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非攻 读后感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可是舆论界却出现了一股失败主义的浊流。
他们认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已荡然无存，无可救药。
《非攻》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了。
先生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在《非攻》中以古讽今，以此说明，弱国面临强国进犯时，必须敢于抵抗。
《非攻》中的主人公墨子是一个躬自操劳的古代知识分子。
和儒家相反，他是庶民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主张身体力行，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
他的学说以非攻、兼爱、尚侠、好义为主。
作品写他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然而却又勇敢，机智，充满着忘我的精神。
当楚国筹划进攻宋国，他一面昼夜兼程去劝阻楚王，一面又吩咐管黔敖作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小说围绕着墨子的行动直接展开情节：一路上过宋，入楚，以正义折服楚王，凭实学战胜公输般。
鲁迅歌颂了这个正面形象，正如他一九三四年在一篇杂感里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墨子正是被当作“中国的脊梁”来描写的，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民群众及其代者的赞美和歌颂。
直到今天，“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仍然是老百姓讴歌的对象。
鲁迅非攻读后感50字
《公输》是忠实于历史的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被进行了篡改
故事新编的好词好句和 读后感100字
好词好句:您是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这样的呢
（橐橐。
）还是失掉地盘，吃着板刀，成了这样的呢
（橐橐。
）还是闹得一榻胡涂，对不起父母妻子，成了这样的呢
（橐橐。
）您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吗
（橐橐橐
）还是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成了这样的呢
（橐橐。
）还是年纪老了，活该死掉，成了这样的呢
（橐橐。
）还是……唉，这倒是我胡涂，好像在做戏了。
那里会回答。
好在离楚国已经不远，用不着忙，还是请司命大神复他的形，生他的肉，和他谈谈闲天，再给他重回家乡，骨肉团聚罢。
（放下马鞭，朝着东方，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
“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21〕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
”公输般道。
“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
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 “那倒也不。
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
何况行义呢。
”〔22〕 “那可也是的，”公输般高兴的说。
“我没有见你的时候，想取宋；一见你，即使白送我宋国，如果不义，我也不要了……” 故事新编读后感 是鲁迅先生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而写就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8篇作品。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
外加一篇。
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像丰富。
是鲁迅先生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
面临死亡的威胁出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
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标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
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其中《补天》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其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宏大。
虽然女娲补天源于古籍但在此的描绘中多了些许浪漫主义氛围创造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
而《奔月》《铸剑》虽然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同时也有着压抑的沉重感。
《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付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混入皇宫施展计策的描写虽然不符合现实的逻辑但也正因为这样获得了令人讶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浪漫主义色彩却又不缺乏沉重感。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
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
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
《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
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揉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
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
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
