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600字，和叶圣陶散文集读后感600字，初中水平，快点，谢谢
著名的万里长城，像一条矫健龙，蜿蜒曲折，蟠伏在中华大地上。
万里长城，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工程，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举世的。
当你登上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放眼远望，那蜿蜒曲折城，像一条巨飞舞，翻山越岭，游向远方的天边；再看那长城的堡垒，一个连着一个，一段城墙接着一段城墙，一望无际，苍苍莽莽。
看到这样雄伟壮丽的景像，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升；那高大绵长的长城，是建造在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之上，建造之艰难是无法想象的。
这时，你也许会想：我们空手攀登长城都会感到很吃力，那么在古代没有建筑机械情况下，是怎么建造这样雄伟的长城呢
难怪人们赞誉，长城是人类活动的奇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和不屈精神的象征。
因此，长城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项目。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读后感500字
耻辱的近代史 每当读到近代中史时，总会让我脑海中掀起一阵波澜。
不知为什么，我咯这一层历史。
我联想到古代史的恢宏壮阔，气势磅礴。
看到近代史的耻辱无助。
这是我想到咯很多，中国为什么不挣扎呢
我不是看不到他不挣扎，是因为我的第一印象已经判咯他死刑。
这本血泪史让我提不起精神，难道就真的那么懦弱吗
那一条条的不平等条约刺透咯我的心，让无数的同胞们备受煎熬。
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一次次的探索，我看到咯，先烈么没有放弃，开眼看世界的愿望没有破碎，维新变法没有白费，辛亥革命没有失败......一次次的探索证明咯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人民是不屈的。
是在挣扎中前进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帝国主义的血债是要还的，人民的力量是在不断被激发的
近代史使我们的血泪史，象美国扩张时期的“血泪之路”一样长。
但有结束的一天，它要我们记住历史，勿忘国耻。
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会埋在亿万华夏儿女的心中。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
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
”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
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
《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
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
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
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
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
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
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
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
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
《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
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
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
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
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
《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
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
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
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
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
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
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
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
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
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
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
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
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
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
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
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
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
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
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
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
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
《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
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
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
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
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
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
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
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
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
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
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
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
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
《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
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
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
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
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
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
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
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
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
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
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
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
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
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
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
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
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
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
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
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
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
世称“小李杜”。
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
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
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
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
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
《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
