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启的部分作品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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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人生观是什么
1.人类的本真与原罪 人类的生命，从何而来，究将何往，可说是人生最应探究的大问题，而芸芸众生，却类都对之不求甚解，甚至以为无关痛痒，漠不经心。
而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宗教家和科学家，虽著书立说，汗牛充栋，惟他们的思辩和假说，却都不能提供圆满的答案。
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一26)这乃是我们的造物主自己的启示和见证，乃是对这个问题最可信的答案。
我们从他而来，还要回到他那里去。
我们人类，本有上帝儿女之尊荣与自由；宇宙万物，莫与伦比。
乃近代进化论者，‘认兽作父’，竟把人类当作猿猴的后裔，以神子的尊荣，沦为一般的畜类。
而事实上，我国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确实教导国人，把人类当作“动物之一种”，“与狗猫并无种类的不同”。
(见上节引)事之荒谬，孰逾于此；乃我国人，犹复尊若圣贤，台湾犹为他建造铜像，宁不可怪
这并非我们仅从宗教立场，固事抨击胡氏；即近代著名科学家，如培根，牛顿，赫胥黎，凯柏勒(Kebles)，汉勒台(Faraday)，凯尔文(Kelvin)诸氏，皆已一致斥进化论之谬妄。
而达尔文本人，到了晚年，也读经后悔，恨不得收回其著作。
诚如赫胥黎说，人与禽兽，各有其截然独立，无可混淆的分界。
(经云：‘各从其类’创一21)氏又谓人与猿猴之隔，乃无限量，仅就灵性道德而言，人类乃永居万物之上。
进化论者，虽遍游寰宇，欲觅一动物，可列于人猿之间，以为媒介，却终不可能；此即所谓‘缺少之环’(MissingLink)。
实足证明，圣经记述，信而有征；‘各从其类’，无可混淆；人兽分际，永难泯灭也。
人类之本真，原有上帝的形像。
此所说的上帝的形像，乃是指上帝的公义，圣洁，仁爱，良善的本相而言。
析言之，人类在堕落犯罪之前，乃原有灵性，有智力，有天良，有道德，有宗教信仰，此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
人类的受造，奇妙可畏；即就躯体而言，其五官百体，已令人不可思议。
(参看诗一三九14～15)上帝在伊甸园中向始祖显现，后向众先知显现，最后藉主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都是人体，而不藉其他物类(而不像神怪小说，有猪精，猴精，蛇精......各种奇形怪相)，当有其无限神圣奥秘的深意。
故人类虽有肉体，但恶的根源，非在肉体；人之大患，并非“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而人的身体，亦非如佛家所说是甚么因缘和合的幻相，更非三界流转六道轮回的产品；而乃是“圣灵的宝殿”，“公义的器皿”。
所以人类不当妄自菲薄，咒诅其身。
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何况这乃是我们天父的形像。
诺斯底派(Gnosticism)，以物质为万恶之源，认为我们这属地的身体，乃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认为脱离肉身，乃是人类得救的要道，实为一个严重的异端。
基督徒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灵，魂，身子，乃都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参腓三20～21;西三4;帖前五23;约壹书三2)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虽是强调主耶稣的神性；但他的书信，却有另一个任务，乃在斥责那否认“主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壹四2)，乃是敌基督者。
(详见拙著‘基督论’)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世人论辩，不得要领，乃以不知问题的关键，在始祖之堕落，人类既是照上帝形像造的，始祖堕落以前，其本性乃是纯善，其仁爱，圣洁，公义，良善，概与上帝相似。
上节所举的有些学者，认为“人类自性中本来具有无限无穷美善神圣之价值”，应指始祖没有堕落以前的境况而言。
那时人类的灵性肉体，相洽无忤，灵命健全，绝无不良的情欲；在伊甸园中，与神交契，同居同行(创二15～16)，真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不必藉裙遮体，不必躲避神面(创三7～8)，那时真是名副其实，实为万物之灵，全地万物，亦归其掌管统治(创一28,二19)。
但是，从始祖堕落以后，便自惭形秽，‘赤身裸体’，要编造“无花果叶的裙子”，(老子所斥的‘仁义智慧’，以及凡俗的礼仪宗教，便似这裙。
)以求遮蔽其丑恶；结果却是无用，还是“躲避耶和华的面”，不敢正视圣洁的真神，终至被逐出伊甸，丧失乐园(创三7～8,28)。
这不是神话寓言，而乃是人类最惨烈的悲剧，最严重的问题；这乃是人类本性，善恶圣罪；人类命运，祸福生死，分辨的大关键。
乃世之学者，昧于此点，徒作性善性恶之争辩，以及‘明性见心’，‘归真返璞’之空想，又何怪其心劳日拙，无裨世道。
人类犯罪的结果，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不能施行公义；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奴仆；“终日思念，尽都是恶”(创六5)“都是情欲的事，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加五19～21)；而且地也受了咒诅，长出荆棘蒺藜，人类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妇人怀胎，生养儿女，也必多受痛苦(创三16～19)。
“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受造之物，受了败坏的辖制，服在虚空之下，失去了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18～22)无由自拔。
佛教所说的苦谛，固为千真万确之事；可惜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徒见人类病态之浮表，而未找到病症的根源，故其救法，祗是扬汤止沸，而未釜底抽薪。
人类犯罪最可悲的结果，乃为死亡。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六23)这死亡的意义，不如一般哲学家宗教家所了解的那样简单，这不仅是肉体的死，归入尘土，而且又是属灵的死，和上帝的生命，脱离了关系；这不仅是一次的死，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的死
(创三19～24;来九27;启廿一8)道家看破了生死大关，以生为大患，死为解脱；以生则心为形役，死则安息自由，重归其天地自然的老家；但这仅是一种泛神哲学的空想。
近人习于‘精神不死’，‘浩气长存’的旧说；又复惑于西洋学者所谓‘大我’，‘社会我’，“精神我”种种的俗见，以为人类祗须立言立德，则‘琴亡乐存’，不必恐惧死亡，无需追求‘永生’。
而且以为虽死犹生，迷即是悟，无明即真如，烦恼即涅磐；甚至以为“天堂地狱，可以结婚生子。
”(语见钱穆：人生十论；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但是这些‘自我陶醉’的设词，仅是一种灵魂自杀的安眠药；这种讳疾忌医，麻醉心理，自慰自误的办法，终不能挽救人类永远沉沦的命运。
2.人类的重生与永生 世人唯一“出死入生”(约五24)的得救法门，端在皈依已经征服罪恶和死亡权势的生命之主，耶稣基督。
这并非基督教偏狭的门户之见，而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是，因为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林前十五20～22,45～49)基督徒“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
”(约一13)我们本为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私欲；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弗二1～6)所以基督徒，虽在世上，却是充满天上的生命，和我们的救主，联为一体；不再为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五15)；而要把天上丰盛的生命与恩典，藉着上帝的能力，运行在人群社会之中。
好叫失丧的世人，也能‘出死入生’，得着上帝的生命与恩典。
基督徒“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二9)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
(太廿二37～40)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便是要以‘爱神’为起点，要以求他国和他的义为首要。
语云：‘本立而道生。
’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
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
