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这两本书值得看吗
喜欢看就看《明史讲义》是孟生2030年代初在北京授课时的讲义。
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
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
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清朝历史书籍
大体而言是一个忠诚的清官，富收藏（主要是）。
他的收藏后来基本上都进了清内府，成为清宫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传闻说，高曾经故意将假画献给皇帝，而自己存留真本，这个说法，已经被中央美术学院邵彦博士证明误的，信。
你可以参照一下中央美术学院 邵彦博士的论文 她对高士奇做过专门研究。
求忏悔录读后感2000字
忏悔录读后感 今天当我读到卢梭的这句话，仍然激动不已。
他说：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
万能的上帝啊
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
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
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 。
这一段话像极了耶稣对恶意诽谤一个妓女的法力赛人说的话一样：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
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头，低首离去。
卢梭的为人向来遭人垢病。
他性格激烈、多变，热情奔放而又极端敏感，大悲大喜旁若无人，缺乏自制力。
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个性让他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
他睿智但是也活得苟且，他骄傲但是也卑微，他坦诚但是也有掩饰。
在自传里，卢梭忏悔了一个年轻时犯的错误。
有一次他偷了主人家一颗贵重的钮扣，把事情赖在一个他喜欢的小女仆身上，因而使那个无辜的女仆蒙受了羞辱。
由于卢梭的“自暴隐私”，一些后来的哲学家包括罗素甚至认为卢梭根本谈不上是个哲人。
而我却认为卢梭触及了哲学的本质问题－他首先用自己为解剖标本，对人性做了一次深刻的探讨。
从气质上讲，罗素与这些人是两类人，他对于浪漫主义激情向来不以为然。
其实罗素本人也不是一个冷静的书斋学者，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三番五次闹离婚，不会提倡性解放，不会反宗教，不会被当局禁止讲学，不会相信社会主义，不会参加反战运动甚至弄到要坐牢。
激情是每个人都有的，罗素也认为激情与理智相比是推动历史的一种更主要的力量。
卢梭是法国第一个最勇敢的平民思想家。
他出身贫寒，年轻时代长期处于奴仆地位。
罗素这样的贵族子弟当然不会去偷钮扣，罗素的子女当然也不用进孤儿院。
卢梭跟一个地位低贱的女侍结婚，这也被罗素拿来进行了一番精神分析，意思是卢梭只有在下贱的女人面前才能得到一种完全的自信。
我对罗素一向敬仰，但这一次我觉得罗素讲话未免刻薄了一点。
在法国大革命前，逆向等级的婚姻是不被允许的，他与华伦夫人的关系不可能为当时的婚姻制度许可。
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双眼睛看外部的世界，审视内心的智慧之眼则是这颗忏悔的心。
如果说读蒙田让我心灵安详闲适，读卢梭则使我悲天悯人。
卢梭觉得前辈作家蒙田还坦白得不够，他说蒙田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
看起来像是自责，但是却是自赞。
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
” 在忏悔录里，他写了他的吝啬，他的偷盗习惯，他对朋友的背叛，他说的谎行的骗。
谈到卢梭不能不提到华伦夫人。
如果没有这个杰出的女性慷慨仁慈的培养和经济支持，历史上就不会有这位卢梭。
他在与华伦夫人同居期间，生活才稍稍稳定，安心读书、思考问题并写作。
年长卢梭11岁的华伦夫人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婚姻并不美满。
她逃到法国， 法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银币的年金。
风姿绰约的华伦夫人是一个有非凡智慧的女人，她成了卢梭的庇护人、老师、情人及知心的朋友。
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是如何痴恋这个可爱的女人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华伦夫人刚把一片肉送进嘴里，卢梭便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华伦夫人将肉吐到盘子里，卢梭用叉子叉起来，飞快地吞下肚去。
因为这是一场超越肉欲的情感，所以卢梭、华伦夫人及夫人的男管家阿奈之间的三人恋情也充满了柔情蜜意。
卢梭的晚年孤独不幸。
由于《爱弥尔》一书的出版，被当局者视为异教邪说，因此最高法院判决将已出版的《爱弥尔》全部烧毁，并立即通缉卢梭。
再加上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不如意，令卢梭在精神上的状态近乎疯狂。
他疑心重重，不得安宁――水果商减价卖给他蔬菜，以施舍来羞辱他；马车转弯时差点撞死他；人们卖给他的墨水是无色的，让他写不了辩护词；甚至到处都有人在跟踪和监视他。
然而神是公正的，卢梭的思想光芒没有因岁月而黯淡。
卢梭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曾有一位法国批评家说：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卢梭这本书里走出来的。
卢梭在地下应该瞑目了，起码他在死后的，有我这样一个读者在崇敬他，捧读他的作品。
纵横古今中外，有多少作家能像他那样毫不留情地剖心剜肺地写自传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
怎么用最快时间了解清朝的历史
当然有啦.高士奇〔清〕（一六四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六四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 钱塘。
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
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
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
谥文恪。
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
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
工，书，尤善锺、王小楷。
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
有清吟堂全集。
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
《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补充高士奇(1645-1704) 清朝大臣、史学家。
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字澹人，号江村、全祖。
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
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
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
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
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
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
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
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
后迁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
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
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
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
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
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
补充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
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
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
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
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
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
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
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
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
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
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
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
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
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
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
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
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
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
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
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
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
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
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
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
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
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
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
”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
