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家都有谁
美学史的划分认可了许多文学史学家赋予独争（1775—1781）、南争（1861—186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重要性。
在这些粗略的划分下列举了一些被更广泛应用的术语，以区分美国文学的时期和其中的细分时期。
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术语种类繁多；它们可能代表一段时间、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一种显著的文化或想象模式，或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形式。
1607—1775年。
从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经常被称为殖民地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是宗教性、实用性或历史性的。
17世纪以一些殖民地的创建和早期历史为写作题材的期刊和叙事作家中著名的有威廉·布雷德福、约翰·温思罗普和神学家科顿·马瑟。
接下去一个世纪中，乔纳森·爱德华兹是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早期美国写作清晰易懂且极具说服力的散文大师。
直到1937年爱德华·泰勒的手稿首次出版，他才被发现是一位具有英国虔诚的诗人赫伯特和克拉肖玄学派风格的出色的宗教诗人。
安·布拉兹特里特是采用世俗、家庭和宗教主题的殖民地时期的主要诗人。
1773年菲利斯·惠特利——当时他还是一个出生于非洲的19岁奴隶——出版的，宣告了一大批杰出黑人作家（或者用一个后来更易为人接受的称谓，非裔美国作家）的产生，但直到最近他们仍被忽视。
美国的非洲文化传统十分复杂，种类繁多——既是西方的又是非洲的，既有口头的又有书面的，既有奴隶的又有自由人的，既是犹太基督教的又是异教徒的，既有种植园的又有城市的，既是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又是黑人民族主义的——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张力和融合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高度创新和极具特色的文学，以及被视为美国对西方音乐传统重要贡献的音乐形式。
参阅：J.桑德斯·雷丁所著的（1939，1986年再版）；小休斯顿·A.贝克所著的（1971）；伯纳德·W.贝尔所著的《美国黑人小说和它的传统》（1987）；小亨利·L.盖茨所著的《黑人形象》（1987）及其主编的《黑人文学与文学理论》（1984）；小亨利·L.盖茨、内利·Y.麦凯等人合编的《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1997）。
1765年印花税法和1790年之间的这一阶段有时被区分为独立战争时期。
这是托马斯·潘恩颇具影响的革命宣传短文的时代；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和《独立宣言》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的时代；是《联邦党人文集》（那些最知名的文章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支持宪法的时代；是菲利普·弗瑞诺和乔尔·巴洛创作爱国讽刺诗歌的时代。
1775—1865年。
1775—1828年被称为早期民族文学时期，它以1828年杰克逊民主的获胜为结束，标志着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文学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首部美国舞台喜剧[罗耶尔·泰勒的《对比》（1787）]，最早的美国小说[威廉·希尔·布朗的《同情的力量》（1789）]和1815年创办的第一家长盛不衰的美国杂志《北美评论》。
华盛顿·欧文的散文和故事获得了国际声誉；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写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神秘和恐怖的哥特小说；美国第一位重要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成功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埃德加·爱伦·坡写出了相对独立于其英国前辈的诗歌。
1760年出版了一大批奴隶故事和自传中的首批作品，作者是逃跑的或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奴隶，这些作品大都出版于1830—1865年间，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1845）和哈丽特·雅各布斯的《一个女奴的生平事件》（1861）。
1828—1865年，从杰克逊时代至美国内战这一阶段常被视为美国的浪漫主义时期（参见：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标志着独特的美国文学时代完全来临。
这一时期有时也叫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名称来自F. O.麦西森颇有影响的同名著作（1941），该书评介了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埃德加·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纳撒尼尔·霍桑（也可参见：象征主义）；这一阶段有时也被称为超验主义时期，以爱默生为中心，始于在新英格兰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文学运动之后（参见：超验主义）。
在除戏剧外的所有文学体裁中，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作品的原创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都是后世美国文学所无法超越的。
爱默生、梭罗和早期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在思想、理想、文学目的方面影响了那一时代和后世的许多美国作家。
这不仅仅是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不断有新作问世的年代，还是坡、霍桑、梅尔维尔、哈丽特·比彻·斯托和南部小说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创作小说和短篇故事的年代；是坡、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爱默生、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和所有美国诗人中最具创新意识和影响力的沃尔特·惠特曼创作诗歌的时代；也是坡、西姆斯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开始在散文中展现杰出的美国式文学批评的时代。
