘博大的气势。
似乎并不是优美语言的一时倾倒，也不是特立思想的盲目吸引，而是其恢弘气势的首先折服。
一书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从史前文化一路辗转明清近代，从图腾歌舞、青铜陶器一路延展经史辞章、诗词书画，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社会风貌、的俯观鸟瞰、整体把握，以诸如“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佛陀世容”……一些异常简洁明快而又高度凝练的原创概念阐释之、铺陈之、思辨之，彰显出作者宽阔的视野、深厚的积累，也正是这些，赋予了薄薄一册《美的历程》以恢弘博大的气势，他让你在可能并不深刻理解的情况之下，已经欲罢不能，便只好开始这场匆匆的美学旅程。
“”——敏锐深邃的思想。
固然恢弘博大的气势可以有如是的引人入胜之处，但是理论的空中楼阁、概念的空壳游戏，恰也可以在此发生，因此气势也必须要有实际内容的强大支撑，方才牢靠而不漂浮。
《美的历程》通过对浩若烟海的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的材料的点检筛选、整理汇合，准确深邃地提炼出各个时代特有的美学主题、精神特质，如“楚汉浪漫主义”，即是对楚地区、汉时代（楚汉文化）文学艺术特质的敏锐把握、独到概括，唐朝如是，宋元如是，明清亦如是。
它透过时代的表象、琳琅满目的呈现，为你提取出著者理解之下的独特的精神实质、美学实题，让你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过往时代的“庭院深处”。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珠玉圆润的语言。
如果说气势激发人的思考愿望，思想引起人的精神共鸣，那么语言则常常调动人的感官行动。
读《美的历程》，大约你是禁不住要读，要写，要背的，你无法阻挡住那一股从心中汩汩而出的要跟随而不肯离去的念头，而这足以说明他的语言魅力。
不是诗而胜似诗的语言，在这里你可以清晰看到，上下对仗、前后呼应、铺排列锦、博引旁征……如珠玉般圆润，似流水般勾连，没有刻意追求的刻板生硬，也没有辞不达意的佶屈聱牙，更不感掉书袋似的酸腐不堪，语言在这里达到了它能发挥的绝佳作用。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读后感受及真切推介，至于对书中内容的理论研究、学术感受在此无法一一言明，也各家各派对此已有相当的成果，我并不想重复、摘抄，重做“她人嫁衣”。
《美的历程》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完美断想，本身已成为一件不朽的艺术品，一座极难超越的顶峰，一种“李氏美学”特有的“美”。
然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首先在理论上建设一种饱含美学精神、性格的新道德——“审美性道德”：如何重新发掘已为本书所发现和尚在传统中所深藏的美学精神、心理结构，创造性转化西方、印度文明的正面、积极因素，并其中最主要是道德吸收、转化，与当下时代“轻浅浮躁”的现实精神相照顾、相调节，注入到“审美性道德”的建构事业中去，以期能够对焦虑不安、荒诞无聊的“后现代生活”以解毒、救赎，建立起闪耀着生命感性光辉、积淀着历史理性价值的“情本体”，赋予“时代个体和人类整体”的道德以活泼有力、“初晴”般的美学性格。
这是《美的历程》也即“李氏美学”其后的待完成的意义，也是我以及后来的我们或许能够去做的事情。
寥寥几句，远不足观。
后时努力，诚堪期待。
第二篇：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
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
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
《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
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
”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
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
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
哀莫大于心死。
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
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
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
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
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
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
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
这都得感谢李泽厚。
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
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
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第三篇：《美的历程》是由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撰写的一本美学著作，从宏观鸟瞰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艺的数千年历史进行了一次“匆匆巡礼”，全书共分为十个章节。
第一章论述了远古图腾时代那些糅合着后世歌、舞、剧、画、神话的原始巫术礼仪活动和陶器有意味的文饰、造型形式。
第二章从充满狞厉美的写到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的，与此同时，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
第三章从儒道互补、诗的赋比兴原则和建筑艺术三方面论述了先秦理性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论述了那种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的代表。
“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
第五章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
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
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第六章分三小节论述了“佛陀世容”，佛教艺术从南北朝的“”到隋唐大统一时期的“虚幻颂歌”，再到趋近消亡的走向世俗。