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
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
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
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
”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
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
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
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
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
其实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
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实际上不仅《故事新编》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而且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都贯穿着一条浪漫主久线索只是它起伏变化行迹不定而已。
通过此书对于鲁迅或多或少有了更多的认识或许浅显但却受益匪浅。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鲁迅作品：《彷徨》的读书笔记
主要内容：《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
好词：沉默、空虚、憎恶、静穆、欣然、坦然、剩在、通红。
好句：①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②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
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③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
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④万籁无声。
只有打出来的骨牌拍在紫檀桌面上的声音，在初夜的寂静中清彻地作响。
⑤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⑥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⑦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⑧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体会：最近几天，我读了《彷徨》，让我深深地感到先生那种深沉、愤慨，犹如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复杂心情。
鲁迅的小说集都包括哪些篇目 写于什么时间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
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
外加一篇《序言》。
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像丰富，是鲁迅作品中仅有的以远古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节选的都是常用的，若对小说集很感兴趣，请看参考资料： 鲁迅简介详情请去，绝对比一楼全。
鲁迅创作风格的转变
1927年9月27日，鲁迅携许广平和大小箱包十多件，怀着仓皇和忧愤，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山东号”，离开了广州，途经香港、汕头，于10月3日踏上了十里洋场的土地，风尘仆仆地径直住进了公共租界里的“共和旅馆”。
在他一脚踏上太古码头的那一刻起，作为“没海”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注定与上海滩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注定要陷入欲弃还留、欲恨还爱的复杂情境。
繁华纷扰的十里洋场，明显影响了鲁迅的创作生涯：他再也没有坐在槐树底下抄古碑的孤独心境，也没有写《野草》时咀嚼灵魂的心境，甚至放弃了回忆叙事的成功路子，一到上海，他就做不出小说来。
他给萧红、萧军的信中说：“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来，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
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
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
”[1]这段话流露出上海时期鲁迅的苦衷。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
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
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
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
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
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2]这段话很适合解释鲁迅寓居上海后的遭遇。
30年代的上海租界成就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30年代上海租界也压制了鲁迅的创作活力，逼他改弦易辙，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适应租界的精神气候。
二鲁迅到上海就做不出小说的原因，以及他后期杂文和《故事新编》的新特点，有众多的阐释角度，本文选择从鲁迅对租界文化气候的不适或投合的角度加以解释。
寓居租界化的上海后，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创作的内驱力由主动转为应对。
鲁迅谈到杂文集《坟》的创作缘由时说：“在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
