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倪云林连环读后感
我认为不仅魏晋是，先秦、两宋这样，这些不似汉唐那样强大是政权的松散必然导致思想的自由，民国也是如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摘自《美学散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
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
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
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
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
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
”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
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
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
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
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
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
《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
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
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
(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
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
”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
”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
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
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昧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云点缀。
”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土＋盖）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
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
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于，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
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
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
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
“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
“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
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
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
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
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
”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
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
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
乐云：“是想”。
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
”乐云：“因也。
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
”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
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
卫即小差。
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
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
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
《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
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
”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
”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
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
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其痴尤不可及
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
然而扩丽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
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
”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
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卯）山，有人遗其双鹤。
少时翅长欲飞。
支意惜之，乃铩其翮。
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
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
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
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
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
(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
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
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
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
”“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
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
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
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
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
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
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
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
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
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
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不够地方了，换一楼）
什么是高压线上的金具
中存在特意义——兼论二十世纪对中国画的误读 1840年以来，西风东渐，国微，国力逐渐贫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国家贫弱，便开始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
找到了两把钥匙：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最优秀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思想带进中国。
一百年来，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840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百多年过去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90年，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发现一个问题：传统文化为什么会趋向断裂
国学为什么会式微
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观念已经西化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房子、我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习惯都在西化。
我们的孩子把头发染了，习惯于麦当劳，从小就要接受英文课，否则考不上中学、大学更读不了博士。
英语不好，中国画画得再好，进不了美院。
想取得中国画的博士学位吗
必须要学英文，这是今天的基本国情。
我们用不着再教育大家，如何重视西方，好好向西方学习，用不着这样大声疾呼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继承
这是中国画当下的大背景。
有一句话叫做多元状态下的中国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确实是多元的。
比如中西融合的，彩墨堆积的，或干脆是纯颜色的。
搞水墨实验的，把水墨和材料跟行为方式结合到一起变成一种综合艺术状态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如果都被归入了中国画。
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画与传统还有关系吗
我们要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只儒家学说，还包括道和释。
佛家的思想还包括禅宗的学说。
儒道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离我们很远了。
在我们的教材里，我们传统文化部分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所以，十六大时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
和谐作为文化主张，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
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和与自己心灵的和谐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
十六大提出了振兴民族文化，因为有了断裂才要振兴，有了衰微才需要振兴。
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一个弘扬的过程。
弘扬过程的责任主体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切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人。