第七章的“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
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
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第八章是“韵外之致”，论述了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
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则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再到“有我之境”的美的历程。
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
以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描述的是那些社会矛盾和悲欢离合的世俗人情，而上层的传统文艺却笼罩着浪漫主义，又幻化成像《桃花扇》和《长生殿》那样的感伤文学。
这种鸟瞰式的宏观把握虽不能使每个问题都细致入微的描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模糊。
徜徉于本书不仅是一次文化艺术的的旅行，它给予我们精神.心灵.思想的洗礼。
不仅仅用“震撼”这两个厚重字足以表达其中的分量。
本书所要带给读者的，原本比作者预想的要更缤纷绚丽。
诚然，众所周知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人类意识的逐步提高.社会也会越来越进步，或更趋向精彩和先进。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读完本书你可以感受到，纵然时光流逝，社会再富足，有一样东西不会随时间而退化本来的价值。
反而，时间的积淀更能加重它的韵味。
和它所散发的魅力。
它会随时光的足迹为自己装扮更华美.更有气质的华衣。
不会随时间褪去光彩，反而更加清新，它就是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产物。
本书作者也正是通过历史的美的艺术历程，让读者品味到了他的新鲜和清丽，让我们读到历史艺术的美之瑰丽本质。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有一样与艺术.文化总如影随行的 原始艺术，随时代繁衍总是历久弥新。
在文艺领域的大花园中独树一帜，这就是巫术.宗教礼仪。
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对这些“传统”的依赖，上至君王，下达百姓，都把它供在一个崇敬的地位。
早期原始艺术大多有宗教.巫术的影子，人们在 精神领域一直对它有所保留。
但对我们这种现象从纯艺术.文化来说只能是思想借鉴，不应痴迷其中。
毕竟，封建迷信在科学社会是被摒弃的，又或着说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也越来越被弥漫在奇异想像和炽烈情感的图腾文化与诗歌.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文化。
也同样代表了一种根基深沉的文化体系。
对于这种文化，历来“美学家”们是抱着“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态度借鉴吸收的。
本书中作者写的具象.深刻，对艺术的宗源.历程，以及评价极具习究意味。
我们只能从书中读到浅显的文理，倘若有时间应是反复研读推究的。
反凭我们薄浅的艺术领悟能力难以读它的精髓，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而已。
读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原本幼稚而愚笨的认识。
在文化艺术琳琅满目的世界畅游，品味先哲们思想的乐土，让我们的“审美感情”丰富.厚实。
我读完这本书意犹未尽，楚汉浪漫主义的气势与古拙，魏晋风度的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淘潜篇，盛唐谙中.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杜诗颜字韩文篇等。
中国古典文艺的巡礼教会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文艺的客观发展规律，把社会时代风采与文艺紧密相连，用审评的独特视角观察文艺现象，这本书无论从内容，语言造字上极具功力，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注：就这么多，你在网上查也就这几篇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浅谈中国美学规避人工秩序的思想 [内容提要]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他的著作《美的历程》回应了现时流行的中外各美学流派，而且从哲学高度统一了社会与自然，探讨了美与人的本体存在、美感与心理情感的“数学方程式”等问题，并提出美学与人类命运相关联的前景。
本文分析了这本著作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并通过作者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深入探究了中国艺术中规避人工秩序，师法自然的思想，本文认为这是中国美学的独特观念。
[关键词] 美学 人工秩序 宋元山水 自然 [序论] 《美的历程》是一部小书，篇幅不过十几万字，但它考察了从远古图腾到明清绘画、工艺的数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读之使人神驰千年，邀游于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领略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捕捉到华夏民族美的足迹。
在《美的历程》的第九部分“宋元山水 意境”中，他认为：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元代山水画为“有我之境”。
两宋以来中国艺术从总体情况上看，可以说是以“损”道来进行艺术创作，即荡去一切形式上的束缚，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回归到法尔自然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才是生命意义的根本，才是安顿心灵的灵囿。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纲领。
中国艺术家认为，人的秩序是理性的、知识的、雕琢的，而天的秩序是自然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
本文读后感围绕宋元山水画中所体现的中国艺术家从人工秩序中逃遁的思想展开一些论述，并从中国美学的相关命题中，谈规避秩序的问题。
