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示众与周作人喝茶读后感
网上就有人直接指出：鲁迅不会品茶。
其依据很简单，在《喝茶》一文中，鲁迅非但不能尽现喝茶的乐趣，而且还极力反对把喝茶当成一种清福，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文化修为的人，他在“喝过茶，望着秋天”时，竟然不是应情应景地赋诗作词，一展儒雅风姿，而是大煞风景地“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这真是让人茶味索然、诗兴全无了。
周作人则不同，一样的写“喝茶”，一顿一挫都极合茶韵，一字一句皆带茶气、含茶意，他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如此闲情逸致，当然令人神往、令人迷醉。
看来，鲁迅确是一个不知茶之真味的人了。
但是，仅仅通过一篇文章即可断定鲁迅不谙茶道、不识茶趣么
我们知道，鲁迅穷毕生之力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喝茶》一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鲁迅所着意之处并不在茶，而在乎揭出社会痼疾。
在鲁迅看来，麻木不仁当然不好（那样的人即使背上被刺一尖刀也会茫无知觉），但感觉太过细腻，受不得一点痛、一点苦，处处讲究精致、讲究安逸、贪图享受，也同样是一个民族“牌号”即将“倒闭的先声”。
由此，鲁迅又一次将笔触指向了广阔的社会。
事实上，在生活中，鲁迅与茶的关系极为密切，根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几乎天天喝茶，在他的日记中，与茶有关的记录也是随处可见，如赠茶给友人、捐茶参加公益活动、与友人一起外出喝茶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抱括茶文化），且又那样爱茶、天天喝茶的人，竟然不会品茶；即以《喝茶》一文来说，虽然作者本意不在茶，但如果我们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品茶的功夫及其对茶的深刻认识。
诚如有人所言，鲁迅认为喝好茶要用盖碗，这无疑是经验之见，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也绝不是一个不会品茶的人所能“品”出来的。
的确，从品茶的角度来说，人们对鲁迅《喝茶》一文所反映的观点是存在着很深的误解的。
比如，鲁迅在文中屡屡提到“粗茶”、“好茶”等字眼，这其实已经包含了他对茶品的鉴别，只此一点，即可证明他是一个懂茶、会品茶之人。
同时，他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这也同样是对“好茶”和“喝好茶”的一种肯定。
至于他为什么又要在“清福”两个字上加上引号，原因乃在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贫弱交加、风雨飘摇）之下，当大多数人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而且随时有生命之尤的时候，作为“上等人”，却不能与广大民众共度时艰，而去追求所谓的精致、所谓的品位，沉浸在“好茶”的清福之中不能自拔，这无疑是有悖天地良心与人的良知的。
引号所否定的并非“好茶”与“清福”本身，而是人的刻意追求精致、贪图享受的行为。
在鲁迅看来，当时的社会正像一个喉干欲裂、精疲力尽的工人，他所需要的绝不是精致和品位，而是解渴、安神、去乏、养气。
这样，鲁迅就自动与“粗人”站在了一条线上，而作为一个“粗人”，当然要有所担当，也就自然不会劳心费神地去为喝茶而喝茶，以从中喝出品位、喝出优雅、喝出诗意了。
所以，鲁迅不是不会品茶，而是不会刻意去品茶，他必须“横眉冷对千夫指”，他还将“俯首甘为儒子牛”，哪有那么多功夫去细品慢咂呢
鲁迅每天都喝茶，但大都采取一种“粗喝”的方式：茶又浓又苦，以便能提神醒脑。
当然，他并不完全拒绝精致、细腻的喝茶法，偶尔也会和朋友去品一品茶，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正像他所说的：“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 与鲁迅偏重于茶的功能性作用不同，周作人喝茶，却一定要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但他也主张：“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
可见，周氏兄弟俩在喝茶的问题上至少其观念主张并无根本抵牾，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
人们常说：茶品即人品。
周氏兄弟俩在喝茶问题上的各有侧重，正是他们不同人生道路的真实反映。
当然，相比而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远比他们在喝茶主张上的差异严重得多。
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周作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精神与喝茶主张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当我们反观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实情，他以不作为的姿态，主动疏离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放逐作为一个受过新文化濡养、出过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就并不可取。
而鲁迅从品茶出发，考察人间世相，针砭社会时弊，充分地展现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斗士风采。
诚然，鲁迅舍弃在茶中悟道、在茶中得闲乐而直接向社会丑陋现实开刀的做法，与我们想象中的茶道与茶义并不相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当时历史与鲁迅本本人的人生际遇（尤其是其思想演进历程）“知人论世”地对他的喝茶主张进行考察，就会深深地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同时也会对茶道、茶义等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附：鲁迅《喝茶》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
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
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
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
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
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
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
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
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周作人《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
