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鲁迅读后感600字
同为《喝茶》味迥然? 郑启五 茶被称为“国饮” 茶与中国作家难分难舍,老一辈更是, , 无论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俩,还是散文耆宿梁实秋、苏雪林、 杨绛等,都写过《喝茶》的同题散文,尽管感觉迥然,年代 有别,情趣各异,但无疑是散文天地中一道很难得的风景. ? 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的《喝茶》中写道“有好茶,会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 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此段话叫好些人赏心悦目,成 了某类茶文诱导读者演练“特别感觉”必引的语录,仿佛一时 间孺子牛的鲁迅成了养生行家.拦腰切去的是先生随后对这 种“敏锐细腻”的“特别的感觉”所进行的极端尖酸的挖苦,他 说： “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 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 热水有什么区别罢. ”走笔至此,先生远没有罢休,且毫不手 软： “感觉的细腻和敏锐,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 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 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引用语录的诸君究竟真看不懂, 或假看不懂,还是似懂非懂?我以为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 看,把一截断章取义的茶语录抄来抄去,反正是大师嘴里的 象牙,哪还会有假?!不过即便是断章取义,清福二字还是 打了引号的,足见语录现货的诱惑,信手拈来时,连初小的 语文常识也可以幸福地闲置脑后.? 对“清福茶”体味有加的是周作人,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 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的尘梦. ”说实话,知堂老道的文字确实很有滋味, “抵十年尘梦”固然乃“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夸张, 但喝茶的闲趣 却清新淡雅,丝丝入扣.鲁迅与周作人难得有同题的文章, 不料清茶一杯,兄弟俩喝出的感觉竟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的 《喝茶》写于 1924 年,鲁迅的写于 1933 年,后者似乎有点 跟老兄“对着喝”的味道.不客气的说鲁迅是不会喝茶的,他 如果也有周作人的闲情逸致, （这种如果,其实无异于如果 普希金不去决斗,如果聂耳不去大海畅游一样,似有阉割人 物个性之嫌） ,他的肝火一定可以减半,而寿命极可能倍增. ? 无论是会喝茶的周作人还是不会喝茶的鲁迅,笔下的《喝 茶》各有品味,双双不失为茶散文的大家.茶与中国人形影 难离,茶与散文也亲密得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英文中 就有“茶只能产生散文”名言.眼下大凡合集类的散文选本, 几乎都可以品尝到茶的芳馨.名家们不避同题大写《喝茶》 , 似乎在说散文不仅要贴近生活,而且要溶入生活,喝茶可以 延年益寿是肯定的,梁实秋和苏雪林都是文坛寿星级的人 物, 而周作人如不是遇上“文革” 寿命应该可以和梁实秋媲美. , 但作家毕竟是靠作品说话的,而作品的生命才是作家真正意 义上的生命.?
陶渊明和杜甫
陶渊明（365-427），或云名潜，字渊明。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我国东晋著名诗人。
其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
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
虽然陶渊明非门阀世族出身（史家说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温峤甚至骂他为“溪狗”。
），但他毕竟也曾有过显赫的门第，只是到他手上，家庭已经破落。
加上八岁丧父，以至“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为生活所迫，二十九岁时出仕，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
四十二岁时从彭泽县令任上归隐，终身不复仕。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至宋易晋祚。
腐朽的门阀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上层，寒门庶士在仕途上极难得到发展。
这对家庭破落，本非世族的陶渊明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他生活在封建官宦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曾有过理想追求。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之二）可见他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的出仕，似也不能完全归之于生活所迫。
但另一方面，门阀统治窒碍了他的理想，高门大族的飞扬跋扈、腐烂奢耻，令他反感，官场的周旋逢迎让他感到屈辱。
虽然为生计所迫，他先后几度出仕，但最终还是因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归隐，躬耕自给。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这些诗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
陶渊明的归隐，使他与一般士大夫的生活有所区别，而和劳动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家生活，使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又让他感到生活的充实。
因此，在玄学大炽、佛道盛行的东晋末年，陶渊明的躬耕自给和他所创作的大量的田园生活诗，与士族文人的生活以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作品，有着本质的差别。
陶渊明及其作品，也因此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于陶渊明的隐居经历和大量的田园诗，钟嵘在中给他冠以“隐逸诗人”的称号，奉他为“隐逸诗人之宗”，其诗风之响慕者，后世几成风气。