[内容简介] 概括的讲，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理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是对中国古典美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介绍。
全书共十章，作者分章节引领大家走入一场美的巡礼。
第一章，《龙飞凤舞》。
远古年代，有氏族的图腾崇拜，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图腾。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中国东方集团所顶礼膜拜的另一图腾符号。
正如作者所说，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但是，它们只是观念意识物态化的符号和标记，并不是审美。
它们可以说是审美艺术和艺术创作的萌芽。
后来的原始歌舞正是龙凤图腾的演绎形式。
原始图腾与原始歌舞即已蕴含着美的萌芽，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其造型与图案的抽象演化，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
而这种美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 ，它沉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第二章，《青铜饕餮》。
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写到动物形象，表示初生的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从总的趋势来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
与青铜时代同时发达成熟的，是汉字。
汉字作为书法，终于在后世成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部类和审美对象，甲骨文作为象形文字，开始了美的历程。
中国书法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作者一一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书法的产生与发展，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
第三章，《先秦理性精神》。
先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
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
作者论述了孔学取得历史地位的原因，并提出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作者认为，诗的赋比兴原则需要情感与理解、想象多种因素和心理功能的统一交融，在这里，情感性比形象性更使它们具有审美。
木建筑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作者分析了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表现了先秦的理性精神。
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
作者论述了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代表，而《离骚》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作者对传说为屈原作品的《天问》展开一系列神话和历史的疑问。
“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
作者说：“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
” 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
汉代艺术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第五章，《魏晋风度》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
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
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第六章，《佛陀世容》。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
作者通过几个佛经中的故事，表现出佛的悲惨世界，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
而这与当时整个社会是长时期处在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有着一定关系。
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使得隋唐的佛像、佛堂、壁画表现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这里奏出的，是一曲幸福存梦想、以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读后感《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中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路，佛教也趋近消亡走向世俗。
第七章，《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
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
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盛唐是一个音乐高潮，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使得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心音。
第八章，《韵外之致》包含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
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
这时人数日多的书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机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乐、舞文弄墨之中。
但这时却百花齐放，书法，诗歌，绘画均有成名的大艺术家。
文艺中韵味、意境、情趣的讲究，成了美学的中心。
不再是前期文笔之分、体裁之别，而是理趣之分、神韵之别成为关键。
苏轼正好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
他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
