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朋党论》在当代有哪些借鉴意义
《朋党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汉语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
吕夷简虽然被免职罢相，但他在朝廷内部还有很大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以坚决的回击。
《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朋党论》是一篇驳论文，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起笔不凡，开篇提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的观点。
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大家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白，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一段里，作者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明他们的性质，是君子，还是小人。
针对封建社会中，大臣结为朋党，一般为统治者所忌的情景，欧阳修以朋党自古有之，出人意料地肯定朋党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从而顺利地提出了本文的观点。
第二段，作者把朋党分为两种：一、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二、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成朋党。
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这里用“然”字作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
”然后，作者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维系小人的朋党的关键是俸禄和财物，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达到暂时的结盟，那是假的。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
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这几句是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情也就结束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
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而君子的他们以志同道合为关系，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诚、守信，所珍惜的是名节，无论是修身、事国都同心共济，始终如一。
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这一段对朋党的性质进行对比，以同道和同利对比引出真朋、伪朋两个朋党的本质差异，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的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从而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对朋党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说明。
“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时传说中的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
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
舜辅助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以大治。
接着说道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为一朋，一起在朝中做官，他们相互称颂人家美德，彼此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了大治。
《尚书.泰誓》中说：“商纣王有臣民亿万人，是亿万条心，周武王则有臣民三千，然而一条心。
”作者推论，亿万人各不同心，可以说是结不成朋党了，但因为没有价值观的支持，彼此离心离德，没有战斗力，纣王还是亡国了；周武王的臣民，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由于有凝聚力，周朝由此而兴盛起来。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后汉献帝时”是作者的笔误，应作“后汉桓、灵帝时”。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宦官弄权，遭到李膺、郭泰等人的反对，有人诬告他们结党营私，“诽讪朝廷”。
李膺二百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
灵帝（168-189年在位）即位后，于建宁二年（169年），李膺等一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全国州郡有六七百人受株连，史称“党锢之祸”。
《后汉书.党锢列传》有记载。
本文把桓、灵二帝的史实误记为汉献帝时事。
这句话是说汉末桓、灵帝时把天下名士全部抓起来，囚禁起来，造成“党锢之祸”，动摇了天下的根基，等到黄巾起义军起来的时候，汉朝的统治大乱，后汉的统治者才悔悟过来，对党人全部加以解脱并释放了他们，然而，汉朝也已气数已尽，没有救了。
唐朝晚年，渐渐又兴起了朋党的议论，唐昭宗年中，篡唐建立梁朝的朱全忠，把不肯追随他的朝官诬蔑为朋党，遭到杀戮，唐朝也因此灭亡了。
在这一段中，作者运用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
正面的例子，尧舜用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达到天下大治。
反面例子汉末、唐末残害君子之朋而亡国。
正反对举的例子，纣王不为朋而亡国，周朝为一大朋而国兴，用进君子之朋和退小人之朋的史实，进一步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四段，作者总结性地论述。
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没有人像东汉后期的昏君那样；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人像唐昭宗时候那样。
这些国君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互相称美推让而不滋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
舜不怀疑他们而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从来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个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明辨君子与小人。
周武王他领导全国所有的三千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朋党之大莫如周”，这句是说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广，没有哪个朝代像周那样。
好人虽多而不满足，对于君子的朋党来说，好人越多越好。
这一段对国君对朋党的态度进行对比，那些各怀一心不能结为朋党，禁止君子结为朋党，杀戮朋党的国君最终都自食恶果，亡国了；那些任用君子之朋的国君都兴国，并且得到后人称颂。
在“治”与“乱”，“兴”与“亡”的强烈对照中，再次强调辨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重要性。
第五段，得出结论，照应开头。
再次强调“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使国家兴盛起来。
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
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作者以“自古有之”的论断对朋党进行表态，重要的是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
君子以道，小人以利，从结朋的基础上点破，小人无朋，唯君子有之。
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一无一有，一伪一真，将论据双双摆开，前后对照，揭露其真面目，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从历史事实提供的论据来论证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是非，体现乱与治，兴与亡中朋党在其中的作用，言之有据，触目惊心，不容君王不信。
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兴亡对比进谏，证据凿凿，君王岂可忽视。
文章立论鲜明，论据充分，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的确是论说文中的经典精品。
不过也应指出，在现代政治中，政党的规模越来越大，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每个党内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现代政治讲究的是民众的参与，政策的透明，权力的分权和监督制衡，权力运作的透明，不能简单地划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以陷入唯我独尊和听不进不同声音的片面性。
