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的特点
四大家：指司马相如雄、班固、张衡。
这四人都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
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
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
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明人辑有《杨子云集》。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
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
著有《班兰台集》。
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
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刘禹锡的作品有哪些
骚体赋特点：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
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通篇用韵。
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
骚体赋代表：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汉大赋特点： 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
一，铺张扬厉、文绣鞶帨的夸饰；二，结构宏大、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三、词汇丰富，文采华茂；四、多用生字僻字，晦涩难懂；五、行文结构上多用问答体。
汉大赋代表： 枚乘《七发》标志汉大赋的正式形成。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最典型的作品。
汉大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
三个名人的遭遇和成长、成就，分别写3篇读后感
读菲利普·肖特的《传》有感2012年是中国伟人诞辰119周年，有关于这位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进程的人物的作品纷纷出版，其中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BBC资深记者菲利普。
肖特写的《传》引起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历史变成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
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困难。
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
短短的20年间，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
19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
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西方描绘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
菲利普。
肖特的这本著作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
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
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冲击，他是依靠被列宁批判的考茨基而非正统的马克思获知社会主义的。
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
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
而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19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指望更长的时间……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
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
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
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
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过远与过近，都难以使人理解历史。
老一代知识分子常常担心，对于文革岁月的遗忘，使年轻一代很可能重演错误。
距离逝世已经31个年头，伴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记录的出现，那个时代的形象正在变得日益丰满起来。
虽然对于这位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全方位研究仍未开始，但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必须发生转变，新的作家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研究中的过分强烈的情感与道德因素。
在这一点上，菲利普提供了某种示范。
尽管，我在作品中常常迷失自己，也感受不到这本书的基本坐标与准则是什么，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物相对完整的成长过程与其历史背景，看到了一个人精神气质的转变过程。
对于不理解的新一代人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一读。
屈原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
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
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
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
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
”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
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诸生以为能，不及也”。
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
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
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
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
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雷锋有句名言“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这是雷锋的座右铭，雷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勤俭节约，努力工作，不怕艰难困苦，严格要求自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曾影响了几代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雷锋的这种勤俭节约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意识中逐渐淡薄了，生活上互相攀比，大手大脚，不珍惜环境，浪费资源等不良行为屡见不鲜。
本月的22日是世界水日，此时此刻又使我们想到了雷锋的勤俭节约精神，就拿最普遍的水资源来说，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知道去爱惜，而浪费挥霍，但同学们是否知道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丰富，只有2300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的缺口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农业灌溉每年平均缺水300多亿立方米，全国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饮水困难，全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缺水较严重的城市有110多个，全国城市日缺水量为1600万立方米，每年因缺水影响城市工业产值2000亿元以上，影响城市人口约4000万人，造成我国缺水的重要原因就是人为的浪费和挥霍，没有合理利用以及水源污染等问题，使水资源更加缺乏。
我们现在谈学习，说理想，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连最基本的水资源都浪费尽了，我们还怎样生活呢
更不要说学习和理想了，不要让世界上的最后一滴水成为我们人类的眼泪，从节水的角度我们需要雷锋精神，推而广之，雷锋的勤俭节约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的发展呼唤雷锋精神呢，人民的生活需要雷锋精神，新世纪更需要雷锋精神，只有我们树立长期学雷锋的思想，制定强有力的措施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常抓不懈，雷锋精神才能在各个方面不断发扬光大，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让雷锋精神渗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伴随我们的一生
贾谊的生平简介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
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
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
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
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
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
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
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
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
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
《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
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
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
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
《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
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
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
《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
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
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
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简述“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曹操的诗歌是慷慨、雄劲的风格；曹丕则多为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曹植的诗歌前期风格乐观开朗，昂扬豪迈，后期哀伤忧愤。
具体分析：1、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横槊赋诗、皆成乐章”的文学家，他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
其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
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
钟嵘《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宋朝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清代刘熙载也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艺概》卷二《诗概》）2、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独特风格在这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有《燕歌行》、《杂诗》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太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景与情和谐有致，思绪绵绵，如怨如诉，使人读来既有一种适情顺性的美感，又会产生一种离愁别恨的悲凉之意。
3、 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很有曹操的雄风，但不及曹操的“沉雄”，而又远胜过曹丕的“缓弱”。
正如《诗薮》所说的“纵逸”，或如曹植自己所说的“猛气纵横浮”。
后期诗歌在强烈抒发自己渴望为国建功立业这一点上，同前期精神是一致的，但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甚至哀伤忧愤，情绪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