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告诉我伤寒杂病论的历史地位吧
《伤寒杂病论》简史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
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
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
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
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
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
《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
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
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
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
”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
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
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
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
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
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
（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
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
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
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
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
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
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张仲景怎样写出《伤寒杂病论》的
名机，被人称为医圣。
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
生于东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末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
”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
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后来，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
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
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
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载自（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占百分之七十。
“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
“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自序）。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
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
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
何颙在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
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
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
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
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定义,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简介《伤寒杂病论》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为东汉张仲景（张机）所著。
至今流传有多种版本，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是其中之一种。
本书为清代桂林左盛德藏书、桂林已故老中医罗哲初手抄。
一九五六年为其子、中医罗继寿献出。
本书包括六经辨证、杂病辨证、平脉法，特别是载有六气主客、伤暑病脉证并治、热病脉证并治、湿病脉证并治、伤燥病脉证并治、伤风脉证并治、寒病脉证并治、等篇，对六淫病邪风、寒、暑、湿、燥、热等论述较为详尽，这是本书与其他版本不同之最大特点。
同时，书中还列举了许多病例，并保存了大量有效方剂。
内容丰富，理、法、方、药连贯紧凑，理论联系实际，至今还是学习中医必循的一本重要医著。
值得提出的是，在本书左盛德序中说：其师张绍祖是张仲景的四十六世孙，家藏有世传抄本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传给了他，今左氏又传给了罗哲初，即为这本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本书于一九六○年三月曾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
由于印数不多，不能满足需要，为应读者之要求，为了更好地挖掘祖国医药学宝贵遗产，使之为中医临床、教学、科研服务，特此再版。
原手抄本为直排，现改为横排，药方后的“右×味”，应为“上×味”，为尊重原手抄本而未改。
手抄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现改用简化字，如“内诸药”改为“纳诸药”、“栗”改为“栗”、“疿 （疹中有车）”改为“痱疹”、“氵啬”改为“涩”等；个别已通用又无简化字的如“鞕”、“疠”、“裩”等字未改；药方中泻心汤类中的“泄”字改为“泻”、“黄蘖”改为“黄柏”、“桃核”改为“桃仁”，加注部分的“劈”字等未改。
书中一些重复的药方按手抄本未删。
又：原手抄本没有标点，为了便于阅读试加了标点，限于我们的水平，错漏难免。
书后附有从秦代至清代历代衡量与市秤对照表，供研究书中主剂剂量时参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局中医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伤寒杂病论》简史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
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
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
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
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
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
《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
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