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
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
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
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
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
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
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
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
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
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
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
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
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
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
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
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
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
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
唐诗。
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
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
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
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
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
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
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
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
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
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
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
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
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
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
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
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
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
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
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
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
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
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
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
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
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
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
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
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
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
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
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
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
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
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
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
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
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
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
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
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
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
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
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
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
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
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改革家坚定的立场和杰出的辩才。
三苏中的苏轼，其散文多种体裁俱备，自由挥洒，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代表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
《文与可画赏雪谷偃竹记》，在卓越的文艺见解的表述中体现出作者幽默洒脱的个性，既是文论名篇，又是散文力作。
他的《前赤壁赋》，《后亦壁赋》，兼有辞赋的体格和散文的气韵，形象性与哲理性紧密结合，水乳交融，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
欧、王，曾、三苏加上唐代的韩、柳，被后世尊崇为‘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一直是后入学习古代散文的楷模。
此外，由于两宋理学盛行，在重道轻文观念指导下，理学家写了很多谈性说理的简古散文，还有多用民间口语的语录体作品，代表作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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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五首·陶渊明（赏析） 《归园田居》五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有的论者很乐于称道渊明胸中的无一点黏着,其实,黏着还是有的.即以渊明辞官之际写下的《归去来兮辞》而论,不也还有奚惆怅而独悲之句吗 就是说,他心中总还难免有一丝惆怅之感的.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诗人一再宣称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澈的. 正如一个人不愿触及心中的隐痛那样,诗人在《归园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刚刚从其中拔脱的污秽官场.误落尘网中,就很有点引咎自责的遗憾意味.而一去三十年,是指自己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辞去彭泽县令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然而,今天毕竟如愿以偿了,此刻的心情也就豁然,释然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中洋溢着一种故园依旧,吾爱吾庐的一往深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后榆柳树影婆娑,浓阴匝地,习习清风平息了诗人心中的焦虑.眼前桃李花荣实繁,弄姿堂前,唤起诗人心中多少欢欣.诗人在同无知的草木交流着感情.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嵇康把人间多事,堆案盈几,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与山巨源绝交书》)视为不堪为官的理由.诗人在这里,也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地用了尘杂这个字眼.他告诉我们,从前苦于应对尘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有点儿虚室之感;但虚中有实,他重新开始了完全由自己来安排,支配的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与三十年相映,樊笼与尘网相映,自然与性相映,而以一返字点明了魂兮归来的乐趣.是的,官场消蚀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节,而今天,苦尽甘来,诗人终于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我看这两句都应该倒过来理解:为了罕见人事,我才来到野外,为着免于酬酢,我才住进了僻巷.须知,这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主观的选择啊.诗人从官场退居到野外,从野外退处到穷巷,白日掩荆扉,又冥坐室中,对酒绝尘想.层层防范,躲避尘世唯恐不远,屏绝交游唯恐不及,屏弃俗虑唯恐不尽.