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那句很经典的话是什么啊
，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1.提纲原文：2.参考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的基本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早年曾经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视社会实践，抽象谈论人的本质和“爱”的说教等不满。
该文是为了深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并与其划清界限而写的提纲。
该提纲简明扼要，思想深刻，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而写的。
马克思在该提纲中首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在此马克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实践在检验认识真理性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对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的改造作用。
在该提纲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性论，特别是其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并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界说，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此强调了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他认为应从社会的、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及人的本质；不仅如此，对社会生活本身也应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在该提纲的最后一节进一步强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根本的不同，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文只有1400多字，阅读该提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读后感
费尔巴哈的是一份透露着观萌芽的天才大纲。
正是它的问世，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形成。
全文由11条大纲构成，全都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这个中心，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
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概念和意义，因此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是直观的、非实践的，这导致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摆脱唯心论的巢臼。
马克思正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扬弃，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观点：旧唯物主义是没有把事物、现实等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大量被引用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的雏形。
扼要的提纲勾画出这样一个有异于先前哲学家所确立的“人”：这个人与其周围的一切的联系都是一种东西——即是实践。
这个实践是最广义的，它涵盖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自然人体对周围环境的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作用，以及人的思维。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因素而作用于他人，而同时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特殊的感性和情感，因此，人的客观真理性仍然需要通过来实践证明。
马克思很明确地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真理作为人的思维的经验性的东西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视为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
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实践决不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在思辨哲学上的纠缠不清。
因此，实践也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
有人径直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
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在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在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被界定为有着“主观”、“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对象化活动。
对象化意味着人的预期目的在其存在对象上的实现，即包含着人化的意味。
实践既然有了人的对象化，也便有了主体性的意味，因而实践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辨哲学上，更多的是社会性和人的主体活动当中。
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与作用，而是使问题又回到主体的能动方面。
他认识到，只有在主体感性的参与下，才有认识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建构起任何认识论。
为此，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感性束缚在思想和观念所决定的范围，而是把主体的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
他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实践活动被赋予一身二任的品格，既体现了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使主体感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
这个广义的实践与“社会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经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
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
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
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
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以个人的活动应该且必然社会化。
从现实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每个个体的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虽然我们依然还有相对孤立的生活。
作为单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接触的人和事，相对来说是比较局促狭小的，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着意去拓宽就会变得僵化，人身处于社会当中，活动却局限于社会的一个微小的角落，显然人只是这沧海一粟，晦朔相比于春秋。
在此，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
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
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
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
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
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
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
为此，我们需要以高远的视野把宇宙浓缩，把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现实中去，这个活动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取海量的信息，直接的方式指亲身实践，尝尝梨子的滋味，前者主要是“读万卷书”，当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止是是读书了，后者主要是“行万里路”，自然也不仅指行路一途，通过两种方式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可以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加的全面、灵活、精深，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更加合乎科学，更具革命性。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实践是革命的。
而最后一条纲要引起了我最大的共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
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它改造着自然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实践，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进步。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
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任何无助于现实生活向前、向上的改变不应看作有效的实践，比如“永动机”只是天才的幼稚的火花，终于会在现实面前破灭。
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
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
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
前者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什么是文学病
所谓文学病，就是（主要是）文学专业的人，整天沉浸在书本的虚幻世界里，甚至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差别。
过分追求完美，容易吹毛求疵，感情波动比较大。
其实主要是角色问题与心理问题。
怎么讲好《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在思主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会主义从到科学、从理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
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既有伟大的飞跃、辉煌的成就，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
总结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 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即社会思想体系。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个人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
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宗教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参考《共产党宣言》。
苏联及东欧的聚变，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
中东的演变将进一步加快东亚、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进程。
历史的实践证明，直到目前所有社会主义都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同，生产方式存在差别，因此出现不同的社会机构。
正如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并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
任何人或政党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反对的。
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掌握资本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减轻资本主义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
深入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 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 1、由空想变为现实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
作为一种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意识和利益的先声，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的新社会的愿望。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经历的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8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19世纪初期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理论上致力于社会制度的分析。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种“历史谬误”、“人世间的祸害”，必须尽快代之以最好的社会制度。
他们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辛辣批判，包含着许多击中要害的见解；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烁着诸多天才的火花。
但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这种时代的局限性说明，空想社会主义得不成熟的理论，是同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极为宝贵的材料”，但不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唯物主义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的斗争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而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党纲《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
从此，这一伟大学说便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揭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2、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
无产阶级革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是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的最新类型的革命。
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工人起义和由此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意义，认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暴力革命这一主要的形式的同时，也并不完全排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认为英、美有可能利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时，也曾经认为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但是，实践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谈到的是例外的情况，是作为“设想”奖的。
他认为和平过渡只是“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
当然，资本主义还在变化之中，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是复杂的，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各国人民的革命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只能由该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作出决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和尖锐化。
列宁认真总结了当时变化了的新情况，集中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智慧，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理论。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是由一国或者数国的首先胜利，然后波浪式的发展为全世界的胜利。
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以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为依据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列宁根据对俄国国内革命形势和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进一步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且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条件下，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暴力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证实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可能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也向全世界表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率先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大贡献。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一）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历史革命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和一般特征作出了科学预测和设想，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基本准则和要求。
第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第二，对社会生产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
第三，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
既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第五，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第六，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面向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 如何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科学社会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勾勒了未来社会的大概轮廓，但他们并没有规定未来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和实验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照搬照抄自己的理论，反对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需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这一论述，实际上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科学方法。
即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规定，任何时候不能违背。
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揭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和一般特征，但它是一种科学预测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在实践中不能僵化地教条式地对待它。
二、 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一） 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是以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的。
但是，革命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期，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继取得了胜利。
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呢
第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是由革命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决定的。
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革命实现的。
第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并不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总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那种把首先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看做是“反常现象”，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看做是“畸形的早产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既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那么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
第一，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说过：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睡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所采取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社会制度的思想方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方法。
第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以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持“走自己的路”。
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
各国的国情不同，情况又在不断地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实际运用，也应该不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
对这一根本问题，只有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第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创造性事业。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的开放性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但借鉴不能脱离本国国情照抄照搬。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被神圣化、凝固化，以至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实践证明，不同国家试图用“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发展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发展社会主义既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
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社会主义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中走向辉煌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社会主义改革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就是克服这些矛盾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
从已有的实践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个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式和步骤。
社会主义改革没有也不应该有统一固定的模式，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的试验和探索，并不断总结改革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前进和创新。
社会主义改革是革命性和渐进性统一的过程。
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要实现新旧体制的根本性转换。
但是，这又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急于求成不行，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有重点、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第三，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以为我们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