弗朗西斯·埃伦·沃特金斯·哈珀延续了非裔美国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传统，非裔美国小说则由威廉·韦尔斯·布朗的《克洛代尔》（1853）和哈丽特·E.威尔逊的《我们黑人》（1859）拉开了序幕。
1865—1914年。
血腥的美国内战带来的大变革与战后南部重建及随后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对自身的认识，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学模式。
1865—1900年间经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时期，指的是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约翰·W.德福雷斯特、哈罗德·弗雷德里克和非裔美国小说家查尔斯·W.切斯纳特的作品。
这些作品尽管各有不同，但都被归为“现实主义的”，以区别于其散文体小说的前辈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传奇”作品（参见：散文体传奇、现实主义）。
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以地域为小说的创作背景；这些作家（除了马克·吐温描绘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区的小说外）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布雷特·哈特、缅因州的萨拉·奥恩·朱厄特、马萨诸塞州的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路易斯安那州的乔治·W.卡布尔和凯特·肖邦。
（参见：地方小说。
）肖邦现已作为早期主要女性主义作家而闻名。
惠特曼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还在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随后埃米莉·狄金森加入了诗歌创作的行列（这是惠特曼和几乎其他所有人所不了解的）。
尽管狄金森创作的1000多首短诗在她生前只发表了七首，但她今天已被视为美国最独特、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西德尼·拉尼尔出版了以音乐节拍为基础的诗律实验诗作；非裔美国作家保罗·劳伦斯·邓巴在1893—1905年间出版了诗歌和小说；1890年代，斯蒂芬·克莱恩（尽管他去世时年仅29岁）先于埃兹拉·庞德和意象主义者的实验性作品出版了自由体短篇诗歌，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才华横溢充满新意的短篇故事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预示了后来出现的两种叙事模式：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
1900—1914年间，尽管詹姆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仍在继续创作，伊迪丝·华顿也出版了她的早期小说，但为了表示对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和西奥多·德莱塞那些尽管有时显得粗糙但却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小说（这些作品对成为那些本能欲望与外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牺牲品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典型的描写）的认可，这一时期被区别为自然主义时期；参见：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中的自然主义。
1914—1939年。
这一时期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创伤为标志，这是出现了现在仍然称为“现代文学”的时期，其在美国的卓越成就达到了足以与19世纪中期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比肩的高度；但与早期大多数作家不同，美国的现代主义作家也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参见：现代主义。
）哈丽特·门罗1912年创办于芝加哥的《诗歌》杂志，发表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作家的作品。
这些著名诗人中有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堡、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兹拉·庞德、鲁宾逊·杰弗斯、玛丽安·穆尔、T. S.艾略特、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和e. e.卡明斯。
这些诗人采用了史无前例种类繁多的诗歌创作模式，其中包括埃米·洛威尔、H. D.（希尔达·杜利特尔）和其他诗人的意象主义，弗罗斯特的韵律诗，威廉斯用美国方言创作的自由体诗，卡明斯在形式和排版上的实验，杰弗斯的诗体自然主义，庞德与艾略特将法国的象征主义形式和传统方式与英国玄学派诗人的智慧和比喻手法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运用于他们各自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
散文体小说的主要作家有伊迪丝·华顿、辛克莱·刘易斯、埃伦·格拉斯哥、威拉·凯瑟、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乌尔夫和约翰·斯坦贝克。
这一时期，美国产生了第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和一大群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包括范·威克·布鲁克斯、马尔科姆·考利、T. S.艾略特、埃德蒙·威尔逊和傲慢而刻薄的H. L.门肯。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常以多种方式再度细分。
奢华浮夸、追求享乐的1920年代有时被称为“爵士时代”，这个名称因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而流行。
这十年也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康蒂·卡伦、兰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琼·图默、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作家用各种文学形式创作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品。
（参见：哈莱姆文艺复兴。
）这十年间的许多杰出美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其自身的战争经历而深感幻灭，因他们所感悟到的美国文化的愚钝无知与其“清教徒式”的压抑而异化，经常被冠以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泰因最先用这一术语来指那时法国的年轻人）。