诗人是不是太孤寂了,以至有些不近人情呢 不,诗人仿佛要有意消除人们这种错觉,而为我们展开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他虽无三径之设,却自有同道频繁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共有一个心爱的话题. 乡间的生活是简朴甚至贫困的,清静甚至寂寞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们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培育起一种朴质真挚的感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诗人不惜一身清苦,儿辈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而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天地间的真情. 新的生活要从以躬耕洗雪身陷宦海的耻辱开始.也许是官身束缚,体质有所下降的缘故,也许是久别田园,农艺有些荒疏了吧,草盛豆苗稀,耕耘欠佳.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惭,自勉之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仅从时间上看,也可见诗人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他清除荒秽,也是清除心中的杂念.除去了杂草,心中也就宽慰了一些,见出我还是那个性本爱丘山的我,还是那个乐于为农,也能够为农的我.荷锄夜归,心情傲然,举头仰望,皓月当空,诗人很像一个凯旋的士兵.辛苦是有的,但正是这辛苦的劳作使他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满足. 诗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实际是一首诗的前后两个部分.诗人怀着意满志得,甚至是带点炫耀的心情造访故友.子侄与俱,笑语不断,披榛寻径,健步而前.他要同故友共忆时岁月,向他们倾诉心曲,同他们畅饮几杯……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残破景象,听到的是故友死没无复余的噩耗.一向通达的诗人也不禁陷入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深沉哀伤之中. 所以,第五首写归来,怅恨独策还,虽仍有子侄跟随,诗人却不愿多言,形同孤雁,踽踽独行;崎岖历榛曲,一任小径上的灌木丛牵掣他的衣衫.诗人怅恨什么呢 惆怅的是人生必然的幻化,恼恨的是自己的不悟.如果早离官场,多同故友相聚些时日,不就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推迟了这一悲剧的降临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从这种怅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的呢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也许是因为访友不得的余哀,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困顿劳乏,诗人在溪涧边坐下来小憩片刻.这溪水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濯足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流遍全身,也使他从纷繁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仿佛又从悲哀的幻梦中回到了现实中来.我不是到底归来了么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人生固然短暂,我不是还有所余无多的宝贵时日 昔人固已凋零,我不是还有许多披草共来往的友人 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来看,诗人显然已经抹去了笼罩心头的不快的阴云.酒以陈为美,而新熟酒一词,一是说明家无余财,二也在点明诗人此刻喝酒如狂的迫切心情.这不禁使我想起诗人所著《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一文中那段有趣的对答: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如果我们此刻问渊明: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想来他也定会回答我们但不得酒中趣尔.是啊,这酒中趣太丰富,太玄妙了:它消除了诗人一天的疲劳;它排解了访友不得的余哀;它使诗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趣;使诗人重又乐观起来,达观起来;它也加深了诗人同邻曲的理解和感情.主客俱欢,频频举觞;暮色降临,诗人胡乱燃起荆柴,学一个秉烛夜游.满屋烟火之气不仅不使人感到穷酸,反而平添了热烈亲切的气氛.什么人生如寄之悲,什么故旧凋零之叹,一霎时都悄悄地消融在这人生真谛的通达领悟之中了.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不也正如这旭日一般灿烂 这两句是全诗传神的点睛,是乐章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最强音. 通观五首,官场污秽,而终获补偿的欣慰;生活贫困,却有亲朋的挚情;农事辛苦,而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短暂,乃有人生真谛的彻悟.真个是何陋之有 这样,诗人就把整个隐居生活,不,整个人生的乐趣,包容到他浑涵汪洋的诗情中去了.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同污秽现实截然对立的意义上,《归园田居》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开拓出一片浩浩落落的精神世界. 诗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心中也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他描绘的是常景.茅舍草屋,榆柳桃李,南山原野,犬吠鸡鸣,这些在高贵的世族文人看来,也许是难登大雅的,诗人却发现了蕴含其中的朴质,和谐,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 他抒发的是真情.他不是以鉴赏者那种搜奇猎异,见异思迁,短暂浮泛的感情去玩赏,而是以一种乡土之思去体察,去颂赞.所以,他的感情执着,浑厚,广阔,专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生活中无言的伴侣,启动他心灵深处的共鸣. 他阐释的是至理.他理解到的,就是他付诸实施的.他耿直,不孤介;他随和,不趋俗.他从不炫耀,也无须掩饰.辞官场不慕清高,本性难易也;乐躬耕为的使心愿无违;避交游只图弃绝尘想;悲人生,因为他留恋这短暂,充实的生活.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我写我心,仅此足矣. 他拣选的是易字.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枯燥的数字一经他化入诗中,就被赋予无限活泼的生命力.一般地说,计数不确是乡里人的一种习惯;特殊地说,它不也正表现出诗人辞官以后那心境的散适澹泊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村隐约迷茫,而诗人久久地伫立凝望,不正见出那心理上的切近 炊烟袅袅,天宇苍茫,这同诗人大解脱之后那种宽敞的心境是多么和谐.王维也很企慕这种意境,《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云: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惜乎刻意的观察终不及渊明无意中的感受,斟酌的字眼儿也有逊于渊明用字的浑朴天然.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词因景设,意随词转,暗暗传出心境的微妙变化,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足当行云流水之誉.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这一招多么传神!足不出户,隔墙一呼,而知邻曲必不见怪,招之即来.相形之下,反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之为繁缛了. 他如: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 至若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诸句,风韵天然,如谣似谚,几与口语无异.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但真正练易字而臻于化境者,其唯渊明乎! 常景,真情,至理,易字,这就是渊明的艺术情趣,这就是渊明一生的艺术写照.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杜牧——《清明》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诗人小杜,在行路中间,可巧遇上了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甚至时有“疾风甚雨”.但这日的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这也正是春雨的特色.这“雨纷纷”,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的；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竭力形容那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在古代风俗中,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而今行人孤身赶路,触景伤怀,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又平添了一层愁绪.因而诗人用了“断魂”二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情在景中、景即是情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接着写行人这时涌上心头的一个想法：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路的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我们看《小放牛》这出戏,当有人向牧童哥问路时,他将手一指,说：“您顺着我的手儿瞧!”是连答话带行动—也就是连“音乐”带“画面”,两者同时都使观者获得了美的享受；如今诗人手法却更简捷,更高超：他只将“画面”给予读者,而省去了“音乐”,—不,不如说是包括了“音乐”.读者欣赏了那一指路的优美“画面”,同时也就隐隐听到了答话的“音乐”. “遥”,字面意义是远.然而这里不可拘守此义.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隐约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酒望子”来了.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红楼梦》里大观园中有一处景子题作“杏帘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这里体会脱化而来,正好为杜郎此句作注脚.