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读后感
不一样的生活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 中国的家长在给了孩子足够的自由后，觉得那是自己的“授权”或“施予”，他们并不觉得那是孩子们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
对，这就是他们的心态啊。
也就是说，他们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他们的儿女不是他们的儿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他们的“别人”! ――题记 读了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我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更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彻悟，书中那些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描写，那些在我这样的中国孩子看来新奇无比的教育且见解独到的方式，令我耳目一新，那个既有成人的老道，又不乏孩子的偏激，既睿智幽默，又不失天真烂漫的安德烈更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书中的安德烈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他喝酒、聊天、听歌、开Party、旅行……，简直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再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早早地起床、匆匆忙忙地上学、没完没了地做作业、上不完的各种补习班……，即使偶尔也有短暂的放松和娱乐，也大多是来去匆匆，蜻蜓点水，从来无法尽兴，比起安德烈的自由和惬意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安德烈遇到了挫折，妈妈龙应台来安慰他，而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却往往收获的是家长和老师的联合斥责；安德烈成功时，妈妈、弟弟和朋友会为他送去衷心的祝贺，但我们取得的成功却永远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甚至在老师和家长眼睛里永远是那样微不足道，与他们的期望相距甚远。
……这难道就是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吗
菲力浦在第34封信《独立宣言》中总结归纳出一个非常精辟的结论：欧洲人看人是看年龄的，只要满十四岁了，连老师也要用“您”来称呼学生。
但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却往往忽略孩子的年龄，而是刻意的去强调辈分、尊卑，不管孩子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只要站在爸爸、妈妈或是老师身边，他的身份就永远只能是“孩子”，永远不能得到尊重，永远只能选择服从。
难道在中国人眼里，孩子只能算一个成人们随身携带的物件
中国人之所以不肯尊称一个14岁以上的少年为“您”，仅仅是为了保全那点少的可怜的面子吗
顺着菲力浦的遭遇探究下去，我又发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父母在夸赞孩子时总是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真厉害!”，“你的女儿真棒!”……诸如此类，真是可笑，这到底在夸谁呢
别以为对方是“小孩”就可以剥夺他的努力和成就
“小孩”也是人，也是有资格获得尊重的人，也需要平等的对待，难道所谓的“人人平等”在孩子身上就不适用了吗
由此看来，在东西方在对待孩子的观念真的有着巨大的反差。
多么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老师们也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亲爱的安德烈》，看看安德烈们快乐的生活，学学龙应台那样贴心的母亲，把你们严肃的爱变得温情一些，把你们古板的关怀变得更加亲切一点，给我们一点柔美的微笑，给我们一点应有的尊重，那样，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学生一定会变得比现在灿烂很多，很多
龙应台与安德烈和著的《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1000字
每年母亲节前夕，各大媒体都会不厌其烦地呈献最刻板的母亲形象，在我们的耳边反复颂唱〈〉。
没错，当新闻版的伦常悲剧越来越多，我们反而更加渴慕好母亲的榜样：肥肥独力养大欣宜，至今受到各方称颂──有时候我甚至不禁怀疑，她在大众的眼中首先是母亲，然后才是艺员。
在一直敲凿真实或纵情想象的文学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母亲吗
诗的两个母亲 常有人把写作的过程比喻为怀胎，吊诡的是，说这话的也包括不少男性作家，彷佛只有母子的才足以用作模拟。
倘若作者是作品的母亲，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作者自己也不过是母亲的作品
‧考夫曼(Nathalie Kaufmann)的《母亲，我的千思百虑：16位大诗人和他们的母亲》告诉我们，母亲的影子总是或淡或浓地覆盖着大诗人的作品，或生命。
魏尔伦(Paul Verlaine)是长子也是独子，然而母亲早怀过三胎了，她把夭折的胎儿放在一个个盛满酒精的玻璃瓶里。
不难想象，魏尔伦自小便受到父母溺爱──比方说，他曾把父亲的高筒圆帽割开，并把碎片形容为「一片梨，一片土豆，一片胡萝卜」，父母毫不介意，只觉有趣。
长大后，魏尔伦经常酗酒发狂，曾以刀指吓母亲：「你不会活着出走这幢房子。
」那些盛载了夭折胎儿的玻璃瓶都给他通通摔破了，考夫曼说：这也许是出于爱的妒忌。
不管魏尔伦如何犯事入狱，虐打母亲，她仍旧默默守着。
最后，她为了替他找寻一种特殊烟草而冒雪上街，在77岁病死。
作为不孝的大诗人，魏尔伦以几首诗报答了母亲。
当然，诗人的母亲不全是如此包容，而她们跟儿子的创作往往有更微妙的关系。
早在(Friedrich Holderlin)出生前，母亲便已决定了：他要当牧师。
她是个虔诚的信徒，竟在丈夫死后将其珍贵藏书通通丢掉，除了宗教书籍。
为了迎合母亲，逼自己在呆了几年，有时寄信向母亲抱怨一下，却又马上后悔失言。
如此反反复覆，他最终还是决定当个诗人，遂与母亲展开漫长的拉锯战，这多少造成了他的抑郁症。
有人说，他的抒情诗就是源自这个悲剧。
(Charles Baudelaire)的父亲同样早逝，母亲希望他科科第一，他也想让母亲满意，好好当个律师或军人，结果却因纪律问题而给学校赶出来。
后来，当了诗人，向母亲致以最深的爱意：「我想念你，至少你是一本永恒的书。
」母亲并不欣赏。
他写出了受到后世颂扬的巨著后，法庭以「侮辱公共道德」的罪名检控他，母亲责备他写了一本「可诅咒的书」。
至于自己，却小心翼翼地提醒母亲：书中的一些诗作来自我们的回忆。
如果不嫌穿凿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的忧郁情调与母亲在他儿时改嫁隐隐相关。
直至40岁时，波德莱尔仍对这事念念不忘，在信里谴责母亲：「每分钟都向我指出，我对生活再也没有兴趣。
在我年轻时，你作出了极其不慎的行为。
」 母爱DNA的异变：占有与嫉妒 根据香港法律，18岁便是成年人了，但母亲总有她自己的法则──孩子再大也还是孩子，非管不可。
为儿子决定前路，固然是出于母爱，我却不禁想起一句老话：爱就是占有。
爱情总是排他，刚萌芽的母爱更是完美的排他，那就像米兰‧的小说对诗人雅罗的母亲首次哺乳的描述：「这种感觉与爱情相似，但却远远超过了情人的抚摸，它带来了极大的宁静和极大的幸福的宁静。
她过去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当情人亲吻她的胸脯时，那只是短暂地弥合了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现在她知道，有一张嘴在无限忠诚地依恋着她的胸脯，对这种忠诚她可以完全信赖。
」 但孩子成长，就开始逃离母亲了。
难怪当儿子在临终前回到雅曼的身边并说最爱的是母亲，她会「透过一大滴看见了这个世界」了。
甚至把儿子的死亡描述成母亲的佳音：「是的，一切都很完好。
阿瑟在那里，他不会跑掉。
阿瑟永远不会再逃走。
一切都很完好。
」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提醒我们，占有与嫉妒往往是双生儿。
曹七巧大半生都过得不如意，便蓄心积虑地让女儿重蹈覆辙：那年头，再没有谁缠小脚了，她硬是要把女儿的脚缠成笑话。
她自己抽鸦片，便让患了痢疾的女儿以抽鸦片来代替服药；旁人劝止，她一口拒绝：「怕什么
」她自己嫁得不好，就刻意挑剔女儿的对象，甚至警告对方：女儿抽鸦片十年了，戒不掉──她还「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呢。
