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摘抄600
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一手发起的熙宁变法，其规模，其力度，前所未有。
他是缩短还是延长了大宋王朝?历史学家们各说纷纭。
王安石富国的理想不能说没有实现，徽宗朝的枢密院大臣安焘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衍。
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贯）。
”然而上有国库之丰，“下有钱粮之荒”。
国富导致民穷。
元祜五年，苏轼在杭州给朝廷写调查报告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
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
”次年，苏轼又说：“浙中洲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成）。
”富甲天下的江浙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民欠官债，都是在熙宁年间欠下的。
苏轼做扬州太守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丰年不如凶年。
乡村父老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括不下去。
苏轼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
王安石可曾料到如此严重的后果?他一心追随的上下和谐的尧舜时代，是这般景象么?王安石无意害民。
比如初行青苗法，原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地主豪强，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后人评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长达十几年的基层经验，也包括他对官吏素质的考察。
他治理州县井井有条，手下官吏，都向他看齐。
可是他忘了，全国三百二十州，官吏素质参差不齐。
大多数官员的智力紧紧围绕着一顶乌纱帽，他们行事只重两点，邀功与享乐。
朝廷、地方各部门，打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旗号，绞尽脑汁搜刮民财，“利孔百出”。
这里讲的两个天下，内涵不同，后者只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功利主宰一切的逻辑之下，官风败坏，带坏士风民风。
而北宋皇室高度尊崇的亚圣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上下交征（争）利，其国危矣。
”王安石的理财高招，其客观效果，原来是打通刮民脂民膏的各种渠道。
渠道一经通畅，天下人所生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官府。
宋神宗打了几次大仗，国库未打空，各级官员“享国”如常。
事实上仗也没打赢。
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变革不触动官员利益，是王安石的另一大失误。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熙宁变法干政治这一大块，反不如“庆历新政”，不拿冗官贪官开刀。
财呼呼聚于上，也哗哗散于上。
百姓遭殃。
官僚阶层或明或暗的利益渠道固若金汤。
到徽宗朝，更是奢侈糜烂成时尚。
终于一蹶不振。
宋江，方腊，女真族……在生产力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的古代，无限放大财利理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安石轻视日常生活，对他的治国理念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
他是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这妨害他看到生滔的细微之处。
他不懂“生活世界”为何物。
道德，风俗，民心，这些维系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极其重要的柔性实力，在他的视野之外。
苏东坡小他十几岁，却比他看得辽阔而细腻。
动与静，速与缓的辩证关系，他显然欠思考。
钢铁意志，视物如射，形成许多盲点，而“求意志的意志”，又使盲点自动隐匿。
这就麻烦大了。
悲剧不免，无论对王安石个人，还是对天下苍生。
举他写文章为例，欧阳修曾批评说：长干议论而短于感情。
这位击倒过无数对手的雄辩家，情商可能不够发达。
王安石不贪女色不图富贵，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如果他在追慕远古的同时又能按常态生活，宏伟的变革辅之以常识、常情，那么，他成功的面积会增大，失败的可能会减小。
熙宁变法，留给后人无穷思索。
各式议论汗牛充栋。
笔者不揣冒昧归纳两点追问：一、富国还是裕民?二、重财富还是重生活?后者略加辨析：财富的不顾一切的急剧增长，可能付出毁风俗灭道德伤人心的沉重代价，那样的话，财富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形成对立。
中国古代的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
而北宋也是文人学者成批涌人权力核心的绝无仅有的时代。
读书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他朝着为文为官的两个并行的方向。
犹如一台车，换道不难。
北宋文人，已有文人的自觉意识，诗文训练并非走仕途的敲门砖。
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有独立于皇权的走势。
不过士子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之大欲：先养家糊口，再光大门楣。
杰出的士子以天下为己任，削弱了个人荣华富贵的冲动。
这政治传统，直接是儒家文化的产物。
北宋百年，最为常态。
政治，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
文化冲动很大程上是政治冲动，反之亦然。
王安石嗜古书，念念不忘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一脉相承。
北宋呼唤尧舜的声音比唐朝更大。
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的三种声音能形成合奏，那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交响曲?性格决定命运，个体的命运又影响国家民族。
介甫与君实，分别是两头插着新旧标签的犟牛。
我个人是相信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的。
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令人怀疑是一种宿命论。
北宋中后期，变革声音大。
王安石生逢其时。
可惜性格因素制约太多，政治团队付之厥如……好像该结束了。
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
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
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
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
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
读《答司马谏议书》，能留下这印象。
我们来看他偶然写下的小词《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处，酒醒时，思量著。
安石亦作风流语，可惜风流总闲却。
安石一生付与国事，是否也留下某些个人情愫的遗憾?悖论的是：如果他于个人情愫多一些体验，或许能够由己及人，由人而及于家国，将个体、群体一并纳入他的帝国蓝图。
赵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历史，永远记住了王安石。
欧阳修的主要成就都有哪些
文学成就诗文革新修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
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
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
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
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
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
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
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
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诗词歌赋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
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
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
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
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
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
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首部牡丹专著1034年，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花开时，士庶竞为邀游”，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
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10]创立应用文体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欧阳修创立应用文概念，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
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
一是真实，二是简洁质朴，三是得体。
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
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
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
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政治成就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
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
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成就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