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的读后感。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
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
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
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
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
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1、“穷年忧黎元”，始终关心人民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
他出身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
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
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赵。
天宝六载，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途中为叛军所俘。
后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
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
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
大历三年乘舟出三峡，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
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年代，仕途坎坷，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人民的疾苦。
其诗结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揭露统治阶级专横骄奢、人民倍受其苦的不朽诗篇。
还有著名作品“三吏”、“三别”等，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晚年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李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就在于其诗歌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从杜甫的生活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是杜甫与人民的关系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而关注民生疾苦是他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
杜甫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高度的人民性。
诗人三十五岁后，结束了读书和壮游的生活，深入社会底层，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写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史”（《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朽名篇。
杜甫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诗人在《又呈吴郎》中，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对人民生活作了历史的实录：“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孙有乳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
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
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
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
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
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为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
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
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
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惜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指责：“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
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他对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2、“向来忧国泪”，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又一大特色。
杜甫不仅是一个“穷年忧黎元”，深深关注人民疾苦的诗人，也是一个“向来忧国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
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
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
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
同时，杜甫的诗歌还表现出对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
诗人《兵车行》中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从何处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
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
”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二、现实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创作艺术上的主要体现1、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为事诗和抒情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杜甫的为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在他以前，文人写的为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
杜甫的为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
可分为以下几点：首先，善于艺术的概括现实生活。
在杜甫许多著名的为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戌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
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
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为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郗虚”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
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
例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泪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
卢世榷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
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
”“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其次，寓主观情感于客观描述中。
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
这是杜甫为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跃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
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为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
又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颖是客观为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
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
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
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来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
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
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为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
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为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驰魂夺魄。
再者，使用人物的个性化对白。
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
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
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还有，采用俗语。
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
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为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
因为这些为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
比如同是一种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
其它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
再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最后，善用细节描写。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
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它不仅提示了那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助厌饫久未下”这一小动作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
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
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
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这些特点，在杜甫的每首为事诗中往往都具备，可谓“具体而微”。
2、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与浪漫主义理想的有机结合之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
他往往象在为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滋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
在为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
在为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
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为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因此在他的某些为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洗兵马》可以作代表。
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
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的。
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
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
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悉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
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腆为，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三、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上的伟大贡献，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古典诗人在内，莫不向他拜倒，把他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同时，历代还出现了许多搜集、注解和研究杜诗的著名学者或选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像杜甫拥有这样多的追随者。
如果把杜甫的所有影响都说出来，几乎要涉及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
这里，仅能从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来简括地说明杜甫的影响是如何的广泛而深刻。
杜甫的为人民歌唱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首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直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中叶，以白居易为首的一群诗人所倡导的“新乐府”，就是在杜甫诗歌创作的启发下所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由白居易而后，又一直贯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中去，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放射着光辉。
除此以外，杜甫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给唐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如韩愈、李商隐等都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受到杜甫创作艺术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唐代以后，杜甫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变得日益广泛深入。
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追步杜甫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南诗派”。
又如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李梦阳，清代的杜氵睿、屈大均、沈德潜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杜甫的影响。
当然，有些诗人（如陆游等）能够学到杜甫的好处，也有的仅是得其皮毛甚至加以歪曲的继承。
杜诗引起历代人们的酷爱，不仅是由于艺术，更是由于思想。
如陆游就曾在诗中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天读杜诗，集杜诗的五言句，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民族英雄的话，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评价杜甫的诗句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 ，早佚。
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
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
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
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
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
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9] 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
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
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
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
王禹、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
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
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 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
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 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
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 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
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
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
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
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简介：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
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
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郭沫若《李白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
。
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
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
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
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
《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
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
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
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
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
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
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
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
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
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
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
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
”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
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
“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
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
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
”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
是啊
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
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
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
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
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
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
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
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
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
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
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
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
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
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
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说秋兴悲就是宋玉。
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
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
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
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
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
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
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
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
《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
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
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
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
《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
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
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
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
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
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
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
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
“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
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
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
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
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
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
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 打住，扯远了。
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
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
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
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
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
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
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
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
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
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
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
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
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
“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
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
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
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
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
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
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
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
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
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
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
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
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
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
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
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
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
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
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为了迎合时政，奉承独裁统治者对李白的御好，竞将两个唐时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诗人划为不同阵营的充满猜忌怨恨的对头而一抑一贬，犯下低极的常识性错误，终至为其后半身的平庸无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郭老的失误，更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也更让人感到“文艺为政治服身”的可耻与可悲。
论述杜甫为什么被称为诗圣
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的政治腐败。
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善于运用各种诗歌的形式，尤其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有很高的。
被后人称为“诗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