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概方面书籍的读书心得
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
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
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
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
对于这一问题，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二,探索$发现 发现一篇不错的毛概读后感 分类:读书笔记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
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
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
《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
《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
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
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
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
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
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
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
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
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
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
《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
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
《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
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
《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
《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
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
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
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
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
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
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
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
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
《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
《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
这一规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
《讲话》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
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
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工农兵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
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
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共产党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
实际上，《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
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
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
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共产党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
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
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
这说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
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
[20]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
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共产党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
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
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
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
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
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
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共产党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
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
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
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
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
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
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
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
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
《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
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
”[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
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
《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
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
《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
《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
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
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
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工农兵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
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
《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
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描写老师的俗语
论持久战》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稿。
第一次认真研读的论文。
抛开思想性、军事话题和历史背景，单从议论文写作的角度学习这篇文章。
学习作者论文的整体框架设计、论证流程和论证方法。
《论持久战》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稿。
第一次认真研读的论文。
抛开思想性、军事话题和历史背景，单从议论文写作的角度学习这篇文章。
学习作者论文的整体框架设计、论证流程和论证方法。
按照逻辑顺序，先提出问题，叙述历史背景和当前形势，接着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得到问题的根据，也就是论据，最后得出观点。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看了问题的根据和驳亡国论，这是最重要的2部分，能以小见大也。
在问题根据部分，作者一针见血指出战争本质，然后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
主要分析影响战争的因素：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战争的性质（进步性、退步性和野蛮性）。
分别分析了日本、中国在这几大因素的对比。
得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
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问题的根据建立在要讨论的事物的特点上的，因此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根据。
分析非常精辟。
结下来，开始驳亡国论。
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驳斥，而是采用循序渐进的驳斥方法。
列出亡国论的所谓的一般论据，接着说出自己的反对根据，然后继续引用亡国论更有力的根据，接着举出针对性的根据。
论证中，思路是抓住论证的需要的关键根据-----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抓住亡国论的根据中的片面和主观性（主要是分析中国现状和印度、阿比西尼亚的不同，说明亡国论的根据站不住脚），同时提供自己全面、客观的论据（中国当前状况存在胜利的条件）。
论证非常精辟，有层次感和说服力。
论证中，大量使用了矛盾论，紧紧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总之，本文是一般论文的典范，好好学习。
毛概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两大理论成果读后感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读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事例来阐明从“读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写读后感一般应做到三点：1、要读懂原文的内容.“读后感”,顾名思义,就是先读后感.因此,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读,抓住了原文的重要内容,才会写出自己的真实体会.2、写自己体会最深刻的部分.一篇文章叙述的内容很多,要抓住文章中你自己体会最深的内容来写.体会不深,感想不丰富,读后感就写不成功.
求一篇毛概的读书笔记，3000字
我想不到有谁会专门为你这个问题写3000字，还只有10分，还是靠自己吧。
谁有毛概的关于原著文献研读的就是读后感形式的文章
《思想概论》就这门课来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学说.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要谈思想,首先要了解思想的精髓所在.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丰富的内容和理论特色、理论的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各部分内容又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下,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被人们运用于各个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学习毛概课感想论文3000字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思想多少了一些了解。
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吧
课本就对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
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目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