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
李泽厚分析宋元山水，是从意境展开。
作者认为：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元代山水画为“有我之境”。
本章将是本文重点展开的内容，在后面将进行详细叙述，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
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世俗人情，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无花八门、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习图画。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的重大变化，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
作者列举了李贽、“公安派”的三袁兄弟，说明下层的现实主义与上层的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
[读书心得] 我现在想专门就本书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提到的“无我之境”展开一些讨论。
作者所，“所谓‘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没有自觉意识到。
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不论是人间事件还是自然景物），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
无我之境使得眼前的审美对象一时间”活”了起来，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
就像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成了这个空灵悠远世界的活的存在。
我们并不是因为古松美而去把握这一美的知识，而是为了体验一种生命的喜悦，将世界从对象化中解放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
这是重天人相合的中国哲学在审美生活中的反映，它是崇尚自然、规避人工秩序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艺术是人的创造，艺术家们为什么却要规避人工的痕迹呢
这是因为人工秩序是人类理性的秩序，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容易受到技巧的控制，难以摆脱既成的法度的限制，还会受到人的情感欲望等的影响，等等。
艺术家在如此状态中的创作，是不自由的，只能破坏人的内在平衡。
因此，中国艺术家强调由人工返归，即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归复于自然的秩序。
打开中国画的天地，在烟云缥缈、山林逶迤之后，总有一种幽幽的寒意在。
董其昌对倪云林的画推崇备至，他说，“云林高士，残山剩水，瘦石枯株，墨萧淡而气浓，笔萧散而意厚”。
云林的画不以功夫胜，而以天真古淡胜，在疏散萧淡之中自有妙韵横溢。
今藏于台北故宫的《容膝斋图》，是一河两岸式的构图，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数株，中部为一弯逝水，对岸勾勒出淡淡的山影。
这样的境界可真够荒寒，在他凝滞的笔下，水似乎不流，云似乎不动，风也静止，可以用禅门“无风萝自动”来评之。
这种寂寞的世界淡尽风烟，绝去爱憎，有萧散的气息，体现了无我之境。
萧散可以去人工秩序以从容潇洒的态度，创造不为法度拘束的逍遥境界。
人不能成为这世界的暴君，将世界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去征服它，或者是居高临下地“爱”它，我们应该以一种生命的态度，去发现一个与自我生命意义相关的宇宙。
倪云林《秋林亭子图》题诗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 。
亭下不逢人，夕阳淡秋影”，一株木也有存在的价值，它不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的评价而改变，只是自在兴观而已。
人淡去了，但随那白云自飘，夕阳芊眠，在一株木里发现一个宇宙，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中国艺术境界的创造并非强调欣赏一种外在美的东西，而是期望一种灵魂的轻歌。
作画是“于境上求之”，眼见，耳听都是有限的，它会阻碍艺术家的情怀表达，人有须臾之生，而自然却是永恒之物，我们面对自然就像是一瞬之对永恒。
倪云林有题画诗“千年石上苍苔碧，落日溪回树影深”，人在“境”中忽然与永恒照面，给脆弱的生命注入绵长，带去了熨帖，这是一种独特的宇宙感的体现，而这种宇宙感就带给艺术家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境界，“无我之境”。
“无我之境”在中国画上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荒寒。
王安石有诗云：“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
”以荒寒索画，大得中国画的要旨。
中国画家将热烈的，喧闹的，繁华的气息从画中请出，代之以冷峻、清寒、荒率，体现了道法自然地深邃哲学思想，是中国艺术家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归于大化思想的体现。
首先，从题材上说，中国画家爱画雪景、寒林。
雪意茫茫，点苍无香，秋日初木，老芽初发，都被笼罩了一层寒意。
随着水墨山水的流行，荒寒意味越来越为画家所重视。
宋代山水画家颇有荒寒骨气的，最称范宽、郭熙二人，以致在北宋形成了以范、郭为主的喜爱画雪景寒林、推崇荒寒划分呢个的潜在绘画流派。
范宽《群峰雪霁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中仍然可见雪意中荒寒而又混莽的感觉。
这种荒寒雪影里可以听到一片生机鼓动的喧嚣，艺术家们能在此找到自己的生命家园。
荒寒境界是与孤独相联系，孤独感一是现实孤独，一是宇宙孤独，后者是在思考人类在浩浩宇宙的地位，从而油然而生的一种孤独，即前边提到的宇宙感。
正是将生存感受与宇宙体验融为一体，另人产生“与元化游”的感觉。
张璪曾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命题，这一学说强调地正是对于人性的还原，以本源的真正之心去映照世界。
所以尽管山水画是荒寒的，然而以心源回归真性，点亮智慧之灯，让生命的本然在世界中自在呈现，在寒雪古林中体味出那一份生命的亲情和柔意。
[参考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真水无香》朱良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 《浅谈<美的历程>对中国山水画史的错误阐释》作者苏滨 2，《美的历程》作者王纬经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