在20世纪的美术史著述中，由于时代局限有一些误区，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造成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
由于角度错误，结论往往是错的。
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艺术规律所下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美术史仍然是违背艺术规律，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
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问题，思考中国画问题应是以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文化立场做学问的出发点。
二十世纪美术史著作中需要澄清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元、明、清绘画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颓势，这其中不断有新的高峰出现，形成了宋以后的辉煌。
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
1917年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也”，他这样写道：“中国画至国潮衰败极也，其精均益无文化人者。
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石涛、石溪）之糟粕味同嚼蜡。
其不能传后，亦于今日欧美日尽剩其可为哉。
”“概以四王二石稍存元人一笔，亦非唐宋正宗。
比之宋人，亦同鄙下。
唯恽蒋（恽南田、蒋廷锡）二男，略有古人意，其余则为一丘之貉无可取处。
郎世宁乃出西法。
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
”“中西融合”论的发端大概源于此。
清代初期，郎世宁到中国的时候带着他的画和一批古典主义油画给康熙皇帝看，康熙和当时的中国画家们并不以为然，宫廷画家邹一桂被康熙请来评论，问他到底画得好不好，邹一桂说：“虽工亦匠，不入画品。
”匠气向来是中国绘画的大忌，欧洲古典主义油画虽不崇尚匠但强调逼真地再现。
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可以取代相机。
所以，后来有中国画家提出“不与照相机争功”。
康有为又说：“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因遂灭绝之。
而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岂在今乎
吾嗣望之。
”此后，陈独秀认为“对于画学正宗倪云林、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四王及南宗系列的画家，像这样的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在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美术革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说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四王）画的命。
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临摹、刻画人物、画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和文人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初倡于元末的倪云林和黄公望，再倡于明代的文征明和沈周。
到了清朝的四王更加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集大成者，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
”康有为鼓吹郎世宁，而陈独秀说中国画不能不采用西方国家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更激进到主张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东西方交流最大的障碍。
如果真照他的主张办，中国文化也真就结束了。
历史不是以个人意志转移的。
据闻最近有韩国学者向政府建议要求恢复汉字。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所有的历史都是方块字写成的，这一代的学生没法读懂古籍。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汉字文化影响着东亚的一些国家。
在清代中期，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强国，由于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坚甲利舰，然后就有了扩张和掠夺，他们国力增强后，文化开始输出。
而我们的国家当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强势文化面前，艺术观念也一同随同泊来，许多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
可以思考一下，许多观念是对还是不对
或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陈独秀和康有为都没有看到黄宾虹和齐白石。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黄宾虹，没有齐白石，没有傅抱石，没有李可染，没有林风眠，没有刘海粟、潘天寿这些人。
中国画艺术上的辉煌，即使他们在，如何看，也不可知。
吴昌硕成为气候是上世纪初叶以后的事情，他深深地影响到齐白石。
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一些极端的理论对中国画的消极影响非常大。
鲁迅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姓轩辕，千秋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在地。
”甚至鲁迅推荐给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里建议少读甚至不读中国的书。
当时真是激进得不可思议。
可以说激进思潮一直左右了20世纪很长一段历史，以致于后来发展到怎么左都不为过。
“反传统”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传统。
徐悲鸿的文章更给了中国传统绘画致命的一击。
他对南北宗论深恶痛绝，称“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其昌断送中国画二百年历史，罪大恶极。
”他认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用欧洲之写实主义。
尤其强调要以素描为基础。
”他这种对中国画的改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对中国画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画的造型观。
当然徐悲鸿也没有否认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他很敬重他们，深知他们的贡献。
但他的中国画理论尤其是造型观念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形成负面影响。
徐悲鸿写这个话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回国，而黄宾虹和齐白石成气候是40年代以后，最后的十年二十年才成就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峰。
持这种理论还有蔡元培，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进步主张，但他又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
”徐悲鸿继续着他的观点说到“中国画学颓败至今已极也，凡世界文明已无退惑。
读中国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比三百年前退五百步，比一千年前退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叹也夫。
”康有为、陈独秀等政治家的观点不能不放在当时政治变革的大环境下去认识，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治家，对中国画学的认知有偏颇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批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持这种观点影响就大了。
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国画的研究和教学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
事实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糟，他们无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无视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的存在，无视吴昌硕等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中仍按中国画传统正脉往前推进的画家，这就是美术史的局限。
正本清源这个提法很好，对二十世纪的问题的确要正本清源。
可喜的是，当代一批年轻画家正从历史局限中下头，正续接传统正脉，推进笔墨艺术。
我与欧洲一些国家的艺术家接触过，不曾听到一个画家提出要把中国文化拿来与他们国家文化融合，无论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等，他们没有人提到把中国画家拿来与他们自己的艺术融合，可中国人偏要提出与西洋画融合，提出与西方画风融合。
要思考个中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错误和局限呢
有。
有历史的局限，就象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局限一样，中国文化也有糟粕。
比如三从四德、宗法观念、神权、君权、男权和官本位等等就是糟粕。
但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中和观，中国人的仁爱观念，肯定是好的。
中国文化一直在寻求人和宇宙，人和社会，人和自己内心的最大的和谐，这是我们祖先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非常会生活，也很懂得生活，在文化上曾经很精致。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座高山的话，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座高山，是和西方文化并列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蔡元培等人曾提出中国画不科学，解放后江丰也提出中国画不科学。
这里涉及科学与艺术的本质和功能。
中国画本来就不是科学，艺术本来就不是科学。
如果艺术是科学的话艺术就死亡了。
艺术是情感的产物。
人在科学之余要享受情感，得感谢艺术。
中国画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很完整，很具科学性。
中国画要沿着中国传统的正途往前推进。
近百年来，欲以“科学”改造中国艺术，更在教育中以“科学”训练代替传统方法，于是，中国画正日益变得不中不西。
这里有个认识问题，涉及文化立场，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立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误区就是对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误读。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一直是偏颇的。
笔墨可以随时代，但不等于随时代就高，不随时代就低，艺术不同于政治。
我们先分析一下石涛，和石涛同时的八大没有提出笔墨当随时代。
八大的笔墨就是中国画的文人笔墨，石涛的笔墨与八大比尚逊一筹。
逊在哪里
石涛的画里有些许躁气，八大的画里没有，石涛的一些作品里有些许媚俗的气息，八大没有。