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PapersofHenryRyecroft）神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东方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
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象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字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
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儿，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
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
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千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必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
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
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
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日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
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可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才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
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
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辣酱1：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
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
──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日“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谈而甘香的风味。
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因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鲁迅和周作人有什么区别啊?如果是两个人,请给出他们的资料!谢谢了
[《三兄弟》读后感]这本书已经看完有日了，一直想写点什以记录自己在看书过程感受，只是因为懒惰，迟迟未能实现，而如今，这种感受依然强烈，所以，我还是要把它写下来，留作往后的纪念，《鲁迅三兄弟》读后感。
我的感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书香世家出人才
鲁迅的家庭是个大族，自三代以前就是浙江绍兴的大户，广置田产，资财丰厚。
鲁迅的爷爷是个进士，殿试三甲，做了翰林学士等大官的，而他的爸爸虽然未中进士，但好歹也是个差点中进士的读书人。
要不是因为“高考”作弊，在大考之前企图行贿主考官被抓，鲁迅的家庭恐怕还会继续繁荣下去，而不会是后来的悲惨结果。
我在想，周家人恐怕毕生都对此事耿耿于怀。
要不是行贿被抓，要是不行贿，或者是派个精明可靠的人去送那封信，结果会不会两样呢
历史容不得假设，它本身就是由偶然事件构成的，然而，必然的是，鲁迅家庭的“书香世家”的背景对他们影响很大，如果没有从小很好的文化熏陶，没有一个读书的家庭氛围，恐怕就没有往后大名鼎鼎的鲁迅三兄弟。
2，鲁迅为什么那么能干
从书中所看，鲁迅并非从小就天赋过人的人，他小时候也贪玩，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小动作，喜欢画画，他这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进江南水师学堂还是走后门进去的——托的是叔祖周庆蕃的关系，他当时在这个学堂教汉文兼轮堂监督，很有点权力。
但是鲁迅很努力，是个典型的好学分子，最终凭借在毕业时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被派送到日本官费留学（这也是运气，恰好当年学校有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在往后的日子，鲁迅一如既往的努力，他不像一般的留洋学生那样放纵自己，而是认真学习，勤于写作（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结婚也比一般人晚——作为长子，25岁才奉命结婚，38岁才有孩子，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出点什么），所以说，机遇加努力，成就了伟大的鲁迅。
3，为什么鲁迅的文章那么多
鲁迅著作等身，洋洋洒洒好几百万字，在我看来，鲁迅的文章，至少有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具体而言，就是跟别人打笔战造成的。
有句话是树大招风，鲁迅跟当时的很多名人都有矛盾，比如胡适，章士钊，施蛰存，田汉，顾颉刚，高长虹。
他跟原来跟自己合作的太阳社有矛盾，跟曾经的左翼盟友——尤其是后来加入“国防文学”联盟的作家有矛盾，甚至跟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也有很深的芥蒂。
跟鲁迅交战过的敌人，细细数来，不下百位。
文人的斗争与武夫的斗争不一样，他们不会舞刀弄枪，但是会舞文弄墨，利用白纸黑字，暗中骂人。
因为应战的需要，所以催生了很多作品，比如《且介亭杂文》与《华盖集》中的大部分作品。
同样因为迎战需要，也迫使鲁迅疯狂的学习，例如，他知道很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骂自己，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购买了很多德文的马克思原著，反复阅读。
所以说，鲁迅的成就，与他的所处的环境有关系。
他身处一个黑暗的时代，身上扛着重重的压力，,而他又化压力为动力，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鲁迅。
4，鲁迅为什么会和周作人“兄弟失和”
这是我心头始终残留的疑云，看完这本书之后，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为什么昔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到最后会成为敌人呢
为什么两个人终身不能和好呢
这本书的答案很笼统，它借鲁迅的一个朋友许寿裳的话，把责任归咎于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
大意是羽太信子性格不好，生活奢靡，鲁迅曾经看不惯，就说了她几次，她心怀怨恨，就向丈夫周作人作梗，诬陷鲁迅，结果导致了兄弟失和。
