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科《民俗学概论》课程总结怎么写
课程总结
对学期课程进行总结是老师干的活吧楼主是不是代人提问，是不是想说课程论文怎么写
本科课程论文其实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有感而发，写出自己观点就行了。
《民俗学概论》内容极其庞杂，钟敬文主编的版本较为通用，包括口头文学、行为习惯、民间信仰、生产习俗、行业习俗等等等等。
选择一个你自己最熟悉最有想法的领域，比如节日习俗、口头传统（故事、传说啦，笑话、歇后语啦），去图书馆借一本萧放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陈勤建的《文艺民俗学导论》或者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等参考书，分析一下自己最有感触的内容，4000字以下就搞定了
落雪的资料
该文章的写作背景是看到无法辩诉的弱小者的冤苦而有感而发的写作。
唯一的听众的资料
郑振铎]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郭源新、落雪、ct 性 别：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郑振铎(duó)（1898~1958）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第七年级第二学期第26课。
诗篇：《我们是少年》。
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
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进铁路管理学校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
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
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
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
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
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
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
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
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
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俄国文学史略》(1924)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
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
《太戈尔传》(1925)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
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
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 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
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
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
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
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
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他主编《民主》周刊。
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
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
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1958年 10月 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 郑振铎的笔名是落雪!
谈谈你对民俗学课程的认识及看法
民俗学的看法我对民俗学的最早是从大学2年纪开始的。
那时我们开一门叫做民间文学的课程。
这门课程很有意思，所讲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伴随我们成长的民间习俗和我们经常听说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以及童话等等。
对于这些习俗和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仅仅认为它是劳动人民在几千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些风俗习惯，没想到它竟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后来在考研的过程中我又相继读了钟敬文先生编写的《民俗学概论》以及《民间文学概论》等等与民俗学相关的一系列书籍，对民俗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简单地说：民间文学是指从民间流传故事中采集、形成的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本土文学作品，其表现形式有民间小说、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评书、说唱艺术等，是一种通俗文学或口头传播的文化现象。
而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各地民俗习惯，如饮食、服饰、婚嫁、丧俗等等。
从性质上看，前者属于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者是社会科学的分支。
民俗学是一门以社会民间风俗习惯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人文科学，民俗学一词，是从英文 Felklere翻译过来的，为英人顿姆斯于1964年创立。
原意为人民的知识或人民的智慧。
它所说的人民是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没有受过统治阶级的文明教育的人们和在阶级社会中的广大劳动人民。
它所说的知识、智慧或文化称之为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比较确切。
我国民俗学的兴起始于五四运动时期，主要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西方的民俗学。
民俗学引进之后很快在我国生根并迅速发展，当时有许多大家如鲁迅兄弟、蔡元培、胡适等都参与到中国的民俗运动中。
从那时起才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
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
民俗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民间习俗。
民俗它是劳动人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等等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节、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主题，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提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现在各国都非常的重视发扬和传播本国的民族文化。
要想是本国的文化不被世界文化大规模侵袭就必须坚持和立足于本土传统文化。
民俗学学科理论与民俗事象是密不可分的，理论与实践相紧密结合的，我们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有效的利用田野调查法,才能真正的了解和掌握着们学科，才能把它有效的利
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作者：赵松元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陶立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
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
很多著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
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
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
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
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
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
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
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
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
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
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
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
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
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
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
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
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
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
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
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
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
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
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
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
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
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
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
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
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
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
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
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
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
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
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
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
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
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
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
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
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
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
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
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
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
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
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
《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数日，愈自往视之。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
”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无鳄鱼患”。
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
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
”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
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
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
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
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
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
”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
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
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
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
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
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
”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
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
”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
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
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
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
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
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
”（1l）。
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
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
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
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
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
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
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
”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
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
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
”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
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
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
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
”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习尚至今”对之。
（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
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
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
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
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
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
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
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
”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
”（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
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
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
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
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
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
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
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
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
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
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
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
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
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
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
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
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
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
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
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
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
（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
”（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
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
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
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
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
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
（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
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
”（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附注】 （1）赵德《文录序》，转引自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2）见《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参见庄义青著《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参见高丙中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5）萨姆纳著《民俗》第1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6）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7）参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8）《韩愈全集校注·潮州请置乡校牒》，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
（l0）萨姆纳《民俗》第8节，转引自《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1l）见《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2）陈余庆《重修州学记》，转引自《韩愈在潮州》。
（l3）饶宗颐《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附录三·韩木考》，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4）《永乐大典》卷 5343【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15）见曾楚楠《韩愈在潮州》。
（16）参《韩愈在潮州》 （17）据陈亿著《潮州烟云录》。
东方文化馆丛书1995年12月。
（18）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9）此处参考了王孝廉著《中国的神话世界》第1章，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0）见《潮江烟云录》。
谁有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文啊，我急用，3000字左右的 急用啊 谢谢了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
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
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
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
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
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
”[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
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
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
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
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
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
[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
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
[4] 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
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
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
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
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
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
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
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
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
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
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
”[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
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
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
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
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
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
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
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
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
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
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
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
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
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
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
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
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
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
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
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
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
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
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
[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
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
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
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
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
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
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
”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
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
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
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
……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
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
……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
……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
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
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
《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
”[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
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
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
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
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
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
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
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
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
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
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
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
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
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
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
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
以茅盾为例。
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
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
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
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
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
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
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
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
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
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
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
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
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
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
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
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
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
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
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
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
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
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
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
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
[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
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
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
（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
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
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
（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
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
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