为了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环境和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移居国外，他们或者去了伦敦，或者去了巴黎。
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和T. S.艾略特终老国外，但大部分较年轻的“流亡者”，正如马尔科姆·考利称呼他们的那样[《流亡者归来》（1934）]，都在1930年代回到了美国。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菲茨杰拉德的《夜未央》是描绘了两种美国流亡者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小说。
在“激进的30年代”，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带来经济、社会变革的时期，一些作家投身于激进的政治运动，其他许多作家则在其文学作品中触及当时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威廉·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T.法雷尔、托马斯·乌尔夫、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和尤金·奥尼尔、克利福德·奥德兹、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剧作。
参见：彼得·康恩所著的《美国1930年代：文学史》（2009）；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在黑暗中舞蹈：大萧条的文化史》（2009）。
1939年至今，当代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因为随之而来的对所谓叛国罪的莫斯科审判，以及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而导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在很大程度上给1930年代的文学激进主义画上了句号。
1991年苏联解体给那些极少数依然在文化上效忠于苏联的作家以最后一击。
接下去数十年间，那些在1930年代积极支持从工业经济回归农业经济的南部保守派作家，即平均地权论者，主宰了新批评，代表了将文学与作者生平及社会隔离开的普遍批评趋势，用正式术语来说，就是将文学作品视为有机的和自主的实体。
[参阅：约翰·L.斯图尔特所著的《时间的重负：逃亡者与平均地权论者》（1965）。
]然而，颇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和莱昂内尔·特里林——以及包括菲利普·拉夫、艾尔弗雷特·卡辛、德怀特·麦克唐纳和欧文·豪在内被归为纽约文人的其他批评家——在1960年代依然用人性和历史的观点来对待文学作品，以作者的生平、气质和社会环境为评述背景，以作品的道德、想象力品质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为评价标准。
参阅：亚历山大·布鲁姆所著的《浪子回头：纽约文人和他们的世界》（1986）；V. B.利奇所著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1988）第4章。
有关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在1970年代及之后的激进新发展的讨论，参见：后结构主义。
回顾过去，尽管1950年代经常被视为是一个文化一致和满足现状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标志却是涌现了反现存社会体制和反传统的各种充满活力的文学运动：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等垮掉派作家；荒诞派文学的美国典范；黑山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克瑞莱和罗伯特·邓肯；纽约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肯尼斯·科赫和约翰·阿什伯利。
这也是一个自白诗盛行的时期，文学上对性持极端坦率开放的态度，这个时期以著名作家亨利·米勒（他1930年代开始创作自传体和虚构作品，但在1950年代之前只在私下流通）的出现，以及诺曼·梅勒、威廉·巴罗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出版于1955年）等人的著作为标志。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的反文化运动，继承了前期的一些创作模式，但是叛逆的青年运动和对越战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猛烈的反对却将其推向了极端和狂热；对这一运动持赞成态度的论述，参阅：西奥多·罗斯扎克所著的《反文化的形成》（1969）；后来对这一运动的回顾，参阅：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的美国文化》（1978）。
参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关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在此阶段的激进发展，参见：黑人艺术运动。
二战后美国散文体小说的重要作家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40年移居美国）、尤多拉·韦尔蒂、罗伯特·佩恩·华伦、伯纳德·马拉默德、詹姆斯·库尔德·科森斯、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小库特·冯尼戈特、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E. L.多克特罗、辛西娅·奥兹克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诗歌创作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玛丽安·穆尔、罗伯特·佩恩·华伦、西奥多·罗特克、伊丽莎白·毕肖普、理查德·威尔伯、罗伯特·洛威尔、艾伦·金斯堡、阿德里安娜·里奇、西尔维亚·普拉斯、A. R.阿蒙斯和约翰·阿什伯利；戏剧方面包括：桑顿·怀尔德、莉莲·海尔曼、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爱德华·阿尔比，以及包括萨姆·谢泼德、戴维·马梅特、托尼·库什纳和温迪·沃瑟斯坦在内的一些其后出现的剧作家。
20世纪后几十年很多最具创新意识、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那些被归于某一“少数群体”或某一民族的文学群体的作家所创作的（“民族群体”由处于主体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明显具有共同的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模式和民族根源等特性的个人组成）。
