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伯夷列传 读后感
为善的报应 ——读史记之《伯夷列传》有感 伯夷、叔齐者，兄弟也，系出商时诸侯之门。
其父遗命立叔齐，叔齐则欲让于伯夷，而伯夷拒受。
最终兄弟二人先后离国而赴西岐。
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载西伯木主而东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父死不葬而动干戈，为不孝；以臣弑君，为不仁。
武王怒，欲斩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劝而释之。
殷灭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於首阳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齐之事简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义胆之人，并无非常显赫之举，而太史公却将其二人列于《史记》诸列传之首。
依太史公之见，二位传主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饿死告终，命运实欠公平。
传后太史公感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天道终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恶人以何物哉。
载于史册之忠义之士，非杀即戮，鲜得善终。
反观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横行天下、鱼肉百姓，竟以寿终。
境遇之别有若天壤，何谓天理耶
推人及已，联想当年，司马氏不过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即下廷尉治罪，依汉律可以财赎刑，然家无余财、亲友无助，死罪虽免而终遭宫刑之辱，此等悲愤郁结于心，遇此自当勃发。
世俗曾有因果报应之说，俱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不知因此说，善恶之因果报在何时，应在何地。
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
伯夷、叔齐二者，若非赖于孔子之力传于经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齐两人哉，此伯夷叔齐之幸也。
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运，悠悠岁月，过往者不啻数亿，着史家之墨有几何，着史家之墨且被记于人心者又有几何，而其中忠善之辈更有几何。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为南宋重臣，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万保家卫国、浴血沙场之将士，汗青之上又有几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举而报应生前身后的念想，与南辕北辙无异，地球虽圆，终能回到原点，但其直径毕竟是大了些。
所谓“诸恶不作，诸善奉行”，所得者无他，唯心安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很多人讲，能睡上一辈子的安稳觉，行善也值得，毕竟睡觉时间占人生三分之一强，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为他们的习性同于《画皮》中的妖精，专好在夜间活动。
《史记:伯夷列传第一》赏析有吗?
《伯夷列传》顾名思义，是以伯夷的故事为主题的，以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用许由、务光等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俩在父亲死后都不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直至饿死等事迹。
初读《伯夷列传》，是有很多疑惑的。
其一，作为汉武帝“蹴罢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孔子的言论、书籍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
本文中太史公没有摇旗呐喊、高唱赞歌，而是抛出了疑问“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
意思是”孔子依次论到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都很详细。
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了，有关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稍稍看到一点点，是什么原因呢
”太史公对孔子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提出了反问“由此观之，怨邪
非邪?”“从伯夷、叔齐所作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悲凉，他们真的没有怨恨吗
”其二，对“天道”的怀疑。
常言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文中说到伯夷、叔齐饿死收场，就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由于食不果腹早早夭折，那“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拓“竟以寿终”。
难怪太史公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
非邪
”。
文章到了这里，作为史记列传开篇之作，写的不是歌功颂德，不是 “正能量”，而是举出大量例证来说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荒谬。
作者是想以质疑孔子，来质疑那个让他受辱的时代
还是以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发泄心中的怨气
非也。
本篇后半段，作者表露了他的“真心”。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谈到了自己的志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那个时代，拥有如此宏大的志向，又有几人可以言说呢
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志功业的人为名献身，热衷权势的人为权势丧命，平民百姓为生存奋斗。
”所以对于他人的不理解，对于时代的不理解，太史公并没过自怨自艾，只是人各有志罢了。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作者犹如冬天里的松柏，淤泥中的白莲，孤独、脆弱却坚韧着。
那作者对孔子又报以何态度呢
文中说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而行益显。
”意思是伯夷、叔齐、颜渊都是品德很高尚的人，但都是通过孔老夫子您的推介声名才得以凸显的啊。
文章末尾还提到“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太史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闾巷之人，想实现自己的志向，想声名远播，只能依附于像孔子这样的青云之士啊。
虽然不知本句是太史公自谦说法，还是真心话，这已经表明了他对孔老夫子的态度了，是推崇而尊敬的。
太史公是以文明志，是通过“文刀”这把武器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敢于对自己推崇的学术权威提出质疑，也通过严谨的行文，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见解以及社会政治理想。
