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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读后感]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类精神觉醒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觉醒读后感。
对于哲学、思想、学术和文化，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未有统一的标准。
看过刘家和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一文深有感触，他似乎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加以概括，升华出了深刻的主题。
刘家和用三个部分系统论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对古代人类觉醒的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综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的那次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的条件；第三部分则是具体地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
通读全文，我们就会对对其观点有一定的思考与不同程度的认同。
关于 人类精神觉醒的概念，刘家和指出是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
可能很多人会将精神觉醒仅限于觉醒的层面，即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说是一般的认识，至于对反省、反思、思考及认识的内容就不会太关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会考虑到这种反省及认识的层次感，当然也就对觉醒的内容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因而，刘家和用三个层次的反省使我们认清了这一概念。
首先，要反省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也就是人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辨认出来；其次，要反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也就是人要认清自身的内部结构；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质或人性问题，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
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实现前两个层次的反省，才能最终达到精神觉醒的层次——对人性问题的反省与自觉。
这就体现出一种哲学倾向，也正如文章开头作者提到的：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首次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潜力遂得以充分展开。
可见，作者肯定哲学在人类精神觉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哲学的相关概念也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发展的历史。
正如列宁所说：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哲学笔记》）诚然，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首先表现出的一个特征，即涌现出众多的先哲。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注意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在伊朗，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一种挑战性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和人世的生活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希腊也贤者如云，有诗人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
这些名字标志着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了。
哲学家首先出现在世界上，他们象征着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
出现了先哲，有了哲学，人类精神觉醒便开始了。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刘家和还通过分析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条件，界定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具体时间，即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再具体点提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的出现。
这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
刘家和和雅斯贝斯都认为：原始时代无精神觉醒。
刘家和用两例来证明：一是，原始的图腾制度，它使人类把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这说明人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二是，原始的社会组织——部落，它使人类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这又说明人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这两方面恰恰对应人类实现精神觉醒的前两个层次，既然前两个层次都没有实现，如何能达到人类的精神觉醒呢
作者同样又认为：文明早期无精神觉醒。
文明时代虽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等，而恰恰这些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虽有发展，但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兴起了，却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国家亦产生了，但早期国家发展并不充分，血缘与地缘组织仍然并存，国家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文字出现了，却没有关于人类对自身反省的记载。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始时代（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早期人类并没有出现精神觉醒。
正因为史前时代与文明早期不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人类精神觉醒的条件。
刘家和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古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条件有三：其一，这一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经济空前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其二，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血缘关系削弱或解体的过程，血缘组织的解体，使人们得到难得的自由，从而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过小邦林立的状态，邦与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争霸战争频繁不断，读后感《觉醒读后感》。