空言‘爱人’，不务其本；结果乃口惠而实不至。
近人虽强调“立人道，以顺引地道，而上承天道，是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至简至易的圆成天地之教；”但卒自承这个至简至易的“圣贤之道，圆成之教，”其中乃有“更大的艰难”；而且认为“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由是而此整个社会文化中之一切人之精神，即可 互相索挂拉扯，而同归于瘫痪麻木
”(见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五九──六一页)是可见‘知行合一’，乃是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所向往而不能实践的大悬案。
诚以“人生有穷愿无穷，圣贤人格，无论升到如何境地，其所体现的毕竟不可能是天道或神的整全，毕竟只是其部分”，这是牟宗三先生所谓‘圣人的悲剧’
(详见‘人生’，二二四期，陈拱撰“圣人之于天道”。
) 基督徒鉴于这种“悲剧”，自当人溺己溺，悲天悯人，为天国的奥秘作见证。
基督徒在灵命上，虽有属天地位，欲非遗世独立，愤世嫉俗；而乃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心超世人外，身居世人中(约十七15～16)。
基督徒要作“世上的鉴，世上的光。
” (太五13～14)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与基督同钉十架，“和他一同埋葬，罪身已经灭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罗六3～11)他已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彼后一4)这乃圣灵默化的奇工，乃是因为主在信徒里面，信徒在主里面，主我同化所变成的荣形(林后三18)。
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愿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有见证的力量(腓二15)。
但这绝非自负自义，存养修练的工夫，更非矫情造作，外表的改化；一个真正亲眼见过上帝，与上帝有密切灵交的圣徒，必定在圣光里面照见其自性之败坏，从而绝对谦卑，能够虚己舍己。
这所谓虚己舍己，并非佛家灭身息命的空无遁世主义，亦非如尼采所讥评的所谓‘奴才道德’。
一个基督徒，愈能虚己舍己，便愈能奉献身心，亦愈能顺从圣灵，愈能得到圣灵的大能，配作上帝公义的器皿，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基督荣耀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但是“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约十八36)基督教认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是虚空(传一2)。
这不是佛教的空苦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在日光之上，有荣耀国度，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启廿一2)。
基督徒不贪恋尘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
”(腓一23)量这不是厌世悲观，亦非遁入涅磐；亦非如道家之以天地为父母，与万物合化的泛神主义。
基督教相信灵魂不灭，身体复活，相信永生。
这个肉体，乃是暂时寄居在尘世的帐棚，“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等到它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林后五1～6)“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
”(林后四18)许多无神论者，不信灵魂不灭的真理。
例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氏(Voltaire)，生前诋毁圣经，认为必随科学进步而消灭；殊不知他自己的寓所在他死后却作了推售圣经的书屋。
而当其临终之时，面临死亡黑暗的恐怖，尤惊惧战栗，发出了“上帝拯救我，耶稣拯救我；上帝怜悯我，耶稣基督怜悯我”的惨绝人寰的悲鸣
此正足为今日拒绝福音，不信圣道，狂傲自负的哲学家之殷鉴
不信救主的人，与上帝的生命，早已隔绝，乃是行尸走肉，虽生犹死(创二17;太八12;提前五6)。
他们以为一死即可了事；殊不知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死后必有审判(来九27)。
世人无论其如何博学能文，辩才无碍，仍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第一次肉体死了以后，还要进入第二次的永死，在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可九47～48;路十六24;帖后一8～9;启二11;十四11,二十6,廿一8)。
感谢天父，因他无限的慈悲和测不透的智慧，他竟降世为人，代死十架，“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约三16～17)主耶稣基督乃是生命之主，他明明向世人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约十一25;并参看约六47～56)他非徒托空言，他确确实实，照他预言，在第三天复活，并“用许多凭据，活活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这乃是“可信的凭据”，所以“上帝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十七31)。
他是信实的主，断不能背乎自己。
“他口所出一切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回。
”(赛四五23)“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诗一一九8～9)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竟对他望望然去之(参看约六60～66)，甚至以为愚拙(林前一18)。
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学者惑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浅见，对于身体复活的真理，提出严重的驳议。
他们的理由，以为人死以后，身体分化，各种成分，便分别进到其他动植物以及人体之中，安有再行归回，恢复原形之理。
此可以马新托虚(Macintosh)为代表。
(见氏著：TheologyAsAnEmpiricalScience,P.77)马氏之说，实属一知半解，浅薄幼稚；自鸣科学，其实并不科学。
因为照近代科学的研究；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其构成的原素，如氢、氯，氧，碳，以及磷，碘，钙，铁......各质，乃是时刻新陈代谢，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原素，不能存留到一年以上。
(见美国华府Smithsonian研究所报告)易言之，即从纯物质的观点来说，即使我们活着的身体，也是年年不同，时刻分化；然却没有使我们解体；而我们自我的意识，仍始终保持，何况复活乃超经验的超科学的，是上帝的所行的神迹。
还有些学者，讥评‘身体复活’，以为未免注重肉体，过于庸俗，不如‘精神不死’，义理高超。
殊不知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林前十五50)这种复活的身体，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毁灭的，乃是荣耀的，满有属天荣光的，是富有新的能力的完善的灵器；(这在主受难之前，曾向彼得，雅各，约翰，于登山变形时显现──太十七1～8；受难以后，又用许多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徒一3)这乃是上帝‘新创造’的结果；乃是主耶稣基督征服罪恶，征服死亡，配作独一救主，且已完成救赎大功的印记；也是基督教超越一切自然自然宗教之特徵；不能同‘精神不死’那一类‘自我陶醉’的空谈，相提并论。
基督乃是“生命之主”，基督信徒，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不怕目前的艰难，亦不再介意目前的痛苦，而恒属望“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罗八18)；并“求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三1～4;并参看林前十五50～54;帖前四13～18)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基督“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33)。
我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
” (约壹四4～5,五4～5)照他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弗一10)，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林前十五52)；而且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地上的都要烧尽。