然而，我始终不大相信这个理由，假如仅仅是“作梗”“诬陷”，鲁迅难道不会向弟弟辩白么
他那么会写东西，写封辩白信费什么事
另外，周作人好歹也是个大文人，看他平常为人处世，称得上一个心胸开阔，豁达开明的人，他会因为哥哥对老婆有意见，说了她几句就一辈子不理么
故人讲“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如果仅仅是以上原因，矛盾肯定不至于这么僵。
这个原因，当事人不解释，他人是很难知道真相。
我们只知道两兄弟失和是在1923年7月14日，鲁迅的日记里有早上一大家人还一起吃饭，晚上就各吃各的记载，周作人的分手信写得极有文采：“……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读后感《《鲁迅三兄弟》读后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融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
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
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我们只知道鲁迅一气之下搬了家，后来回家搬东西的时候还遭到了作人夫妇的辱骂和打斗——鲁迅回书房搬书的时候，周作人一度飞书砸他，弄得他躲闪不及，狼狈不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我们只知道，鲁迅死的时候，周作人也没有来看过他，至于两人为何有如此深仇大恨，真希望有学者能给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5，对周作人的评价?人们都说周作人是个大文豪兼大汉奸，这本书也不例外。
我没有读过几篇周作人的文章，因此对他的文才不做评价，但是他的人品极好的。
三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八道湾，跟他一起住，想必他对母亲也是极其孝敬的，要不他为什么不跟鲁迅，建人走呢
虽说鲁迅每年都会寄钱给母亲用，但是他人不在身边，大病小病不知道，吃喝拉撒管不着，这一点，作人功不可没。
此外，跟鲁迅的八面树敌不同，周作人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处理的很好，他跟很多人都合得来，也帮助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很多鲁迅深恶痛绝的敌人。
这些人，在他落难以后给了他很多无私的帮助，可见周作人的人品还是极好的。
然而，他竟然做了汉奸，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腐文人。
这与很多因素有关系。
一方面是家庭拖累，出走不方便。
的确，他上有古稀老母，下有自己妻儿，身边还拖了个周建人的妻儿，一家九口都是他一个人养着，要是贸然出走，很定非常苦难——这也是他跟很多人解释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周作人不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性格的软弱。
首先，他没有鲁迅决绝的勇气，做事情不够干脆。
其次，他架不住太太软硬兼施，他既肯为了老婆跟哥哥闹翻，也会为了老婆做其他的妥协。
再次，他对他的处境抱有侥幸的心理，他自己也说过“我又不是蔡元培那样的学者，也不是胡适那样的政治老手，我只是个会写点东西的人，会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或许，他也想“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或者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种种以上因素，造成了往后万劫不复的结果。
虽然他是个汉奸。
但是从心底上，我并不讨厌他。
他跟许多拿着刀枪杀人的汉奸不同，他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干过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他最多不过是当了日伪政权下的教育总督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做了好事，比如他保护了北大以及其他几所大学的财产，并使之有所改善，他保护了很多落在沦陷区的共产党，他最大的罪名——帮助日本人从事奴化教育，几年后事实上也证明了为中国人免费学习日语提供了便利。
此外，他本质上是个文人，他并不懂什么权术阴谋，也不好这口，他所好的唯有一支笔，一杯苦茶而已。
不管是以前的穷教员，还是后来的“身居高位”，他都过得十分清苦，一如其诗里所自比的“没有穿袈裟的和尚”。
所以，建国以后人们抓住他政治上的错误大加挞伐，给他戴帽子，不准他发表文章（一度只能发表与鲁迅有关，其他文字皆无人敢发表），否定他在文学上的功劳，这是严重失之公允的。
6，对周建人的评价?对于这个人，我至始至终没有好感。
原因有三个：第一，他对他的家庭没有付半点责任，一点都不爷们。
他的母亲是他两个哥哥养的（前期大哥出钱，二哥出钱又出力，后期几乎全是二哥供养）。
他的老婆羽太芳子以及芳子所生的孩子也是他二哥供养，他不仅不负责任，还在外面改个名字找小三，以为别人不知道。
最后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生了个孩子，又没有能力抚养，还要大哥鲁迅出奶粉钱，实在是可鄙可恨。
第二，他在小时候，二哥给了他那么多帮助，给他钱花，赠书，帮他改稿子发表，助他出国留学，甚至在他春心萌动的那几年，睡的还是二哥的妻妹，但是他似乎一点都不感恩。
在建国以后，哥哥成为“政治贱民”了，身为高官的他竟然都不去看他哥哥一眼，仅有的一次看望还是在当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要求下才跟着去的。
他之所以不肯帮助他哥哥，恐怕也是出于“亲君子，远小人”考虑，怕的是跟哥哥惹上关系，影响自己的声誉。
第三，在那样一个颠倒黑白的混乱年代，成千上万的英雄受到了冲击，甚至倒下了，老舍，傅雷，甚至包括叶圣陶，而他竟然没有不受一点影响，不降反升，官位越做越大，实在让人费解。
他在建国以后，靠着大哥的面子扶摇直上，1954年当选教育部副部长，反右时荣升浙江省省长（原省长沙文汉因划右被开除党籍，撤销所有职务）。
文革时任浙江文革委员会副主任，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70年当选政协副主席，民进党主席，1975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至1978年再次蝉联此职。
据说当年老江有他养父是革命烈士罩着，还在农村劳动改造了两年，他能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实权在握，毫发无伤（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西安“考察”，全城官员出动，规格甚大），也真算个奇迹。
如果要评幸运指数，大概世界上除了他，就只有老毛可以跟他相比。
《鲁迅三兄弟》的确是一本好书，它的内容很全，而且有板有眼有根据，值得好好看。
可惜我看书不仔细，对很多东西一知半解，浅尝则止，所以说不出什么深刻的感悟来。
之所以说它好，还在于他激发了我看鲁迅全集与周作人全集的欲望，等我忙完了手头上了事情，一定找个机会，狠狠的看一看。
下次见。
〔《鲁迅三兄弟》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周作人散文名篇读后感300字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可以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谜案之一。