通读全文，我在想，该怎样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的社会，历来的宣传教育是不是就那样真实可信呢
…
史记伯夷列传为什么放在列传的第一篇
具体原因司马迁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后人解读原因有以下几点。
1、时间。
从时间上看，伯夷叔齐年代最久远，固放在第一。
2、褒扬君子。
两人宁死不食周粟，这点契合了儒家的君子气节。
3、暗喻作者自身。
伯夷叔齐可谓有坚持，有气节的君子，但是结局却是饿死山中，司马迁为写史记，宁愿放弃遭受腐刑，他认为自己也是有坚持的君子，这一点倒是和伯夷叔齐类似。
所以在这一篇列传之中，司马迁多次发出了疑问，为什么好人不被天佑，坏人却能善终，这难道是天道。
以此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发出属于自己的“天问”。
关于<<史记·伯夷列传>>的一个问题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
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司马迁为什么把伯夷列传放在史记第一篇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十分特别的一篇。
它有别于其后的大部分列传，也有别于其前的大部分本纪、世家。
因为其他的篇目，大部分是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
而本篇列传，虽名义上是说伯夷、叔齐的故事，但明显叙事过于简短，而议论却多得过头。
那么，司马迁在这七十列传之首篇，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全文的第一段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句“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这是一句点睛之笔，指出《六艺》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已远远的高于其他载籍。
即使其他载籍写的再多，再详细，再客观，再分明。
还是要考信于《六艺》。
第二部分：摘录如下：“《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
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这一部分，着重的讲述了古代帝王禅让这件至高仁义的事情之所以为大众所熟知，所称颂，所敬仰，是基于《诗》、《书》的记载。
并且，即使《诗》、《书》有缺失，但是只要从存在的细枝末节中，找到有关的记述，即使寥寥数语，亦能为当世所学习，所推崇，奉为真理。
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段的剩余部分，摘录如下：“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这一部分，引出了司马迁认为和古代帝王同样具备仁义的“许由”等人物。
但是奇怪之处在于，如此仁义的“许由”等，竟然在孔子的著作中只字未提，因此，这些人物，也就无法成为当代学者学习讨论的对象了。
司马迁对此感到疑惑，同时，司马迁还发现：孔子在增删并重新排序“古之仁圣贤人”之后，对吴太伯、伯夷等人的记载颇为详细。
孔子在第二段中对伯夷、叔齐有如下的一段总结：“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依照孔子的意思：伯夷、叔齐 心中无怨。
事实果真如此吗
司马迁可不这么认为，司马迁找来了没有被孔子收录到诗经中的《采薇》，并对伯夷、叔齐的人生做了简短的描述：两人在受命继承王位方面的确是至仁，叔齐虽然为父亲指定，但是他是老三，按照礼法不可以，所以他跑了，伯夷是老大，但是伯夷认为应该听从父命，所以他也跑了。
撇开迂腐这个词，单就表达孔子的思想来说，这段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伯夷和叔齐去投靠了西伯昌，但是正值西伯昌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
按照古代礼法，父亲死了，应该先下葬并守孝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干戈是万万不行的。
但是武王直接将西伯昌的木制牌位放在了车子上，就出征打仗去了。
伯夷、叔齐以此为谏，同时提出武王的行为是臣弑君，是不仁义的，希望武王能放弃出征。
武王的左右竟然打算杀死伯夷、叔齐，好在有太公望的帮忙，他们两位才死里逃生。
然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得天下不是仁义之举，因此逃到了首阳山上，采薇而食，并做诗如下：“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首诗就是被孔子删除在三百零五首诗经之外的诗，内容至少说明孔子所谓：“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是完全不正确的，他们非但未得仁，而且怨念还十分之深。
最终，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这第二段中，司马迁很尖锐的指出了一个真理：所谓的六艺未必完全值得考信，所谓的六艺甚至有删改事实以求为他的宗旨服务的事实发生。
而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优秀史学家的人来说，能够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尤其重要，而所谓的六艺，无非只是万千参考书中的其中一本而已，仅此而已。
在第三段中，司马迁又进一步对六艺提出发难，因为按照孔夫子的理论，做人要仁义，要向善，要符合所谓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只要你这么做了，你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司马迁通过伯夷、叔齐、颜渊、盗跖、司马迁当朝的部分人，来举例说明了，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未必是真理，从更高一级的眼光来看，这只不过是孔子思想通过六艺对百姓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罢了，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通过随意的修改这个工具，则能最大限度的鱼肉百姓，而即使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的小心人，照样会倒霉。
这不由的引起了司马迁的困惑：如果六艺是所谓天道，那么这到底是不是天道呢
第四段全段几乎都是引用他人语句，虽然看似凌乱，实际却仅是为了表达司马迁不愿和当代学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既然司马迁认为六艺和儒教未必是绝对的真理，而写史书最关键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地位上，因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一段，其实说了两点。
第一：说明六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大，如伯夷、叔齐、颜渊之辈，因为有了儒教的文章，才名声彰显。
《伯夷列传》与《史记》中其他传记的写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这样写
《伯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
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