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白居易诗：“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清人沈德潜在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
唐人祖述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其性之所近。
”至于李白的寄情山水，“斗酒诗百篇”，苏轼的逐篇和作，更见出陶渊明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之深远。
但五四以前的评论家，大都只看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酒盈尊”、“酒熟吾自斟”，把他看作“篇篇有酒”、“不染俗尘”、飘逸静穆的田园诗人，而把他的诗风简单地归结为“平淡”二字，这不能不说是对陶渊明及其诗风的一种曲解。
陶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或咏农事艰辛，或咏邻里友情，或感慨时事，或抒发时光易逝，功业无成的矛盾心情，或借古讽今，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
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呵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
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钢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又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
……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虽然暂时无忙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
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鲁迅先生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代评论家在陶渊明认识上的误区，恢复了其人其诗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不可能与他所处的社会毫无关系，可以说，陶渊明一刻也不曾忘记时事。
诗作于宋易晋祚之后，用隐曲的笔法，记载了刘裕废帝鸩帝杀帝这一历史事件。
，亦借古讽今，表明了对时事的看法。
《形影神三首》则对当时形神不灭的佛教哲学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他的生活坎坷多难，先后经历了两次丧母、丧父、丧妹、火灾、饥荒等一系列打击，但他仍然“身似枯木心似水”，密切关注着人生社会，用他的诗反映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他的诗中有血有泪，有喷涌而出的火山。
他的诗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晋宋易代之际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曲曲深沉哀怨的挽歌。
陶渊明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诗歌的内容，同样也制约着他的创作风格。
魏晋时期的文坛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虚浮华艳之风，崇尚骈丽、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泛滥，以至“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陶渊明有着一般文人所未曾有过的田园农耕生活经历，和劳动人民有许多接触，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本身就是朴素而自然的。
可以说，是生活给陶渊明以厚爱，使得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形成了自己以清新自然、隐约微婉为基调的独特风格。
江盈科云：“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
”特殊的生活经历，是陶渊明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陶诗以自然清新、隐约微婉为其基调，但不排除他诗风激烈、慷慨、豪放的一面。
宋人朱熹就曾说过：“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朱子语类》)陈祚明说：“千秋以陶诗为闲适，乃不知其用意处。
朱子亦仅谓《咏荆轲》一篇露本旨。
自今观之，《饮酒》、《拟古》、《贫士》、《读山海经》，何非此旨，但稍隐耳。
往味其声调，以为法汉人而体稍近，然揆意所存，宛转深曲，何尝不厚
”（《采菽堂古诗选》）黄文焕也说：“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
”都指出了陶诗风格的多样性。
陶诗除了“金钢怒目”式的悲歌慷慨之外，还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冷静思考，他常常引事入诗，借古讽今，使得他的诗常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使人心平累消。
”（《榕树诗选·叙例》）虽慷慨豪放而令人不觉，也许正是诗评家以自然平淡论陶诗风格的一个原因。
对陶诗风格的片面认识，甚至导致许多文学家盲目地追求所谓“平淡自然”，却不得要领，一味地平铺直叙，以事为诗，以致味同嚼蜡。
唐代白居易一生写诗三千多首，以陶诗之平淡为圭臬，“淫文艳韵，无一字焉”。
（《和答诗》序）结果是太直太露，既无骨血，亦无意境。
虽然后人评论其诗老妪可解，但诗毕竟不是民间故事，缺乏“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诗是没有生命力的。
白居易本人亦坦白承认，他的诗在当时就不受欢迎。
他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
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
时时自吟咏，吟墨有所思。
苏州与彭泽，与我不同时。
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
”颇有些知音难觅之感。
事实上，自中唐元稹、白居易以后，由于片面追求诗歌的平淡浅近，从以议论为诗发展到以文为诗，“言理而不言情”，诗歌艺术的特点被置于不顾，导致宋诗味同嚼蜡，最终被词取而代之。
这不能不说是诗论家们在理论导向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况且，以平淡来评价陶诗的艺术风格，亦有损于陶诗艺术的美学价值。
陶渊明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但他为数不多的散文和辞赋，也写得清新而有情致。