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3]鲁迅写《呐喊》时，是因为“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4]至于《彷徨》“荷戟独彷徨”的自叙传叙述，《野草》咀嚼灵魂、向内挖掘的散文诗，《朝花夕拾》满怀深情的怀旧散文，这些创作，可以说都是从生命的河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创作的缘由与他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所表述的“文学的动力”极为合拍：“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
”[5]这些创作是属于有感而发，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艺术和情感冲动的佳构。
但是，到上海后，鲁迅的创作大部分是被动应对心理状态的产物。
我们看看鲁迅在上海写作的第一本杂文集《三闲集》的篇目，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都是被挤出来的。
其中，回信性质的就有五篇，序有四篇。
《匪笔三篇》、《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吊与贺》是1927年到上海后发表的仅有的四篇杂文，然而都是剪贴新闻、广告、启事并加以撺掇而成的，1928年写的《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和1929年写的《<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皇家医学》也是剪贴之作。
剪贴多少近乎无聊。
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吴趼人向包天笑传授写作秘诀时说到，小说可以从报纸的新闻故事中网罗材料，而且只要寻找适切的方式把材料连缀起来就行了。
鲁迅把鸳鸯蝴蝶派的创作经验用到了写杂文上，凑了不少的杂文拼盘。
更无聊的是他把自己的个人私事也揭示给公众：《在上海的鲁迅启示》、《辞顾颉刚教授“候审”（并来信）》，近乎海派式的作秀。
实在拿不出“货色”，就谈《我和<语丝>的始终》，列《鲁迅译著书目》，以标明他在文学上还是干了不少事。
再有几篇就是对创作社、太阳社、现代评论派的攻击或反攻击。
两年多来，鲁迅就写了这些东西。
看来，鲁迅的艺术创作神经似乎已经衰弱，几乎只剩下低等的“刺激－反应”式的作文感知了。
这也是鲁迅到了后来努力倡说翻译比创作更重要的隐衷吧。
在租界的气氛下，自己的纯文学创作才能衰竭，所以就提倡翻译了。
这不能不让人有江郎才尽的感叹，倒不是鲁迅真的才尽了，主要是由于他在上海的文化气候中水土不服，因此造成了他文学产量的歉收。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说：“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
” [6]这句话放到鲁迅身上，真是太切合了。
不光小说写不出，连《中国文学史》也只成了一个美好的计划。
想当年鲁迅写《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时，是何等的激情四射、文思喷涌、才情横溢啊。
租界化的上海，说爱你真不容易，鲁迅于是说，“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7] 但是，当鲁迅渐渐适应投合租界的精神气候以后，他的杂文创作就多产起来了。
虽然多产，还是有一部分是应对之作。
二、上海时期鲁迅杂文批判的视野越来越窄，杂文的思想境界也不如前期的广博大气。
租界是东西交融、五方杂处的地方，如果你完全投入和容纳，那么，可以获得开阔而宽容的眼界和心胸。
但是如果怀着思想偏见或政治偏激，那么，心胸视野和思想境界可能就会变得促狭。
租界本来是以英美的文化和制度为主导模式。
然而，由于留学背景和个性气质的影响，鲁迅对英美的现代文化和绅士风度缺乏好感。
“他对于那些买办文人崇洋媚外的奴才相、‘西崽相’，总是投以极大的鄙视和憎恶。
我记得，有一次是曹聚仁先生请客，请了鲁迅先生；林语堂也来了。
席间，林语堂夸夸其谈，得意地说：‘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涝广东话，象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鲁迅先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
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
当时，我，还有几个朋友，都觉得鲁迅先生对，在感情上和他共鸣的，而讨厌林语堂的那副‘西崽相’。
在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中，我实在是没有见到过他这样地对人发火。
”[8]英美的文化令他难以亲近，英美人的行为方式也令他难以喜爱，英美的自由主义，自然也不会让他感兴趣。
对英美的这种态度，鲁迅晚年在与人通信中数次流露。
在1927年11月20日致江绍原信中，鲁迅说：“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
”[9]在1935年5月17日致胡风信中，鲁迅也说：“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
” [10]英国人的人生态度、文化趣味，与鲁迅的性情气质难以吻合。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鲁迅和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即将印出时，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致函郑振铎，商量将笺谱“分寄各国图书馆（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
[11]意德两国，其时法西斯主义正盛，暂不赠送，自在情理之中。
而英国不送，却只因为“自以为绅士”。
这也足见鲁迅对英国怎样不喜欢了。
鲁迅的后期杂文的思想境界不如前期的广博大气，有“向瘦小里耗” [12]的发展倾向。
徐志摩的诗“向瘦小里耗”，是因为“我不知道\\\/风在那一个方向吹”，而向私人情感领域“耗”，而鲁迅的杂文“向瘦小里耗”，倒是向外在的政治集团靠拢的结果。
“选择哪一个势力集团几乎就意味着选择一条群体的生存之路”。
[13]鲁迅后期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左翼的文化宗旨和规划，使得他的杂文糅入了更多的个人纷争和宗派倾轧，而且渐渐放弃了他所擅长的个人回忆式的书写方式，即在个人生命体验中融入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
鲁迅的后期创作的聚焦点已经慢慢疏离了对民族、个体的普遍审视和对灵魂的自我解剖，而这正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使命和魅力所在。
鲁迅对殖民意识有着高度警惕，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中说到当时有些人向外国介绍中国文艺状况时自吹自捧，攫取名利，而有些外国人也据此著书，歪曲中国。