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
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
”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
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
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
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
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
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
（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
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
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
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
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
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
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如何学习《伤寒论》
(一)选本一般读《伤寒论》的，往往都是读注本的多，很少有从《伤寒论》白文本着手。
其实这是研究伤寒论的关键问题，不应该忽略。
因为白文本是仲景《伤寒论》的基本面貌各家注本于《伤寒论》的本来面目，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变了。
当然，所谓白文本，亦只是指北宋林亿等的校刊本而言，除了林校本而外，我们不可能再看到更接近仲景原论的白文本宁。
北宋刊本，亦为稀世之珍，国内还没有访到是否有这个本子的存在。
其次是明代赵开美的翻刻宋本，据《经籍访古志补遗》说：“此本为仲景全书中所收，曰翻刻宋板，其字面端正，颇存宋板体貌，盖伤寒论莫善于此本”。
可惜这个刻本，亦流传甚少，不易购得。
无已，下列几个本子，还不失为《伤寒论》白文本的善本。
第一是民国元年武昌医馆刊本，其次是民国十二年恽铁樵托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又其次是民国二十年上海中华书局的影印本。
这三个本子都是据赵氏翻刻本而校刊或影印的，在古旧书店时或可以买到。
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也是据赵刻本排印的，1959年又增附索引发行，仍不失为较好的白文本，只是删节去原本的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辨痉湿暍病脉证，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吐、辨可吐、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等十二篇，以及三阴三阳各篇篇首所列诸法条文，可以称做《伤寒论》的白文节本。
\ (二)选注注《伤寒论》的，从宋至今，不下四百余家，要想尽读这些注本，既不可能，亦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较好的注本，不仅可以帮助对《伤寒论》的理解，还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
因此，在阅读了白文之后，选几家较好的注本来看，这是非常必要的。
兹选列数家如下，以供参考。
\ 1．《注解伤寒论》宋·聊摄成无己注\ 书凡十卷，这是通注《伤寒论》的第一部书。
汪琥说：“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三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
的确，没有蓝本可凭，而要注释这样一部经典著作，是不太容易的事。
成氏注的唯一特点，基本是以《内经》为主要依据。
仲景在自序里曾说：“撰用素问·九卷”。
而一般人也说仲景《伤寒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读了成氏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
如《伤寒论》说：“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成注以《素问》标本病传论作解云：“病人旧微溏者，里虚而寒在下也，虽烦，则非蕴热，故不可与栀子汤”。
《内经》曰：“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
这条确是治病的标本先后问题，旧微溏里虚证是本病，栀子豉汤证是标病、新病。
里虚者，只能先温其里，这既是《内经》治病求本的精神，亦是仲景最为丰富的经验。
又如《伤寒论》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 ，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成注云：“《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尺脉迟者，为荣血不足，故不可发汗”。
凡此都可以说明仲景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是非常纯熟的。
尽管在《伤寒论》的文字中，很难看到仲景引用《内经》的成语，一经成氏注释，则知仲景立法，往往以《内经》为依据。
足见仲景所说撰用《素问》、《九卷》，完全是有来历的。
因此可以说，如果善读成氏注，实足以启发我们更好的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
成氏于晚年还著有《伤寒明理论》四卷，反复分析发热、恶寒等五十个症状的性质，亦大足以启迪我们临床辨证的思考方法，值得一读。
\ 2．《尚论篇》清·西昌喻嘉言著\ 书凡四卷，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喻氏书是以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为依据而著的，其立论要点有三：首先驳正王叔和叙例，认为多属不经之语；其次是从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中循其大纲细目，分别厘订；再次是指出《伤寒论》以冬月伤寒为大纲。
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荣、风寒两伤荣卫为大纲。
因而他把《伤寒论》原文重新作了如下的调整：凡风伤卫证列于太阳上篇，寒伤荣证列于太阳中篇，风寒两伤荣卫证列于太阳下篇。
太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上篇，正阳明证列于阳明中篇，少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下篇。
合病、并病、坏病，悉附入阳篇。
据腹之或满或痛而当下当温者列于太阴篇。
凡本经宜温之证列于少阴前篇，凡少阴经传经热邪正治之法列于少阴后篇。
凡肝肾厥热进退诸法列于厥阴篇，并以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诸病悉附入之。
总之，喻氏是持错简方法治《伤寒论》的中心人物，前继方有执，后启张璐、黄元御、吴仪洛、周禹载、程郊倩、章虚谷诸家。
把《尚论篇》阅读了，诸家之说，便可一以贯之。
\ 3．《伤寒论集注》清·钱塘张志聪著\ 书凡六卷，是他晚年的定本，未曾完稿，便即死去，后来是由高士宗给他完成的。
张志聪认为王叔和叙例自称热病，证候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本论且相矛盾，便削去了叔和叙例。
他又以成无己阐发风伤卫、寒伤荣之说，而以脉缓、脉紧、恶风、恶寒、有汗、无汗等，分列桂枝、麻黄两大证，与风寒两感、荣卫俱伤的大青龙证鼎足而三诸说，为始差毫厘，终失千里，反足以蒙蔽仲景之学，不足为训。
他尤其认为六经编次，自有条理贯通，不容妄为诠次。
这一点是和喻嘉言一派持错简论的完全相反，他把六经诸篇三百九十八条，按照原本次序分做一百章，自为起迄，各具精义，决不能把《伤寒论》当做断简残篇，遽然予以条例节割，应该是拈其总纲，明其大旨，从汇节分章，使其理明义尽而后已。