“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的闻讯而喜,怎样的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的兴奋地找着了酒店,怎样的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能“不管”了.他把这些都付与读者的想象,为读者开拓了一处远比诗篇语文字句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吧!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岚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凭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画图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览时所见景色概括地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去了.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指的就是这种表现手法. 中间四句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上面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的关系来说,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又是有层次的.“两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峄山,在宣城的东北与句溪相会,绕城合流,所以说“夹”.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静地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双桥”指横跨溪水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泰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影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缥青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映出无限奇异的璀灿色彩.这哪里是桥呢?简直是天上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读了这两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诗人另一名作《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者同样是用比拟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同样用一个“落”字把地下和天上联系起来；然而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一个是以银河比拟瀑布的飞流,一个是用彩虹写夕阳明灭的波光中双桥的倒影；一个着重在描绘其奔腾直下的气势,一个着重在显示其瑰丽变幻的色彩,两者所给予人们的美感也不一样,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的活泼空灵,则同样使人惊叹. 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冈一带的丛林里冒出人家一缕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间的感受,用极端凝炼的形象语言,在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地透漏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他不仅写出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他在高度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 这结尾两句,从表面看来很简单,只不过和开头二句一呼一应,点明登览的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朓所建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一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是李白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 李白在长安为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当摇落秋风的时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旧游之地,现在他又重来这里.一到宣城,他就会怀念到谢朓,这不仅因为谢朓在宣城遗留下象叠嶂楼这样的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因为谢朓对宣城有着和自己相同的情感.当李白独自在谢朓楼上临风眺望的时候,面对着谢朓所吟赏的山川,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这位前代诗人,虽然古今世隔,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这种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闷彷徨的孤独之感；正因为政治上受到压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当时复杂的情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银杏》读后感
银杏，念你，我不知道你么又叫公孙树。
但一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的。
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杏相仿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
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
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是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
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桠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
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
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
世间上也尽有不辨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
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
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
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
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
扩展资料：托物喻志，是散文作品中常见的样式之一。
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刘伯温的《卖柑者言》等，至于以松、柏以及梅、兰、竹、菊入诗明志，在古代作家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
然而，以银杏为对象咏物寄兴，确如郭沫若文中所说“很少看到”。
《银杏》也是一篇托物喻志之作，寄寓的是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这篇作品写于1942年5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年月，弘扬民族精神，喻意殊深。
取材新，开挖深，喻体与寓意联系紧密，物真情挚，是本文在思想内容上的重要特色。
全文二十八个自然段，大体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七个自然段，先述说银杏的别名、特征，指出它有雌雄分株的“动物般的性态”，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
在此基础上，赞咏它是“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虽然在“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它还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是人间的“奇珍”，是“人间胜利的凯歌”。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文中字面上赞颂的是银杏，实际上隐喻我们这个古老的、坚韧不拔、万劫不泯的民族的民族精神。
特别是说到“日本也有银杏”，但它只不过是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华侨”，点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久远影响，这更有振奋民族精神的寓意。
第二部分十一个自然段，赞颂银杏具有真、善、美的品性，进一层咏述银杏之值得喜爱的理由。
作家从银杏的外美到内质、从四季不同的英姿到给人带来的多方面益处，特别称赞它“坚牢”、“庄重”、不避寒风霜雪，“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嶙峋而又洒脱”的姿态。
真、善、美是人类独具的价值尺度，尽管我们不能把银杏的具体特质与民族精神作牵强比附，但联系文中所述德溢八荒而不骄傲等等誉美之词，我们还是不难领悟作品的内在意蕴。
第三部分六个自然段，述说银杏被人忽视以至被人忘记的厄运。
对银杏的忽视，似乎是自古已然，从中国的经典到诗画，都“找不出” 或“很少看到”。
但作家的真意却主要在讽喻身在“陪都”(重庆)那些“不辨菽麦的人”，他们数典忘祖，置国家民族命运而不顾，以至早已丧失了民族精神了。
第四部分，即结尾的四个自然段，抒写自己思念银杏的深情，希冀国人爱慕银杏，弘扬民族精神。
文中说到银杏有忘记中国的“危险”。
“隐遁”了民族精神，中国怎能不“危险”啊! 末句呼吁：“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
”辞意殷切，表露出作家拳拳的深情。
这篇散文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诗化的情感。
通篇用第二人称“你”，似在面对银杏，向它热切地吐露自己的心曲。
例如：“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诗的情感，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炽烈的感情溢于言表。
但它又不失之于直露，每一句似乎都是在向银杏诉说，然而又意在言外，题深而旨远。
读者读着这样的美文，自然会激发起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