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后感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
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
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
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
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
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
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
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
《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
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
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
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
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
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
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读《中国通史》，是傅乐成的好还是吕思勉的好
1.吕氏的书写作太不符合读者阅读思维规律。
尤其是制度史部分，吕思每写道一些事情，就喜欢拉拉杂杂牵扯出一大堆古书摘录，以古人评价该事例的话语众多来作证作者并非信口雌黄，作者的评论是“正确有考”的，是能旁征博引的。
于是全书充满着半文半白的大段风格不一致的文字。
这种写作风格非常令人讨厌，①这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很不流畅，思路不断地被停滞，就好像在行驶中不断地刹车一样，非常不流畅。
②不断地考证与佐证，就如同我想买本微积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看看，你却在里面写了大段大段的数学分析先证明一下每一个数学理论的正确性
有必要嘛
读者不是在买考证，写这么多字数纯属是浪费读者的买书钱。
2. 事实上，就算是吕氏所谓的各类制，也毫无亮点之处。
大概是我早已看过当代一些专门的中国制度史内容，比如土地行政类，官职类的，所以我觉得吕氏所写的那些实在是太零散不成体系了，既不深入，也不系统。
就算是当知识普及，也数量远远不够。
我一直觉得，既然你是在写中国通史，有必要带到太多制度史的内容吗
本末不分。
如果要看制度史，我干嘛不专门去看专门的著作呢
写得还详细深入。
所以，在中国通史中加入这不相干的内容，不但严重压缩书本的主干（就是通史一块），还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导致任何一块制度史写的草草而过。
吕氏居然在本书中囊括从婚姻、政体、阶级、财产、官职、选举等等等等18大类制度内容，好家伙，你这不写得蜻蜓点水才怪呢
3. 正因为制度史部分严重挤占了全书的篇幅，所以吕氏之书的主体部分（就讲通史）就严重缩水了。
吕思勉写的太简略了，真的是太简略了，以至于你看了后仍然对各朝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仍然不知道。
一方面制度史拉拉杂杂，一方面通史部分简略的几乎等于没说。
因为通史部分也被吕氏的另一写作风格：评论，占据了一部分篇幅，同样评论得没有任何新意。
那真正讲历史的就更少了。
看看傅乐成的通史吧
①他不塞过多古书摘录去占用读者时间，也不多加作者对史事自己的评论，从一开始就对历史娓娓道来。
②傅乐成对历朝过程讲得非常明白，重要人物、突出事件，都很清晰明了。
我看吕思勉所写的汉朝一块，看了后还是不清楚秦汉的整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而看傅乐成所写的，框架很清楚。
所以傅乐成书的净含量，事实上要远远高过吕思勉的。
我也见到有些人说，傅乐成的书仍然太简略了，不详细。
大概有流水账的意思吧。
但什么叫“中国通史”啊
它是通史，不是断代史。
通史的任务就是在读者的头脑里建立起一个5000年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而吕思勉连这最基本的一点都没做到），其他更深层的任务不属于这类书名的范畴之内。
如果读者想看更详细的内容，完全可以去看《剑桥中国史》，或其他断代专著。
正如如果你想看各类制度史，完全可以去看专门著作，不要妄想在中国通史里面能看个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傅乐成要在这几百页的篇幅里面能写完中国通史，自然不可能对每一个朝代事迹都非常详细深入。
我想，吕思勉的书名气之所以超过傅乐成的书，大概正是因为吕氏著书的时代很早，中国当时没有太多与之同类的书籍存在。
而且他旁征博引很多，说明他读书甚广，学富五车。
所以读者慕其名而众多。
但在今天看来，当今比吕思勉写的更好（我不是指写作文采，而是历史研究的深度）的人大有人在。
《吕著中国通史》毕竟是近百年前的著作了，其内容和当今读者有差距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评论地历史深度不够也无可厚非。
但我们读者在买书时，却不可因其名望而将其他当今更好的选择置于视线之外。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正如我今天想学习一下医学，我不会去找本《本草纲目》来看。
虽然吕氏之书仍然在当当京东等销量第一之列，但能不能从中获得多少新知，只有读者你心里最清楚了。
读中国通史第一篇上古史有感,1500字
吕思勉，其人第一次还是在读易中天的《品三国》里见过。
他与陈垣、钱穆、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后知此书是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更是深表佩服。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
史学大师顾颉刚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
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读了之后，感觉确实如此。
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章，“上章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章乃依时代加以连结”。
在上章中，他讲述了中国的文化史 如婚姻，刑法，货币等。
下章讲述了中国政治史，如五胡乱华，唐朝的中衰，清朝的覆亡等。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的历史观。
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
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
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
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
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
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 中国的上古史断在战国末年，中古史是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或者史秦代开始值清末止。
而宋代即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
我们应该从何着手研究中国的历史呢
吕先生提出了三种方法，值得借鉴。
一．由上而下，自古至今，循着时代的先后来做通体的研究。
二．和一正好颠倒次序，由下溯上，自今至古。
三.凭着自己的兴趣，依自己的便利，做为研究历史的开端。
治史之人必须遵循三点：史才，史识和史德。
什么才是史才
就是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分析就是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个方面看。
“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综合能力就是能将表面上绝不相同的两件事获两件以上的事，能将它合起来看，从而看见一事的多面。
史识就是对一件历史事实“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
史德即是“不抱偏见，不凭主观，不求速达。
”
了解历史
读媒体不如读报,读报不如读书,读书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读野史不如读笔记. 真实和通史是两回事,想要真实推荐你读古人的笔记,想读通史你读，范文澜、蔡美彪著《中国通史》，比较全面 下面介绍一些相关的通史书：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
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
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
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
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
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
〔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
〔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
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
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
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
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
〔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
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
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
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
”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
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
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
”〔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
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
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
呜呼
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
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
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
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
”〔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
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
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
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
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
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注： 1.《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
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黄现璠、刘镛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参考资料： 1.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范文澜版 范文澜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
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
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
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
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
1968年7月20日，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
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第一册是中国通史第一编 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
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第二册是中国通史第二编 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
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
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
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
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
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
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
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
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
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
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
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
共两章。
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
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
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
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
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
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
第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白寿彝版 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
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
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
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
《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
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
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
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
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
没有谁写的中国通史最客观,全面,只要是人写的便会带有主观的颜彩...要看比较真实的历史...便不要看范的,因为我是修中史的,他写的真是欠缺某些成份(大家都明白吧)要是想纵观中史,的<国史大纲>真是不错,它蛮完整。
＜剑桥中国史＞也不错,很清楚,资料丰富。
的书,如〈中国人史纲〉,都很主观,就是骂人骂得很痛快...再不是的话,可以看香港中学的中史教科书,我个认为它们都尚算客观,全面。
而且字数少,要快速理解中史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真正了解中史,并不能只看一两本书。
主观,客观的都要看,再自己分析,才去判断每一件事件中谁对谁错,每一件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还有每一件事件之间的关系。
中国通史春秋争霸观后感
《中国通史》作于吕思勉，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又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初版于1923年9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
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为此，本书也是其中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一部。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
北大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专业本科 四年所用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隋唐篇参考书】《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
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
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
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
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