石涛在题画句里说：“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石涛毕竟是大家，能知道时代的病根所在。
而刻意寻求面目，对他本人的画格是有伤害的。
石涛和董其昌比也有差距。
清代没有谁认为石涛的画笔精墨妙。
可是清人一直认为董其昌的画笔墨有高度，认为是中国画的至高境界。
董其昌的画有安详和散淡从容之气，是一种很高贵的气息。
我们也可以认为石涛的高处是有个性，但笔墨质量有所欠缺。
这是和八大与董其昌比较得出的结论。
石涛的贡献在哪里呢
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读一读画语录提出的“一画说”，发现他阐述了道家思想与笔墨的关系，把中国的道家思想、禅宗思想融汇到笔墨艺术中，作了深入精微的阐述，这是重大的贡献。
“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但是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削弱了对前人的继承，成为不重视笔墨的借口和理由。
问题就在这里。
齐白石的笔墨是哪里来的呢
来自八大、徐文长、吴昌硕这三家。
他说：“吾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这是白石的诗，题到画上了，他强调的是继承，太崇拜这三家了。
齐白石是个懂得继承传统的画家。
继承中又有开拓的精神，把中国画家绝对地分为延续型和开拓型是不够的。
延续里头有推进，开拓应有根基。
今天实验水墨的一批画家个个开拓，能否存世尚难说。
当然，重复前人没有前途，重复不是艺术。
我们总是认为笔墨是越新越好。
但新不等于高。
笔墨是没有新旧之分的，艺术的形式也没有高低之分。
新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艺术质量的标志。
所以，一味求新使我们陷入歧途，这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笔墨是修养的积累，是个性的记录，更是传统的延续。
片面的理解只会葬送中国画。
第三，是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对四王认识的局限。
先说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
董其昌在先，四王在后。
董其昌比四王略早，与四王有极短时期的交叉。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话。
他提出的南北宗论被批判了好多年，一直到今天。
南北宗论中董其昌客观地分析了一个艺术现象，问题出在“贬”和“崇”上，这本是艺术家个人的观点，是画家个人感觉。
可是到了后来呢，人们用社会学的观点批评他的南北宗论。
我们首先要承认董其昌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影响延续了三百年，笔精墨妙在董其昌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阐释。
董其昌的画好在哪里呢
他把文人画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中国画的认识论上有相当高的见解，这些观点烛照数代人，甚至可以影响今后的历史。
他的用笔真正做到了棉里针，这正是中国儒道文化的注脚，禅宗的有无之间的那种趣味也融进了他的笔里，那是一种不见火气，外柔内刚，绵绵不断的如行云流水般地非常贵族化的一种用笔。
他的画里充满安祥，是对自然山川的最自然的表述，这是心灵的抒泻。
董其昌讲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提出画之道等于生机，等于长寿，等于快乐，他阐述了重过程，重感受，重主体，重自由的气象，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怎么能认为是消极的呢
而“四王”是中国传统笔墨艺术的整理者、总结者，特别是王原祁。
他对笔的理解尤为深刻。
笔是中国画的关键，笔笔是笔，笔求质量，求骨法，并通过笔的效果形成生动的气韵。
“四王”一直总结了前人用笔，也影响到后来的画家，“四王”个性欠缺，但功力深厚，留下宝贵的笔墨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称赞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是一种浑厚华滋的境界，实际上也是“四王”整体的高度，就对传统技法的整理和继承而言，“四王”贡献巨大，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课题。
用“笔墨当随时代”看“四王”，“四王”是一种复古，用中国画的笔墨观看“四王”，则看出“四王”整理前人遗产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缺失的当代，“四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第四，对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大多不从艺术规律陈述，而多从社会学角度叙史，甚至用俗庸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常有片面性。
对一些在美术批评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的研究是缺项的。
以傅雷为例。
傅雷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美术批评家。
他是中西美术比较研究的先驱者。
他对以法国美术现象为主的欧洲艺术有深入研究，而对印象派晚期和表现主义的认识是超过徐悲鸿的。
他对欧洲古典美术的研究从《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中可见高度，而他对黄宾虹艺术的认识更是超前的。
认为宾虹老人艺术“二三笔直抵千万言，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
”这种对笔墨高度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
傅雷对中国画改良的问题也曾有深刻批评。
他在给黄宾虹的信中说道：“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近中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
如若趔澌来，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 附：傅雷致黄宾虹信件三封原文 1943年6月9日 尊作《白云山苍苍》一长幅（亦似本年新制，惟款未识年月），笔简意繁，丘壑无穷，勾勒生辣中，尤饶妩媚之姿，凝练浑伦，与历次所见吾公法绘，另是一种韵味。
前周又从默飞处借归大制五、六幅，悬诸壁间，反复对晤，数日不倦。
笔墨幅幅不同，境界因而各异，郁郁苍苍，似古风者有之；蕴藉婉委，似绝句小令者亦有之。
妙在巨帙不尽繁复，小帧未必简略。
苍老中有华滋，浓厚处仍有灵气浮动，线条驰纵飞舞，二三笔直抵千万言。
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
尊论尚法、变法对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
征诸近百年来西洋画论及文艺复兴期诸名家所言，莫不遥遥相应。
更纵览东西艺术盛衰之迹，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
即前贤所定格律成法，盖亦未始非从自然中参悟得来。
桂林山水，阳朔峰峦，玲珑奇巧，真景宛似塑造，非云头皴无以图之，证以大作西南写生诸幅而益信。
且艺术始于写实，终于传神。
故江山千古如一，画面世代无穷，倘无信灵，无修养，即无情操，无个性可言。
即或竭尽人工，亦不过徒得形似，拾自然之糟粕耳。
况今世俗流，一身不出户牖，日唯依印刷含糊之粉本，描头画角，自欺欺人，求一良工巧匠且不得，遑论他哉! 先生所述董巨两家画笔，愚见大可借以说明吾公手法，且亦与前世纪末页西洋印象派面目类似（印象二字为学院派贬斥之词，后遂袭用），彼以分析日光变化色彩成分，而悟得明暗错杂之理，乃废弃呆板之光暗法（如吾国画家上白下黑之画石法一类），而致力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现，同时并采用原色敷彩，不复先事调色，笔法补趋于纵横理乱之途，近视几无物象可寻，惟远观始景物粲然，五光十色，蔚为奇观，变幻浮动，达于极点，凡此种种，与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所归，似有异途同归之妙。
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至吾国近世绘画式微之因，鄙见以为，就其大者而言，亦有以下数端：（一）笔墨传统丧失殆尽。
有清一代，即犯此病，而于今为尤甚，致画家有工具不知运用，笔墨当前，几同废物，日日摩古，终不知古人法度所在，即与名作昕夕把晤，亦与盲人观日，相去无几。
（二）真山真水，不知欣赏，造化神奇，不知检拾。
画家作画，不过东拼西凑，以前人之残山剩水，堆砌成幅，大类益智图戏，工巧且远不及。
（三）古人真迹，无从瞻仰，致学者见闻浅陋，宗派不明，渊源茫然，昔贤精神，无缘亲接。
即有聪明之士，欲求晋修，亦苦无凭借。
（四）画理画论暧晦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
要之，当此动乱之秋，修养一道，目为迂阔；艺术云云，不过学剑学书一无成就之辈之出路。
诗词书画，道德学养，皆可各自独立，不相关连。
征诸时下，画人成绩及艺校学制，可见一斑。
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
无如真理澌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1943年6月25日 前惠册页，不独笔墨简炼，画意高古，千里江山，收诸寸纸，抑且设色妍丽（在先生风格中，此点亦属罕见），态愈老而愈媚，岚光波影中，复有昼晦阴晴之幻变存乎其间，或则拂晓横江，水香袭人，天色大明，而红日犹未高悬；或则薄暮登临，晚霞残照，反映于蔓藤衰草之间；或则骤雨初歇，阴云未敛，苍翠欲滴，衣袂犹湿；变化万端，目眩神迷。
写生耶
创作耶
盖不可分矣。
且先生以八秩高龄，而表现于楮墨敷色者，元气淋漓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
艺人生命诚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欤。
返视流辈，以艺事为名利薮，以学问为敲门砖，则又不禁怵目惊心，慨大道之将亡…… 古人论画，多重摹古，一若多摹古人山水，即有真山水奔赴腕底者。
窃以为此种论调，流弊滋深。
师法造化，尚法、变法诸端，虽有说者，语焉不详。
且阳春白雪，实行者鲜，降至晚近，其理益晦，国画命脉，不绝如缕矣。
鄙见挽救之道，莫若先立法则，由汪入深，一一胪列，佐以图象，使初学者知所入门（一若芥子园体例，但须大事充实，而着重于用笔、用墨之举例），次则示以古人规范，于勾勒皴法，布局、设施等等，详加分析，亦附以实物图片，俾按图索骥，揣摩有自，不致初学临摹，不知从何下手。
终则教以对景写生，参悟造化，务令学者主客合一，庶可几于心与天游之境。
唯心与天游，始可言创作二字，似此启蒙之书，虽非命世之业，要亦须一经纶老手，学养俱臻化境，如先生者为之，则匪特嘉惠艺林，亦且为发扬国故之一道。
至于读书养气，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
若是则虽不能望代有巨匠，亦不致茫茫众生，尽入魔道。
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近人论画，除先生及余绍宋先生外，曩曾见邓以蛰君，常有文字刊诸《大公报》，似于中西画理均甚淹贯，亡友滕固亦有见地。
尊作有纯用铁划银勾之线条者，便中可否赐及。
1943年7月13日 先生论画高见暨巨制，私淑已久。
往年每以尊作画集，时时展玩，聊以止渴。
徒以谫陋，未敢通函承教。
兹蒙详加训诲，佳作频颁，诚不胜惊喜交集之感。
生平不知誉扬为何物，唯见有真正好书画，则低徊颂赞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耳。
品题云云，决不敢当。
尝谓学术为世界公器，工具面目尽有不同，精神法理，初无二致。
其发展演进之迹，兴废之由，未尝不不谋而合。
化古始有创新，泥古而后式微；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
犹人之徒有肢体，而无丰骨神采，安得谓之人耶
其理至明，悟解者绝鲜。
尊作无一幅貌似古人而又无一笔不从古人胎息中蜕化而来。
浅识者不知推本穷源，妄指为晦为涩，以其初视不似实物也，以其无古人迹象可寻也，无工巧夺目之文采也。
写实与摹古，究作何解，彼辈全未梦见。
例如皴擦渲染，先生自言于浏览古画时，未甚措意，实则心领默契，所得远非刻舟求剑所及。
故随意挥洒，信手而至，不宗一家，而自融冶诸家于一炉，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
此其所以继往开来，雄视古今，气象万千，生命直跃缣素外也。
鄙见更以为倘无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决不能从摹古中洗炼出独到之笔墨；倘无独到之笔墨，决不能言创作；然若心中先无写生创作之旨趣，亦无从养成独到笔墨，更遑论从尚法而臻于变法。
艺术终极鹄的，虽为无我，但赖以表现之技术，必须有我。
盖无我乃静观之谓，以逸待动之谓’而静观，仍须经过内心活动，故艺术无纯客观可言。