但在这些群体的内部与外部却存在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是只把这类作家视为美国主流文学的组成部分更为公正准确，还是强调每个作家作为某一民族文化的参与者身份、具有其所属文化独特的题材、主题和形式特征更为公正准确。
（参见：人文主义中的身份理论家。
）这是杰出非裔美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赖特、艾伯特·默里、格洛丽亚·内勒、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时代，是诗人阿米里·巴拉卡（莱罗伊·琼斯）、格温德林·布鲁克斯、玛亚·安杰洛和丽塔·达芙的时代；是剧作家洛兰·汉斯伯里和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时代。
（关于大众化的诗律模式的一些发展，参见：表演诗歌。
）这也是涌现了莱斯利·马蒙·席尔科（美国印第安人）、奥斯卡·胡罗斯和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西班牙裔美国人）、茱帕·拉希里（东印度人）、玛克辛·汉·金斯敦（即汤婷婷）和谭恩美（华裔美国人）等杰出少数民族小说家的时代。
参阅：休斯敦·A.贝克主编的《三种美国文学：奇卡诺人文学、美国本土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文丛：美国文学教师手册》（1982）。
1.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
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
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
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
可是,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
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
在西方的“天堂”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
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
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因此,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
《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
母女们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样,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
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她们即不了解,也无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
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
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 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
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
据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
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
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
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
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
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儿活,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神秘莫测。
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
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并相她丢黑板擦。
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
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
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
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
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等同起来。
哈金“阉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
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
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
由此华裔美国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
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
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
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将美国文学分成便于讨论的历史片段或“时期”，不像划分英国文学时期那样能够获得文学学者们的共识；参见：英国文学各时期的划分。
保罗·劳特编写的《重建美国文学》（1983）中的许多大学教学大纲调查和A.拉冯内·布朗·鲁奥夫与杰里·W.沃德合写的文章“重新界定美国文学史”（1990），证明了（尤其是为公正对待女性和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所作的努力以来）文学时期时间的划分及其名称具有多么大的可变性。
近来，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教授美国文学的教师，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的研究按日期分段而没有附上各阶段的名称。
但是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承认重大战争在标志文学重大变革中的重要性。
正如学者库欣·斯特劳特所评论的那样，这种趋势“表明在美国的政治史中存在着比具体的文学或文化类别中更明显、更为人信服的顺序”。
三体这本书的介绍是什么?