事情发生在1923年7月18日。
那一天，周作人写了一封绝交信，19日上午交给鲁迅，此信大意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关于这次决裂，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经济”说：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持家“挥金如土”（周建人语），鲁迅对此不满，羽太信子认为鲁迅有私蓄，后因此愈演愈烈而反目，周作人站在妻子一边。
另一种则是“听信谗言”说：即有谣言说鲁迅与周作人之妻有情爱纠葛，周作人听信谗言因此反目。
后一种解释在材料上没有任何依据。
鲁迅传读后感2000字
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究的心理我开始阅读鲁迅，一个伟大寻求着的心声，读到了鲁迅的思想，情感，知识，态度，言行。
了解了鲁迅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更认识到鲁迅外冷内热的热烈情怀，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挚爱。
正因为对人生，才有了对戕害人生的言行的痛彻骨髓的恨，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写照， 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珍贵，我们的人生如果用一种健康科学的态度和思想来经营和维持的话，我们本来可以过的更加幸福和快乐。
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功能的不正常，导致社会家庭生活的不科学不健康，谁之过?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争取和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缺乏对利益保护的追求认识和理解。
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锐利武器，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却让我们弃之如敝履，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吗
一个缺乏有机统一组织的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完全表现他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机体，有完善的系统组织，保证了功能的健全和活动的正常，实现了生命的完美展现，这才是的人生历史。
鲁迅先生为构建新型的国民思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样做了一个彻底的坚定革命战士。
我们却自陷在物欲横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之余，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是我一生的追求，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像鲁迅先生一样做“韧”的努力和奋斗。
周围的人们还会沉迷在现有的唯利是图的圈子里用异样的眼神看人，但在我的好友中已经有人觉醒，趁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悄悄地向着光明的方向轻装前进了。
我要抓紧时间学习，去追赶前面奔跑的人们--------像鲁迅一样，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
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类，连我也在内。
”[7]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隔膜。
绝大部分青年只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投枪、匕首，与封建社会黑暗做斗争，然而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之一。
如此复杂而痛苦的灵魂使很多当代青年不忍去触碰，担心在拷问自身灵魂的过程中，不堪心灵的重负，以鲁迅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人生，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因而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又因为鲁迅文本自身的艰深，使得在快餐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很难摆脱浮躁，认真地肯噬文本当中的深刻。
那么如何打破隔膜，消除启蒙者与启蒙的对象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呢
这些任务自然落在当代青年，特别是那些爱思考，想认识社会人生的青年身上。
其实，当代青年与鲁迅沟通，接受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
在转型时期，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
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再把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首先，借助媒体，广泛展开鲁迅的研讨与宣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也应当让鲁迅不断地走入公共的话语地带，使广大受众接受平民化的鲁迅，不再仅仅作为学者们的私有物。
比如的，就是从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分析这个忧患的灵魂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到了很多“年轻读者的激赏”。
同时以鲁迅生平为蓝本的影视剧创作，同样激起了人们想要全方位了解鲁迅的求知欲望。
可以说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使鲁迅走出象牙塔，进而平民化的有效渠道之一。
其次，读原著，回到鲁迅那里去。
鲁迅本体意义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留下来的全部文本，读是理解鲁迅智慧与哲学的全部基础，是获得个人体验的全部出发点。
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
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心理产生了敬畏而非亲近之感。
消除这种畏惧和隔膜的关键是克服青年与鲁迅的心理障碍，激发青年人积极主动地阅读鲁迅作品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或者自身阅读相关的书籍，从而获得个人对于先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鲁迅观。