造化之现于画面者，决不若摄影所示，历千百次而一律无差。
古今中外，凡宗匠巨擘，莫不参悟造化；而参悟所得，则因人而异。
故若无“有我”之技术，何从表现因人而异之悟境
摹古鉴古，乃修养之一阶段，借以培养有我之表现法也。
游览写生，乃修养之又一阶段，由是而进于参悟自然之无我也。
摹古与创作，相生相成之关系，有如此者，未稔大雅以为然否
尊论自然是活，勉强是死，真乃至理。
愚见所贵于古人名作者，亦无非在于自然，在于活。
彻悟此理固不易，求“自然”于笔墨之间，尤属大难。
故前书不辞唐突，吁请吾公在笔法墨法方面，另著专书，为后学津梁也。
际此中外文化交流之日，任何学术，胥可于观摩攻错中，觅求新生之途；而观摩攻错，又唯比较参证是尚。
介绍异国学艺，阐扬往古遗物，刻不容缓。
此二者实并生不悖，且又尽为当务之急。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
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
《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
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
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
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
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
《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
但德在何处
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据说这“风”，原写作“德”。
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
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
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
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
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
……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
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
……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
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
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
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
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
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
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
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
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
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其五是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
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
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
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
”这就是“终南捷径”。
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
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
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
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
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
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
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
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
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
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
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
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
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
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
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
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
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
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
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
“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
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
“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
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
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
《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
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
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
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
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
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
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
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
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
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
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
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
”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
”“明白入素，无为复朴。
”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
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
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
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
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
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
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
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
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
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
”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
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
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
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
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
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
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
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
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
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
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
《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
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
不得已而然故也。
”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
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
”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
”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
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
弱者呢
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庄子 ?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
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史记》用寥寥几行字介绍了庄子，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攻击孔子的学说，从而辨明老子的主张的。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
??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质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
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
正因为爱得热烈，所以他才恨得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了我们的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
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