附录《朋党论》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2.2 作品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
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
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
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
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
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
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
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
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
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
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
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
《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
”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
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
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
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
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
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
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
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
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主旨大意是什么
就文章而言，欧阳修的《朋党论》自是一篇出色的议论文，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这篇好文章却没有起到有利于“新政”的作用。
明人茅坤说它“破千古人君之疑” ，实际上，不说“千古人君”，连当时的宋仁宗读这篇文章时所生之“疑”就没有破除。
过珙说《朋党论》让仁宗之“终为感悟”， ，吴楚材、吴调侯也说《朋党论》写得有水平，“宜乎仁宗为之感悟”， ，但仁宗并没有真被“感悟”，倒是由开始的有些“拿不准”到后来的“拿得准”，即认定欧阳修此文观点不对。
后来欧阳修被贬出京师，与《朋党论》就很有关系。
到了清代，雍正更是对欧阳修的《朋党论》极为不满，他自己也作了篇《朋党论》，指斥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以同道为朋”说，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并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朋党论》为什么不能说服人君，反倒让人君生疑乃至恼火呢
首先是，“朋党”这一话题过于敏感；在人君心中，这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可以平心静气谈论的话题，它触动着人君的神经。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欧阳修的文章虽然讲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所讲之“理”实际上并不符合皇家的需要。
《朋党论》文章结构有一个特点：从开头到“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意已完足，但文章接着又说：“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这不仅仅是“提供证据”，同时也是描绘先秦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图景。
也就是所谓“尧舜之道”。
欧阳修的朋党论和司马光的朋党论的区别
欧阳修与司马光《朋党论》比较 陈友冰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朋党”之说似乎是自古有之，从成语“党同伐异”到今日的政党政治，朋党之争在国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哲人，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但在言论上和著作中对朝廷中的朋党大都极为厌恶。
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就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
只是到了北宋仁宗年间，一前一后出现了两篇《朋党论》，皆一反成说，提出不同流俗的见解和主张。
一篇是当时庆历新政的积极襄助者欧阳修，他认为应该对朋党加以区别对待，作为人君，应当用同道的君子之真朋，退同利的小人之伪朋，这样朋党不但无害，而且可以天下大治。
另一篇的作者是著名的史家司马光。
他认为追究朋党的危害不在朋党的本身，而在于君主的昏庸。
因为“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
他虽持传统之见否定朋党，但看的更远、更透彻。
如果把这两篇新论再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新见，两文有一些类似的思考；但由于论点不同，两文在史料的选择和改造，论述的方式和结构，都有所不同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而造成这种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又与他们不同的创作目的和所处的时代有极大的关系。
一 作为反传统的新论，两文有着类似的思考和论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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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还有很多，超出字数限制。
链接网址：
读朋党论写一篇2000字论文
读《朋党论》总论： 欧阳修被尊称为宋代的儒宗，他留下的著述覆盖了几乎全部人文领域[1]。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公元1044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代表作。
由《朋党论》而观，欧阳修秉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行文宗旨，通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古文因韩愈的倡导而一度波澜壮阔过，但形式华美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讲求句式平仄相对的骈文却让它逐渐失去了光芒，直到欧阳修时代，散文才真正意义上大放光彩，占据主导地位，若说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欧阳修当之无愧应是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
本文结合欧阳修的成长经历分析《朋党论》的行文特色以及该文所反映出的欧阳修的政治立场。
正文：一． 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事说到欧阳修，不得不提及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启蒙老师的欧母对儿子一生的品格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欧不幸，生四岁而孤。
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2]”。
父亲欧阳观虽过早离世，但通过母亲的教诲，欧阳修仍深受其父的影响[3]。
十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也造就了一个文学时代：“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
吾家又贫，无藏书。
州南有大姓李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4]。
”二． 虽借骈文登第却致力于古文创作少年时期那本偶获的《韩愈文集》对欧阳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
但由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在当时并不吃香，举子们都是凭骈体文章来登第进举，“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
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1028年几经失败的欧阳修最终也是凭借骈文敲开了仕途的大门[7]。
1031年欧阳修去洛阳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8]，在梅尧臣、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了诗人、文人的中心，从此欧阳修有意识地抛开诗文，专心致志从事古文的创作[9]。