再次，进行文本细读，并将这种阅读作为一生的使命。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
进行细读的前提，是要对鲁迅思想形成、发展、转变的背景有所了解。
在历史中解读鲁迅，不断回到历史的原点。
并结合自己日渐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搭建和先生对话的平台。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对于作者的观点，论述内容的总结，以笔记的形式摘录文章当中表明作者意图的话，并对一些名言名句进行必要的记忆。
只有在细读的基础上鲁迅才能径直地走入青年的心灵深处，使青年领略到他作品的风采，人格的魅力，并自觉地把作为自己一生当中重要的资源。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恒变的，因而对于全集的阅读随着时间经历的变化，也要成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代青年正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历，人生体验地不断加深，观察事物的角度也要不断变化。
所以应该把这种阅读当作一生的任务来看待，在成长与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去体会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感受伟大的人格魅力。
阅读鲁迅作品，研究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的社会现状，青年人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当代的鲁迅，克服对于鲁迅作品理解的偏颇，不断地深入理解鲁迅其人，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财富。
同时，把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
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随当代青年一路前行，青年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鲁迅《起死》的读后感
《故事新编》 收鲁迅1922年至1935年长达13年间写的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八篇，而其中《采薇》、《出关》、《起死》等三篇，皆写于1935年12月。
而且，这些小说都贯穿着对当时流行的回避现实，逃避隐遁，是非不分，徒作空言的社会思潮的严肃批判。
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那些提倡王道，宣传退让，散布无是非观的文人学士们的本相和利己主义实质。
在这三篇小说中，尤以《起死》对这一主题表现得最为鲜明，讽刺最为辛辣，揭露得最为淋漓尽致。
30年代前期，这是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日寇加紧侵略步伐，酝酿着对中国的大举进犯，民族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动“围剿”，对进行长征的红军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武装。
同时，配合军事“围剿”进行文化“围剿”，实行白色恐怖，于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变得玩世不恭，不辨是非，宣扬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以自欺欺人。
如周作人就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派的信徒”①，生活的要义是“苟全性命于乱世”②。
林语堂表示自己要做“年轻的顺民”③，说什么“人生在世为何?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④。
针对这种思潮，鲁迅写了不少杂文加以分析批驳，指出“唯无是非观”看来清高，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⑤。
除了写杂文，鲁迅还写了包括《起死》在内的好几篇小说，对这种思潮作形象的揭露和历史的批判，目的正在于“把那些坏种的坟刨一下”⑥。
《起死》取《庄子·至乐》篇中讲的一个寓言构思而成。
作品写庄子去楚国路上见到一个髑髅，他请司命天尊还原了他的生命，原来他是死于五百年前的汉子。
他赤身露体向衣冠整齐的庄子要衣服遮盖时，遭到庄子拒绝，并对他大讲“相对主义”哲学：“衣服是可有可无的……”汉子扭住他不放，他摸出警笛吹响唤来巡士驱赶汉子。
他以自己的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行，揭出了他的“唯无是非观”的相对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欺骗性。
如前所述，《起死》是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
作品对庄子的揭露和嘲笑，是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构思，通过传神的文学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情节细节表现出来的，因而十分犀利畅快和精采透辟，把“唯无是非观”的荒谬和虚假，把宣扬这些观点的文人学士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
“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使之当众出丑，无处躲避，收到了巨大的鞭挞和讽刺效果。
《起死》是一篇艺术形式别致的小说，它是采用戏剧体裁写成的。
这在鲁迅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采用这种形式，当然首先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把庄子置于众目睽睽的舞台之上，让他尽情表演，然后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的逼视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出尽洋相，灰溜溜地下台。
虽然《起死》不是为演出写的剧本，但它确具有戏剧的基本特点，大体也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如果稍加处理是可以搬上舞台的。
但鲁迅显然不是把它当做表现的艺术来构思，而主要是把它当作语言的艺术来创造的，是借助戏剧形式写的戏剧式小说。
读者通过阅读，对庄子的舞台形象及其种种表演作出艺术想象。
这种新颖别致的形式为调动读者的审美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创新。
鲁迅在写《起死》的头一年，曾翻译过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 “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式小说” 《少年别》。
“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新翻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⑦。