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赢得战争，各国都会不择手段，重用一切人才，当然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以难得的机会，因而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的人士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各种矛盾，人们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
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它只涉及少数区域。
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叉过程。
（同上）通过总结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三个古文明的共同条件，我们也清楚了为何人类精神觉醒偏偏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却没有发生。
（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皆因条件不具备，且深受传统所限而与精神觉醒无缘。
）最后刘家和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
在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仁同一起来；在人性问题上，古印度将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而古中国则将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
从这一部分的比较中，我们对三种古文明的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一目了然。
对于异地同时发生的这次突破现象，特点却迥然各异，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作者的分析阐述，也使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特点，从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点，那就是古代人类觉醒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在印度尤其重视宗教，不仅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在人与人关系上、人性问题上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子，因此古印度的这种精神觉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
同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
（《哲学史讲演录》）后世的欧洲文化都是在希腊古典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精神觉醒形成的正是那种科学严谨的欧洲文化；而中国则依然继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文伦理传统思想，处处彰显中国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信仰与觉醒》读后感在《信仰与觉醒》一书中把康德列在黑格尔之后，这在中外学者中并不少见。
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康德摆到了黑格尔之上的位置。
在反形而上学的氛围中，这是很自然的。
但我却不是太赞同这种做法。
尤其当谈到信仰时，我认为黑格尔还是应当摆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个波兰尼。
康德说，我限制知识，为的是给信仰留下地盘。
但他把知识限制得太过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学作为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全部作为准科学或次科学。
新康德主义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截然二分，就是这种做法的延续。
如果说近代经验主义（经验论）把物理学作为知识的典范，理性主义（唯理论）把数学作为知识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是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尽管当时作为典范被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不存在。
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贡献，恰恰在于像康德为自然科学划定范围那样，为人文社会科学划定了范围。
信仰与知识的界限，由此才获得了充分的含义。
也就是说，信仰与知识的差别，不仅是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且是信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实际上是由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造成的。
当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被从属于自然科学，而当劳动起而反对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也会起而反对自然科学。
当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也将消失，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同一门科学。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都应当消除。
至于信仰与知识的对立，在波兰尼看来也应当消除，因为任何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
这样，波兰尼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黑格尔。
黑格尔把宗教和艺术都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方面，这表明，他混淆了知识与信仰的界限，实际上把信仰当成了最高的知识类型，而知识当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实证主义者把经过狭隘理解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更加大错特错。
相比之下，马克思划分生活与意识，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然后把科学作为意识的升华形态，强调科学与生活的统一，这种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黄慧珍认为，马克思过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视了觉的作用。
这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终结论意味着，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之后的社会称为人类社会）作为醒的状态，与它之前的阶段（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作为觉的状态，两者之间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
而过程论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之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马克思一生既有终结论观点，也有过程论观点，但早期终结论色彩较浓，后期过程论色彩较浓。
表现在觉、醒关系上，马克思早年认为人可以完全进入醒的状态，后期则认为觉的状态会永远存在。
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中，马克思早期倾向于人类可以超越必然王国，晚年则倾向于必然王国永远存在。
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观点中的两种倾向分离开来，各自得到了片面发展。
