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不是。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书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
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
例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伯对刘邦说的话：“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即要求对方早点来，别来得太晚了，显得没诚意，不礼貌。
显然应该写“早”字，但司马迁却写了个“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P283里面说的很清楚，“蚤”本是“啮人跳虫也”，就是今天的“跳蚤”。
我们不能说司马迁不会写“早”P137字，也不能说那时“早”字还没出现，实事上先秦就有“早”字了： 《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又《隐公三年》：“早死”； 《荀子•非相》：“不先虑，不早谋。
” 《大戴礼记》：“天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
” 《史记》中也能找到用“早”的例子： 《孝武本纪》：“天子即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
” 《留侯世家》：“后五日早会。
” 《三王世家》：“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
” 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用“蚤”为“早”的例子多得很： 《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
”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 《左传•僖公23年》：“子盍蚤自贰焉
”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
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
卒之东郭之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史记•周本纪》：“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
” 《史记•始皇本纪》：“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
乃至於此
’” 《汉书•文帝纪》：“有司请蚤建太子。
” 这两个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同音字，故而相通假。
与“早、蚤”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例如： 畔与叛—— 《说文•田部》P291：“畔，田界也。
从田，半声。
” 《左传•襄公26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
” 可见，“畔”指田间界限，即现在所谓“田埂”。
《说文•半部》P28：“叛，半反也。
” 《尚书•大诰》：“三监及淮夷叛。
” 《韩非子•用人》：“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 但正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古多假畔为叛”，如： 《史记•夏本纪》：“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
”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
” 疲与罢（罢）—— 《说文•疒部》P156：“劳也，从疒皮声。
” 《左传•成公26年》：“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
” 《韩非子•初见秦》：“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
” 《史记•河渠书》：“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
”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军屡疲，秦军必会。
” 可见“疲”就是现在的疲劳、疲累。
《说文•网部》P158：“罢，遣有罪也。
从网、能。
网，罪网也。
言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
”就是对犯罪者免于治罪的意思。
古文中常见的“罢职”、“罢官”就是从这里来的，即网开一面，只免去官职而不治罪。
然而，这两个字在上古同属于并母歌部，是同音字（后来由于语音分化而读作两个不同的音了。
现在仍有以Pí为读音的，如的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所以也经常借“罢”（罢）为“疲”，例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罢苦百姓。
” 《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
” 《吕氏春秋•悔过》：“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
” 《史记•秦本纪》：“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
” 《史记•秦始皇本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 《史记•项羽本纪》：“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
” 对以上“早、蚤”“叛、畔”“疲、罢”三组字，现在学术界一般是这样称说的：前面的叫本字，后面的叫通假字。
当通假字出现在古书中时，我们现在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如“罢”就不能读成bà，要读为pí），并按照本字的意义来理解。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只有当A、B这两个字都同时存在时，才有可能借A代B。
（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
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
《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4次；《论衡》中通“早”的 “蚤”6次，直接用“早”36次。
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其次，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
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
”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
但所得甚少。
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
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
”“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
”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
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
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
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
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
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
道理就在这里。
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
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三）通假与假借 在现代的一般学术著作或大学教科书里，通假与假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通假是本有其字，即有本字而没写，写了个同音的通假字；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例如“而”P196本指人的毛发，所以许慎解释为“颊毛也，象毛之形。
”并举出《周礼》中用“而”本义的例子：“作其鳞之而”（即触动了那龙的触须）。
但是，几乎在任何一篇古文中，都少不了表示联结的“ér”，人们并没有为这个关联词另造一个字，而是借用原本表示“颊毛”的“而”来记录这个语言中的连词。
甚至第二人称代词“女”P258、第一人称代词“我”P267，都是“本无其字”而借用的。
第二人称先借用男女的“女”，后来又借用河南省内的一条河流“汝水”的“汝”来表示；“我”原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1975年已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因与语言中的“wǒ”同音而借用 ，人们始终没给它们专门造字。
但是，在以前，人们对“通假”和“假借”这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那么清楚，甚至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假借字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同音字……第二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
（校定重排本547页）”但是到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两个词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不再把“本有其字”的“通假”称为“假借”了。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史记简介
《史记》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为“信史”，由西汉武帝的司马迁花了13年间所完成的。
全书共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
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
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史记》不以地理国家和统一纪年撰写，而是以各家之传记集合形势呈现，故《史记》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时间发生顺序为线索，《史记》的重大发明是：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
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迁文直而事核。
”（《后汉书·班彪传论》。
《史记》起初是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
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 》、《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 (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并称“史学双璧”。
汉代留侯张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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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总序》全文如下：郑樵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厯代实迹，无所纪系。
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厯书，以类事传，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
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
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
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
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
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
晋之，楚之，鲁之，其实一也。
，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
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
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
司马氏之门戸，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
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
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
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
」固于当时已有定价。
如此人材，将何著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
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
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锺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柰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已如已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
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
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
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襃贬也。
间有及襃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
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襃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
臣不得不剧论固也。
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
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
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
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
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昩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
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元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
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
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九原。
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厯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
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