“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
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
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
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
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
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浅谈中国美学规避人工秩序的思想 [内容提要]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他的著作《美的历程》回应了现时流行的中外各美学流派，而且从哲学高度统一了社会与自然，探讨了美与人的本体存在、美感与心理情感的“数学方程式”等问题，并提出美学与人类命运相关联的前景。
本文分析了这本著作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并通过作者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深入探究了中国艺术中规避人工秩序，师法自然的思想，本文认为这是中国美学的独特观念。
[关键词] 美学 人工秩序 宋元山水 自然 [序论] 《美的历程》是一部小书，篇幅不过十几万字，但它考察了从远古图腾到明清绘画、工艺的数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读之使人神驰千年，邀游于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领略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捕捉到华夏民族美的足迹。
在《美的历程》的第九部分“宋元山水 意境”中，他认为：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元代山水画为“有我之境”。
两宋以来中国艺术从总体情况上看，可以说是以“损”道来进行艺术创作，即荡去一切形式上的束缚，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回归到法尔自然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才是生命意义的根本，才是安顿心灵的灵囿。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纲领。
中国艺术家认为，人的秩序是理性的、知识的、雕琢的，而天的秩序是自然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
本文读后感围绕宋元山水画中所体现的中国艺术家从人工秩序中逃遁的思想展开一些论述，并从中国美学的相关命题中，谈规避秩序的问题。
[内容简介] 概括的讲，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理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是对中国古典美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介绍。
全书共十章，作者分章节引领大家走入一场美的巡礼。
第一章，《龙飞凤舞》。
远古年代，有氏族的图腾崇拜，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图腾。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中国东方集团所顶礼膜拜的另一图腾符号。
正如作者所说，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但是，它们只是观念意识物态化的符号和标记，并不是审美。
它们可以说是审美艺术和艺术创作的萌芽。
后来的原始歌舞正是龙凤图腾的演绎形式。
原始图腾与原始歌舞即已蕴含着美的萌芽，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其造型与图案的抽象演化，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
而这种美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 ，它沉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第二章，《青铜饕餮》。
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写到动物形象，表示初生的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从总的趋势来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
与青铜时代同时发达成熟的，是汉字。
汉字作为书法，终于在后世成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部类和审美对象，甲骨文作为象形文字，开始了美的历程。
中国书法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作者一一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书法的产生与发展，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
第三章，《先秦理性精神》。
先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
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
作者论述了孔学取得历史地位的原因，并提出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作者认为，诗的赋比兴原则需要情感与理解、想象多种因素和心理功能的统一交融，在这里，情感性比形象性更使它们具有审美。
木建筑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作者分析了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表现了先秦的理性精神。
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
作者论述了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代表，而《离骚》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作者对传说为屈原作品的《天问》展开一系列神话和历史的疑问。
“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
作者说：“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
” 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
汉代艺术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第五章，《魏晋风度》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
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
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第六章，《佛陀世容》。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
作者通过几个佛经中的故事，表现出佛的悲惨世界，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
而这与当时整个社会是长时期处在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有着一定关系。
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使得隋唐的佛像、佛堂、壁画表现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这里奏出的，是一曲幸福存梦想、以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读后感《美的历程读书报告》。
中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路，佛教也趋近消亡走向世俗。
第七章，《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
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
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盛唐是一个音乐高潮，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使得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心音。
第八章，《韵外之致》包含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
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
这时人数日多的书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机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乐、舞文弄墨之中。
但这时却百花齐放，书法，诗歌，绘画均有成名的大艺术家。
文艺中韵味、意境、情趣的讲究，成了美学的中心。
不再是前期文笔之分、体裁之别，而是理趣之分、神韵之别成为关键。
苏轼正好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
他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
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
李泽厚分析宋元山水，是从意境展开。
作者认为：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元代山水画为“有我之境”。
本章将是本文重点展开的内容，在后面将进行详细叙述，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
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世俗人情，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无花八门、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习图画。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的重大变化，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
作者列举了李贽、“公安派”的三袁兄弟，说明下层的现实主义与上层的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
[读书心得] 我现在想专门就本书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提到的“无我之境”展开一些讨论。
作者所，“所谓‘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没有自觉意识到。
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不论是人间事件还是自然景物），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
无我之境使得眼前的审美对象一时间”活”了起来，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
就像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成了这个空灵悠远世界的活的存在。
我们并不是因为古松美而去把握这一美的知识，而是为了体验一种生命的喜悦，将世界从对象化中解放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
这是重天人相合的中国哲学在审美生活中的反映，它是崇尚自然、规避人工秩序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艺术是人的创造，艺术家们为什么却要规避人工的痕迹呢
这是因为人工秩序是人类理性的秩序，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容易受到技巧的控制，难以摆脱既成的法度的限制，还会受到人的情感欲望等的影响，等等。
艺术家在如此状态中的创作，是不自由的，只能破坏人的内在平衡。
因此，中国艺术家强调由人工返归，即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归复于自然的秩序。