这种分离和片面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批判。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回到马克思，而且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进行批判，表现在信仰问题上，是重新划分绝对知识与绝对信仰的界限。
就我本人的观点而论，我认为共产主义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成立的，终结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
只有过程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知识。
〔觉醒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通过学习西方名著文化导读,你有什么收获
急急急急急
读后感参考：（1）与道德无关——君主论读后感散乱的意大利各城邦统一之后显然不如其分裂时更有名，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和多元的思想理论将文艺复兴时期打扮得如同教皇缀满宝石的权杖。
这是一柄举世无双的权杖，它将整个欧洲带上了一条新的，并成为了整个地球的主宰。
然而，如同最美好的宝物并不属于最勇敢的骑士，只属于最贪婪的欲望一样，欧洲主宰们的助推器正是赤裸裸的抢夺，残酷的镇压和无情的竞争。
迥异于欧洲，中国在儒家文化千年的洗礼下已被磨去了野蛮的棱角，中正、敦厚、平和的我们面向远古，排斥未来。
内圣外王的思想贯穿着中国王者的教育，“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理论占据着他们的执政思想。
过去，我们凭借文化和思想统治世界，万邦来仪却都心怀叵测；胸怀万里却闭关锁国。
奴化自己和奴化别人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18、19世纪产生了碰撞，侵略者们刚刚亮出了，我们就已经略显悲壮的缴械投降。
获得了完胜，他的著述改变了世界。
的成功在于它顺利的在欧洲诞生。
城邦林立，强敌环饲的给与了霸权理论得天独厚的土壤。
彼时的欧洲，有限的辖地造就了一大批村长国王和县长国王，统治的本意变成了生存而不是享受。
于是乎，卑鄙就成为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也成为了无耻者的座右铭，成王败寇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比别人再多无耻一点点。
本书便给众多的强盗头子们提供了机会，也给人性中的阴暗面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
剩下的工作，便是欧洲强盗们如何更好地践行这套理论，印证这套理论，最后放之四海皆准。
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
老马同志认为人之初本善或是本恶已无需争论，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
”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他精辟的言辞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潜质。
东方和西方，一进一退之间，日后发展的道路便清晰了起来。
所以，并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实在是我们纯真的眼里融不进沙子，风沙一来唯有放弃抵抗而已。
五百年过去了，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就像一把利刃，随时戳穿着政治主宰和商业寡头们的种种谎言。
随时在提醒我们：强者与道德无关，强者与宗教无关，强者只与自己有关。
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各种美德，老马有如下一段描述：“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
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面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老马看透了。
世界越来越小，竞争却愈加激烈。
无论是战争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颠扑不破。
1998年金融危机，伪善的西方政客和资本家们联手吹大了东南亚的经济泡沫，人们突然发现天堂和地狱竟仅一纸之隔，第三世界的“群氓”们被狠狠的欺骗和抛弃。
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席卷而来，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多少年前开始的游说收到了效果，他们表里不一，大发其财，其苦果却要由全世界的人来承担。
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掠夺也没有一天消失过，君主们却悄悄发生了转变，他们被上文明的衣衫，行使文明的欺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相同的结局绝不会再次上演。
得益于国人眼界的不断拓展，知识层面的持续扩大，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这样一本影响了后世众多政治家、企业家、帝王和流氓的著作，也看到了辉煌成就之前的龌龊手段，了解了他们一袭晚礼服下面的满身脓疮。
时期，朝中的大佬们提出了“”的口号，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利用他们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崛起。
强大，往往与道德无关。
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究取决于我们自己。
（2）《君主论》读后感正如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马基雅维利确实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在《君主论》书中都奉献了出来。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 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
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
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
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
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
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
就像人们爱戴，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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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学论读后感
[大教学论读后感] 教育必须适应自然 ——《大教学论》读后感 一、内容梳理 《大教学论》（[捷克]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是17世纪世界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最重要的著作，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理论的著述，其内容不仅涉及教学论，同时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目的、德育、体育、学制、课程等，大教学论读后感。
它奠定了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使教育学从综合性的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夸美纽斯是捷克人，他生活的年代是1592－1670年，相当于我国明代万历20年到清康熙9年，他终生从事教育工作。
他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他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
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被推崇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