可以看出，鲁迅在采用剧本形式《起死》时，已经有了参考品作为借鉴。
通过这，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外来文化的长处所采取的 “拿来主义” 科学态度。
不仅如此，鲁迅在《起死》中还巧妙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派戏剧的某些手法，以荒诞奇异的想象，让死人复活，让古人现代化，勾通死人、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极不和谐的联系。
让人们在看似颠倒错乱的情节中发现幽默，引发对事物的最本质的认识和评判。
这种认识是通过联想、变形、暗示、隐喻等方式达到的。
庄子的形象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又是一种观念思潮的化身。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已突破表面真实，走向内在真实，具有丰厚的哲理内容，舞台上出现的古人，死人和现代人的纠葛，“唯无是非观”滑头哲学与朴素简单的生活哲理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生活细节插入，象征性地表现了一种看似高深抽象，实则寻常具体的真理。
如果说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斯特林堡写于1907年的《鬼魂鸣奏曲》中让死尸、亡灵和活人同台，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关系，那么《起死》中的古人，死人与今人对话，不仅揭示了 “唯无是非观”的虚假荒谬，更表现这种相对主义哲学观在理论上的虚伪与穷蹙。
《起死》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但它并没有掩盖掉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
从整篇作品看，除了鬼魂上台和庄子请司命天尊复活髑髅的情节是荒诞的外，其余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的。
如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关系相统一的典型环境、典型化的人物、情节的生活化、故事的戏剧化、人物活动和对话的现实化等等现实主义特征，都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比如主人公庄子的艺术形象，作品赋与他古代学者的形貌，“络腮胡子，道冠、布袍”。
言谈举止看似庄重严肃，实则世故圆滑。
他开始出现，俨然正人君子，学究之态憨然可掬。
及至汉子要衣服穿，他装腔作势用“彻底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教去批评;汉子要扭他去见保甲，他又用 “唯无是非论”相对主义哲学去软化他;汉子不理他这一套，对他动武，他又用 “还你一个死”恐吓;而当一切招数失灵，他的学说和他的人格的虚伪全盘暴露时，恼羞成怒，摸出警笛，唤来巡士进行镇压，露出其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的本相。
虽然小说只有四、五千字篇幅，三几个人活动，情节故事也很简单，但庄子的形象写得丰满而有层次，他的自私虚伪，他的相对主义说教的荒谬与不堪一击，都被生动活脱地描写了出来。
与庄子相对立的汉子，憨直、实在、虽不懂相对主义哲学却明礼义，通情理。
他发觉自己无衣遮羞就慌忙蹲下，他向庄子索借衣服先礼后兵。
他以自己的生存需要批驳了庄子的毫无意义的说教。
庄子的虚虚假假的清高与汉子的实实在在的世俗，互为辉映，愈显出各自鲜明的个性。
作品中另一个人物巡士，本是一个走卒的角色，但并没有被简单的丑化。
对他着墨不多却勾画出他性格的变化轨迹：当他听到警笛首先抓的是庄子，他判断是符合常理的，也可以说是公正的;而当他弄清楚所抓的人是局长都很佩服的漆园吏庄周时，他立刻变得谦恭起来。
连忙拍一阵马屁;但当汉子抓住庄子要衣服时，都没有立即动用警棍，而是对那赤条条的汉子动了恻隐之心，转而请庄子 “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及至遭到庄子拒绝，他才权衡利弊，露出职业本相。
巡士的性格鲜明，思想脉络清晰。
他的思想在那些经济地位低下(他只有一条裤子)的，受“唯无是非观” 宣传影响的下层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
《起死》这篇小说，是以其思想的深刻，讽刺的尖利而著称的。
这也是鲁迅作品的普遍特色。
但是鲁迅在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主张文学要向读者传授知识。
要供人欣赏，给人以艺术享受，要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审美感“以娱人情”，给人以愉快，乐趣和休息。
《起死》的主题是严肃的，但它的艺术表现却是轻松活泼，机智幽默的。
作者在构思全篇时精心安排了几次喜剧性高潮，以不断触发读者的审美激情。
如开篇写庄子出场，敲看髑髅反问的迂态，立即吸引了读者;汉子复活后与庄子的争执，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哲学家的故作高深与老百姓的求实态度形成有趣的予盾，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及至庄子吹响警笛唤来巡士，紧张的矛盾竟化为轻快滑稽地颇含深意的开怀大笑。
庄子唤来巡士后乘机逃脱本可以结束全篇，但作者匠心独运，让汉子向巡士讨要衣服，还主动要求到“局里”去。
巡士为摆脱纠缠，也只得吹起警笛，掀起全篇的最后高潮。
在引起读者幽默的微笑中开篇，讥讽的大笑中卒章。
作品中出现的“油滑之处”也是时时唤起读者发笑的重要手段。
这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普遍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段。
所谓“油滑之处”，即在写古代故事时，适时插入现代内容，以新的事实充实旧的历史，以旧的历史比照新的现实，使之相互补充，相互融合，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引起读者的思考，以针砭时事，臧否世态。
制造艺术的怪诞、荒唐与滑稽，以影射现实生活的怪诞、荒唐与滑稽，达到讽刺嘲笑的目的。
这种方法，在《起死》中多处应用，如庄子骂汉子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不懂哲学的野蛮”，巡士向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以及出现警笛、警棍等。
制造历史与现实的混淆与矛盾，形成了具有漫画特点和荒诞色彩的艺术画面，以引发读者的阵阵思考与频频笑意。
此外，小说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如庄子的尴尬狼狈、汉子的单纯固执、巡士的随机应变，那始而奇、继而乐、终而悟的具有思辩特点的整体构思，那轻快的节奏和幽默的语言，都具有喜剧般的特征，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愉快，体现了鲁迅注重文学的“审美”和“愉情”功用的美学理想。
周作人和鲁迅对夏目漱石有过怎样的评价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然而，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