打开中国画的天地，在烟云缥缈、山林逶迤之后，总有一种幽幽的寒意在。
董其昌对倪云林的画推崇备至，他说，“云林高士，残山剩水，瘦石枯株，墨萧淡而气浓，笔萧散而意厚”。
云林的画不以功夫胜，而以天真古淡胜，在疏散萧淡之中自有妙韵横溢。
今藏于台北故宫的《容膝斋图》，是一河两岸式的构图，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数株，中部为一弯逝水，对岸勾勒出淡淡的山影。
这样的境界可真够荒寒，在他凝滞的笔下，水似乎不流，云似乎不动，风也静止，可以用禅门“无风萝自动”来评之。
这种寂寞的世界淡尽风烟，绝去爱憎，有萧散的气息，体现了无我之境。
萧散可以去人工秩序以从容潇洒的态度，创造不为法度拘束的逍遥境界。
人不能成为这世界的暴君，将世界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去征服它，或者是居高临下地“爱”它，我们应该以一种生命的态度，去发现一个与自我生命意义相关的宇宙。
倪云林《秋林亭子图》题诗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 。
亭下不逢人，夕阳淡秋影”，一株木也有存在的价值，它不会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人的评价而改变，只是自在兴观而已。
人淡去了，但随那白云自飘，夕阳芊眠，在一株木里发现一个宇宙，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中国艺术境界的创造并非强调欣赏一种外在美的东西，而是期望一种灵魂的轻歌。
作画是“于境上求之”，眼见，耳听都是有限的，它会阻碍艺术家的情怀表达，人有须臾之生，而自然却是永恒之物，我们面对自然就像是一瞬之对永恒。
倪云林有题画诗“千年石上苍苔碧，落日溪回树影深”，人在“境”中忽然与永恒照面，给脆弱的生命注入绵长，带去了熨帖，这是一种独特的宇宙感的体现，而这种宇宙感就带给艺术家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境界，“无我之境”。
“无我之境”在中国画上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荒寒。
王安石有诗云：“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
”以荒寒索画，大得中国画的要旨。
中国画家将热烈的，喧闹的，繁华的气息从画中请出，代之以冷峻、清寒、荒率，体现了道法自然地深邃哲学思想，是中国艺术家从人工秩序中逃遁，归于大化思想的体现。
首先，从题材上说，中国画家爱画雪景、寒林。
雪意茫茫，点苍无香，秋日初木，老芽初发，都被笼罩了一层寒意。
随着水墨山水的流行，荒寒意味越来越为画家所重视。
宋代山水画家颇有荒寒骨气的，最称范宽、郭熙二人，以致在北宋形成了以范、郭为主的喜爱画雪景寒林、推崇荒寒划分呢个的潜在绘画流派。
范宽《群峰雪霁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中仍然可见雪意中荒寒而又混莽的感觉。
这种荒寒雪影里可以听到一片生机鼓动的喧嚣，艺术家们能在此找到自己的生命家园。
荒寒境界是与孤独相联系，孤独感一是现实孤独，一是宇宙孤独，后者是在思考人类在浩浩宇宙的地位，从而油然而生的一种孤独，即前边提到的宇宙感。
正是将生存感受与宇宙体验融为一体，另人产生“与元化游”的感觉。
张璪曾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命题，这一学说强调地正是对于人性的还原，以本源的真正之心去映照世界。
所以尽管山水画是荒寒的，然而以心源回归真性，点亮智慧之灯，让生命的本然在世界中自在呈现，在寒雪古林中体味出那一份生命的亲情和柔意。
[参考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真水无香》朱良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 《浅谈<美的历程>对中国山水画史的错误阐释》作者苏滨 2，《美的历程》作者王纬经 〔美的历程读书报告〕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火炉上的湖泊读后感
抚仙滇池的东边，距明九十多公里。
这个湖与另外两原湖——滇池宗海同属于五亿年前的一片大海，后来地质运动，大海退走，这三个坑是海洋最深的部分，剩水残山就成为湖泊。
说得诗意些，这些湖泊是海的心，或者是海的遗址。
过去，昆明人是不去抚仙湖的，不必舍近求远，滇池就在昆明旁边噻。
三个湖里面水最浅的是滇池，水深才有十米。
抚仙湖面积没有滇池大，但水深不可测，蓄水量相当于12个滇池。
公元二十世纪末，滇池灭。
昆明人要游山玩水，只有长途跋涉，往抚仙湖去了。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抚仙湖，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进行中文系的写作课实习。
那时候没有旅游的概念，自然世界无所不在，昆明城里，蝴蝶花朵成群结队，昆明外面，四围香稻、半江渔火，还要去哪里旅什么游呢。
当时抚仙湖还隐藏在黑暗里，像一个农民的小名，知道它的人不多。
抚仙湖旁边是澄江县，这个县一半被荷塘包围着，盛产莲藕。
县城的街道上，马车当道，马匹脖子上挂着黄铜铃铛，昂首阔步，就像刚刚被授衔的将军。
我当时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来这里实习。
我一直以为在云南，最蓝的是天空，忽然看见抚仙湖，才发现宇宙间最蓝的部分，是在大地之间，我的天，那个叫蓝
后来我去世界上游历，再没有见过比抚仙湖更蓝的水了。
大学时代，风华正茂，才子周围，美女如云，我们像仙人一样飞翔。
吴丹在天空的蔚蓝色大梁上飞跑，韩旭的眼镜融化成水珠，他可以看见远方了。
桂枝和丽清跟着我们，80级最美丽的云，系在大地的腰上，内心隐藏着爱情的痛苦和迷惘。
我四肢挺立在红色的高原之间，自我感觉像是一个托塔李天王，哈哈大笑着。
这湖泊蓝得恐怖，像是古往今来，所有天空的源头，蓝色的生产基地就在它的内部，生产着巨毒之蓝。
如果云南高原在夏天就像是正在开屏的孔雀有着无数眼睛的羽毛，它就是其中最蓝的一个眼。
游泳的时候，我潜入深处，就像进入了墨蓝色的钻石里面，无数的光柱和齿轮在旋转、分裂、生产着晶体，鱼像车间里的工人游来游去，什么东西的背撞了一下我的腿，我顷刻浑身发冷，吓得双腿一蹬，浮上了水面，天空是另一种蓝，太平淡了。
把抚仙湖比喻成孔雀身上的一只眼睛是很平庸的，但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么说。
它是一种生命的毒液，进入它，不只是身体深入、潮湿、冰凉、抽筋，心灵也会变成墨蓝色。
那个夏天，我成了一个有着墨蓝色心灵的兽，我总是坐在湖边上，与它四目相对，身体冰凉，直到日落，黑夜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
它可以在黑暗里看着我，我却看不见它。
那时候大地是自由的，没有边界。
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前进，可以从湖的任何一处下水，只要你敢。
我们随便躺下睡觉，感觉哪里好躺在哪里，身体喜欢哪里就占领哪里，沙滩、草地、林中、舟中、石头上、水面上。
我们像国王一样不断地占有这个湖泊，但是它太深、太大，最后是它吞没了我们，我们离开了，消失了，它还在那里。
就像两河流域的历史最终要吞没美国人。
王冠是它的，世界最多的宝石闪烁在它的内部，而你一颗也无法带走。
大学中文系的实习期是一个月，每天，我们乐呵呵地笑着，累极睡去，每个人都有一个抚仙湖，那时候穷得很，什么都没有，大学男生无法拥有他暗恋的女生，也不知道奔驰汽车生产线，但可以拥有抚仙湖。
有一个早晨，我们几个沿着湖岸向南方走，远远地看见天边有一座山，那山像一个巨大的锥子直立在湖边上。
我一指说，我们爬到那个尖上去。
那时期我就是那样的人，雄心壮志，总是渴望征服一切，我经常随便指着一个方向，就开始走，我们才不管前面是不是道路。
古代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地上的一切是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身体和精力，你想做什么，去哪里，泅水登山，在平原上奔跑，对着月亮长嚎，在太阳底下干掉，全在于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大地的传统就是自由，没有方向，没有道路，没有时间，没有势力范围，一切方向都是你的方向、你的道路，你的家、你的床铺、你的时间。
你可以向着北方一直走，越过白令海峡，成为一个爱斯基摩人，或者一直向南方前进直到皮肤黑掉，在随便哪棵棕榈树下躺下去永不再醒来。
那时候大地的传统将近尾声，但还没有消失，我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置身古代世界的边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世界将建立起门票、围墙、铁丝网、别墅、单位的渡假区、城镇、社区、护照、户口本、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势力范围。
现代主义的洪水就要来了，我们毫不觉察，我们是最后的古人。
抚仙湖周围依然是自由的，圈地运动尚未开始，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为它的腿创造出道路。
自由是大地创造的，人类从大地上领悟了自由，自由不是西方今天写在英文教科书中的抽象概念。
我是有福之人，我体验过抚仙湖的无禁区的免费享有的时代，像古代的大诗人苏东坡那样，大地对于我是“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自由之邦。
我们随心所欲地穿过湖畔的湿地、沙滩、石头，自己创造出感觉最近尖山的路走，其实我们走的是最远的路。
比通过权力和行政修筑的公路远多了，公路削平一切直达，我们却不得不向大地的各种曲线、干湿、软硬、冷热妥协，小心地用足底抚摩伺候着它，它是一个凸凹丰富的身体，说是女人一点也不过分，在经过那些毛茸茸的、乳房般丰满的小山时，我甚至担心踩破了它们。
我们的鞋干掉又湿透，再干掉。
在一个小松林里，我们看见蘑菇，一群在草丛中东张西望的小脑袋，似乎立即就会变成十二个小矮人。
到达尖山下面已经是下午，云南人土，给大地起名字不会玩文化，看见那山是尖尖的，名字也就叫尖山，而不叫马良山，说它是一支神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从远处看，尖山给人的印象很简单，就是爬不上去的，太陡了。
到了面前，我们看出，爬不上去的只是一个面。
在另一面，它并不那么尖，斜坡大约在七十度左右，我们绕到可以爬的这一面爬了上去，吴丹在前面，像班长一样为大家开路，山坡上布满碎石，踩在上面脚直往下滑，你必须在石子还没有松的时候就移动脚步。
埋着头，说不了话，汗珠滚滚，爬了一个多小时，感觉是爬了一天。
说是可以爬，也就是指少数的云南人，大多数人还是只可以远远地跟着喃喃地重复一句，哦，尖山，腿有点发软，也就算了。
我们把许多碎石蹬塌，滚落下去，揪着草，抠住石缝什么的，最后贴着石头爬到山的尖上。
山顶并不是尖，那里是一个一堆岩石组成的一个莲花座，上面坐着天空。
我们像第一个猿人那样，缓缓地站起来，就看见了洪水之前的大地。
我看见了一个“开始”，因为我看见的是无数时间之前就“这样着”的世界，它开始之后，就没有再前进过，改变过，我看见的和无数时间之前开始的那个开始一样。
我无法说出我在“看见了”那一刻的感受，我真的是一个猿人，哑默，张口结舌。
黑暗结结实实地浸透了我的语言，那时我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什么也说不了的人。
下山的时候我们找到当地人上下的小路，顺着到他们的村庄去。
那村庄叫做禄充，沿着抚仙湖展开，水田，炊烟，白鹭，生产队长和他的故乡天堂，我们就在他家吃晚餐。
菜就是鱼，鱼是用一只铜锅煮的，味道非常鲜美。
这种鱼只有抚仙湖才有，叫做抗浪鱼。
银白色的，摆在手掌中像一把冰凉的小剑。
队长说，以前捕捉抗浪鱼最好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五到八月，那个时候禄充附近的岩石群中流出的泉水，水温升高，比较适合抗浪鱼产卵，它们就顺着温水抢水上来，用竹笼就可以捕获。
队长说，鱼多的时候，湖面上还会出现青鱼阵，由大鱼领着，各种颜色的鱼都有，一大片，就在那边，他指了指外面。
后来他担忧地告诉我，现在捕鱼比较狠了，什么季节都捕，用炸药，用网眼很小的网，一个都不放过，捕鱼量非常大，感觉鱼比过去少多了，小鱼还没有长大就被吃掉，以后怕要绝种。
我望着他炖在火塘上的一大锅子冒着热气的鱼，对他的担忧不太以为然。
人不会绝种，树不会绝种，湖不会绝种，鱼怎么会绝种。
但实习结束的时候，我还是与吴丹写了一篇小通讯《救救抗浪鱼》，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编辑大约也觉得有危言耸听之嫌，鲁迅的“救救孩子”还有点意思，“救救抗浪鱼”太夸张了，把它排在报纸上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
我们在月光下离开禄充乡村，一个典型的清朝延续下来的村庄，已经有漫长的历史，村庄中的小路是青石铺的。
狗叫，黑暗中有东西在扑腾，抚仙湖无边无际，黑暗的容器，盛满巨毒，看不见，只感觉到它在着。
后来下起了暴雨，很快将我们淋湿就跑掉了，我说，抚仙湖摸黑起来小便了一回，哈哈大笑。
前面出现了另一个村子，我们走进一个亮着灯的大房间，里面一房子的人，都坐在草墩上，喝茶，抽旱烟，中间有一个人在说书，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说书。