三． 用古文施展自己的政治见解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和尹洙、谢绛等人切磋古文的写作技巧，这段时期对欧以后所具备的古文造诣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10]，同时尹洙等人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启迪着欧阳修。
韩琦作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对欧阳修文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向上，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
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
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
气焰相薄，莫较高下。
”逐渐地欧阳修开始用古文来洞察时弊议论朝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值得一提的便是1033年欧阳修写给范仲淹的《上范司谏书》，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对范仲淹提出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高度认可，也展示出了欧阳修的政治抱负。
欧阳修仰慕范仲淹的人品和文章，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重整朝纲。
范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景佑三年（1036）五月，呈仁宗《百官图》并写了4篇论文，指陈时弊。
但范仲淹、尹洙等人的锐意革新引起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极度不满，吕指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尹、范等人接二连三地遭到贬谪。
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只有谏官，而司谏高若讷，不但不说公道话，还竭力诋斥范仲淹。
欧阳修实在看不过眼，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由此欧阳修被保守党挑唆后遭到贬谪，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党更对范、尹、韩等人进行诋毁，这便为日后的“朋党之说”埋下了伏笔。
四． 关于“朋党”之说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党祸为戒：公元973年宋太祖在科举中增设了殿试，使举子最终都成为“天子门生”，其目的便是杜绝防范朋党的出现和形成；宋真宗登基不久就下诏申警党比，责令御史台纠察并以唐朝“牛李党之争”为鉴，“唐室朋党渐不可制，遂至卑弱”；仁宗明道二年8月，宋绶上言，也认为朋党乃是朝廷的大患“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恐惧”，提醒仁宗不可掉以轻心。
五． 《朋党论》的写作背景 庆历初年经尹洙、欧阳修、孙沔等人的多次上书，仁宗免去了吕夷简的相职，至庆历三年调整了中枢班子，增设了谏官编制[11]，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缓解内忧外患，挽救宋王朝政治危机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
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书》，史称“庆历新政[12]”。
仁宗对欧阳修的强项直谏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汝欧阳修，何处得来
”《欧阳文公神道碑》，这一切让保守派怀恨在心，朝廷上下刮起了一股危言耸听的党论歪风[13]，直指杜衍、欧阳修、范仲淹为“党人”[14]。
对于这种说法，仁宗也难免产生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的疑惑。
面对仁宗这般质疑，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以谏官的身份写了《朋党论》这篇奏文。
六 . 写作特色1． 以破为立、以奇说理 历朝历代臣子对于皇帝“结党”的指责，最好的申辩莫过于否认，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君子间的结党和小人的结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便是本文立意的一大特点。
金圣叹评“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15]”。
“朋党”一词意为贬，专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为个人得失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并在政治斗争中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唐代的“牛李党之争”便是实例。
而此文开篇之处，欧阳修明畅的笔法首先对君子结党进行了肯定，让人大开眼界。
君子间以道结党谓之志同道合，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则以利禄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故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
《泰誓》数纣之罪曰：“朋家作仇。
”夫子曰：“君子群而不党。
”朋党二字岂可施之君子哉
永叔独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开导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
前半正意已尽，后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16]。
“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
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因谏院所进文，故格近于方严。
”[17]面对仁宗的质疑，欧阳修非但不否定，反而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写作奇特之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有靠仁君的慧眼来进行分辨。
2. 以史为鉴，不提当朝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极其重视逻辑上的安排，从古到今，层层递进，用大量的事实来说理。
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论述只是大量引证史实，只字不提当朝，也没有直接为范仲淹等人申辩含冤，始终坚持“自古有之”而进行论述，符合谏官的职责，而且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颇能引起仁宗的感悟。
“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
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
公既疏救，附上此论。
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
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
”[18]3. 层层递进、正反分辨文章由尧舜起笔从正面引证了“君子同道为朋”的道理，这种引典说理的论证颇有史记的气势，归有光曰“凡《史记》好处，诸大家无不知之，欧文尤多得”。
尧凭借“八元八凯的君子之真朋”攻退“四凶小人之伪朋”而天下大治；舜借助“二十二之君子结朋”相互辅佐也达到天下大治；周臣“三千为朋”以兴国。
这大量的史实极有条理地论证了坚守道义、忠信、名节的君子之朋可以兴国的道理；层层递进地铺排方法让读者不禁大受鼓舞，不断肯定了君子有朋的利处。
接着又从反面例举了“人人异心不为朋”而亡国的商纣、“禁绝以善为朋”悔之已晚的桓、灵二帝以及“诛戮清流之朋”导致唐亡的唐昭宗，再次证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深刻道理。
这种以古鉴今，正反对比，层层逼进的论证方法确如王慎中所言“学司马迁莫如欧”，方苞也对这种风格大加赞赏“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取得其风神。
”七． 此文的写作动机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仁宗一直是有言直抒，为此也得到了仁宗的信赖，《朋党论》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对于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规劝仁宗要以历史为镜，切莫重蹈商纣、桓灵二帝和唐昭宗的覆辙，正确对待充分信任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之朋，而疏远斥退攻击良臣的小人之伪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
八．总结1043年3月，欧阳修就任谏官，在他看来谏官应以舆论为背景，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上进行谏诤，在这一点上，谏官的地位虽低，却与宰相的职能相同。
《朋党论》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向仁宗反映时弊揭示社会问题的奏章。
朋党论全文针砭时弊但字字不提当下，借古讽今地驳斥了任宗对“朋党”的错误理解。
虽然《朋党论》并没有挽回“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结局。