她对儿子倒是骄宠，只是把媳妇逼死了一个又一个──对于不如意的曹七巧来说，这也许便算是喜剧了──一个人的喜剧。
像曹七巧那样惊心动魄的母亲往往只出现在小说里，散文的世界倒是显得一片详和：冰心、琦君、三毛……这是因为小说就是虚构，抑或因为散文缺少「虚构」这个安全标签，以致无法直面残酷的现实
我想，两者可以并存。
母亲，还有别的吗 龙应台在十多年前写了《孩子你慢慢来》，全书都以「妈妈」来称呼自己──是的，不是「我」，而是「妈妈」。
母亲的身份彷佛总是优先的，哪怕像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
龙应台在〈野心〉里描述了一个荒诞的情景：「妈妈」不住向久别重逢的朋友乱扯大计﹝好好研究最新的西方文学理论、到西藏陕北东北上海北京蒙古旅行、为欧洲各国制作纪录片……﹞，孩子却不住捣蛋，令对话频频中断。
终于，朋友用很温情的声音说：「做了妈妈以后都不能实现了
」 面对个人与母亲的挣扎，龙应台问了一个不怎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不，她不是说女性的全部生命就是当个母亲，而是说平衡母亲与其它身份是多艰难而有意思。
多年后，孩子安安长大为安德烈了，龙应台为了跟他好好沟通，便与他在报上通信，最后结集为《亲爱的安德烈》。
那真是火花四溅、旗鼓相当的对话啊──不，我说的不只是他们对国族、阶级、艺术等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近乎平等的相处态度：安德烈会说母亲提出的某些问题「落后」，又会直接问她：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
作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龙应台总是心平气和地跟安德烈讨论、竭力了解他的想法，但当他说他们这些欧洲青年人的生活就是「性、药、摇滚乐」，她便吓得急寄电邮：「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尽速回信。
MM」邮件名称就叫 “urgent”。
这一刻，她是个心急如焚的母亲，不是其它。
不完美的孩子，不完美的母亲 香港有好多规规矩矩的乖小孩，却没有多少个聪慧得尖锐的安德烈──毕竟像龙应台一样的母亲实在太少了。
但反过来说，我们像母亲一样不完美，这何尝不是相亲互谅的契机
曹七巧的「母亲」张爱玲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走笔至此，啊，我也是时候打电话到餐店订座了。
亲爱的安德烈 读后感
读后感儿子成长了，本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
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平淡。
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掌握住她与儿子之间的联系。
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信方式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了解儿子的想法、内心到底在做什么打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
这36封信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
出生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
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活在德国。
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
白衣黑裙，准备考大学，对、中国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
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准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
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活艺术的笨拙。
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广泛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利、价值取向和职业规划、流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活习惯、、衰老、死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穿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了解、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努力解释自己，三年的对话是成功的，母子收获了巨大的幸福。
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反台独、反独裁、反强权，追求民主、关心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唤。
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昧”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
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里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回想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质，带有几分怀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早晨4点出门，黄昏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
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她讲黄山少年，我很激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教育、意识，很多方面。
比如，他们长于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感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预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
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接受，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
我们依赖长辈、领导，我们相信权威，我们从众、附庸。
就香港选举时间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取小小的本该的权利，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
龙应台是呼唤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
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烦恼。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我几乎确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成就，你会失望吗
”龙应台说：“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谋生。
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认为，她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
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成就能超越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
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
不
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会紧张。
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正是母亲的为难之处。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每封信一篇，要六篇，每篇300字，有三篇以上能用的采纳
不知道不知道，mmp写这个干什么，m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