至其治《伤寒论》主要思想，期在阐明人体“经气”的变化。
他认为，三阴三阳、六经六气，在天地之间有，在人身之中亦有。
无病则六气运行，上合于天，外感风寒，便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经。
懂得“经气”的道理，从而读《伤寒论》，便能因证而识正气之出入，因治而知经脉之循行。
他的这个主张，又经张锡驹的继续发挥，陈修园的不断宣扬，于是他便成为维护伤寒旧论一派的中坚人物，并且对后学的影响很大。
\ 4．《伤寒来苏集》清·慈溪柯韵伯著\ 书凡八卷，包括《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论附翼》二卷。
他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章次虽或混淆，距离仲景面貌，还不甚远。
而方有执、喻嘉言等重为更订，只是于仲景愈离愈远。
惟《伤寒论》里既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说法，必然它是以辨证为主的，要想把《伤寒论》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临床，最实际的就是其中辨证的方法。
因此，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传仲景旧论的编次，更重要的是传仲景辨证的心法。
例如太阳篇，他分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湿暑等十一证类，桂枝汤里汇列有关的凭脉辨证十六条，桂枝坏证十八条，桂枝疑似证一条，有关桂枝证的十八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桂枝加附子等汤统列于此。
麻黄汤证里汇列有关麻黄汤脉证的十四条，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证一条，汗后虚证八条，麻黄汤变证四条，有关麻黄汤证五方，如麻黄汤、麻杏甘石汤等统列于此。
其他诸证，亦无不按此类分条列。
这就是柯氏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
他这样分篇汇论，挈纲详目，证因类聚，方即附之，对于临证来说，是比较适用的。
同时他在《伤寒论翼》里将全篇大法，六经病解、六经正义、以及合病并病、风寒、温暑、痉湿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分析，足以启发学思不少。
童炳麟氏谓柯韵伯能识《伤寒论》大体，就是指这几篇议论而说的。
后来徐大椿著《伤寒论类方》，也是以方类证。
不过他和柯韵伯的不同点是：韵伯分经类证，以方名证，徐大椿则以方分证，方不分经。
这两种方法，在临证时都有现实意义。
\ 5．《伤寒贯珠集》清.长洲尤在泾著\ 书凡八卷。
全书各篇分立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为其组编的骨干。
如太阳篇分做太阳正治法、太阳权变法、太阳斡旋法、太阳救逆法、太阳类病法五章。
其他阳明、少阳、三阴诸篇亦无不如此辨治立法分条。
如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紧，辨其证之有汗无汗，从而用桂枝麻黄等法汗以解之，这是正治法。
顾人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是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迳用麻桂法，必须考虑到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等汤，这是权变法。
治疗中常常发生过与不及的流弊，或汗出不澈，或汗多亡阳，因而又有更发汗以及温经等法，这是斡旋法。
不幸而误治、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致成结胸、协热下利等证，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等方法，是为救逆法。
太阳受邪，绝非一种，如风湿、温病，风温、中暍等，形与伤寒相似，治则不能雷同，而有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治，这是类病法。
说明尤氏是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条文中体会出仲景的种种立法的，使人便于掌握，实有惠于后学不少。
\ （三)阅读方法\ 《伤寒论》是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将辨证施治的方法，贯穿在理法方药之中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书，因而它是学习祖国医学的必读书籍。
我这里所谓读，必须是读得烂熟。
最低限度要能背诵六经条文，在读的时候，最好用白文本，不要用注本。
\ 例如谈到桂枝汤证，便能把前后有关桂枝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谈到麻黄汤证，便把有关麻黄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这才基本叫做熟读了。
\ 熟读以后，才来细细地研读注本。
前面所列举的几个注本，是最起码的。
如研读成注有心得，能帮助我们把《内经》里许多理论与《伤寒论》联系起来，学习张仲景如何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
于研读成注之后，再研读张注。
读张注时，他的凡例、本义、最不要疏忽，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他的中心思想。
最好是能按照他所分的—百章，扼要地写出提纲来，这样有帮助我们对《伤寒论》的全面分析。
读张注后再读喻注，喻注是以三百九十七法和三纲分立说为基础的。
姑无论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分类方法，但三阴三阳、风寒营卫等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取其经验，更好地来处理这些问题。
读喻注后再读柯注，读柯注应先读他的论翼部分，因为这部分都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全论大法”、“六经正义”、“风寒辨惑”三篇，最关紧要。
从这里识得大体以后，再阅读他的“论注”部分，不仅易于深入，对我们辨识伤寒方证的关系，很有好处。
读柯注后再读尤注，尤注是研究《伤寒论》的立法为主的，领悟其阐述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足以启迪我们临证立法施治之机。
我之所以介绍这几个注家，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概四百余注家之全，而是从成注以溯仲景的学术思想渊源，从张注以识伤寒论的立论大法，从喻注以辨阴病阳病传变之奥，从柯注以察辨证立方之微，从尤注以判施治立法之所以。
这几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工夫，庶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法则，对于指导临床实践也有一定帮助。
当然，各个注家之间，有许多不同看法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相互非议的地方，可以不必过于追究这些问题，而是取其各家之长，弃其各家之短。
取长弃短的唯一标准，亦以能通过临证实践为指归。
如成注“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条说，“衄者，上焦亡血也，若发汗，则上焦津液枯竭，经络干涩，故额上陷脉急紧。
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牵引其目，故直视不能眴，眴，瞬合目也。
”而一般注家均解释为“额上陷，脉紧急”。
这不仅是临证时所未曾见，而理亦难通，深藏内在的经脉，称为陷脉，内经固有此说也。
成注栀子豉汤方说；“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
这里成氏虽依据内经为说，诸家亦不乏同意成氏之说者，但临证时用栀子豉汤，从未发生涌吐。
前者成氏之说，和者无多，但理足事明，我们取之，后者成氏之说，虽注家多有和者，但非临证事实，我们弃之，从不阿其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