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
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正如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
为我们党作出了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失败后，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义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
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在在党建的学说上也有深刻的体会。
建党学说的内容，主要有：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培育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党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是领导全国的执政党，他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上述的建党学说，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建党学说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宏伟纲领和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生前其思想即受到人们热情的颂扬和真诚地学习与运用，去世后更得到深切地尊重和广泛地传播。
从各个方面的反映，各个角度的透视表明：思想的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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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读后感 说起来真让人惭愧,我以前并不爱读小说,因为篇幅太长,总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每次总是虎头蛇尾,从未完整读过一篇长篇小说.但是《童年》这本厚达380余页的长篇小说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居然被我破天荒的读完,而且说是聚精会神地读完也毫不为过.小说读完了,我为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作者高尔基原型的命运深深牵挂,我流过泪,与他同苦；我欢笑过,与他同乐,可以说这是一本令人震撼、难忘和启迪的好书,不愧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珍品.下面还是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吧! 登录作文网,你也可投稿. 马克西姆.高尔基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在外祖父家,外祖母是他唯一最亲近的人.之后,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他只上过三年学,11岁就走向社会,过早的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16岁时,他只身来到喀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低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而且当时受封建沙皇主义统治的社会十分黑暗,加之耶稣教条盛行,人们都信奉圣母与上帝,每天都要在胸前划“十字”作祈祷,但高尔基不为 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当然,在他遭遇挫折的时期,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那一次,他买了一把手枪要自杀,但幸好没打中心脏,不然就结束了他那年轻宝贵的生命.不过高尔基还是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毅力战胜了自我,重新树立起生活和学习的信心.他依然酷爱学习,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坚持写作实践和阅读大量的书籍.而且他还经常创作一些诗歌之类的作品,1889年开始他的小说创作生涯,最终成为闻名欧洲的作家,也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 现在想一下我的童年,真是天壤之别啊!首先,我出生在新社会,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住在美丽的翠海花园自不必说,还有老师辛勤培育我、爸爸妈妈疼爱我、爷爷奶奶呵护我.可以说和我同时代的少年朋友们都享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无限关爱.而高尔基没有,但他却那么坚强勇敢、努力进取,敢于面对一切困难!通过勤奋努力成为了一个深受人们爱戴的伟大作家! 登录作文网,你也可投稿.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个伟大的名字吧!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让我们学习他那勤于学习、善于写作、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高尔基上小学时,家里非常得穷,连一件新衣服也买不起.于是,他只好穿着他妈妈的皮鞋和外祖母的外套,还有黄色的衣衫,散脚的裤子,这样一身五颜六色的打扮去上学.因为高尔基的生活很困难,所以他只能用捡垃圾来维持生活.那时,穷人是很被别人鄙视的,所以一些富家子弟就经常嘲笑高尔基.然而,高尔却从来不拿它当一回事.他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了伟大的作家. 看到这里,我被高尔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同样是童年,我们的生活可比高尔基的幸福多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天天有新衣服穿,我们真应该珍惜啊.高尔基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不懈,奋发向上,直至成功.那么我们呢?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下,如果还不努力学习,那就太对不起老师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了.我想：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坎坷.但是,只要像高尔基那样,咬一咬牙,绝不放弃,就一定能成功.高尔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高尔基也值得我们尊敬. 我的读后感.这是我的读书报告,绝对自己的.《文化的解释》读后感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著的《文化的解释》,是20世纪文化研究的创造性的观察,是复杂性方法论“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总结.它全面梳理围绕文化的研究领域,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运用贴近大众生活的通俗化描写方式把文化当作“文本”解读,倡导文化研究者用恰当的、富有激情的研究心态去关心人的问题,探讨生与死的意义,处理社会秩序中涵盖的文化复杂性意义.《文化的解释》,“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大多非理论探求,而是格尔兹于巴厘岛和爪哇的经验研究.然第一章“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例外,概括的说明了格尔兹的人类学核心和其采取的立场.文化、解释、深描,是格尔茨的重点.文化,在学习《社会学概论》时就看得出对这个词的定义是见仁见智,没有完全确定的定义.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其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是当时学习时相对比较重要的.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以区别与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化进行了定义：“我主张的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作为可解释性符号的交融体系,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动、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这些文字其实已经说明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那就是社会学,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其实都在寻求对社会的规律认识,韦伯好就好在,他强调一个“理解”,但理解的目的,或者学术指向还是一个规律,具体到他的学说里,就是一个理性化.他明确知道,理性化带给人的是无意义的铁笼,可他还是指出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其规律性的威力无可抵挡.格尔茨对于文化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思考是“虽说文化是观念性的,但它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虽然它是非物质性的,但也并非是超自然的存在.”我个人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对原始的诠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赤裸裸的原始人,是出生地的区域文化塑造了每一个个体,也使不同个体具有了不同性格；人类的一切塑造都来自与人自身的需要,人是因为需要才去追求,同时也恰恰是因为缺乏才去追求,所以这个社会倡导什么文化,就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缺失什么文化.解释,这是格尔茨对于民族志的看法,即民族志应该是“解释性”的,而这从中就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深描.“深描”可以说是作为方法论在格尔茨的理论中扮演绝对的角色.“深描强调勾勒行为点滴、文化细部,是描写的特定花、情景化、具体化,当一个人在说话,只注意此人的‘说话’状态不过是‘浅描’,表情、语调、音量等等也在‘深描’的兴趣之中.‘深描’本事就是一种解释,它不是目的.”格尔茨认为,深描的民族志以及解释人类学所要解释的是“社会性话语流”. 在格尔茨看来,人们的社会行动等诸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表达和呈现.这种社会性表达是通过将行动视为具体有着象征意义的符号行动.格尔茨指出这种“社会通行”的媒介——意义结构：“人们通过这些结构构成信号领会并相互联系”.因此,需要通过符号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后的意义结构进行“解释”.深描,前面已经写到,它更关注点滴细节,是具体的、特定的深入解释.格尔茨用巴厘岛的斗鸡活动的调查研究讲明了深描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运用.首先是进入,即融入当地人的意义结构.我认为,能否融入当地人的意义结构,在客观上为当地文化所接受,这才是整个“深描”的一个基本前提,尽管融入当地人的意义结构的方式可能很多,这并不意味着要研究阿赞德人就是要成为阿赞德人,而是要试图去接近土著本地人对于事件、行动等的阐释.格尔茨对斗鸡游戏进行了分析.公鸡,其实是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即“巴厘人与他的雄鸡认同时,不仅把雄鸡与他的理想化的自身联系在一起,甚而与其男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他最恐惧、最憎恶、既爱又恨的事物,即使之神魂颠倒的‘黑暗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如同在棒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道上或围绕一个牌桌所表现出的美国外观一样,巴厘岛的外观就在斗鸡场中.因为表面上在那里搏斗的只是公鸡,而实际上却是男人.”“斗鸡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这样称它的话,在于它的解释作用：它是巴厘人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个他们将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在此明显可以看到在巴厘岛的文化中,公鸡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而存在,公鸡象征着男人,象征着某种情绪和精神.相对的,斗鸡游戏也就不再是简单的斗鸡,而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关于斗鸡的法则作为世代相传的法律、规则,使得几乎无人对此发表不满或质疑.这些都说明,斗鸡已成为一种社会性表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斗鸡成为了一种表达工具,反映了巴厘岛的文化情景.因此,《文化的解释》向我介绍了阐明了一个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深描.以深描的态度、精神、方法去研究分析,可以得到较真实的社会的经验实质.阅读完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后,对“文化”这一现象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构成文化的不仅是能观察、能计算和能度量的事物,它还包含共同的观念和意义.正如他在书中借举的一个哲学家的吉尔波特•赖尔的有趣例子——挤眼和无意的眨眼的误会所阐述的道理那样——只有在共同意义的世界里,自然的声音和事情才能了解,也才能传达信息.所以就像格尔茨强调的方法论一样,一定要深入到“文化模式”中去,不带有任何民族本位的偏见去看待、认识和研究某种文化,才能获得真实的、客观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