《五柳先生传》是他的小传，全文不到二百字，却以精粹的笔墨和略带谐谑自嘲的笔调，刻划出诗人的性格形象。
《桃花源记》是千古名篇，仅用三百多字，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对后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他的辞赋多为抒情小品，朴实无华，与其诗、散文有一致之处。
如《归去来兮辞》，写他迷途知返的喜悦和飞鸟归旧林的急切心情：“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虽铺陈而不觉冗繁，即景抒情，托意深远，而又十分自然。
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少时便接受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一心向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下，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诗人蒙羞受辱，落拓长安，过着极其困顿的生活。
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使诗人又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见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体味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的创伤。
从此，诗人转徙流宕，漂泊西南，终至穷愁而死。
杜甫虽一介布衣，却始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
他的诗，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雄立于中国文学史，令百世而下叹为观止。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
”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
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
其中，沉郁指文思深沉蕴藉，顿挫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之意，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
作文咋么写
一、审题这是写作文首先要做好的事，否则，就会直接导致“文不对题”，“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怎样才能审好题呢
根据通常的作文题目的形式来看，一般可分为命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两大类。
对命题作文的审题，就是要审查给定的文章题目确定的具体要求，审清文题意图，明晰题外要求，确定“题眼”。
通过审题，明确作文的内容范围、时间范围、数量范围、人称范围、处所范围等。
不能超出给定的范围。
对材料作文的审题，主要要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是与材料的思想内容要“形影不离”，二是与作文形式的要求“丝丝入扣”。
1．命题作文我们先重点谈一下关于命题作文的审题，要注意做好哪些事情。
确定内容范围有的题目，对写作内容做出规定。
所以，审题时，要确定题目规定的内容范围：记人的，要记什么人；叙事的，要叙什么事；写景的，要写什么景；状物的，要状什么物，等等。
二、立意立意，就是确定文章的主题，明确文章所要反映的中心思想。
文章立意，应该有提炼生活的基础，要努力把生活中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反映出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努力做到正确、集中、新颖、深刻。
1．正确立意正确是作文的根本要求。
我们常听说某某的文章很有思想性，这主要是取决于作者创作立意的深刻性。
一般说来，我们作文的立意都应该是积极、健康的，力求反映生活中的本质内容，要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
也就是说，文章的主题，应该是大家能够认可或是积极倡导的。
三、拟题拟定文章题目，是写作文之前首先要确定好的事，就像我们在开始做一件事之前，要先“拿定主意”一样。
文章题目能反映出写作的出发点和动机。
通过文章题目，读者可以基本认清文章要表达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文章的拟题，要高度精练地概括出文章的核心内容，既要准确，又要力求生动，这样才能引人注意，激起读者的兴趣。
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文章拟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写作时，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四、选材选材，就是选择材料。
无论作什么文章，对所需材料进行选择是非常必要的。
就像盖房子，一定要事先充分地考虑好该用什么木材、什么石头、什么型号的水泥、什么材质的砖等等。
同时，还要精心地计算好对各种材料的用量是多少，少了盖不成房子；多了浪费，没有用处。
另外，所选材料还要适当得体，有助于表现房子的结构功能和形象效果。
如果不顾一切地随意用料，最后盖成一座类似火车皮一样的黑房子，尽管结实，但肯定不会有人喜欢。
同样道理，作文之前进行精心选材，目的是既能说明问题，又要生动引人爱读。
所以，作文之前，面对众多可用的材料，要适当地做出取舍，留下生动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去除一般的；要通过对重要的、生动的材料的有效组合，实现作文的目的，即用“经济”的手段，深刻地表达主题。
作文选材，应围绕以下五个方面进行：1．选熟悉的材料熟悉的材料，就是作者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又有很深感受的材料。
材料熟悉，才能得以充分运用，驾轻就熟，使你得心应手。
如果情况不熟，实质内容不清，怎么说给人家听呢
这样的材料，即使生硬地拿来用在你的文章里，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一一会显得机械、不连贯。
这个问题容易理解，大家当然不愿那么做。
一、作文要学会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人这些总结，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积累”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平时靠积累，考场凭发挥”，这是考场学子的共同体会。
（一）语言方面要建立“语汇库”。