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教育学说包括在他的《大教学论》中。
《大教学论》实际上包含了整本教育学的内容，并且奠定了今日分科教学法的基础。
这里介绍的是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教学论》版本及该书目录。
在夸美纽斯的256种著作中，最能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他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便是《大教学论》。
这部著作虽名为《大教学论》，但实际上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教学论的范围，涉及教育理论的各个方面。
它奠定了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框架，是教育学从综合性的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它标志着教育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端。
《大教学论》的宗旨就是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出身高贵或出身微贱，男人或女人，都应受到教育，获得知识、德行和虔信。
夸美纽斯力主初等教育成为普及教育，在每个小村庄都设立学校，不使任何人被排到社会的安适、和平、宁静，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使人人有工作、有饭吃，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夸美纽斯为此奋斗终身。
《大教学论》提到的人名有八十余人，其中，引证的古希腊、罗马人共有38人，可见他对希腊、罗马教育遗产的重视。
基督教的《圣经》仍然是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大教学论》共三十三章，可以分成六个组成部分或六编。
（一）总论，第一至十四章，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做全书的绪论或引言。
第二、三、四章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第五、六、七章论述教育的作用或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第八、九章论述普及教育问题。
第十、十一、十二章论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十三、十四章探索教育和教学的规律或总的指导原理。
（二）体育（健康教育），第十五章。
（三）教学论，第十六至二十二章，又分三部分：（1）教学原则、规则和方法，第十六至十八章；（2）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第十九章；（3）分科教学法，第二十至二十三章，分别论述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语文教学法。
（四）德育论，第二十三至二十六章，分别论述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纪律和学生读物的精选。
（五）学制和课程，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分别论述了统一的、互相衔接的四级学制及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及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制度。
（六）总结，第三十二至三十三章，论述了本学校改革方案的优越性以及实现这一方案的必要条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协作，共襄义举。
二、目录 扉页 向读者致意 献词 教学艺术的用途 第一章 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纯粹、最卓越的 第二章 人的终极目的在于来世 第三章 今生只是为永生作准备 第四章 为永生作准备有三个层次：认识自己(认识万物)、管束自己、皈依神 第五章 这三者(学问、德行、虔信)的种子已天然地种植在我们身上 第六章 如果要造就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完成 第七章 人最容易在年轻时形成，若非这个年龄，就不能正确地形成 第八章 年轻人必须接受公共教育，因此学校是必需的 第九章 所有男女儿童都应该上学 第十章 学校应提供广博的教育 第十一章 在此以前没有过完善的学校 第十二章 改革学校是可能的 第十三章 改革学校的基础必须是万物的确切规则 第十四章 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 第十五章 延长生命的基础 第十六章 教和学的普遍要求，亦即必须准确地达到预期结果的教和学的方法 第十七章 教和学的方便性的诸原则 第十八章 教和学的彻底性的诸原则 第十九章 教和学的简明性和快速性的诸原则 第二十章 各种科学的教法（科学教学法） 第二十一章 人文学科的教法（艺术教学法） 第二十二章 语文教学法 第二十三章 道德教学法 第二十四章 灌输虔信的教学法 第二十五章 如果我们想按照纯粹基督教的律法改革学校，就必须从学校中清除异教徒的书籍，不然，无论如何也要在使用它们时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 第二十六章 论学校纪律 第二十七章 论基于年龄和学业的学校的四级划分 第二十八章 母育学校素描 第二十九章 国语学校素描 第三十章 拉丁学校素描 第三十一章 论大学，论学生的旅行和光明学院 第三十二章 论通用的完善的教导规则（论教导的普遍和完善的秩序） 第三十三章 实现此种通用教学法的前提（论实行这种普遍方法的前提） 后记 附录 夸美纽斯对几个重要教育问题的主张——纪念夸美纽斯诞生365周年 扬，阿莫斯·考门斯基（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思想 译名对照表 三、精彩摘要 描绘艺术中的艺术（教学艺术）是一件繁难的工作，需要非凡的批判；不独需要一个人的批判，而且需要许多人的批判；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眼光能够如此敏锐，使任何问题的大部分不致逃脱他的观察。
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
人的终极目标在今生之外。
今生只是永生的预备。
永生的预备有三个阶段：知道自己（并知万物），管束自己，使自己皈依上帝。
关于教育中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说：“人人都有一些关于神的概念，人人都把最高的地位归给神。
”柏拉图也说：“上帝是至高的善，高于一切存在，高于自然；一切造物都趋向于他。
”《圣经》上说：“爱好真理的人容易看到真理，寻求真理的人容易发现真理。
它让悟性去见它，凡是在它的门前等候的人都可以不受麻烦就得到它。
”要告诉他们，凡是行为良好，值得站在上帝跟前的人就是加倍幸福的人。
但是生时与上帝相通的人，死后便会到上帝那里去。
《圣经》应该成为基督教学校的第一个字母和最末一个字母。
教育的作用：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
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
实际上，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柏拉图 “人若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个最温良、最神圣的生物；但是他若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了错误的教育，他就是一个世间最难驾驭的家伙。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因为他们既然是人，他们就不应当成为无理性的兽类，不应当变成死板的木头。
教育的早期性：人最容易在少年时期去形成，除了这种年龄就不能形成得合适。
最谨慎的办法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去把人形成到合乎智慧的标准。
教育应当从早开始。
学校教育：青年人应该受到共同的教育，所以学校是必需的。
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进学校。
学校教育应该是普遍的。
所以所罗门所说的关于美丽但是愚蠢的妇女的话，对于有学问而没有德行的人也是适用的，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教育是生活的预备，能在成年以前完成。
