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现代史纲要有感
鲁迅，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
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
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
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
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
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
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
冯雪峰当年他和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
（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
）据冯雪峰的回忆，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
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
”（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却又是常常为人所曲解和遗忘的。
比如“韧”的精神、求实的精神等，它们正是通过鲁迅被再现、被深化、被现代化。
隐含在鲁迅身上的这些鲜明的中国特征，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也是最易引起国人青睐或反感的人。
鲁迅之所以如此，从他的生平来看，恐怕是缘于他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
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使周树人成为鲁迅有了可能，但《新生》的失败却促使周树人真正地走上了鲁迅之路。
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弃医从文”后，回东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差点使周树人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鲁迅了，在1907年前后他所写的五篇论文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
《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对鲁迅的思想演变确实很大，以至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这件事时仍沉重地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呐喊·自序》）《新生》杂志的失败使鲁迅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鲁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已经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了。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经验，但把这种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加以反思，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瞒”和“骗”，而这恰又是“奴性”产生的根源。
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有人也这样做过，但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某些加之于身的“桂冠”而感到“万分喜欢”和满足，进而成了这些“桂冠”的奴隶。
而鲁迅却永远也不感到满足，他永远拒绝任何意义、形式上的“瞒”和“骗”。
因为有了这种拒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仿佛都会感到处在光明与黑暗间的鲁迅在时刻注视着他，假如他曾认真读过鲁迅的作品，真诚地体味过鲁迅的心路。
我想，《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科学而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上一世纪中国文化人读鲁迅的心路，它既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总结，又是21世纪中国人读鲁迅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
张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从今以后能通读《鲁迅全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
那么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作为鲁迅研究者不妨自己也做一回鲁迅吧，即像鲁迅那样，把现今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符常理的那些事直白地写出来，加以反?\\\/
求鲁迅《现代史》的赏析，300字。
跪谢
民间的“做戏”与官方的“做戏”往往有着同构性。
鲁迅还写过《现代史》一文，说的是街头的各种戏法，最后才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
其实鲁迅想说，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政坛上的各种戏法变换。
按鲁迅的说法，《受戒》中的那些和尚，不过都是“做戏的虚无党”。
当然，并非因为鲁迅一再批判这种“做戏”的“国民性”，我们才认为这种品性不必欣赏、不应歌颂。
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时时感到这种上上下下的“做戏”之风，仍然只要“想一想”便到处可见那种“庄严的滑稽”，仍然随时可见到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行为。
前些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县骗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层层往下念。
”这说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做戏”，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滑稽”。
这种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的“国民性”，也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明白其危害的。
鲁迅《彷徨》的读后感
《彷徨》读后感 记得在我孩童时，曾读过一些鲁迅的小说，可能那时年幼，看不懂它们，近几天，我重读了《彷徨》，让我深深地感到先生那种深沉、愤慨，犹如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复杂心情。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注意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
同《呐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同样是清醒和深刻的。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
《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
《离婚》是鲁迅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最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祝福》和《伤逝》这两篇。
《祝福》是《彷徨》中的名篇，里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人物——祥林嫂。
她作为一个受侮辱，受迫害，被剥削，被奴役的中国劳动妇女是富有典型性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的生活遭遇，思想轨迹及被扭曲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重压迫，尤其是精神捶残。
《祝福》把目光关注于农民身上，深刻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现状，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
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明在这个社会中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言，也表明这社会的冷酷、麻木。
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对这种气势，对这一社会的强烈不满，厌恶以至愤怒。
《伤逝》是先生唯一一篇爱情小说。
真的是大家手笔，有很多真理的光芒闪烁。
“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生活是第一要素。
人首先要能好好活着，才能言爱。
有爱，并不等于有牛奶和面包。
子君和涓生爱的破裂重要因素就是现实生活的压力。
好在今天的女孩子比子君更幸福的是经济上独立了。
所以，女孩，当你在爱和事业中面临选择时，千万记得，没有事业的爱犹如无根之萍，多半会飘荡出你的视线。
有立足之本才有爱，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彷徨》是先生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
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
——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彷徨》中有不少热情向光明的人物，但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消生”。
现代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下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
但是，先生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并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借着“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读着《彷徨》，我感到一阵阵的痛苦，为那时凄惨的现状而痛苦，为那时麻木的人群而痛苦，然而在这痛苦之中，我又为有先生这样清醒的人们而感丝丝安慰。
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推进
鲁迅散文集和读后感
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
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
……”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
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
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 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
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
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作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
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
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摊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
