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幽冥》读后感，谢谢
《目送》读后感2000字整本书，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龙应台《目送》在寂寞而困惑的青年少年时光，我希望可以碰到这样的一本书：它所展现的，正是眼前我们所经历的生活。
友谊，亲情，爱情；生活，学习，娱乐。
它最好不要说教意味太重，一定不要有阅读障碍，内容应该简洁却有力，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它当然不能太过简单、空洞、荒诞、离奇，或者只是单纯地讲个故事，至少在我阅读过程中或者阅读过后，有一种随时想要再打开重新阅读一遍的冲动。
它让你忍不住拿起笔，在深深触动你的句子处来回咀嚼、反复诵读，然后誊写在自己最宝贵的笔记上。
它引起你的深深思索。
幸运的，在我高三那段晦涩的岁月，我遇到了这样的书。
它在我三点一线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番色彩。
在所有所有空闲的时光，都有它的陪伴，每每手指触及到它，就有偌大的充实感和满足感。
把它放在枕边，睡前翻几遍，嘴角带着笑意，安然进入甜甜的睡梦中。
它是《目送》，一本散文，写友谊，写亲情，写失败的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写尽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它告诉我，要真正的注视一切，必须一个人走路。
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里。
读《目送》，你能感悟到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与“舍”，一种刻苦铭心的痛。
作者如是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或许，在作者与儿子，作者与父亲三代人角色扮演中，在消逝的时光中，他们目送一个背影，看着另一人走下去。
在那段青涩的少年岁月，我的父母也只能看着我的背影，看着我独自走下去。
他们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在那段迷茫困惑的时光里，我只能一个人走。
可是我知道，他们眼中的担忧，他们眼中的不舍，他们眼中一逝而过的伤痛，纵然我看不到。
读《（不）相信》，你能领悟到人生心灵旅程里最大的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正如书中所诉，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
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
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
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
因此，在一人走的路上，你只能是对时光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有人说，少年时读过的书，奠定了我们少年的底色。
如果沐浴过瓦尔登湖的晨光，奔跑过聂鲁达的黄昏。
任凭世间万象映射心间，你仍旧能以梦为马，踏遍天际的绛紫与金黄。
去读书吧。
去找到这样的书，深深的沉迷其中，回味每个你也曾经经历的当时。
因为当时，稍纵，即逝。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
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
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一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
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五十二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
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清晨三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
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
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
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
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
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
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
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
他怎么自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萤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
他对家里的保母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
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沈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清晨三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
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
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
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酝。
什么叫底酝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
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
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
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
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得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
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
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
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
”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
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
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十五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
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
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
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
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
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
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
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
而十五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
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
尤其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
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
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
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
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
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
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味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
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
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
龚自珍所看见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
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
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
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
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
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
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俐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二十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
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杭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
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
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强烈反对的人也很多，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
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
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日夜思念母亲。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关于龙应台《四千三百年》的点评 急急急!!! 速度一点 急求
三百年作者：龙应台 选自：目送太疼口，你不敢去碰触深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厦门海外几公里处有一个岛，叫金门，朱熹曾经在那里讲学。
在二十一世纪初，你若上网键入金门这两个字，立即浮现的大多是欢乐的讯息：三日金门游、好金门3999元，不包含兵险、战地风光余韵犹存、炮弹做成菜刀\\\/非买不可的战区纪念品......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来到碉堡里表演，政治人物发表演说要人们挥别过去的悲情，拥抱光明的未来......我却有点不敢去，尽管金门的窄街深巷、老屋古树朴拙而幽静，有几分武陵人家桃花源的情致。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
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满树摇香。
如果你踩过破瓦进入客厅，就会看见断壁下压着水渍了的全家福照片，褪色了，苍白了，逝去了。
一只野猫悄悄走过墙头，日影西斜。
你骑一辆自行车随便乱走，总是在树林边看见小心地雷的铁牌，上面画着一个黑骷髅头。
若是走错了路，闯进了森林，你就会发现小路转弯处有个矮矮的碑，上面镶着照片，已看不清面目，但是一行字会告诉你，这几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在那个钢铁一样的岁月里被炸身亡。
是的，就在你此刻站着的地点。
他们的名字，没人记得。
他们镶着照片的碑，连做那好金门3999元的观光一景都不够格。
车子骑到海滩，风轻轻地吹，像梦一样温柔，但是你看见，那是一片不能走上去的海滩；反抢滩的尖锐木桩仍旧倒插在沙上，像狰狞的铁丝网一样罩着美丽的沙滩。
于是你想起画家李锡奇，他的姊姊和奶奶如何被抓狂的士兵所射杀。
他的画滂薄深沉，难道与疼无关
于是你想起民谣歌手金门王，十二岁时被路边的炸弹突然爆开炸瞎了他的眼睛、炸断了他的腿。
他的歌苍凉无奈，难道与忧伤无关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在四十四天内承受了四十七万枚炸弹从天而降的轰炸，在四十年的战地封锁中又在地下埋藏了不知其数目的地雷。
这里的孩子，没人敢到沙滩上嘻耍追逐，没人敢进森林里采野花野果，没人赶跳进海里玩水游泳。
这里的大人，从没见过家乡的地图，从不敢问山头的那一边有多远，从不敢想象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这里的人，好多在上学的路上失去了一条手臂、一条腿。
这里的人，好多过了海去买瓶酱油就隔了五十年才能回来，回来时，辫子姑娘已是白发干枯的老妇；找到老家，看见老家的顶都垮了，墙半倒，虽然柚子还开着香花。
捡起一张残破的全家福，她老泪纵横，什么都不认得了。
在阿富汗，在巴勒斯坦、安哥拉、苏丹、中亚、缅甸......在这些忧伤的大地里，还埋着成千上万的地雷。
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还生产着地雷，两亿多枚地雷等着客户下订单。
埋下一个地雷，只要三至二十五美元，速度极快；要扫除一枚地雷，得花三百至一千美元，但是——地雷怎么扫除
一个扫雷员，冒着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测雷的金属棒，往前面的地面伸去。
一整天下来，他可以清二十到五十平方公尺的范围。
意思是说，要扫除阿富汗五分之一国土的地雷，需要的时间是四千三百年。
金门有一株木棉树，浓密巨大，使你深信它和山海经一样老。
花开时，火烧满天霞海，使你想顶礼膜拜。
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
读后感：金门这样的地方是不曾听说的。
那个艰辛的四千三百年，阿富汗五分之一国土的安宁，时间贪婪的让人类为自己的过错加倍的买单，然而这样的罪责，没有多少人会甘愿承受，是的，那并不是我，地雷与我何干
可是当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这些历史隐藏起来的杀手则慢慢显露凶性。
它只是需要释放，以一个残破的人生为代价。
死亡在那样的地方，这样的年代是何其平常。
我们被迫面临死亡，与之交涉，并随时达成协议。
而仅仅是不忍心不是真正的同情。
真正的同情是没有人觉得应该被可怜；真正的同情是没有人觉得应该要施舍；真正的同情是没有人觉得应该同人情。
也许算不得善良，但是我们最应该的同情是以一份子人类的身份去揭开那些华丽的创疤，去正视人类曾经的残忍与血腥，去体味那四千三百年持之以恒的艰辛的赎罪，去给那些阴霾笼罩的土地带去阳光，去用你的心感受大地脉搏中的苦痛，感受人类血液折射的温暖，感受每一个战栗不安的生灵度过的每一个惶乱的年头，感受废墟上的“同情”的危险，人性之爱与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