说书人我从小就习惯，我几乎每天都看见他在文庙的茶楼里站着。
我对说书人麻木不仁，不感兴趣，那时候我以为它是一种永恒事物，所以不以为然，我热烈地向往的是新事物，是未来。
但几年后，他们忽然间就消失了，一个也不见了。
我们向门口的小伙子要了些水喝过，继续上路，我们已经离开县城二十多公里，沿着乡村马路急步往县城赶，走不动的时候，就一条条横躺在马路中间休息一阵。
暴雨过后，月亮又踮着脚尖拨开云，在黑夜的窗帘后面整理星子。
我们走到夜里1点才回到实习驻地，班主任非常气愤，当场要我们写检讨书，认识“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且要记在档案里，毕业分配时作为参考。
写就写吧，那天我写了一生第一次检讨书，在那样的大地上，我还顾得上什么后果，为热爱一个湖泊写检查，够牛B的。
知道了抚仙湖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收获，比阅读了金斯堡的诗歌还重要。
他那一伙人的作品其实就是为了抚仙湖这样的天堂而写的，他们后来为什么到尼泊尔去
那里到处是抚仙湖啊。
抚仙湖后来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圣地，每次去都像是朝圣一样，但这个圣地是可以体验的，我总是被湖水洗得很纯洁，很愉快，很蓝。
这都是洪水到来以前的事情了。
我最近阅读金斯堡那伙人中的一个叫杰克•凯鲁雅克的家伙写的小说《达摩流浪者》，我觉得他写的孤梁峰的情况与我在抚仙湖所遭遇的世界一样，在他们，到大自然里去流浪是一种“垮掉”，从美国的牛B物质文明中垮掉。
在我们则不同，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云南本来就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本来就是自然界，我们热爱抚仙湖是一种天性，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迷信“道发自然”的世界，这种理论在这个国家流行了五千年，大家已经感觉不到它是理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中国人从来不把自然视为人类发展的障碍，自然就是天堂，就是得天独厚,我们总是要在自然中才会心安理得。
例如画家倪云林，为了“在乎山水之间”，把房子田地都卖掉，在太湖上漫游一生，直到老死。
他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达摩流浪者。
这种人在中国多了，红颜弃轩冕，迷花不事君，王维、陶潜、寒山……中国人把“在野”、“归去来”，视为人生最后的归宿、退路，野是什么
野就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所谓“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的那种，所谓“造物主无尽藏”。
注意了，苏东坡说的是“耳得之”“目遇之”，自然世界是自在的，它与人的关系是“人被它动”，而不是人主动，是“道发自然”而不是“道可道”，人之道。
这个关系与达摩流浪者不太一样，在他们，“达摩流浪”是一个主动自觉的行为，一种对美国消费文化的反抗。
你看看在书里面他怎么说的：“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的话，那会是什么光景，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像冰箱、电视、汽车（最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真是可怜复可叹。
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届时，将有数以千计的甚至数以千万计的美国青年，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到高山上去祷告……”。
《达摩流浪者》是50年前写的，当时在美国文化精英里面是多么牛B啊，为了实践这种生活方式，那伙人可没有少吃苦头，这种生活方式甚至被主流社会视为危险，流浪者被警察追捕，作品被查禁。
《达摩流浪者》这种类似《前赤壁赋》或者中国田园诗歌的作品，居然是地下读物。
今天可不同了，达摩流浪者已经成为一种有着先锋派记号的消费品，非常时尚，数以吨记的背包在世界各地流浪，但最后他们并不能反抗物质文明，流浪结束，每个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回去，工作、挣钱。
“达摩流浪”成为时髦的休闲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地刺激了从美国到意大利的野外用品生产线和《国家地理杂志》的销量，为他们创造了巨额利润。
你看看就是在当年达摩流浪者进不来的云南，如今哪里不是这些背着大背包，穿着登山鞋的酷人，轻松、时髦、惹眼，令土著和他们的女儿血液沸腾，但令他们沸腾的不是达摩流浪者为什么要千辛万苦来到他们的穷乡僻壤，而是那些价格昂贵的户外用品所暗示的别处的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其实一双登山鞋就是一辆更有文化的奔驰。
我记得87年我和几个朋友再去抚仙湖，坐着马车，到了湖边，赶马车的顺着岸往南走了一阵，远远看见悬崖下面有一片沙滩，我们就叫他回去，自己背着包往下走。
1987年我们还不知道垮掉的一代，在此之前的无数时间中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王维，我早就是他的崇拜者，我可不知道加里• 斯奈德也崇拜他。
我们的背包不是世界名牌，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留下来的，其实这个世纪中国从来就没有放下过背包，我们习惯背包胜过习惯床铺。
在《达摩流浪者》一书中，加里• 斯奈德就是那个叫做贾菲•赖德的主人公，他是王维的崇拜者。
马车夫把我们甩在悬崖上，说是第三天的中午来接我们，就走掉了，要从那高崖下到湖边可不容易，我背着一个大包，是李曙他父亲用来装煤球的，里面装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馒头啦、鞋子啦、口缸啦、铝锅筷子火柴啦白菜萝卜啦、还有半袋子土豆和半个火腿，也不知道李曙要带着这些干什么。
我背的这个帆布包非常大，是一个伞兵的空降包，虽然旧些，但非常能装东西，我面对悬崖，空降包悬在我背上，使我无法转身，走到后来，我必须背靠悬崖才可以继续走，我倾斜着身子试走了几步，我想既背着包，又可以走过悬崖，什么都不放过，但我立即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把包甩掉，要么和它一道滚下去，我当机立断，把手臂从背带里褪出来，把包一放，它立即扑腾着滚下去了，李曙后来对我的这个行为非常赞赏，说我是可以做大事情的人，得丢舍包袱，无官一身轻，那么大一包就不要了，滚到海里还不是滚进去。
那个包没有滚到海里面去，而是滚到沙滩上，正是我们要搭帐篷的地方。
我很不喜欢这个大包袱，抚仙湖就是一切，还需要带什么，这是我的逻辑，水么，直接把湖水捧来喝就行。
我们在湖边上找些树枝条、稻草什么的堆在一起，又找了几个石头架起一个简易的灶。
老方当过知青，在村子里面呆过多年，野炊很在行，蹲下去搞了一阵，沙滩上已经火焰熊熊，热锅滚滚了。
我很喜欢搭帐篷这件事情，找些棍子，把塑料布的四个脚捆上去，然后悬空固定在沙滩上，一个家就建成了。
几个人立即钻进去，躺着不想出来。
吃的吃，发呆的发呆，去的人有一半是昆明地方的诗人，就谈论诗歌，在这种地方谈论诗歌是最自然的，谈得很有灵性，费嘉说：我对着大海开枪，我立即呼应：打在自由的胸膛上。
大家一阵欢呼，感觉诗歌也钻进帐篷来在我们中间住下了，而且是最有魅力的那个。
那一夜星星一坨坨掉在海里面，我抓了一颗吃掉，味道像某种以前吃过的汤圆。
沙滩一直延伸到海水里四五米，在抚仙湖这种地方不多，一般都是走几步就是悬崖深水。
我们就在那片沙滩上全裸游戏，张开长腿奔跑。
李曙大叫一声，似乎灵魂已经出窍，眼镜接着就掉到水里面去了，一个个白屁股翻起来，潜到深水去给他摸眼镜。
后来我们坐在沙滩上唱歌，把古往今来的歌都唱了一遍。
在我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钻到帐篷里去了，里面原来就有一个人，她是眉冰，艺术学院美术系的。
他们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把歌唱得乱响。
星星从海中央从里向天上爬去，它们的后腿上都长着金色的绒毛。
“人生如梦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是另一些人的人生之梦。
”我说。
我们在后半夜才钻进帐篷去睡觉，那两个人已经瘫软，不省人事了。
我们这些人不是乞丐，却都是那种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觉的人，我甚至就是在飞速前进的火车的钢地板上都可以睡着。
我们直接睡在沙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来了一个军的蚊子，把我们叮得抱头鼠钻，恨不得变成鸵鸟，钻进沙里面去。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雨，雨水把塑料布压得很低，紧贴着脸，雨点的声音直接灌进耳朵，幸好塑料布绑扎得非常结实，没有散掉，我从小就有许多野营的经验，在这方面我不会太马虎。
所以到天亮的时候，湖和陆地都湿透了，我们睡觉的这一块却是干岛。
天一亮，大家就纷纷起来，都睡不着了，互相看看，皮子润的，都叮成了大肿脸，哈哈大笑呢。
雨已经停了，就去找些柴来升火，蓬头垢面，逃犯似的在沙滩上奔走，李曙在地里面刨出来几个土豆，就放到火下面去烤着，那股味道持续了十多年，我现在还闻得到呢。
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继续游泳，大朱不敢裸游，但看着其他人都光着屁股甩来甩去地走，就把裤子脱了一半，套着两个裤腿在那里蹲着烤土豆，他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来，他可以立即把裤子套起来，把我们笑得要死。
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天，没有看见一个外人，不认识的生灵都是鱼啦鸟啦虫虫啦，还有一只乌鸦，它在附近的一棵老柳树上呆了一个上午，干什么我就管不着了。
这都是洪水时代以前的事了，或者说是楚国的事情了，眼看着秦的势力越来越大，屈原投了汨罗江。
我没有屈原那种勇气，滇池灭，我继续活着，逃到了抚仙湖，抚仙湖灭，我可以逃到阳宗海，阳宗海灭，再说吧。
我最后一次去抚仙湖是今年夏天。
我说最后一次去，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大会再去了，我不想彻底消灭我那些洪水时代之前的记忆。
当时我和马云等人乘了一辆快车，这个中巴车的司机为了多跑几趟，把车子开得飞快，我们的生命没有他即将到手的钱重要，算起来，也不过就是四五百元吧，他把我们当作两袋土豆，飞快地拉着跑。
我印象里抚仙湖非常遥远，因为我去那里的历史基本上是步行的历史，最快也就是马车。
所以当司机停车，伸手要车钱的时候，我感觉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天外掉下来的飞行器面前，一群高高矮矮的水泥蘑菇，金属和塑料闪着光，小矮人探头探脑。
我其实也知道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但有些情况我还是没有料到。
我们被挡在一个大门外面，说是里面那个单位就是抚仙湖，进去要买门票，每个人交了十块钱才放进去了。
大门附近有一个楼的门口挂着牌子，叫做“抚仙湖管理处”，我才知道它已经被管制了起来。
穿过许多建筑、旅馆、饭店、网吧、邮电局、渡假中心什么的，忽然看见了湖水，灰蒙蒙地摇荡着，许多快艇在上面划来划去。
我忽然陷入到加里·斯耐德式的厌倦和反抗里面，恨不得马上跳上开往西部的列车逃走，但我能逃到哪里去，我离开昆明，就是要逃到这里来，抚仙湖就是我的西部。
一个老女人招呼我们住旅馆，说是又干净又便宜，还悄悄地附着马云的耳朵说几句什么。
这个老女人显然是本村的人，当年在月光下荡浆出海的渔家女之一，现在却讲着难听的普通话，并且学会了红灯区的惯用语。
我忽然想起住在另一个湖——阳宗海的管理局副主任老叶说的那句话，他的湖上漂满了避孕套。
我们找了一间可以看见湖的房间住下来，我推开窗子，看见水泥房子的尽头有一片灰色的水域，像是一个篮球场，就算它是抚仙湖吧。
我们收拾好，下楼吃饭，满街都是小馆子，决定不了在哪一家吃，到处瞎逛，看见每个馆子门口都用玻璃缸养着几条鱼，问是什么鱼，老板说是抗浪鱼，怎么这么少
老板说，这种鱼太金贵了，吃了可以壮阳大补，他把那味叫做十全大补的中药的漂亮包装上写的说明文字给我背了一遍。
我问，多少钱一斤，他一喜，我们是论条卖，你要称斤也可以，最低价两千五一斤。
在昆明我早就听说这个价钱，现在相信了。
我们向湖边走去，经过许多馆子，经过一个大厕所，一个停车场，经过几个卖游泳裤救生圈的摊子，又经过一群围着我们，要求我们用他们的汽枪玩游戏的人，打中一个气球奖励一个小熊猫，好像我们都是傻B弱智或者熊猫似的，我知道肯定打不中，因为他们把气枪的准星搞歪了。
经过这些只想赚钱，并且用最弱智的方法来赚的人，我心情很不好，好像自己正在发臭，所以才被那么多人嗡着。
小镇的尾部出现了沙滩，这些人真有本事，他们经过多年的设计、施工，终于把抚仙湖搞成了一个跟在旅游区后面的东西，一个后院。
前厅的什么都比抚仙湖干净，到处有人打扫卫生，旅馆房间、浴缸、抽水马桶、餐厅、街道，都干干净净，散发着讨好的光泽，随处可以看见表扬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小奖状贴在显眼的位置。