语汇是文章的细胞。
广义的语汇，不仅指词、短语的总汇，还包括句子、句群。
建立“语汇库”途径有二：第一是阅读。
平时要广泛阅读书籍、报刊，并做好读书笔记，把一些优美的词语、句子、语段摘录在特定的本子上，也可以制作读书卡片上。
第二是生活。
平时要捕捉大众口语中鲜活的语言，并把这些语言记在随身带的小本子或卡片上，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说话就能出口成章，作文就会妙笔生花。
（二）要加强材料方面的积累。
材料是文章的血肉。
许多学生由于平时不注意积累素材，每到作文时就去搜肠挂肚，或者胡编或者抄袭。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积累素材。
平时有条件的可带着摄像机、录音机、深入观察生活、积极参与生活，并与写生、、写日记、写观察笔记等形式，及时记录家庭生活、校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见闻。
记录时要抓住细节，把握人、事、物、景的特征。
这样，写出的文章就有血有肉。
（三）要加强思想方面的积累。
观点是文章的灵魂。
文章中心不明确，或立意不深刻，往往说明作者思想肤浅。
因此，有必要建立“思想库”。
方法有二：第一要善思。
“多一份思考，多一份收获。
”平时要深入思考，遇事多问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
这样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还要随时把思维的“火花”、思索的结论记录下来。
第二要辑录，也就是要摘录名人名言，格言警句等。
总之，作文要加强积累，建立好“语汇库”、“素材库”、“思想库”这三大写作仓库，并要定期盘点、整理、分门别类，且要不断充实、扩容。
二、写好作文先学会观察鲁迅先生在回答文学青年“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的问题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多看，二是多练。
这里的“多看”即指多观察。
这就说明：要写好文章，要掌握娴熟的文章写作手法，就要多观察，学会观察，观察是写作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就这样谆谆告诫初学者：“作家务必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目光敏锐永不罢休的观察家
——要把自己锻炼到观察简直成习惯，仿佛变成第二个天性。
”把观察锻炼成习惯，锻炼成第二天性，这是一种很需要时间去磨练的功夫，是很有作用，很了不起的功夫。
要留心观察身边的人、事、景、物，从中猎取你作文时所需要的材料：你要对一些看似不大实则很有意义的事情产生兴趣，注意观察起因、过程和结果；你要留意校园花坛里的植物一年四季如何变化它的颜色，学会刨根问底，弄清这些变化的来龙去脉；你要走向社会，同更多的人接触，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要思索一些东西，随时将它们汇入自己思想的长河。
这就是观察的过程，观察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观察决不要仅仅局限于“用眼看”。
广义的更有实际意义的观察是指要将人的五官全部调动起来：用耳朵去聆听，用身体去感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用脑去思索，这样的观察才会更加细腻、深刻。
（二）观察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好“烂笔头”。
俗语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好多同学每天看到的挺多，思索的也挺多，但是不善于随时记下来，这样就会使观察到的材料付之东去，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会白白浪费掉。
（三）观察尤其要注意持之以恒。
别犯“脑热病”，三分钟的热度对与写好作文是没有益处的，你要将观察生活、思索生活贯穿于你生活的每一天，这样你才会写出妙文佳作来。
学会观察对于写好作文有着巨大的奠基和推动作用，离开了观察，你往往会感到难以下笔。
愿你学会观察，不断培养，提高赞成的观察能力，在写作实践中取得得大的进步。
三、意高则文胜立意，就是确立文章的中心和意图。
那么文章在立意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立意要正确正确是文章立意的第一要义，所谓正确就是要保证文章的感情和思想观点正确，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能给人以积极的启发。
（二）立意要专一“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专则生巧，散乃人愚。
”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主旨不能分散。
一篇文章如果既想说明这个问题，又想阐述那个观点，东拉西扯，必然立意不明确。
其实，想面面俱到肯定会面面不到位，况且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与其“贪多嚼不烂”，不如集中笔墨表现一个中心，即使是通过数件事来表现中心，也要做到紧帖中心行文，目标始终如一，着墨于材料与中心的结合点，使材料蕴涵的力量全部直指中心。
（三）立意要新颖文章最忌随人后，人云亦云，新颖的角度是作文创新的核心。
立意新颖要求跳出陈旧的框框、不按顺向思维、习惯思维或原有的心理定式进行立意构思，而是以独到的视角去审视题目中所蕴涵的另类内容，避开他人所常写，写别人所未写。
即使同一写作对象，总是可以从许多角度切入，只要我们打破思维的定式，站在时代的高度，避“俗”求“异”，多角度、多侧面思考，或联想、或扩展、或类比、或逆向，发人之所未发，就能在五颜六色的天空里构筑属于你的最美的彩虹。
（四）立意要深刻。
立意的深刻是指确立的主题不是人所共知的肤浅的道理，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出更深层的意蕴。
（五）立意要巧妙在习作有限的文字内，要表现较为深刻的思想，就只能一粒沙里看世界，从生活中的一斑一点、一枝一叶去再现生活的全貌，从一个点、一个片段、一个瞬间、一个现象入手，对社会、对人生进行描述和深思，即立意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角度虽小，却能小中见大，平中见奇。
四、怎样写好状物的文章如何写好状物文章呢
请大家牢记以下五点：（一）交代来历文章开头用一、两句话介绍物品的历来，自然地引出下文。
（二）具体描述通过颜色、形状把物品外形准确勾勒出来，写出特点给人以鲜明的感觉。
多用一些恰当的修辞手法，展开合理的想象。
赋予它情感，就会使物品活生生地跃然纸上。
（三）动静结合先写静态的外形特点，再写它的动态。
这样会增添一些情趣，写出的文章也会更加生活。
（四）说明功能每件物品都有它独特的作用，一般来说，这类文章要在结尾处说明一下物品的作用这样会更加突出这件物品的特点。