教育中的秩序：改良学校的基础应当是万物的严谨秩序，读后感《大教学论读后感》。
时间的巨流是因什么媒介才这样准确地和连续地分为年、月、日的呢
没有别的，只是由于苍天的不变的秩序之故。
所以，教学艺术所需要的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要把时间、科目和方法巧妙地加以安排而已。
教导的严谨秩序应当以自然为借鉴，并且必须是不受任何阻碍的。
现在就很明白了，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是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的。
一旦这个原则彻底地被掌握以后，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一样自然。
西塞罗说得很恰切，他说：“假如我们把自然看做我们的向导，她是决不会把我们领入歧途的。
”他又说：“在自然的指导之下，迷途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建议是要经心地注视自然的作用，要去模仿它们。
关于语文学习：一切语文都不要从文法去学习，要从合适的作家去学习。
语文的学习，尤其在青年时代，应当和事物的学习联系起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语文的认识，即我们的对事实的知识和我们表达事实的能力得以同步前进。
因为我们是在形成人，不是形成鹦鹉。
一切语言通过实践去学比通过规则去学来得容易。
教育的兴趣：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的求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
教导的方法应该减轻学习的苦楚，使学生在功课上不受到任何阻碍或耽误他们的进步。
教育中的实践性：假如教师教授任何事情的时候，同时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告诉学生，学生的工作就会来得轻松些。
只有那些易于指明用途的事情才应教给学生。
对于每门学科，都要考虑它的实用问题，务使不学无用的东西。
凡是学过的东西都应该由一个学生传授给另一个学生，使没有知识不被利用。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我们才能懂得“假如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你的知识便是无用的”这说法的意思。
有一句话，说：“教导别人的人就是教导了自己。
”这是很对的，因为不仅时时复习可以把一件事实不灭地铭刻在心灵上，而且“教”的本身对于所教的学科可以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凡是应该知道的就必须教。
凡是所教的都应该当做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并有一定用途的去教。
凡是应当做的都必须从实践去学习。
师傅并不用理论去耽搁他们的徒弟，而是从早就叫他们去做实际工作；……所以，在学校里面，应该让学生从写字去学写字，从谈话去学谈话，从唱歌去唱歌，从推理去学推理。
这样一来，学校就可以变成一个忙于工作的工场，凡是努力获得了成就的学生就可以体验到一句成语的真理，就是：“我们同时形成了我们自己，也形成了我们的材料。
”昆提利安在多年以前就说过：“通过教诲，路途是长远而困难的，通过榜样则是短捷而可行的。
” 因为德国人有一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他们说：“良好的领袖就有良好的随从。
”忒楞斯的话也很恰当，他说：“只要你先走，我一定跟上来。
”儿童学习行走、奔跑、谈话与游戏，全是这样从模仿学来的，不要任何艰难的规则。
规则对于悟性像一些荆棘，要懂得它们的意义既需注意，又需能耐，而榜样则是最愚蠢的学生也可以受益的。
没有一个人单靠规则精通过任何语言或艺术；至于通过实践，即使没有教诲，精通也是可能的。
产生一个艺术家的是实践，不是别的。
教学的选择性：辛尼加说：“时间这样的宝贵，却去学习这么多无用的东西，这是何等的疯狂啊。
”所以，无论什么东西不可单因它在学校里有价值去学习，要因它在生活上有用处才可学习，这样，一个学生学得的知识才不至于一出学校，立刻就消失掉了。
凡是所教的都应该坦率地教，不可错综复杂地教。
教学的直观性：我们由此可以为教师们找出一条金科玉律。
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到感官跟前。
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视官的跟前，一切听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放到听官的跟前。
气味应当放到嗅官的跟前，尝得出和触得着的东西应当分别放到味官和触官的跟前。
假如有一件东西能够同时在几个感官上面留下印象，它便应当和几种感官去接触。
一个人如果看见过一次人体解剖，较之读完了最详尽的解剖学，可是实际从严没有看见过解剖，对于人体各部分的关系一定知道并记得准确得多。
所以说：“看就是信。
教育中的纪律：我们不可能谨慎到不让任何恶事得到一个进口，所以，严格的纪律是必须用来制止邪恶的倾向的。
有需要的时候就应当利用责备或惩罚，斥责或鞭挞。
这种惩罚永远应该当场执行，使邪恶刚一出现就可以受到遏抑，或尽可能连根拔除。
波希米亚有一句谚语说：“学校没有纪律犹如磨盘没有水。
”这是很对的。
因为如果你从磨坊取去了水，磨盘就会停止，同样，如果你从学校取消了纪律，你就是剥夺了它的发动力。
因为纪律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不会失败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来使我们的学者变成真正的学者而已。
严格的纪律不应当在跟学习或文术练习有关的事情方面去用，只能在道德问题遭到危险时用。
凡是想把青年捞入德行的网里的人，他就必须一方面用严酷的办法使之畏惧和恭顺，一方面用温和与情爱的办法去抬高他们。
凡是能够结合这两个极端的教师就是幸福的教师
凡是能够得到这种教师的孩子就是幸福的孩子
凡是愿意在学校里面求学的人就必须服从学校的纪律。
纪律有三等：第一，不断的监视，因为我们决不能全然相信孩子们的勤勉与天真。
（难道他们不是亚当的子孙吗
）我们必须使他们时时处在我们的监督之下。
第二，谴责，凡是越出了正轨的学生都应该通过谴责唤回理性服从的大道。
最后，惩罚，如果劝告没有效力就必须惩罚。
不过，一切纪律都必须谨慎地施用，除了诱导学生完全做好工作以外，没有别种目的。
四、读后感 《大教学论》是夸美纽斯在教育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夸美纽斯的全部教育思想都不过是《大教学论》中表达过的基本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应用。
《大教学论》体现了夸美纽斯在教育史上的许多首创性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专门的教育理论著作，为近代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被教育理论界看做是近代教育开始的标志。
所以夸美纽斯又被称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要想很好的读懂《大教学论》就要首先来认识夸美纽斯其人。
夸美纽斯是十七世纪杰出的捷克教育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
他出生于1592年，去世于1670年，他生活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夸美纽斯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批判旧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为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反对封建的等级教育，主张实行全民的普及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为后来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他所创立的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更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为我们后人广泛采用，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夸美纽斯多次提到了圣经、上帝、魔鬼撒旦等，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受其时代所限，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