1说简介 《三体》曲（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是刘撰写的史诗作，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硬科幻作品，堪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幻小说。
这部作品讲述了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书中对人类历史、物理学、天文学、社会学、哲学、宗教都有涉及，从科幻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格局宏大，立意高远，出版后备受读者与媒体的赞誉，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吸引和造就了无数科幻迷，也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
由美国著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所翻译该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三体》的英文版《The threebody problem》于2014年11月在美国上市，反响热烈，并于2015年2月20日获得美国科幻奇幻协会“星云奖”提名。
第二部《The Dark Forest 》将于2015年7月15号上市，翻译者为Joel Martinsen。
2、创作背景 工程师刘慈欣在山西附近的一座发电站工作（为减少空气污染，该站已经暂时关闭），他用业余时间经营自己的爱好，当上了中国科幻小说作家。
3、作者介绍 刘慈欣，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曾于1999年至2006年连续八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因宏伟大气、想象绚丽，极富有创造力而获得广泛赞誉。
他的科幻小说成功地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兼具人文的思考与关怀，努力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
4、内容介绍 第一部：三体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
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秘计划“红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在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历经劫难的叶文洁没有意识到，她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向宇宙深处飞驰…… 四光年外，“三体文明”正苦苦挣扎——三颗无规则运行的太阳主导下的百余次毁灭与重生逼迫他们逃离母星。
而恰在此时。
他们接收到了地球发来的信息。
在运用超技术锁死地球人的基础科学之后。
三体人庞大的宇宙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 人类的末日悄然来临。
第二部：黑暗森林 三体人在利用魔法般的科技锁死了地球人的科学之后，庞大的宇宙舰队杀气腾腾地直扑太阳系，意欲清除地球文明。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局，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地球人组建起同样庞大的太空舰队，同时，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的致命缺陷，制订了神秘莫测的“面壁计划”，精选出四位“面壁者”。
秘密展开对三体人的反击。
三体人自身虽然无法识破人类的诡谲计谋，却依靠由地球人中的背叛者挑选出的“破壁人”，与“面壁者”展开智慧博弈…… “面壁计划”究竟能否成功
地球人究竟能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文明生存竞争中战而胜之
神秘的 “黑暗森林”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部：死神永生 与三体文明的战争使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像一个恐惧的孩子，熄灭了寻友的篝火，在暗夜中发抖。
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自以为悟出了生存竞争的秘密，其实还远没有竞争的资格。
使两个文明命悬一线的黑暗森林打击，不过是宇宙战场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
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即是灭亡之时。
宇宙的田园时代已经远去，昙花一现的终极之美最终变成任何智慧体都无法做出的梦，变成游吟诗人缥缈的残歌；宇宙的物竞天择已到了最惨烈的时刻，在亿万光年暗无天日的战场上，深渊最底层的毁灭力量被唤醒，太空变成了死神广阔的披风。
太阳系中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最后直面真相的，只有两双眼睛。
八年级上册期中语文考试复习
9岁的孩子，理解力、感悟力就更强了，读起书来，感悟更多、收获更多，也更乐于动手实践。
这时候，可以适当给孩子一些有点难度的图书，方便他动手实践的书。
一、每个孩子都爱的科普书。
二、每个孩子都爱的成长小说。
三、每个孩子都需要的学习方法。
四、名著的范围太广了，男孩、女孩喜欢的还是有很大不同。
更适合女生：1.《爱的教育》：平凡而真实，教会每一个人如何成长为有爱的、充满活力的、正直的人。
2.《假如给我三天光明》2.《泰戈尔诗选》非常有童心、非常美好，可以让孩子早点接触，家长多读一读也是很享受的事情。
另外，如果希望孩子学习一些整理知识的话，推荐这几本收纳整理的书。
原来都是我整理孩子的房间，总是嫌我唠叨，后来发现，让孩子接触一点整理的书，他会兴致高昂地学以致用。
做妈妈的袖手旁观，就能让孩子整理好房间，又省心又省力。
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课后拼音加注释以及详解
爱情是荒芜的人性中的一点稀微的灵光，却又被情欲与私欲糟蹋得面目全非。
同鲍小姐的荒唐劣迹，同苏小姐的虚以逶迤，同苏小姐堂妹的一厢情愿，同孙小姐的仓促婚礼。
全程都体现着一个主题，爱欲与私欲的交织与纠缠。
围城中的爱情观，说得明白一点儿，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实的思考，是突破浪漫与野蛮的混杂氛围的理性觉察。
它打破了恋爱神圣的精神幻想，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实地恋爱到婚姻现实历程。
套用它的名句来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本书就是给外面的人以窥探城里人真实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城里人倾诉进城后的感知。
万历十五年能够从中研究什么
