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读后感2000字
《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但读书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荷花的名笔。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儒林外史读后感200字
“功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谢知何处。
”这是《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
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读儒林外史有什么感受(简短)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读书笔记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儒林外史》是一部专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百态的作品，以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和对制度造成的人性畸变的精准刻画而成为中国流传千古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科举制度，打破了官僚阶层的世袭状况，使得广大平民的向上流动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它的有效推行使得中国的官员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大大提高了官僚阶层的知识能力和整体素质。
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
然而应该看到，由于科举考试名额的有限和内容的局限性，它不仅使得中国的官员知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也使得中国读书人在争取好的名次时出现工具理性优先于价值理性的状况，为其成为官员后的实用主义道德观，甚至大肆贪腐，埋下了隐患。
从明代开始，理学和八股文形式在科举中的广泛应用，更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国家推行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钳制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有效工具。
正是基于这些弊端，运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才会在晚清新政如火如荼之时，被大清统治者废除。
《儒林外史》与作者吴敬梓生平： 百度百科查出的吴敬梓生平如下：“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
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
” 由此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当中的杜少卿，应该就是作者吴敬梓的化身与写照。
吴敬梓出身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
这让早年的吴敬梓既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又能拥有傲视官场、不为科举所驱使的资本。
而这样的出身也使得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和皇权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大肆嘲弄那些死读书、为区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庸俗士人;另一方面，他又对具备真正儒家精神风范的士人，包括这种精神背后的皇权，具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与想象。
《儒林外史》之所以会采取前三十回讽刺，后三十回励志这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方式，显然跟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有着密切联系。
吴敬梓反对的，仅仅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机械化的选拔方式，而并非反对科举制度本身，更是无意质疑皇权和整个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的读书感悟40字
是一部颇具讽刺意味的小说，作者在书中用细致的描写刻画了封建社会一心只想追求功名的读书人，同时告诫后人，人生在世，钱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儒林外史中匡超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匡超人人物性格的形成、他的变质,一方面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因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是匡超人变质的首要内因.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发生冲突时,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利己原则,这是理解匡超人这个人物变质的关键,也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总特征.过人的精力、智力和外乖内韧的性格是匡超人变质的又一重要内因.未发迹的他已初露势利之心.匡超人自身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才形成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
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
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
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
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
“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
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
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
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
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
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
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
世界四大吝啬鬼
可以找女的或者男的
为什么要用太监呢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
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
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
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
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
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
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
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
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
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
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
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
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
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
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
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
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
我却注意到了。
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自珍在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
我在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
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
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
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
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
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
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
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
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
各局长官称令或丞。
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
太宗死后，制度渐弛。
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
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
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
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
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
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
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
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
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
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
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
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
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
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
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
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
尤禁其干政。
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
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
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