他的教育理论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这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从小受到教会的熏陶，是一个执着的信徒。
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中，一方面主张学习实际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加强了神学的教学，宗教色彩十分浓厚。
不过尽管如此，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于我们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在读其著作时，取其精华，抛其糟粕，就象我们文韵书斋的读书格言那样：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但必须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开。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有许多首创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一切事物 夸美纽斯因他的“泛智论”而著名，他下的界说：“我们希望有一种智慧的学校，而且是全面智慧的学校，即泛智学校，也就是泛智工场。
在《大教学论》的著述中，夸美纽斯详细了阐述了他的人性观，“人是造物主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因而他应当成为理性的动夸美纽斯又提到了和谐教育，走中道之路。
即热切期望所有的人都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之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强调“人的本身，里外都是一种和谐”，人在身心各方面都存在着和谐发展的因素（“种子”），教育就是要使这种因素真正得以发展。
教育的目的，就是物、一切造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形象和爱物。
要从知识、道德、身体和艺术等方面去全面发展人，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二）关于一切人 夸美纽斯主张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权享受教育，“不独有钱有势的人的儿女应该进学校，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
对于为什么要实行义务教育，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驱，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是这样认识的：“只有各阶层的人民不会因缺乏必要的知识而落后干其他人民，革命变革所取得的进步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
承认上述各点，一切都要依靠国家所给予的正当的教育。
” 义务教育应该是一种全人教育，一种社会公民教育。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具备最基本的、系统的、全面的科学文化知识，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义务教育，即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在生产发展和现代生活所必须，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掌握全部的知识，全面发展的教育”。
（三）关于全部艺术 教育是艺术，有教材教，整合教育资源，设计教育，研究教育。
夸美纽斯认为一个教师同时教几百个学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要紧的；因为，对教师、对学生，这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
那么“怎样用同样的书去教一切学生呢
”夸美纽斯也是有所阐述的，他对于这种书籍有很高的要求，认为“这种书籍应该为每个学校编写出来的——要按照前面所规定的达到容易、彻底和时间经济的目标的规则去写——应该构成一种全部学科的完全的、经济的、准确的缩影。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该写得简单、明晰，应该充分帮助学生，使他们在必要时可以不必假助老师，自己就能进行学习。
” 教学艺术是教学方法的升华。
王作仁等主编的《教育词典》中指出，教学艺术是“能达到最佳教育效果的各种知识、条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
从夸美纽斯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到洛克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教育之故” 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想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掌握一定的教学艺术，从而使自己的教学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大教学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
《大教学论》结合作者的实地经验阐发了一些教学经验。
以理性的语言宣扬大教学的理论和方法。
探求人类的本性，以基督教的理论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平等及原则，力求老师教都得少，而学生学得多。
“大教学论”，就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这是一种教起来准有把握，因而准有结果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起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就是说，它不会使教员感到烦恼，或使学生感到厌恶，它能使教员和学生全都得到最大的快乐；此外，它又是一种教得彻底、不肤浅、不铺张，却能使人获得真实的知识、高尚的行谊和最深刻的虔信的艺术。
〔大教学论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论无神论——读后感 《培根论人生》中的
* 默想 - 地球自转的斜角，地球的重力，大气层的成分比例，地球与太阳、与月球的距离，恒星的大小和与行星的距离等各种条件，若无精密的上智安排，而略微随机变动一点，就会对人类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何地球上适宜生存的条件精确得恰到好处
为何在大宇宙空间的无数群星球都能数光年间有序地按特定轨道运行
如果人类不相信这一切是由造物主创造的，就该相信宇宙万物只是由众多质子、分子偶然凑合而成的，宇宙本身并无意义。
此观点等于在承认：一大堆钢铁条和水泥沙子在偶然间自己会凑合成一座智能化的大楼
宇宙万物是运动的，有动力必有推动力。
此推动一切运动的总力量来自何处
“造物主是从无到有的第一动力” ——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 -人类的有限智慧，只是因为获得了无穷的上智的微光。
“一个不信仰真神的民族，就什么事都可以做。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基督信仰两千年来的强大生命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降世传道、死而复活这个历史神迹之上，亦离不开天主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徒的苦难与祝福中不断的力量彰显。
今天看来，由一个在世上卑贱受屈辱、三十多岁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之子，带来了改变世界历史、涤荡人类灵魂的基督教文明，这本身不是一个神迹吗
至今基督的信仰者人数最多，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有文盲也有众多大科学家如牛顿；有各阶层的卑弱者也有权势阶层的国家首脑如美国总统们。
这些人都跪在这位“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的上善若水者的脚下，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
……全然追求知识理性的人们，最终会经历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藩篱，以接近那位无限、绝对的自有永有者。