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60年——兼及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构建的思考主讲人：王忠祥教授2010年10月20日上午十点，中外文学讲坛第75期专题讲座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教研室如期举行，本期主题是：“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60年——兼及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构建的思考”，主讲人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前会长、《外国文学研究》名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忠祥教授。
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指导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诗歌》副主编邹建军教授主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各年级硕士研究生、博士生，来自各高校的访问学者，共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邹建军老师：王忠祥老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奠基人，50多年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以下四个方面：一、莎士比亚的戏剧；二、易卜生的戏剧；三、狄更斯的小说；四、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
王老师这次讲座以“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60年——兼及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构建的思考”，可以说是王老师从事外国文学史编纂和研究几十年的一个回顾、反思和理论的总结。
大家知道王忠祥老师一年就给我们的博士生、访问学者和硕士生做两次讲座，2010年下半年就是这一次，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回去思考，一定会大有所收获。
下面我们就欢迎王老师给我们做讲座。
报告正文刚才邹老师已经说了，今天的讲题是“见证参与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60年”，那么在这个题目之下想议论几个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理论问题。
在开讲之前，我讲两个学者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
一个是美国《科学》杂志主编普鲁斯，他最近在华中农业大学讲话，讲了这么一个事，说《科学》每年接受各国学者投来的论文中国学者投稿的被拒率最高。
为什么
缺乏创建，太尊重权威，太尊重老师了。
我非常同意他的话。
中国的学者很多人都是引用别人的东西，很少消化，很少提出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演讲不希望所有人点头称是，而是希望大家能提出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我要谈谈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许智宏，他前不久在华中师范大学做报道，他讲了个事情，说现在文科理科动不动就用PPT，他主张讲课就应该多用点板书，他说这个文科PPT是骗骗他，理科PPT就是泡泡堂。
这个话说得有没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绝对化，PPT还是先进的工具，是要用的，但是完全不写板书也不对。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应该辩证的看，我希望今天我讲的东西，大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大家是来交流的嘛。
我今天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满怀深情回顾外国文学史研究和编纂60年；第二部分，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第三个部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我的重点是在第三部分，第三部分重点是我的方案，就是：“四性结合”、“五环互动”。
我这里介绍几篇文章，是我自己参写的，大家可以参考。
为什么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不详细讲，是因为不久我有一篇文章要发，就在《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5期，题目和这个差不多。
在《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下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意见。
另外我参写参编的20几部著作，序言很多是我写的，别人写的我也赞同，大家都可以参考。
好了，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回顾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纂60年。
1995年4月，乐黛云教授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举行的“北京年会”的专题报告中，满怀信心的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以中国文化为诠释框架的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当然，也会出现以外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说老一辈专家们对于文学史建构的希望早已有之。
1999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我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我提出我们要编一部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这也是根据当时外文所的所长吴元迈先生的意见提出。
所以说编一部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是大家的愿望。
我把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便携分为“和其正并兼及反”的五个阶段。
我把它分为五个时期并不是我的发明，我是吸收前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体会把它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5），我把它称为“时兴向荣时期”，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的时期；第二阶段（1966-1976），“文革”十年，这段时期在其他专家眼中认为是停滞期，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把它称作“延缓徘徊时期”，因为当时虽然明令禁止外国文学研究，但很多人还是在继续研究；第三阶段（1877-1985），从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前夕到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1978-1985）全部完成的这一天，我们把它叫做“新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86-1999），从20世纪中期继续深入拨乱反正到世纪之交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把它称作“加速前进时期”；第五阶段（2000-2009），从第六届“上海年会”到第十届“杭州年会”，这段时间是积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道路的“新起点时期”。