抚仙湖在一切的最后，没有人打扫，没有人把这个抽水马桶稍微擦洗一下。
我感觉那沙滩有些不对，立刻发现，这是一个人工的沙滩，这里本来没有沙滩，他们从别处拉沙来，做了一块，人真是有本事，我相信他们有一天可以做一个抚仙湖。
沙滩不大，停着一大群可以在水上骑行的彩色车子，使沙滩看起来就像一个威尼斯双年展上的美国作品。
我正在想，如果我骑在那些丑陋的东西上面会变成一个什么，立刻就有四五个人朝我跑过来，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想拉我去当妖怪，赶紧向湖边跑，头也不回走进水去了。
湖水的样子非常可疑。
那么多的旅馆、餐馆的污水和作废的精液都排到哪里去
虽然水泥排水沟修得煞有介事，但我总是怀疑那些脏水冠冕堂皇地拐弯抹角之后，又流到湖里去了。
湖边停着一张轮船，已经改成餐厅和歌舞厅，这个地方搞完清洁卫生后排出来的又排到哪里去呢，我没有看到它的排泄管道。
我戴着潜水墨镜向湖里走，满怀狐疑，感觉不是在走向自然界，而是在一家餐厅的洗手间里，担心着被呕吐物滑倒。
但视觉没有那么恶劣，水还是清的，温度也是大自然的温度，刺激、冰凉，不是游泳池类似液体的温水。
我一跃，游起来。
滇池在世的时候，在自然界游泳是我的日常活动，一个星期至少要去滇池两次，有时候夜里12点出发，12点58分脱得精光，一点钟下水，月亮的角度恰到好处，可以照彻全身。
月光下的滇池就像一条金身大鱼，周身都是鳞光。
不时有鱼撞到我的身体，尾巴打我一下，嘴尖啄我一口，感觉像是在鱼国的闹市区行走。
哗啦，一条鱼在水面翻个身，守财奴的金腰带亮了一眼，又收了起来。
滇池去世之后，我的游泳活动就改在体育界开展了，这是一个温水区，没有水草也没有鱼，瓷砖的岸，透明如玻璃的水，在里面游泳，感觉自己就像金鱼。
我从小就在滇池里面游泳，我少年时代从未想过滇池会死，更没有想到它会先于我而死。
人谁会这么想呢
你也许会担心地震，但你决不会担心大地因此死掉，这种念头是无法产生的。
在我的文化中，大地总是代表着永恒不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是因为我们迷信天长地久。
滇池是我作为诗人的一种信心，因为我总是无意识地依赖着它，我的诗歌才具有活力。
很难想象，我在知道滇池——它就是我的故乡，乃是死水一潭，我还能够对写作建立信心，我从来没有在古代诗人的作品里读到自然界死亡的描写，“海枯石烂”的意思，恰恰就是强调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世界的大海、河流都是臭水，我们能够对写作建立信心吗
梭罗的《瓦尔登湖》写得非常缓慢，充满细节不动感情，他不必多情，因为他相信这湖泊会比他的生命更长久地接纳他的文字，比起滇池来，瓦尔登多么小啊，只可以算是水库，但作家梭罗是伟大的，天地有大美，一个小湖就可以成就一位伟大的作家，这就是自然的魅力。
我的记忆呆在原地，我的生命其实在三十岁左右的某一日就停止了，此后的岁月只是回忆，只是对昔日的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寻找、重返、想象和小规模的模仿。
我不是一个可以不断地投入新时代，创造新生活的人，因为我无法创造新的故乡和新的滇池。
那是滇池吗
就在我窗外十公里外的天空下散发着尸体气味的液体。
那是我的故乡吗
那片水泥的多米诺骨牌。
地质革命没有毁灭掉的东西，被我的时代毁掉了。
地质运动在数亿年的沧海巨变中改变不了的海的心，被我的时代在二十年中就消灭了。
我应该迷信时代，这个没有身体的庞然大物，一切身体的敌人，唯其没有身体，所以任何力量都永远无法阻止它、打击到它，它是不会死的，它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它是一个虚无的意志，但却有造物的力量。
大地却无可奈何，它就摆在那里，它是身体，挖掉一块就是一块，怎么糟蹋都可以。
我幸运的是，我的诗歌信心是建立在我一生的前三十年的世界上，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个渚清沙白的滇池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足够成就一位诗人了。
我不知道此时代的诗人如何建立他们的文化信心，在汽车上
玻璃和塑料之间
抽水马桶
汽缸
通过禄党的示威
我幸运的是，我的诗歌得以和过去五千年的中国山水诗歌的传统相联系，我得到这样的洗礼，大地乃是诗人的教堂。
但现在我的诗歌只能活在记忆中，我是被放逐的说谎者，有什么证据证明存在过一个于坚的滇池
没有。
20多年前，滇池还活着的时候，我开始成为一位诗人
傅抱石字画落款有什么特点
读懂傅抱石品，当然少不了要作品风格形成和演所了解。
如去日本留学前，是临习古人的作品。
而去日本后明显受到日本画的影响。
所谓日本画的影响，应该说除了一些西洋画（主要是水彩画的因素）外，根本的还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和发展。
抗战时期，傅抱石独特的画风逐渐形成而趋于成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成为傅抱石对中国画史论开创性间接最强有力的论据。
（一）、用纸特点先生作人物喜用宣纸、作山水喜用皮纸。
1938年以前，无论人物、山水均用煮单宣，后来多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四尺皮纸，而小幅或册页，则用日本卷筒米浓纸；1956年又从北京荣宝斋购得大批乾隆丈三匹宣纸和乾隆皮纸，60年代的画作，大都用这两种纸。
综观先生不同时期所用纸张的情况，特别是贵州皮纸、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是伪造者难以寻到的。
曾有人以为从傅抱石作品的用纸来鉴定真伪有较大的意义，或许是这样。
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傅抱石几乎是什么纸都试用过—只要是他在当时可能搞得到的。
傅抱石比较喜用墨色反映较好的皮纸。
据考证其所用皮纸，抗战前后多是贵州、四川产的土纸。
他对各种纸张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试用之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定其优劣，决定取舍。
笔者注意到宣纸，各种宣纸，特别是煮石垂类的宣纸，傅抱石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
以用纸来作证傅抱石作品的真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很有力，例如明明是60年代前后生产的纸张，而落款的年份却是40年代前后，这显然就有问题。
可问题正如要读懂和认识傅抱石的作品一样，用纸问题上也首先要认识各种纸张的特性，包括水墨在纸张上反应出的效果。
傅抱石喜用较厚实的纸张，因为较厚实的纸张才“吃得消”他那独特的用笔方式，如下笔重，速度快，猛刷猛扫，反复加工等等。
作为研究者只从印刷品来观察显然不可能有较完整的认识，甚至从已经装裱完备的原作上看，都不一定能全面了解认清。
我们有幸能从傅抱石的遗物和遗作中去认识，对比研究古人，这是个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
笔者曾见过傅抱石生前用过的纸张，一般都较厚、较结实，有的甚至厚的如已托裱的镜片一般。
皮纸（麻纸）厚的如三层夹宣一样，而且湿水和不湿水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揭开，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
但这类纸张尺幅都不很大，且没有一定的尺寸规范，显然都是过去民间作坊所为，本并不是用来画画的。
（二）、笔墨的认定很重要笔墨的认定应该是中国书画鉴定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傅抱石曾经指出“中国画从技法角度来说，实质上就是怎样用笔用墨的问题”。
对于中国画来说，首先是用笔，因为用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用笔来完成的。
而用墨所留下的墨迹则常常是用笔轨迹的记录。
每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笔习惯，这种习惯是书画家终生握笔、千锤百炼的结果，更是各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其长期的书画实践中的反映，有其自觉与不自觉地必然轨迹。
尤其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必有强烈的反映其个性的笔性特点。
这种笔性特点，不管其一生如何多变，但内在习性始终存在。
对于傅抱石也是一样，从我们现在可见到的他早在1925年(乙丑)为振清先生所作的山水四条屏看，虽系拟古之作，但《策杖携琴》学倪云林；《竹下骑驴》学米芾；《秋林水阁》学龚贤；《松崖对饮》学程邃，但已具傅抱石独特的用笔“笔性”了。
尽管傅抱石自称他是“亦步亦趋的临写”，并且警告“画家最忌的是变成无缰之马，信笔挥洒，自以为是”。
然而他落笔时“解衣盘礴”，忘怀一切，自有我在的激情。
傅抱石的这种笔性特征，从初见端倪，不断发展至逐渐成熟，又从日臻完善到炉火纯青，在其以后的四十年的笔墨生涯中一以贯之。
笔墨，笔墨，有笔才有墨。
笔性在傅抱石的墨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用笔的节奏感是构成傅氏独特用笔笔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这种节奏感，通过用墨被迹化于纸素，这种节奏感源于傅抱石作画的状态，与散锋笔法一起组成了傅氏独到的“笔性”。
傅抱石作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见过的人并不多，但这不要紧。
傅抱石自己曾这样描述：“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
这不是神话，《庄子》外篇记的宋画史‘解衣盘礴’也不是神话。
”在这种状态中挥毫所留下的笔迹，只有大量仔细审度和研究傅抱石作品的真迹原作才可能有所感受，有所认识，有所体会和理解。
从而，对鉴定傅抱石作品的真伪有所帮助。
画面上的墨迹（包括颜色）都是用笔用墨的结果。
用墨的明润，淡墨重叠，反复积墨，色墨混用，干湿并举，染墨结边造型等都是傅抱石用墨独到之处。
尤其是积墨到浓黑后，又以焦墨提醒，却能透明腴润，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漫不经心当中完成的，给观者一种经营再三又巧夺天工的感受，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傅抱石用笔的最大笔性特征是他的散锋笔法。
傅氏散锋笔法来自传统与其特有个性的有机结合，来自其深厚的学识和对传统独到而理性的认识。
“乱头粗服，不能成自恬静的氛围，而谨严精细则非放纵的笔墨所可达成，二者相和，适得其中。
”在傅抱石那乱头粗服的散锋笔法中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度。
这种法度正是他“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后才产生的。
（三）、气韵是关键之关键千百年来气韵生动一直是评判中国画优劣的重要标准。
因此，它也是鉴定者水准优劣的试金石。
傅抱石的真迹就有这种气韵生动的强烈感受，而伪作绝无这种感受。
另外，对于作品的纸张、用墨、用色、用印、印泥、印色、印文、落款、款识内容，以及是否有作旧的痕迹等等都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这些对准确鉴定傅氏作品都极有裨益。
一件作品流传有序，考证明确，有时甚至其他都可不考便可断定其真迹无疑，而且还可以作为日后鉴定的“参照物”。
傅抱石在世时有大量作品问世，并在当时便被出版，无疑这些都是具有参照物性质的东西。
据说，现已有假造这种有参照物性质印刷品的例子，但有“气韵生动”、“笔性认定”和“流传有序”的考证，这种假印刷品伪证也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在过去的鉴定中，印章鉴定似乎有较强的旁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早已成为过去。
照相制版的印章，以手工加盖之后，已无法鉴定。
经常用印章的书画家都可以体会到：一方印章，即便是真品，用印时的手法、环境、条件、衬垫、时间等等都有可能印出不尽相同的印迹，所以在照相制版书之前，印章也只能是参考，何况今日。
过去，真印假画、真款假画的案例不是也屡屡发生过吗
再则，人可过世，而印可留传；纸张也是如此，只不过纸张用一张少一张罢了。
款识之类也并非一些人以为的有那么大的佐证分量。
在现代的一条龙分工合作的小作坊式的造假过程中，特别是穷款或题识不多的款书，或相对较易造假的款书，如傅抱石40年代前后喜用的篆书款，有时被造得很难分辨。
其中还有“先款后画”者，反复在设计好的落款位置上造假款，许多张里或有一二特别可以“乱真”，便用其再造假画，这显然比先造假画再造假款更容易欺骗鉴赏者的眼睛。
所幸的是，殊不知赝品本身会“坦白交代”，蒙不过严谨的鉴赏家。
酒是傅抱石作画灵感的源泉。
他的画艺得之于酒，几乎非酒不画，同时他也深知酒之危害。
他说：“昔陈老莲、高凤翰、许友介……诸大师，均毁于酒；而我过去最敬佩的日本近代画家幸梅岭，桥本关雪……也毁于酒。
”他也曾多次试着戒酒，但终未成功。
酒是傅老艺术生涯中的灵魂，没有了酒，很难说艺术之树还能长青。
嗜酒而深知酒之害，戒酒又难以断酒，这就是傅抱石矛盾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