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
”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
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
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
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
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
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
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
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
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
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
”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
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
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
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
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
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
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
”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
”意思十分明显。
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
”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
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
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
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
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
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
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
可见康熙与高士奇之间情感是多么的笃诚。
三十八年(1699年)已卯三月，康熙又赐高士奇“忠孝节义”匾。
这“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实际是对郭琇弹劾的四大可诛之罪的最好答复。
四十年八月，康熙又赐高士奇联一对：“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这是一代英主康熙对高士奇的一生评价。
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康熙授高士奇礼部侍郎、二品官，高士奇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癸未春，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
南巡后，士奇又随驾入京，三月十七日至畅春苑，即住进内直。
二十一日，康熙对高士奇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
”康熙一整天陪伴高士奇游览皇宫内园各式景点，正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写道：“是日所经，即内待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康熙对高士奇最难能可贵的是四月十七日，他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 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
” 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的评价说得好：“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
”可见，他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学者。
三百多年来，除了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外，不少野史也把高士奇当作贪得无厌的佞臣这是不足为奇的。
笔者认为缺少确实的依据。
对高士奇的评价，笔者认为，康熙是历史上人们肯定的英主，高士奇是他的内臣，并不是外官，郭琇所以弹劾徐、高、王三家，实际上是太平盛世中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反映。
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未对高士奇论罪。
高士奇的离京，是康熙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因此，高士奇解任回乡，康熙还是念念不忘，当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时，康熙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
”命阖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人人哀伤，这在封建王朝“伴君如伴虎”的年代里，有如此激动的场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
高士奇从北京回来，就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六月十五月完稿并写了跋。
可是，仅过半个月，三十日，他就病逝了。
应该说，高士奇带着康熙对他的信任与他对康熙的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高士奇是一生效忠于康熙的官吏，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决不是郭琇等人所说的“国之一路蠹，民之贼”。
正因为如此，在高士奇病故后，康熙赐谥号文恪，意思是：一个谨慎守规章的文人。
历史学专著
清史古籍文献很多：如《清实录》《清史稿》《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清鉴易知录》等。
研究性著作更是数量浩繁：如孟森《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王锺翰《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清史补考》等，郑天挺《探微集》《清史简述》，萧一山《清代全史》《清史大纲》，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细说清朝》黎东方 《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 《正说清朝三百年》林涛 ，可以自己选些感兴趣的书来读
春秋战国最好看《春史》，但这个不大好懂，可以看左丘明的《左传》以及《国语》 《晏子春秋》《战国策》.还有童书业的《春秋史》 杨宽的《战国史》 ，《剑桥中国秦汉史》也不错
介绍一本描写曾国藩的好书，贵在真实
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不错研究近代中国，就不得不研究曾国藩。
而唐浩明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曾国藩研究专家了。
有人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红颜知己”，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惟有唐浩明知道。
我以为，说这话的人是认真读过唐氏文字的。
记得十多年前，读到唐浩明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时，我被怔住了——过去脸谱化的曾国藩竟成了鲜活的人物。
后又读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两本书由岳麓书社分别于2002、2004年出版）等，更是服膺他的学养，以及他对曾国藩的洞悉。
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20多年前，唐浩明就主持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研读了曾氏的全部文字，对曾氏的功过是非自然了如指掌。
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时，杀降很多，是事实，但说曾国藩是“汉奸”，就很值得研究了。
早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打败太平军有以下作用：一是清王朝统治得以维持；二是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得以保存和维系；三是打破了清王朝满族专制的格局，使汉民族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加强了民族的融合，进而导致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出现。
难怪也推崇他。
1917年致黎锦熙函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著名史学家钱穆也说：“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
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
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
” 那么，是何时开始对曾国藩进行全面讨伐的呢
1930年代从上海大厦大学追寻革命到延安的杨第甫先生说：就在延安时代。
据说当时的蒋介石曾以曾国藩自命，说明自己是正统；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太平军一流。
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全盘否定曾国藩——这就是延安当年批判曾国藩的背景。
在写这篇小文时，我又电话讨教朱正和钟叔河两位文史专家，他们都说，蒋介石是推崇曾国藩的，至于是否以曾国藩自居，未见诸文字。
1949年后，对曾的批判沿袭至今。
1980年代后，尽管学界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主张实事求是，重评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但一直未为主流话语所接受。
唐浩明是学者，他以自己的胆识，与现行的大中学历史课本唱了一个反调，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正面表现了曾国藩，使曾国藩一下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著名近代史学者袁伟时曾撰文说，《曾国藩》“很可能和《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
《曾国藩》出版十余年来，已印30多次，印数近百万套，这在当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唐浩明对历史的贡献，似乎也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