第一个部分我就是根据这五个阶段的每个阶段发表意见，把自己摆进去，用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谈这五个时期的内容。
总的来说，我写作、主编、参写参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参考资料约有20多部。
从自己审查自己的角度来回忆，我过去讲授和研究外国文学史虽然尽了绵薄之力，获得了稍有可慰的成绩，却也存在不少的缺憾。
现在我来谈第二部分，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关心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审美教育的一个热点。
这个有很多分歧的看法——什么是文学
有的教授说文学不是语言艺术，是伦理艺术。
我同意这个意见，这是看你就哪一点说，如果你就思想内容来讲，那是的，但是我认为这要补充，文学是审美的人学。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是对的，也是就文学的思想内容来说。
文学应该寓理于情，把理放在情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文学。
它不是单纯的语言艺术，但它离开不了语言。
它是伦理艺术的表现，但伦理道德必须寓在情里面来感动人，这才叫做文学。
否则，我们读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不是一样的
哲学不是人学吗
也是嘛。
谁能离开人呢
谁也不能离开人。
“人”写起来很容易，一撇一那就完了，可这一撇一那，我们真的就理解了吗
就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说“谁能告诉我，我是谁
”我们每个人都理解自己，真正的理解吗
有时候自己也不理解自己。
你看我现在八十，不读书、不写东西，就感觉像白过了一样，但我不能用脑过度，我三月曾在总医院因为冠心病住了一个月，不能用脑，但我非要用。
我的夫人说不让我写文章，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好，还是非要做，这叫做“有瘾”，我也不理解我自己。
所以咱们看问题要全面，有道理你们肯定，有漏洞你们补充，这就是我们交流的原则。
吴元迈说，所谓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就是要跟外国文学学作为个学问来研究联系起来，我很同意，但是我觉得在编之前要研究几种矛盾，加以解决才行。
我认为要联系西方的文学史观来作为参考，其中有值得我们警惕的观点，但是也有很多可取之处。
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理论对于我们的外国文学史研究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比如说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这种写法在我国起了积极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中国高等教育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期刊多次以专栏和散篇的形式讨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增化、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强化、外国文学史的重构等问题。
这点我插上一句，很幸运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还是很重视“承传、超越和创新”。
我学美国华裔女性赵小兰的一句话“中国心，美国情，世界爱”，她现在是美国劳工部的部长，中国第一个女性在美国当内阁成员，历史上少有的。
我把她这句话拿来，就说我们搞外国文学要有“中国心，文学情，世界爱”。
这就叫“承传、超越和创新”。
那么我们要解决哪些方面的矛盾关系呢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充分吸收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国式、德国式、苏俄式文学史翻版或者是简易改编；第二，失语与寻求中国本土语言的关系，我们失去了中国的语言，翻译西方的语言，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方式和文学理论术语等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三，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文学史不能离开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化，也不能离开音乐、美术、建筑、哲学，但文学不等于文化，也就是我再三强调的，要有文学性，不要变成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
我提出这四个矛盾关系，一定要处理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开放时期，近三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史观不断引进，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我们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独立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重视这个缺憾，并且在着力弥补这个缺憾。
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所谓社会思潮的指引下偏重于作家作品的分析：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和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创作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
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的名家名剧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的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这类模式对文学发展做简单的历史性的叙述。
外国文学史必然不能离开作家作品的系列研究，但不能止于此。
有人提出要学习《剑桥美国文学史》，它有许多后现代哲学观点，就是对过去的文学史、作家作品都要问个为什么。
它有可取的地方就是要思考过去是伟大的现在还是不是伟大
过去是起到社会作用现在还是不是有社会作用
过去在艺术上有创造现在还是不是有新意
这是有道理的，但它的虚无主义，我们还是要警惕，但可取之处是它对过去的东西都要问个为什么还要学习它，有没有现代现实意义
这个好。
所以不要觉得西方的现代文学史观可怕，它有些观点太偏激了我们要警惕，它有可取的地方变成我们消化的东西还是可用的。