（五）融进感情字里行间要流露出作者对所描述的物品的喜欢、珍惜之情，这样会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五、长话短说话缩写读了一篇好文章，你一定很受感动吧
要是你想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介绍给别人，就可以用缩写的形式。
本次习作练习的是缩写，要求主要内容完整，重点突出；语言简练，缩写后文字不要超过三百字。
缩写是作文中的一种常见形式。
所谓缩写，就是在不改变中心，不改变体裁，保留原文的主要内容的情况下，把一篇长文章压缩成短文章。
学会缩写，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培养我们的阅读能力和概括能力，进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那么，怎样进行缩写呢
（一）要留主干、去枝叶。
在缩写课文时，我们要删减次要的人物、次要的事件，以及说明、交代等地方，留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如《小抄写员》一文中我们首先要思考：叙利奥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帮爸爸工作的，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做，怎样做的，结果怎样，把最使你感动的地方画下来。
然后把帮爸爸抄写的事情经过写下来，而把当他被爸爸误解后是怎样想的等无关紧要的删除。
（二）要直接简化任务语言。
在叙述中，我们要把直接叙述变成间接叙述，尽可能简化人物语言。
这样，既使情节连贯，又使语句“简练”。
（三）要保持文章脉络清晰。
缩写课文要注意保持文章主要脉络的清晰和完整，特别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要素要齐全，让人读了对原文有个大概的了解。
（四）要不改变课文原意。
缩写课文最要紧的是缩写后不可改变课文原意，做到内容基本保持和原文一直，不会使读者产生歧义。
家国情怀名句
“魏晋风度”一词，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炼概括，最早大约出自1927年鲁迅先生那篇题目颇为拗口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打那以后，“魏晋风度”以及有关魏晋人的思想、文化、学说、心态等，便成了现代学人津津乐道、义蕴无穷的话题。
挚友马君良怀，新近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以下简称《风度》）。
这本著作，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心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构造了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两次变革”说，四种模式论等，详见该书），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历史总结和理论阐释，新意迭出，颇值得一读。
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把“死亡”问题引入“魏晋风度”研究之中，它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并说明死亡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以及究竟何为魏晋风度问题。
我以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象和集体性的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着治乱循环的表征，中国文人处治世与乱世的风度大不一样。
遵守礼教，温文尔雅的儒家君子风度，是治世风度，一到乱世，正儿八经的君子风度全没了，文士们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和心态，因而形成某种特定的乱世风度。
宋元之际有一种乱世问题，晚明清初又何尝没有另一种乱世风度呢
不过，相对而言，还是魏晋风度的特征最为鲜明，最有魅力。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恐怖的年代。
魏晋时期的死亡恐怖是全方位的、集体性的。
它首先来自东汉后期以降自然灾害的泛滥。
那真是一个震憾人心的多灾多难的年代，山崩、地震、狂风、水旱、蝗虫、瘟疫，此起彼伏，大规模地无情地吞噬着芸芸众生（《风度》一书运用历史的统计方法，列举了逐年的统计表，很能说明问题）。
其强烈程度可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大瘟疫相比，仅连年的瘟疫一项，就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后汉书·五行志五》）的惨状。
文人也厄运难逃。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后，曹丕在写给好友吴质的信中，哀叹“建安七子”中须臾之间便死去了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人，叫他“痛不可言”，无比“伤心”。
不断地夺去大量生命的严重自然灾害，对社会和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持久震荡和恐怖阴影，绝不能低估。
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在大规模地制造死亡。
人祸中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姑且不论（《风度》中有专门论述），最严重的还是战争。
汉魏之际，军阀割据，战乱不已，饿馁遍野，尸骨横陈，惨不忍睹。
当时诗人笔下有着悲哀而真切的记录：“甲生几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闭目想一想，这是一幅怎么样的死亡图景
从汉末到魏晋，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处于自然灾害和战争不断造成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死亡恐怖之中，同时还处在政治黑暗所造成的个体的死亡恐怖之中，随时准备伸出脖子迎接统治者举起的屠刀。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一批又一批忧患爱国之士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曹操也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类圭、崔琰等名士成了曹操刀下之鬼。
司马氏集团滥杀文士比曹操有过之而不及。
魏晋时期有点名气的文人没有几个是善终的。
我们可以开出一串又一串的“烈士”名单。
每当读到这一页页滴满血的历史，心中便油然而生无限感伤：中国文人和知识份子的性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要杀便杀，要砍便砍