他在信中说“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
”[14]在本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亦曾谈到，西洋人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俗人物，竟闹出了“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15]的笑话，指出了正确介绍中国文艺情形的重要意义。
对殖民文化的敏感，也使他对租界化上海保持一种疏离和矛盾心态。
鲁迅一直享用着租界的自由空气和理性制度提供的文化环境，又不能对之心安理得地享用。
鲁迅从来没有全面否定租界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盛赞过租界的境况。
身处租界的难言之隐，可见一斑。
这种心态于创作是很不适宜的，故鲁迅只能挑挑租界的小毛病，引发或应对一些有益无益的文坛论争，举起“艺术的武器”或“武器的艺术”发表对国府当局的看法。
所以，从文学或文化价值上说，后期的杂文的境界难免小了，过于把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了。
三、鲁迅的前期杂文，直面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和制度；后期杂文主要贬刺的是十里洋场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恶劣习性和现象。
前期是宏大叙事，后期是琐碎叙事。
前期是反传统农业文化；后期是反现代商业文化。
才子\\\/流氓、帮忙\\\/帮闲是后期杂文的核心字眼，这也是租界文化的部分特性。
后期的转变说明了租界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当鲁迅把自己的身影混入租界化的上海后，他的创作心境似乎与这个世界还不能息息相通，往日的乡土创作路子似乎与租界光怪陆离、万象杂陈、中西杂糅的氛围不大合拍，这里似乎没有“铁屋子”需要摧毁，这里的民众似乎也有个体自我意识，不需要心灵的导师，因为租界呈现的光怪陆离的景象，本身已经作了最好的诠释，不需要精英知识分子过多的强行解释。
上海既被认为发展着中国现代化可能有的希望，同时也通常被指责为道德最堕落的地方。
在文学中尤其困扰着对后一种情形的忧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左翼文学一直攻击这个城市现实的失败，并鼓励人们斗争。
充满自由主义理念的作家大多逃离这个城市，并遥远地表示蔑视。
而附骥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学则洋溢着没有人相信的为个人意志力赞美与辩解的热情。
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出路，小说的政治用意可以看作是所能寻找到的上海的另一种精神出路。
一个共同点是，所有的寻找都基于对上海现状的强烈不安。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文艺的鼓吹者中，没有人认为上海可以以现在的平庸方式存在下去。
”[16]新旧知识分子都指责上海滩的堕落，下层工人的群体反抗意识也被鼓动家所激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爱和恨交织的复杂感情。
因此，批判，符合众人口味，哪怕色情作家在露骨的性欲展示后，也故作正经的来一番批驳和表态。
在30年代租界化的上海，反异族侵略的民族叙事能够获得广泛的接受，因为市民社会的国家观念是强大的。
搜奇猎艳的故事和揭露隐私的新闻也有广大的读者群，因为近代上海崛起的奇迹制造了市民的猎奇窥视心理。
对于有着民族意识和艺术良知的作家来说，比较适合走的路是：批判租界的恶俗风气。
在这方面，鲁迅承续了前期批判国民性的路子，但此国民劣根性已经主要不是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国民劣根性，而是现代租界商业传统下和殖民文化下的劣根性。
由于上海租界化的历程短，其市民劣根性难免显得浅薄浮化，鲁迅的批判也就难得有大气度。
由于批评对象和杂文受众的制约，杂文的风格也就有点“海派”了，这又近俗了。
三租界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还可以从《故事新编》前期与后期文本的风格嬗变中看出来。
前期的三篇小说《补天》、《奔月》和《铸剑》的叙事话语和风格与历史小说的规定性相切合，力求构筑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油滑，如女娲两腿间的小丈夫，也是由于启蒙理念的强大导致了文本的分裂，[17]《补天》（1922.11北京）表现了对封建传统文化和卫道士的反讽，响应了五四启蒙的文化主题。
《奔月》（1926.12厦门）故事的讲述和他在北平新文化落潮后“平安旧战场，寂寞新文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心态相合。
《铸剑》对复仇场面的传奇性渲染，洋溢着悲壮的英雄主义情调。
这三篇小说与写于上海的《理水》相比，从内容到叙事风格都大相径庭。
《理水》采用了大量的租界新名词，笔锋所向，意在租界的畸形文化形态和当局的腐败，叙事风格也受到租界文学油滑打趣风气的影响，达到了恣肆放纵、涉笔成趣的海派作风。
后期的作品，充满了海派式的打趣，有点后现代的无厘头风格，显得不正经，故事中有意穿插各种嘲弄现实世态人生的顽皮话，增加看点，随意宣泄个人隐私报复。
大量的租界洋泾浜语和市民俗语的随意点染，有媚俗倾向。
这些都说明了鲁迅这些作品受到租界文化和海派作风的影响，朝着流行文本的路子上靠。
“如果一个文本与读者产生共鸣，它就会流行。
一个文本要想流行，它的寓意必须适合读者理解他们的社会体验使用的话语。
流行文本向读者保证说，他们的世界观（话语）是有意义的。
消费文化获得的满足，是人们从确信他们对世界的阐释与其他人对世界的阐释相一致中获得的满足。
”[18]在上海租界，“谐趣风气” 很“流行”。
[19]鲁迅对“海式”的媚俗倾向曾给予批评：“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
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
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
”[20]然而，鲁迅《故事新编》后期小说的叙事风格却恰恰落入了这样的俗套。
拿《故事新编》里大量的“诙谐”话语和情节来说，后期作品表露的情趣就和前期的有着深刻区别。
朱光潜在《诗论》中对“诙谐”进行了经典论述，他赞同伊斯特曼对于“诙谐”的论断：诙谐“是对于命运开玩笑”。
[21]朱光潜对两类“诙谐”作了辨析，他认为，“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
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滑稽者则在喜剧中见出人事的乖讹，同时仿佛觉得这种发现是他的聪明，他的优胜，于是嘲笑以取乐，这种诙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