但文章严密的逻辑说理、清晰的行文思路、层层递进的分析和整体布局的完整，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写作手法，“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19]”，更能看到文字体现出的“文以载道”的宗旨，让人不禁钦佩欧阳修做人写文的正直风貌“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20]。
宋朝，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夷狄的侵扰和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坚挺，任宗在位的四十余年出现了暂时的平稳政局，这些特殊的条件造就了特殊的人才，欧阳修以其自身的修养“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21]和所秉承的文道观“要之永叔学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变化，自成一家，故可继韩公之后，而雄视一代也[22]”， 使得已步入险境的古文走出低迷重新成为文坛的主力，开创了儒学的新气象。
校园朋党论800字作文
有位哲人说：“好朋友是山，一派尊严；好朋友是水，一脉智慧；好朋友是泥土，厚爱绵绵。
”是呵，当我们寻找尊严、智慧和爱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可以靠背、可以并肩、可以共荣辱同患难的好朋友…… 滚滚红尘，芸芸众生，能在同一时空相遇，已是一份机缘，若能相知进而志趣相投，那便是朋友了。
人生不能无友。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生活旅程中，朋友就像生活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温暖着我们。
当我们满怀疲惫时，朋友的关爱似柔情的月光，给了我们甜蜜的慰籍和生存的坚强；当我们面对失败时，朋友的鼓励，给了我们拼搏的信心和向上的力量；当我们欢呼成功时，朋友的祝福，给了我们真诚的喜悦和前进的动力。
从古到今，传诵着多少朋友情谊的佳话：俞伯牙和钟子期，嵇康和阮籍，李白和杜甫，鲁迅和瞿秋白等等。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管鲍之交，几千年来，论知心之交，必曰：管、鲍。
春秋时，齐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字夷吾；一个叫鲍叔，字宣子。
两人自幼时以贫贱结交。
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就举荐管仲为相，位在己上。
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
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我每背诵此段话，都不由心声感慨，既感慨于他们那份难得的相知相与的友谊，也感慨于管仲对这份情谊的珍惜，更感慨于当今交友之道的世风日下。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
明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里谈到交友之道时说“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达后近，交友道也。
”而在当今，有的人在社会上交朋友比打个出租车还随便。
或素未平生，交谈不过顷刻，完全不知底里，便视为“知心朋友”；或歌肆酒廊生意场相识，点点头递支烟酒杯一碰，醉意朦胧之中，便为“莫逆之交”；或旅途聚首，乍感气味相投，凭一时高兴，便当作“割头不换的生死朋友。
这样的朋友正如古人所言“世人片言合，杯酒结新欢，生死轻相许，酒寒盟亦寒”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酒肉朋友是经不起时间的蒸发更经不起时间的蒸馏，是绝难长久的。
有一种朋友，是以互为利用作前提的，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在现实中这样利用过了便散伙，榨不出油就撒手，刚才还“朋友”成一坨稀泥分不出彼此，转背就成了乌鸦麻雀不通语言的“伪朋友”者多矣。
或许你们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看似十分投缘，有时他为你办件事，你也帮他办件事，其实各人心里都打着“小九九”，有时算计人情帐的声音都能听得见，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或许你是个官，他以你的取舍为取舍，以你的好恶为好恶。
看你的脸色说话。
为了讨得你的欢心，整天低眉折腰，揣摸你的心思，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设法对你的爱好、嗜好、脾气、口味等进行摸底，然后有的放“矢”，投其所好：你爱腾云驾雾，便送上大“中华”；你的孩子要上学，送上红包表祝贺；你的寿诞到来即，跑前忙后孝过子；你好挥毫书字画，求得“宝墨”堂中挂。
你觉得他好够朋友，可是那满脸的笑容后面却堆满了假意的呆板，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如果你觉得是，那他也是和你的官位是朋友。
( 书村网 ) 或许你们都是个官，互称老朋友。
你把他的小姨子调到你的“一亩三分地”吃闲饭，他把你的小舅子弄到他的麾下当“参谋”，见了面或打个电话互相致谢后，说不定你两人正算计着谁更合算，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人生在世，都渴望感情的交流，渴望有亲密的朋友，可是交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得当则可受益匪浅，交友不当，则祸害非轻。
与正直的人交朋友，自己的灵魂也能得到净化，朋友之间的一言一行相互影响，品质会随之高尚起来；与奸邪的人交朋友，必定会追风逐臭，同流合污，遭到人们的鄙弃。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
交友要交益友，何者为益友
凡事肯规我之过者是也。
明代文学家苏竣把朋友分为四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他把“道义相砥，过失相规”列为交友的最高层次，是颇有见地的。
人不可能永不犯错误，免不了要做出违背“道义”的事，这时能出来“相砥”“相规”指正你批评你甚至不惜与你脸红的人，才是你的益友，才是真朋友。
有位哲人说：“好朋友是山，一派尊严；好朋友是水，一脉智慧；好朋友是泥土，厚爱绵绵。
”是呵，当我们寻找尊严、智慧和爱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可以靠背、可以并肩、可以共荣辱同患难的好朋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欧阳修的《朋党论》，《丰乐亭记》，《秋声赋》，《六一诗话》原文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 财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 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 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 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喂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 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 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 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 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 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 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 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 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 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 朋。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①，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
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顾②而乐之。
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
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
修尝考其山川，按③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④数
及⑤宋受天命，圣人出而海内一。
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
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⑥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
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又幸⑦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因为本⑧其山川，道⑨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⑩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
其融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予谓童子：[此何声也