鲁迅先生说过，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
也许还应在这两个字后面加上两个字：“杀人”。
大规模的死亡残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
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士大夫、一般民众，都笼罩在强烈的死亡恐怖之中。
人们普通意识到人生无常，生命极其短促，极其脆弱。
因此，一个紧迫的人生问题突现出来：怎么样的活法最现实、最可取
占上风的选择是：及时行乐。
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可以视为对这种死里求生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歌唱。
早在《诗经·秦风·东邻》中就已露端倪，但那时只是零星的、个别的歌唱，不像汉魏之际和魏晋时期这样成为普遍性的集体性的歌唱。
对死亡的强烈直观，对人生无常的反复吟唱，是魏晋诗人的主旋律，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内在动因。
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阮籍的《咏怀》，再到陶渊明的饮酒诗、《形影神》等作品，都弥漫着与死亡相抗争的感伤情绪，表达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哲理（笔者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风度》一书上编“崩溃篇”，从方面论述了两汉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以及魏晋风度形成的基础，很有见地。
其实，照我看来，汉代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占统治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互解，以及魏晋风度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全社会集体性死亡意识的增长。
只有无法消除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尸骨遍野财能证明皇帝的能力有限，证明天人不相感应，证明天抛弃了皇帝，最终证明人的限度。
在死亡面前，在死亡恐惧的逼迫下，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全受严重的挑战和检验，而儒家教义更显得苍白无力，儒家那一套礼教名教、行为规范，自然而然地逐步丧失它过去（两权）曾拥有的强大的规范力，如何死里求生，怎样在死亡的阴影下活得快活，活得潇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文人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很显然，汉代文人那一套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是行不通的。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
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
所谓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的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之“常”。
魏晋文人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守常的君子风度。
最形象而畅快的说法莫过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虱子之喻。
阮籍把遵守儒家礼法循规蹈矩的君子比喻为处在裤子中的虱子，它们时而逃进裤子中的深缝里，时而藏匿于裤中的败絮里，还自以为住在安稳吉祥的房子里，它们的行动不敢裤缝和裤裆一步，还自以为掌握了行为规则。
它们肚子饿了就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永远不愁没饭吃。
结果等到七月流火，炎夏酷暑。
城乡都烤焦了，虱子们都死在裤中不能出来。
阮籍不由得大发感慨：“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
悲乎
”是啊，把守常的君子风度比作躲在裤裆中的虱子风度，确实令人感到可悲。
然而仔细回想一下，真正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守常君子们很难改变其裤裆虱子式的处境。
魏晋文人试图有所改变。
魏晋时反儒家道德伦理之常的文人风度，落实在具体行为上，最引人注目的无处乎两大特点，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或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
前者主要表现在药与酒上，后者则体现在长啸、学驴叫等行为上。
中国在清醒状态下是难以反常的，只有在醉态或幻觉中才可能反常。
魏晋人在这方面可谓幸运，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药——寒食散。
服药行散据说是由何晏开创而后在士大夫中形成风气。
寒食散这种药，从制作到服用在技术上有一套较为复杂的程序。
寒食散有一定的毒性，服用后会引起一系列反应，其症状无异于自我折磨，弄不好生痛长疮，脊背烂肉，甚至送命。
服药引散当然有一定的功效，但魏晋人迷恋它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这种药能产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快感。
用何晏本人的话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说·言语》）；用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于好色，好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较强，京师翕然，结以相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引）。
“神明开朗”也罢，“心加开朗”也罢，无非是强调服药后能使人感到心理上、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舒畅、开阔。
正是这种特殊的快感，使得文士们玩命似的长期服药行散。
《三国志·管辂传》注描绘何晏长期服药所造成的人体形貌特征：“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
”贺昌群曾据此判断，这行状与今人吸毒者相似（参看《风度》第104页）。
