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朋党论800字作文
有位哲人说：“好朋友是山，一派尊严；好朋友是水，一脉智慧；好朋友是泥土，厚爱绵绵。
”是呵，当我们寻找尊严、智慧和爱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可以靠背、可以并肩、可以共荣辱同患难的好朋友…… 滚滚红尘，芸芸众生，能在同一时空相遇，已是一份机缘，若能相知进而志趣相投，那便是朋友了。
人生不能无友。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生活旅程中，朋友就像生活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温暖着我们。
当我们满怀疲惫时，朋友的关爱似柔情的月光，给了我们甜蜜的慰籍和生存的坚强；当我们面对失败时，朋友的鼓励，给了我们拼搏的信心和向上的力量；当我们欢呼成功时，朋友的祝福，给了我们真诚的喜悦和前进的动力。
从古到今，传诵着多少朋友情谊的佳话：俞伯牙和钟子期，嵇康和阮籍，李白和杜甫，鲁迅和瞿秋白等等。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管鲍之交，几千年来，论知心之交，必曰：管、鲍。
春秋时，齐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字夷吾；一个叫鲍叔，字宣子。
两人自幼时以贫贱结交。
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就举荐管仲为相，位在己上。
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
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我每背诵此段话，都不由心声感慨，既感慨于他们那份难得的相知相与的友谊，也感慨于管仲对这份情谊的珍惜，更感慨于当今交友之道的世风日下。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
明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里谈到交友之道时说“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达后近，交友道也。
”而在当今，有的人在社会上交朋友比打个出租车还随便。
或素未平生，交谈不过顷刻，完全不知底里，便视为“知心朋友”；或歌肆酒廊生意场相识，点点头递支烟酒杯一碰，醉意朦胧之中，便为“莫逆之交”；或旅途聚首，乍感气味相投，凭一时高兴，便当作“割头不换的生死朋友。
这样的朋友正如古人所言“世人片言合，杯酒结新欢，生死轻相许，酒寒盟亦寒”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酒肉朋友是经不起时间的蒸发更经不起时间的蒸馏，是绝难长久的。
有一种朋友，是以互为利用作前提的，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在现实中这样利用过了便散伙，榨不出油就撒手，刚才还“朋友”成一坨稀泥分不出彼此，转背就成了乌鸦麻雀不通语言的“伪朋友”者多矣。
或许你们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看似十分投缘，有时他为你办件事，你也帮他办件事，其实各人心里都打着“小九九”，有时算计人情帐的声音都能听得见，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或许你是个官，他以你的取舍为取舍，以你的好恶为好恶。
看你的脸色说话。
为了讨得你的欢心，整天低眉折腰，揣摸你的心思，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设法对你的爱好、嗜好、脾气、口味等进行摸底，然后有的放“矢”，投其所好：你爱腾云驾雾，便送上大“中华”；你的孩子要上学，送上红包表祝贺；你的寿诞到来即，跑前忙后孝过子；你好挥毫书字画，求得“宝墨”堂中挂。
你觉得他好够朋友，可是那满脸的笑容后面却堆满了假意的呆板，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如果你觉得是，那他也是和你的官位是朋友。
( 书村网 ) 或许你们都是个官，互称老朋友。
你把他的小姨子调到你的“一亩三分地”吃闲饭，他把你的小舅子弄到他的麾下当“参谋”，见了面或打个电话互相致谢后，说不定你两人正算计着谁更合算，这样的朋友是朋友吗
人生在世，都渴望感情的交流，渴望有亲密的朋友，可是交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得当则可受益匪浅，交友不当，则祸害非轻。
与正直的人交朋友，自己的灵魂也能得到净化，朋友之间的一言一行相互影响，品质会随之高尚起来；与奸邪的人交朋友，必定会追风逐臭，同流合污，遭到人们的鄙弃。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
交友要交益友，何者为益友
凡事肯规我之过者是也。
明代文学家苏竣把朋友分为四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他把“道义相砥，过失相规”列为交友的最高层次，是颇有见地的。
人不可能永不犯错误，免不了要做出违背“道义”的事，这时能出来“相砥”“相规”指正你批评你甚至不惜与你脸红的人，才是你的益友，才是真朋友。
有位哲人说：“好朋友是山，一派尊严；好朋友是水，一脉智慧；好朋友是泥土，厚爱绵绵。
”是呵，当我们寻找尊严、智慧和爱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可以靠背、可以并肩、可以共荣辱同患难的好朋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
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古代中国人对金钱的看法——名言警句
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
朋党之争 祸国殃民
《朋党论》写作上有哪两个显著特点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魏太武帝背景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北魏太武帝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
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
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
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
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
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
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
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时间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背景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
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宇文邕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背景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
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唐武宗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
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
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
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军谶》是一本书么
如果是书，谁是作者
概述
反复论证：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
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
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
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对比： 对比。
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
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朋党论》选自《四部丛刊·欧阳文忠公文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
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
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作品赏析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
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
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
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
”“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
“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
“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
“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
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
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
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
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
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
”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不然”，即不是这样。
“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
“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
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
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
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
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
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
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
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
“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
“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
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
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
“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
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
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
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
”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
“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
“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
“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
“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
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
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
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
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柳宗元是唐代那个时期的人
中唐柳宗元(773 — 819)唐代卓越的唯物论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
他的散文和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中与韩愈并称,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