(彼后三10～13，现在原子战争，一触即发，此事当不在遥)那时“万物都要复兴”(参看赛六五17～25;徒三21)，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一3～23)，万口都要颂主，万膝都要跪拜(腓二10～11)，上帝要带领他的众子进入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拳地(来二10;彼后三13)，并擦干我们的眼泪，和我们享受望远的荣乐(启廿一1～8)。
这乃是人生的大奥秘，乃是用七印严封的书卷，天上地下，无论何人，哲学家和宗教家，都无法可以展开窥测，祗有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洗净了世人的罪孽，战胜了世界，和吞灭了死亡，基督耶稣，永生神子，万王之王之王，万主之主，才配展开(启五章)。
而感谢上帝，这一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生命的奥秘，已藉着圣灵向信他的圣徒显明了
(林前二章;西一26)愿神开恩，使本书读者，转迷成悟；皈依“生命之主”，信奉“生命之道”，得到永远的生命，具有荣耀的盼望。
衷心祷之
熊十力简介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
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熊十力熊十力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
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
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
因反对文革，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熊十力照片(10张)释》、《乾坤衍》等书。
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再光，现在上海居住。
其子，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
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
而二子各育一女，名为明心、明宗；以喻后辈对老人的纪念。
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现免试经推荐去德国深造。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
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
”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
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
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
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
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
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
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
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
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
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
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
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
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
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
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
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
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
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
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
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
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
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
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
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
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
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
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
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
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
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
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
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
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
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
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
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
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
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
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
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
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
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
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
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
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
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
”“中国文化亡了
”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
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编辑本段哲学观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
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
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
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
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
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
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
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
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
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
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