凡是靠药物刺激来引起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快感，本质上就是吸毒形式。
如果把服药行散看作是一种“吸毒”形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魏晋文人宁可自甘折磨也要以身试“药”，为什么皇甫谧初药时反应强烈，甚至想自杀，但后来却乐此不彼。
医书上说服药行散后对人的痛苦折磨是“违人理，反常性”（《诸病源候论》卷九《解散病诸候》）。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违人理，反常性。
”魏晋文人正是借助一种吸毒式的“反常性”来表现一种行为上的反常风度。
按照良怀君的见解，魏晋朝代是一个充满着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
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再往深处想，“吸毒”实在是人类一种很奇怪的行为。
为了那片刻的“心意开朗”，明知有害而甘受其害。
面对“吸毒”，人类的理性、自制力、意志力、常理常规都显得软弱无力、毫无用处。
魏晋人靠“吸毒”的反常行为来打破传统的守常君子风度，其深远的历史义蕴颇值得今人回味。
魏晋文人服药行散凶，喝酒更凶。
中四历代文人（尤其是诗人）都喜欢喝酒，唯独魏晋文人喝酒最有反常风度。
这是因为他们把喝酒时的反常行为推向极致：赤身裸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位写《酒德颂》的刘伶。
他赤身裸体在房屋里放肆狂饮，被人看见而讥讽，但却理直气壮、富有想像力的反驳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入我巾库中
”刘伶是单独一个人的“裸体饮”，魏晋人还有一种群体的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地嗜酒醉饮之风。
如《晋书·光逸传》记载当时所谓“八达”就是“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精神分析学或性医学上所说的“性变态”、“露阴癖”等毛病，如果放在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流氓行为抓起来。
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这种群体的“裸体醉饮”，带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性质。
我一直抱有一种看法，中国人没有狂欢节，一般人都活得特别累，特拘谨。
作为弥补，中国人的狂欢方式就是饮酒、醉酒、闹酒。
魏晋文人的反常风度的要义在于让这种狂欢方式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裸体。
魏晋文人以“裸体醉饮”的狂欢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它的更深层意义是提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
本来，穿衣服、羞耻心等人的正常行为都是文明所造成的“正常”，一旦这种“正常”变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改变后，人也就遭遇到一种“异化”。
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服饰、举止、言谈等行为方式有很祥细、很正常、很文明的规范，魏晋文人的裸体、醉饮、狂欢，却对此构成大胆的讽刺和猛烈的冲击。
应该说，魏晋文人这种反常风度，虽不无故作怪异之嫌，但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和猥琐。
魏晋文人的反常的怪诞行为多得很。
他们特别擅长发出或模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声音最有意思的就是长啸、学驴叫。
长啸究竟是怎样发声，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看过一些考释，至今也没弄明白。
有人说类似“歌”。
遗憾的是，古代没有录音机，今人无缘直观地欣赏“啸”。
令我特感兴趣的是，魏晋人在交往中用长啸代替言谈以交流思想感情。
有一次，嵇康见了孙登，孙登对着嵇康长啸，过了很长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却心领神会，真正达到了“不言”之境。
阮籍年青时游苏门山，在山上遇到一个不知姓名的隐士，阮籍和他大谈太古无为之道和五帝三王之义。
忽然，这位隐士不想听阮籍的高谈阔论，于是阮籍便对着他长啸，声音美妙，“清脆响亮”，隐士也不答话，只是莞尔一笑。
等到阮籍下山时，这位隐士也长啸，那声音更加动听，“若鸾凤之音焉”（参看《三国志·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
这种谈话方式和交往方式，真是让人羡慕不已，拍案叫绝。
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回到声音本身。
相逢何必曾相识，长啸一声心相知。
魏晋风度昭示我们，人们心灵的沟通，最高境界不是促膝谈心，而是不言的长啸。
韵味悠长、美妙动听的声音胜过各种言谈。
魏晋人学驴叫，也蔚然成风。
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的一则故事。
在文学家王粲的葬礼上，魏文帝曹丕对一同来送葬的人说：“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大家都各自学一声驴叫送送他。
”于是整个墓地都响起一片奇怪的驴叫声。
好不热闹
好不别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死人送葬是极其庄严肃穆的，儒家对丧葬有一大套繁文缛礼、烦琐规定，但魏晋文人，由皇帝带头，以模仿驴叫的反常方式来为死者送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我以为这正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魏晋风度的可爱之处。
反常反到丧葬上，可谓反常到了底。
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人生的风度。
以前宗白华先生曾在《〈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对晋人的审美生活作过精彩的论述，我这里不多谈，只想简要地谈谈魏晋人如何借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生的艺术风度。
魏晋人喜爱音乐，音乐素养极高。
他们不仅善于演奏音乐（吹拉弹唱等），而且还长于音乐理论，留下不少谈音论乐的篇章。
魏晋人之所以特别钟情于音乐，大约与时代太黑暗，文人太苦闷有关。
嵇康《琴赋序》中就说过：“处穷独而不闷都莫近于音声也”。
“处穷独”当然是处黑暗时代的一种委婉说法。
魏晋文人说话要特别小心、谨慎，弄不好就惹来杀身之祸，很多文人都是口不藏否人物，以免引火烧身。
因此，他们往往在音乐中寄托自己的情感生活。