豁达者诙谐中有悲悯，其诙谐可以称为“悲剧的诙谐”。
滑稽者有点玩世不恭，其诙谐可以称为“喜剧的诙谐”。
[22]大致可以说，鲁迅前期小说的“诙谐” 出于至性深情，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有浓厚的悲悯情怀，是悲剧的诙谐、认真的“诙谐”。
而《故事新编》后期的小说则有点滑稽玩世，透露出轻薄的精神优胜，是喜剧的诙谐、“油滑”的“诙谐”。
前后期“诙谐”的分野也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里坦言的“从认真陷入了油滑”。
鲁迅前期作品中的诙谐意象并不少，如：《孔乙己》中对孔乙己的打趣，《风波》中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阿Q正传》对阿Q的劣迹的漫画化，《补天》里的古衣冠小丈夫的画像，《奔月》里的乌鸦炸酱面和后翌误射母鸡，等等，这些诙谐意象都大致吻合朱光潜所说的豁达者的诙谐内涵，令读者欲嘲笑而又转入沉重和深思。
而《故事新编》后期作品的 “诙谐” 却多少流入油滑和玩世不恭，在打趣和讥讽的叙事中，鲁迅给我们的是精神优胜的话语快感，如：《起死》里庄子和汉子的纠纷，《非攻》结尾墨子的被搜检，《出关》里的“五个饽饽的本钱”之类的俏皮话，以及《理水》和《采薇》里随手可拾的嘲弄语言，这些，既感受不到鲁迅的悲天悯人情怀，也难以引发读者深长思之，大多数读者读后可能“一笑了之”。
这类“诙谐”也就近似于所谓的“赏玩的奚落”和“海式的有趣”了。
《故事新编》后期小说的“诙谐”风格无疑受到租界玩世风气的影响，表明了鲁迅对租界文化的趋附。
《故事新编》后期小说通过奚落、调侃、消解、虚无的叙事风格，使读者和作者都轻易地获取了自我精神优势。
流氓的比喻、性隐喻的大量使用，使读者获得了期待中的阅读快感。
小说投合了海上市民的消费心态和对租界的文化想象。
《故事新编》前期的三篇有着更多的主体性糅入。
无论《补天》以欲望叙事来解说文学和人的缘起，还是《奔月》对英雄末路的自我写照和对高长虹劣迹的影射，或《铸剑》的复仇场面的惊心动魄描绘，都糅入了叙述者的强烈生命体验，有着个体生命的强劲抒展。
后期的《理水》、《采薇》、《出关》、《非攻》和《起死》，对历史人物故事的讲述中，虽然随意穿插了一些对现实人事的嬉笑怒骂和影射嘲讽，但是基本上属于“他者”故事讲述，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参与。
这种“他者”故事讲述，更多的是外向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联络的结果，缺少向内挖掘的深度。
前期三篇的题材取自于传说和神话，后期的五篇取自历史。
《补天》、《奔月》和《铸剑》的神话传说富于幻想，把远古洪荒年代的生命形态和个体爱恨情仇模糊交织，实现了伦理叙事的深度。
后期五篇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则以历史喻现实，意在比附、警示和批判，舒展的是对外在世界和人生的审视。
究其原因，在北京的老槐树底下和厦门的木板楼上，容易把神话传说与个体内在体验融合。
而在租界化的上海，住在三层的洋楼里，看熙熙攘攘的人生世态，或在大酒店和咖啡馆会友阔谈，难以有向内自我审视和自我感怀的细腻心境，租界声光化电的畸形繁荣似乎也抑制了追根溯源的想象力，因此，《故事新编》后期的五篇小说就倾向于“他者”故事的讲述和以历史影射现实了。
九年之后，鲁迅在上海匆匆重拾《故事新编》的写作计划，选择的路子就是所谓海派的，这是他的适应，也是他的趋附。
上海滩上的文化季风太强劲了，连鲁迅都毫不例外受到它的浸染。
对于鲁迅来说，要么，写不出，要么，出手就是海派的。
朱自清认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23]从这个角度说，《故事新编》后期的篇章在世俗化的同时，具有了与他前期作品不同的现代质。
《三国演义》的人物简介及读后感
还是需要你自己来筛选一……1史记》有感 《史记》是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共有一百三十卷十二万多字。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回顾了各种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我详看了其中的卷九，也就是项羽本纪，对项羽的人生颇有感触。
这本书详细地写了项羽的生平，从少时跟随父亲项梁起义到后来的楚汉相争，再到垓下自刎，详细写了项羽的生平。
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但项羽就是这等少有人之一：在赵国被围在巨鹿时，他破釜沉舟，救出了赵国部队;在只有二十八个子弟兵跟随他时，他号召士兵勇猛杀敌,杀敌数百… …而在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时，他认为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
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自刎乌江，遗恨千古。
在这样的悲剧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项羽的英雄面。
而为什么项羽会有这等结局
一是因为项羽对人疑心太重。
亚父就是其一。
刘邦使出了离间计，项羽立马就怀疑了亚父，亚父在气愤、伤心之时，背上长了个脓疮，病死了，项羽也少了个谋士。
二是因为他两线作战，正面与刘邦交锋，后面韩信在彭城牵制着他，使项羽首尾不能相顾，并各个击破。
项羽有这么两个大失误，失败也不足为奇了。
如果刘邦是英雄，项羽就是枭雄。
胜者为王败者寇，为了胜利，英雄和枭雄为了天下而争斗，而最终的结果就是，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建立汉朝。
像这样的英雄和枭雄的斗争，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如刘备和曹操争斗，刘知远与赵匡胤争斗，… …数不胜数。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不会因小人一时得势正义就消失，也不会因正义满天下就没了邪恶，这也是这段历史好看的地方吧。
史记真是一本好书。
2很难得最近有些闲暇，便拿出已放在书架里很久的太史公的《史记》出来阅读。
能通读一遍《史记》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了。
记得以前曾经想通读一遍《红楼梦》，但是每次读到第二册就放弃了，可能我的个性不适合阅读《红楼梦》这种具有细腻情怀的巨著吧。
《史记》也许更加适合于我。
读《史记》我不禁深深被那些两千余年前的文字所吸引，文字的后面是不朽的思想和一个永远伟大的灵魂，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两千年，但两千年前那一个一个伟大的人物都跃然纸上。
从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才可以叫做“不朽”和“永恒”，也明晰了这世界上真有不世的天才。