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取其长去其短。
文学史并不等于文学批评史，这是肯定的。
真正的文学史理论是动态的、可变的。
从如此视角来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绝非西方的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
最后一部分，首先要指出我们的四个不足：第一，同水平重复的比较多，搬用西方理论而脱离中国实际的比较多；第二，严重欧化，就是刚才谈到的失语、搬用西方名词的比较多；第三，庸俗社会学的流俗还没有清除干净；第四，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考虑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设想就比较方便了。
现在专门谈这个设想，我提出两个办法，是“四性结合”、“五环互动”。
“四性结合”是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和当代性。
要融通调适，要用这个来考虑你写的外国文学史的书稿是否达到这个准则，应该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五环互动”就是五个方面：文学史要有史论，要有作家作品评论，要有文学思潮更迭史，要有多元对话，要拿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参照性。
否则就没有中国特色。
所以你研究外国文学不理解中国文学、不读中国文学绝对不行。
这样建构的外国文学史还只是表层设想，真正做到这一点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如何突出“人学”发展过程，就应该认真细致的去探索。
现在从整体上探索了五环互动的协作关系。
我长期强调的“承传、超越、创新”，你不承传怎么超越，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要承传老师，超越老师，在老师的基础上创新。
我很认同不能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固守传统的道路。
总而言之，我们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的“西化”，也不迷恋提倡民族主义的“化西”。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求同存异、并肩前进。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早已指出文学性与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与文论的演化，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是一个重大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
各方面冲突矛盾还不会少。
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关系。
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
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
大家要艰苦奋斗、勤于思考、敢于创新。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我背一首《蝶恋花》，有的人说这是要珍惜少年时代，有的这是叫我们要及时行乐，我说两个都有可能。
年轻的时代艰苦奋斗，能够多思考问题，拿出主见，这是很重要的。
老师是要尊重，但不要亦步亦趋，死守老师的观念。
老师对的，我支持；老师有缺憾的地方，我补充。
这是正常的，有何不可呢。
好，我的话完了。
邹师点评王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到的讲座，我觉得王老师讲得非常好，让我非常有收获。
讲座有四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他的非常视野开阔，知识广博。
他联系到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第二，王老师的讲述联系了他研究文学是几十年亲身的体验和回顾。
这是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很难理解的，都是非常珍贵的。
王老师今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讲得非常生动、活泼、自由。
第三，他的整个讲述充满了他广博、宽厚、敏锐的个人气质和人格精神。
第四，王老师在讲座中发表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四性结合”、“五环互动”的提出富有创建，让我收获颇多。
这几年我对外国文学史的问题一直有所关注。
比如我给各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了四年的外国文学史，对于文学史前沿的几个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思考。
我还给王老师做了一篇访谈，里面也谈的很清楚。
还有我去年曾经申报教育部的重大项目——：“中国外国文学史研究六十年”，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我也对外国文学史的一些情况有深入的了解。
在我看来，王老师的讲座涉及很多辨证的思想，讲得非常全面、很科学，理论性很强，也可以操作，对大家学习外国文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是提问的环节，请大家踊跃提问。
提问环节王卓：王老师，谢谢您的演讲，从您的演讲中我感受到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另外您的外国文学史观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去年我承担了一本《美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在编写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做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做学术研究。
我觉得在体系方面很难构架。
我想听听您对英美文学史编写有什么独特的具体的建议。
王忠祥老师：我觉得除了刚才强调的“中国心，文学情，世界情”以外，我认为还应该做到两点。
一个是四方面的结合：一、积极开拓与严格务实相结合；二、重点钩沉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三、详细考证与学术争鸣相结合；四、理论阐释与实证个案相结合。
第二个要注意的多维视角与学术研究方法，这个我们要做到“以文通史，勿忘史”，文学史要以文学性通它的历史变化； “以人统事，勿离事”；“以今述古，勿砭古”；最后“以我论他，勿斥他”，也就是说不要排斥别人。
这就是我的几十年的经验。
邹建军老师：关于文学史编篡和文学史的研究，我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我们应站在中国立场上，并以此为基点；第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体系根基和线索、框架；第三，我们一定要有对原始文献的重新发掘。
好的，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忠祥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