汝出视之。
]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 予曰： [噫嘻，悲哉
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
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廖；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
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笼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
天之于物，春生秋实。
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
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
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人为动物，惟物之灵。
百犹感其心，万事劳其形。
有动于中，必摇其精。
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
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于草木而争荣
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
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六一诗话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
”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
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
若五朝上帝则误矣。
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
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
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
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
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
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
”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并>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
”闻者传以为笑。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
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
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
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
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
”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
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
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
”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
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
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
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
苏子瞻学士，蜀人也。
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
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
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
余家旧畜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
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
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
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隽敏，尤好嘲咏。
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
”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时皆善其捷对。
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
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
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
”坐客皆惊。
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
”圣俞颇不乐。
未几，圣俞病卒。
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
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
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
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 ， 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
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
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
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
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
余少时闻人多称。
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
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
”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
”其佳句多类此。
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
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
”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是也。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
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乃是都无一物耳。
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
”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
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
”就令织得，能得几何
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
”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
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
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
”诚佳句也。
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
’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
’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
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
”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
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
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
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
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
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
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
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
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
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
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
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
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
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
”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吕文穆公未第时，薄游一县，胡大监旦方随其父宰是邑，遇吕甚薄。
客有誉吕曰：“吕君工于诗，宜少加礼。
”胡问诗之警句，客举一篇，其卒章云“挑尽寒灯梦不成。
”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
”吕闻之，甚恨而去。
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语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
”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
”既而次榜亦中首选。
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
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
’说者云：‘患肝肾风。
’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
’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
’人皆以为笑也。
” 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蛱蝶图》。
”滕王元婴，高祖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亦不云其工蛱蝶也。
又《画断》云：“工于蛱蝶。
”及见于建诗尔。
或闻今人家亦有得其图者。
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皆见于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后世。
当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矣，而贱工末艺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麽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陶尚书成mR尝曰：“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革幼>靴儿末厥兵。
”“末厥”，亦当时语。
余天圣景 间已闻此句，时去陶公尚未远，人皆莫晓其义。
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
第记之，必有知者耳。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
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
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
”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
”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又“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
松江新作长桥，制度宏丽，前世所未有。
苏子美《新桥对月》诗所谓“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
时谓此桥非此句雄伟不能称也。
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诗亦遒劲多佳句，而世独罕传。
其与子美紫阁寺联句，无愧韩、孟也，恨不得尽见之耳。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
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着底，白鹭已飞前。
”又“絮暖<此鱼>鱼繁，豉添莼菜紫。
”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
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
”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
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
”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
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
”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
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
惟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
”裴晋公绿野堂在午桥南，往时尝属张仆射齐贤家，仆射罢相归洛，日与宾客吟宴于其间，惟郑工部文宝一联最为警绝，云：“水暖凫nC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
”人谓不减王维、杜甫也。
钱诗好句尤多，而郑句不惟当时人莫及，虽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 之间，以诗知名。
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有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
”余答云：“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
”盖景山诗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故余以此戏之也。
景山诗颇多，如“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之类，皆无愧于唐贤。
而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
其诗今已不见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
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
盖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
诗曰：“江流无险似瞿塘，满峡猿声断旅肠。
万里可堪人谪宦，经年应合鬓成霜。
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
异域化为儒雅俗，远民争识校雠郎。
才如梦得多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
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
典辞悬待修青史，谏草当来集皂襄。
莫谓明时暂迁谪，便将缨足濯沧浪。
” 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
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
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
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
其后又云，降于亳州一举子家，又呼举子去，不得，因留诗一篇与之。
余亦略记其一联云：“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长随日脚流。
”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诗颇类曼卿平生语，举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词》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
”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
人间又有《望瀛府》、《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
《霓裳曲》前世传记论说颇详，不知“听风听水”为何事也
白乐天有《霓裳歌》甚详，亦无“风水”之说。
第记之，或有遗亡者尔。
龙图赵学士师民，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
为人沈厚端默，群居终日，似不能言。
而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殆不类其为人矣。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也。
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
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
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
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
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
”坐客皆为之笑也。
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
惟天圣二年省试《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采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