儒家治学希望“立功、立言、立德”，然而在几十年间能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人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时光潇潇而去，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看来只有在史书中体会英雄的意境了。
不读《史记》永远都是个遗憾，而读《史记》这本书永远都不会太晚。
另外有：一、文王渭滨遇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
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篈，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
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子真是邪
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齐太公世家》 众所周知，姜子牙有经国济世之才。
但没有遇到文王时穷困潦倒、年迈卑微且尚无成事。
然而姜子牙终究才学，因有才学而有抱负，有抱负而壮志满怀，他不为自己的贫贱和苍老自卑，大胆而自信的他坐在渭水之滨直线垂钓并放言道“愿者上钩”他就是在等待文王，显而易见且处心积虑。
一见文王就倾谈治国之策，毫不隐瞒自己自负的才学。
终于他如愿以偿的一与周文王“载与俱归，立为师”，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东征西战，经国济世，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开辟了一段新的历史。
二、秦穆公慧眼识才 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
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
”。
楚人遂许与之。
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馀。
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
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
”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秦本纪》 韩愈曾感慨：“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没有秦穆公，千里马终将“老死于骈枥之间”而失去其为千里马的意义，百里傒虽然曾经做过虞国大夫，但虞国灭亡之后他就成为俘虏又被作为陪嫁奴仆入秦，甚至后来竟至于被楚国边境的几个乡下人扭送到市场上叫卖，成为人尽可唾的卑微之人，其人虽有才，然虞君、晋公不识，乡下无人只知，终沦为市奴，百里傒虽为千里马，但其处境尴尬而不能扬蹄日奔千里。
使其成为千里马的是秦穆公，秦穆公不为他卑微的身份所干扰，慧眼识才而写就了“举百里傒于市”的美谈，秦穆公乃一国之君，百里傒为一市奴，两人身份千差万别。
秦穆公是排除了众议及一些相当的困难才作到的吧
他这种求人惟贤的心态，及“授之国政”任人不疑的态度是值得今人品味的。
三、祁傒举贤不为私 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
解狐,傒之仇。
复问,举其子祁午。
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晋世家》 伯乐有识别千里马的慧眼，也有个人的喜好厌恶，若伯乐明明看出那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但因为这匹马踢了他一脚而口是心非的说“这匹不是千里马”悲剧的味道就更浓了一层。
因此社会更呼唤有良知的伯乐，如祁傒的伯乐，胸怀坦荡，不顾忌个人的任何私利。
“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推荐就推荐最能胜任的人。
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鲁周公世家》 我们常听某些干部大谈用人经时把“重用无才之人”作为金定律，关键是怕手下人成绩超过自己，此时周公吐哺对我们的教育就显得尤其深刻，周公贵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但终为人臣，毕竟不能事事得意，他举荐的人得到圣上信任并导致自己被疏远也未可知，但周公一心以天下为己任，招贤纳士，辅佐成王。
且求贤达到痴迷的地步竟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的胸怀，怎样的品质
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要发展，就要人才，要人才，就要周公 五、桓公捐嫌任管仲 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
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
君之尊，臣无以增君。
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於是桓公从之。
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
管仲知之，故请往。
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
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齐太公世家〉 有了“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的祁傒，还需要一个能为“仇”“子”施展才华提供空间的人，这个人就是桓公。
当鲍叔牙极力推荐而他自己也认识到管仲的经世致用之才时千方百计地把管仲从鲁国迎回。
“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并支持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桓公终成霸业。
在管仲问题上，人们多推崇鲍叔牙的知人和管仲的贤能。
殊不知正是齐桓公为他们双方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得他们名垂青史啊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史记〉中荐人、纳贤的故事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现在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正值国家用人之际。
这更要求没我们要头脑清醒，有才之人勇于自荐，求才之人善于发现，识才之人大力举荐，用才之人求贤若渴，当政之人则为各种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进而使所有人才“就力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