如果仅仅把魏晋人喜爱音乐理解为宣泄失意、孤独是的苦闷和焦虑，似乎还不够。
魏晋人的音乐生活方式，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对生命的艺术的表达方式。
这是魏晋风度影响后人的重要层面。
嵇康之死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
《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时年四十。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嵇康之死，可谓艺术之死。
凄婉悠扬的琴声，将嵇康临刑前从容不迫、凛然悲壮的神态升华为一种崇高的艺术风度。
不惋惜自己生命将终，而惋惜《广陵散》乐曲成为绝唱。
这种对音乐的热爱，正是对生命的热爱。
音乐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
其实，嵇康是不想死的。
他与许多魏晋文人一样，热爱生命，迷恋人生。
这只要读一读嵇康的《养生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然而，一旦要他死，他便死得潇洒死得有风度
这，便是对生命的艺术表达。
就表达生命的主要而言，行为往往比思想更直观、更伟大、更有魅力、也更艺术。
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当然不限于音乐等具体艺术操作上，而是指行为方式带有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的人生风度。
比如有些诗人的自杀行为（如屈原、海子等）也具有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
从思想贡献本身而言，我对魏晋人的评价并不太高。
尽管他们的“三玄”谈得很玄，但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原创性的经典性的著作，除了几个有些独到见解的注本以外。
魏晋人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深入批判和真正背叛儒家那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如阮籍、嵇康等名士以孝道教育后代，“竹林七贤”的最终分化，山涛、向秀、王戎等人先后投入司马氏的怀抱，放弃“越名教而往自然”的思想模式等等，都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没有进行彻底的反思，没有真正背离儒家思想先贤。
魏晋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反传统、反社会、反常等等。
换句话说，就在于魏晋风度上。
就此而言，魏晋风度不朽
熟悉陶渊明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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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有什么地位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对诗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不仅开创了田园诗，而且前所未有地将日常生活表现得情趣盎然，富有诗意，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他创造了平淡自然的诗歌意境，为后人树立了诗歌艺术的更高标准。
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他也有很多创造，一是用新鲜活泼的内容给四言诗这种呆板僵化的形式注入新的生命；二是发展了五言咏怀组诗，根据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命题，如《咏史》、《饮酒》、《咏贫士》、《归园田居》等，分类更加细致，在组诗的内部结构安排方面，有较前人更具匠心。
陶诗不为时人所重，唐代田园诗派兴起，奠定其地位，赵宋以后陶渊明备受推崇，确立了一流大家的地位。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
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
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
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
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
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
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
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
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
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
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
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
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
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
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
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
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
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
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
”（《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
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
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
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
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
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