——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
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
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
——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
——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
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
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还要廓大开去。
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
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下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
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导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
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 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 以及现代的“婴儿杀戮”， 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
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这摘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19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
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道：猪猡
”——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揩油”。
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然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
——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
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这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
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作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
倘被查票的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
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是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
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
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二“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
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
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
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
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
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
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
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果子壳，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
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一篇就叫《看变戏法》，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
鲁迅说：“每当散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以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
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
” 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
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
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
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
——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其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
初初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
“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感言“战斗”
“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
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
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了。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于是，他看见——“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荫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面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
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
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着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鲁迅文章读后感
相对于喊》的开山之功（无政治意义还是文学意义的）和《》的低吟徘徊（所出的解析作者心路历程的文本意义），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缩于一隅，似乎被我们遗忘了。
而这个集子的创作时段覆盖了前两本小说集，并且远远超出，一直到鲁迅去世的前两年（1935）；鲁迅虽是写古书上的事，可也自认为“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故事新编．序言》），于是其中的故事，大致可以让我们窥见鲁迅创作鼎盛时期政局的起伏跌宕、文坛的风云争斗、报刊的唇枪舌剑。
补天的女娲腿间出现古衣冠的小丈夫，射日的后羿暗刺高长虹数回，《理水》中“文化山”上的人等各有所指，如此不一而足。
鲁迅自己也不看好的“油滑”缺少拉开距离的幽默，多了过于热心的讽刺，于是《故事新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杂文的窠臼。
这样的看法并无不可，却仍隔靴搔痒。
《故事新编》躲在《呐喊》和《彷徨》的影子里--这两个文集的题目就是一种彪炳于世的显性文化姿态；而《新编》让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个躲在s会馆钞古碑的鲁迅，一个与古人遇合胜过跟今人交流的鲁迅，一个在线装古籍和现代启蒙之间努力挣扎的鲁迅，《新编》在“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的同时还是最大程度地眷恋着那个已然失落的世界，鲁迅在文化急遽震荡时期的微妙心态也于焉浮现。
所以，虽然鲁迅早就想让这类故事“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可毕竟没有结束，还共写了八篇单独成集出版。
《故事新编》正堪成为“呐喊”和“彷徨”之文化主将内心深处幽曲之所的解读文本。
二 本着这样的视角，我们首先来看《铸剑》的故事处理。
《铸剑》的故事源自古书《列异传》和《搜神记》。
鲁迅以白话写文言，把很短的篇幅敷衍成长长的故事，晋人志怪原本的古朴诡谲已经消失，简单的复仇原型中充满对人物个性的阐释和叙事本身的张力。
原本的故事，父子两代的篇幅是大体均等的。
而在《铸剑》中，真正的铸剑者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业已死去，他的事迹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眉间尺的母亲之口交待的： “大欢喜的光采，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他取起剑，拂拭着，拂拭着。
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
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
…… “‘你不要悲哀。
这是无法逃避的。
眼泪决不能洗掉命运。
我可是早有准备在这里了
’他的眼里忽然发出电火似的光芒，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
‘这是雄剑。
’他说。
‘你收着。
明天，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
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
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么
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抚养。
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
’” 这是庄严的笔调，是魁梧的人格，是反抗者的颂歌。
眉间尺的父亲是真正的英雄，是作为其子的“史前史”而出现的，故事如此安排已不仅仅是叙事技法方面的问题了，鲁迅的匠心在于拉开英雄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树立一个理想寄寓之所，告诉我们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列异传》和《搜神记》没有这么明确的目的，因为神迹在其中是不证自明的；而《铸剑》中的父亲则是鲁迅亲手发明的神话，是附魅传统经过现代理性反思破灭之后新的（旧的
）梦想，神话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去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
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
” 鲁迅也只能说“看去好像一无所有”。
他笔下的英雄人格在现代题材里几乎没有出现过，涓生、吕纬甫、魏连殳都是失败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带着绝望的气息，更遑论闰土和阿Q这些农民们；英雄只在古书里，是（故事“新”编的主人公）眉间尺（我们毋宁将他看作是“现在时”的）的父亲；照理说，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应该是最有资格和最坚定具备审父意识的人，但是鲁迅实在不能够坚定。
雄剑溶在青光中看似全无，正隐约象征鲁迅心底深处对文化、对国家命运虚无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