这不单是日益败坏的后现代社会的盼望，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灵魂的拯救。
这拯救不需要借助人的科学与理性，也不需要摧毁人的科学与理性。
这拯救恰恰是要使科学、理性、道德、人的生命，沐浴在永福的神圣之光下。
非洲沙暴显出基督的面容 耶稣的面容于九三年二月一日奇迹般地出现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索马利亚一场沙暴中。
一张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所拍摄的照片，清晰地显现出一个约500英呎（152公尺）高大的影像，盘旋在风暴尘沙袭卷的云层中，就在当天的索马利亚首府Magadishu的上空。
根据报导，一场巨大而激烈的暴风沙扩展至9哩（约14公里）的范围。
当一股漩涡打着尘沙卷向 天空时，一张约数百英呎高的脸孔影像开始在空中显现。
几分钟内，目击者注意到那个影像不仅看似熟悉，而且与全世界的绘画中的耶稣基督完全相符。
由于几项不甚明朗的理由，海军陆战队员们被禁止与新闻界讨论该事件。
但一位士兵不仅看到了那个脸孔同时也将此难得的镜头拍下来。
他说「我并非信仰最虔诚的人，但是当我看见耶稣基督时，我认出了他
当你看见基督时，会忘了思考，只是跪下来祈祷，尔后开始落泪。
」 根据目击者的说辞，那场沙暴持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当一股尘沙在其周围旋转飞舞时，基督的面容依然凝定不动，而后随风飘逝。
索马利亚当地的报纸报导，有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基督的脸孔消失前曾亲眼目睹。
即使大多数的当地人信奉回教，他们竟也立刻辨认出他是谁。
持怀疑论者提出异议认为仅是一场风暴所产生的一个幻觉；更有观点认为是美军的高科技技术在作怪。
而天主教会已安排一项详细的调查，确信那是天主神藉由此方式告诉人们，应该互相友爱而非互相残害。
教会人士说：「自从耶稣的脸孔在那次风沙现后，当地便有200多个重病不药而愈等奇迹的传言。
我们正尽力调查核实。
」 每周世界新闻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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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
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
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
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
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
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
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
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
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
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
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
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
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
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
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
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
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
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
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
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
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
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人死后的真的会去另一个空间吗
冀州市之名渊源于古冀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冀为“九州之首”。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于此置信都县和信都郡，隶冀州。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今冀州市开始联系起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属真定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冀州为冀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县改属冀南区五专区。
1946年2月，正式命名“冀县人民政府”。
1993年9月22日，冀县撤县建市，定名为冀州市。
冀州历史名人1、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云台二十八将”，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曲阳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 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太学”，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太学，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丽（今朝鲜），两年后被高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拓跋弘（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冯太后再度临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革。
如:提倡汉化，修孔子庙，提倡儒家思想；建立学校，大兴教育；严禁鲜卑族同姓结婚；革除鲜卑族信奉巫术的风习；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荒芜了土地分给有力耕耘的丁壮，收缴租税以利国家；建立户籍制与俸禄制等。
经过冯太后所主持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王朝摆脱混乱局面，抑制了豪强的掠夺行为，使国家日趋安定，北魏逐渐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为孝文帝亲政后更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严于执法，有两个亲王因贪赃枉法受到检举，许多王公大臣为之说情，冯太后依据朝规，将这两名亲王削去封爵，终身监禁。
冯太后生活朴素，穿的衣服都是素色绸帛，吃饭用的桌子仅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也比其他皇帝和皇后少得多。
她生前还写下遗嘱，规定坟墓长三十步，葬室长宽一丈，用普通棺椁，不用殉葬器物。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年仅49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对推动北魏封建化和汉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5、刘焯刘焯（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6、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7、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8、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