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
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
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
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
凡秉史笔者，皆凖春秋，专事褎贬。
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
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
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尙于言语。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
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
」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
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
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
《志》之大原，起于《尔雅》。
司马迁曰。
班固曰《志》。
蔡邕曰《意》。
华峤曰《典》。
张勃曰《録》。
何法盛曰《说》。
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
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
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姻，不相紊滥。
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
自汉至唐，厯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
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
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
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
书契之本，见于文字。
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
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
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
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
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
经旨不明，穿凿蠭起，尽由于此。
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
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
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
皇颉制字，深达此机。
江左四声，反没其旨。
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
字书眼学，韵书耳学。
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
母主形，子主声，二家具失所主。
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于图象。
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
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
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
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
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
禹贡九州岛，皆以山川定其经界。
九州岛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
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
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
虽有其书，不如无也。
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
臣今凖《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之本，金汤之业。
史氏不书，黄图难考。
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
谥法一家，国之大典。
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
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
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
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
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
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
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
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
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
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
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
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
今之祭器，出于礼图。
徒务说义，不思适用。
形制既乖，岂便歆享。
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
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
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
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鳯。
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
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
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
其义甚明，世莫能用。
故作《器服略》。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
风土之音，曰风。
朝廷之音，曰雅。
宗庙之音，曰颂。
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
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邱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
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
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
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
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
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
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
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
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
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
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
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
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
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此仲尼所以正舞也。
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
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
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
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
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
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蠧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
图谱之学，由此而兴。
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
书籍之学，由此而出。
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
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卽其书为《艺文志》。
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
何哉?卽图而求易，卽书而求难。
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
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
故作《图谱略》。
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
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
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
以兹稽古，庶不失眞。
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
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
厯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
天地之间，灾祥万种。
人间祸福，冥不可知。
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子一言之徐，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
厯世史官，自愚其心目。
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
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
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
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
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彚，故作《昆虫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
《礼略》所以叙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流，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
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
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
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
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
然西周经幽王之乱，纪载无传。
故编年以东周为始，自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厯》上极三皇，谯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书，学者疑之。
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故其年始于共和。
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据，况其年乎?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
今之所谱，自春秋之前，称世，谓之世谱。
春秋之后，称年，谓之年谱。
太史公纪年以六甲，后之纪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之名，今之所谱，卽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无滞。
礼言，临文不讳，谓私讳不可施之于公也。
若庙讳，则无所不避。
自汉至唐，史官皆避讳，惟新唐书无所避。
臣今所修，准旧史例，间有不得而避者，如谥法之类，改易本字，则其义不行。
故亦凖唐旧(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
安帝名庆，改庆为贺。
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
髙祖名渊，改渊为水。
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则濯龙渊不得而讳，杜佑作《通典》，则虎贲不得而讳。
)。
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
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
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増，不为愚而减。
故于纪传，卽其旧文，从而损益。
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寘之，别録则见类例。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
故纪传讫隋。
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
故引而至唐云。
呜呼，酒醴之末，自然浇漓。
学术之末，自然浅近。
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
他教之弊，微有典刑。
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
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卦之易。
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
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之家，不达一音之旨。
经既苟且，史又荒唐。
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
时之通塞，存乎数。
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
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
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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