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
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
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P1644)。
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其实岂止是在日期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还在大力搜购夏目漱石作品全集，这可从鲁迅的岁末书账中看出。
在1935年末的书账中，他购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册，共2册。
在1936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夏目漱石全集的搜购收藏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该年的书账中，可知他陆续购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册，共9册。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
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的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
譬如，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其效果如何
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
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
夏目漱石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
“后来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过的夏目漱石为高浜虚子《鸡头》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
”[2](P494—495)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影响，也许这种说法有些武断，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3](P231) 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
“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
诚言目的，此其正解。
”[1](P1739) 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 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
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
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
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4](P826)，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
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如果这还说明不了鲁迅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的话，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则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
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
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
”[5](P441) 周作人还具体讲到鲁迅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5](P505)。
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 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道：“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
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
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
”[6](P86) 他们的说法又与鲁迅的自述十分铆合，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自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
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4](P792)。
从周作人和增田涉的眼里来看，鲁迅文章中“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即使受影响，也仅与笔致相关，单纯是表现技术上的问题”[6](P86)。
这也许为鲁迅的写作技法和讽刺艺术的理论渊源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参照。
至于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桧山久雄认为这是他们对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反感所致，这也是才识卓著的文学家的成熟之处和基本素质。
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也许很难适应东方独有的“低回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体悟方式，所以自然主义很难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成大气象。
桧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
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算小的理由，起码可以说明青年的鲁迅……反对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改革方向，而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认识：要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
这时的鲁迅，遇到了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漱石的文学，他自然会很倾心。
这样的推想大概是很自然的吧”[6](P74—75)。
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