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传读后感400字
在寒假里，我有幸阅读了李长之著韩愈传，才感觉自己对韩愈有了更深一点的了解，起初只知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韩愈是让人十分尊敬的。
我还依稀记得里面的这句话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意思是说韩愈因为自己是孤儿，小时候很刻苦的学习儒家经典，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还需要奖励来诱导。
韩愈并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堕落了，或许会被别人所嘲笑，或许少了父爱母爱，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他学习并不是为了奖励，而是自己要学，这样的付出是无价的，想想如今的我们，或许我们曾抱怨过读书累，但是我们的状况比韩愈当时要好多了，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应该发奋，向韩愈学习，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
这是韩愈让我尊敬的一点。
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也让我敬佩不已，当然我想这一点与他小时候勤勉读书是密不可分的。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韩愈也和柳宗元一起开创了古文运动，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
韩愈对于事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更是构思奇特，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韩愈的勤勉读书和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是使他成功的原因，虽然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他还是努力读书
这和他一系列的成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系。
柳宗元的性格怎么说比较全面
有美景如此，为何还纠缠于不被赏识的悲伤中呢
在官场上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可以寄情于山水，像欧阳修一样洒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也许，我们还可以想想范仲淹。
我们可不可以也学着用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呢
不再为了心中的愤懑而满怀愁肠。
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虽然现在的你还不能为国为民做些什么，但是身处在这美景中，也依然可以忧其民、忧其君。
正如龚自珍所说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盼望你早日驱散心中的阴霾，把酒临风，宠辱偕忘，长风破浪，直济沧海
中国文学的鉴赏读后感
中学的鉴赏 袁行霈 一 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鉴赏离不的咀嚼和玩味。
读懂是第一步，但仅仅读懂还不够，要能欣赏语言的巧妙、语言的美。
中国有句成语叫“咬文嚼字”，似乎有点贬义。
但文学鉴赏不能不学会“咬文嚼字”。
元遗山《与张中杰郎中论文诗》云：“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
”这是文学鉴赏的经验之谈。
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借助字典、辞典，然而字典、辞典只解释字词的意思，不可能把它的滋味告诉读者。
一般的注本也不过是注出词义、典故。
隐藏在语言深层的情韵，附着在词语之上的色彩，未必能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得到。
这只有通过自己大量的阅读，反复的玩味，才能逐渐体会。
例如“白日”，辞典注曰“太阳”。
但熟悉古典诗歌的人都会感到这个词以“白”形容“日”，似乎强调了“日”的亮度；左思说：“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
”“白日”是“太阳”，但是经过诗人反复使用后，它已带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
王之涣的《登鹊雀楼》一开头说“白日依山尽”，虽然写的是夕阳，但因用了“白日”这两个字，仍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
又如“东篱”，陶渊明《饮酒》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家院子东边有一道篱笆，下边种着菊花，这本是普通的田家景色。
可是因为陶渊明是一位著名隐士，菊几乎成了他的化身，所以连带着“东篱”也有了远离尘俗的意味。
再看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四字既点明时令，又暗喻李龟年和自己两人的遭遇，还暗喻唐王朝的局势，含蓄蕴藉，大可玩味。
《论语·雍也》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自 脂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斯疾，重复一个“斯”字，孔子那种爱惜悲痛的心情充分地传达了出来。
《世说新语》记载名士的言谈举止十分生动，如《文学》篇中，“了不长进”四字就很传神，特别是那个“了”字，耐人寻味。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
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
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
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
”王大惭而退。
小说戏曲中的词语，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贾母骂贾琅：“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
”“黄汤”就是“黄酒”，但用“黄场”往往有贬义。
如《水 济》第十四回：“畜生
你却不径来见我，且在路上贪噇这口黄汤。
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
”元杂剧《朱砂担》第一折有：“我则是多吃了那几碗黄汤，以此赶不上他。
”不该喝酒而喝了，酒后闯了祸，这时不用“黄酒”而用“黄汤”，别有一种趣味。
“没嘴的葫芦”，比喻不多讲话的人。
葫芦这比喻使人联想到憨厚的样子，再加上“没嘴”，这印象就更强烈了。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
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西游记》第三十八回：“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也与你滚上几滚。
”元杂剧《蝴蝶梦》第二折：“浑身是口怎么支吾，恰似个没嘴的葫芦。
”将这些例句互相对照，觉得更有意思。
又如《红楼梦》第七回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初次与宝玉相见，凤姐也在场。
当秦钟向凤姐作揖问好时，“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
’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
”这一段里“比下去了”四个字极其传神。
除表示凤姐喜欢秦钟以外，还可看出凤姐对宝玉的爱。
凤姐总以为别人都不及宝玉，经常拿别人和宝五相比，以往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如今这秦钟一来就把宝玉“比下去了”。
一个泼辣女人的形象立刻出现在读者眼前。
《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腰子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的要消遣你
’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
”这“肉雨”二字，金圣叹批曰：“千古奇文。
”李卓吾批曰：“‘肉雨’二字惩地形容，从未经人道过。
”袁无涯批曰：“‘肉雨’二字俗而典，莽而趣，便生后拳头雨点之根。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功能是很奇妙的。
然而语言的表现力又是有限的，即使是语言大师也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
中国的文学家深知“言不尽意”的道理，所以特别注重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把那些微妙的意味寄诸言外，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中国文学的鉴赏，要从语言入手，但不要被语言所局限，应当从言内到言外，品尝那些言外的滋味。
二 意 境 意境是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
诗、赋、词、曲、小说、散文、骈文等各种文学体裁，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种类都可以创造出意境。
注重意境的创造，是中国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
意境的形成，有赖于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二者的交融。
或情随境生；或移情入境；或体贴物情，物我情融。
有时意境很快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有时需要在初始之境的基础上深化、开拓。
《漫 叟诗话》说：杜甫的《曲江对酒》中的两句诗，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黄鸟时兼白鸟飞”，后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改了三个字，意境遂大不相同。
此诗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他对肃宗既怀有幻想，又感到失望。
久坐江畔，一种寂寞无聊之感袭上心来。
“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此时之心情不合。
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于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
诗词中鲜明的富于启示性的意境不胜枚举。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王维《汉江临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杜甫《后出塞》其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登高》)“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冯延巳《遏金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秦观《满庭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陆游 陆安春雨初雾》)这些诗句，我们反复体味，即可进入那意境之中，获得美的享受。
有些抒情写景的散文和骈文，也有诗的意境。
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水州八记》、苏拭的前后《赤壁赋》等等，自不待言。
即使是先秦诸子散文，如《论语》也有一些诗一样的片段。
其《先进》篇中，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他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哲是借一段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的：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害，咏而归。
这段文字就颇有意境。
戏曲有没有意境呢?也有。
王国维说元杂剧之妙，“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宋元戏曲考》)戏曲中的曲词尤其注重意境的表现。
有些曲词善于描摹景物，烘托气氛，抒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如王实甫《西厢记》里《长亭送别》一折中的两支曲子：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小说有没有意境呢?也有。
如《聊斋志异》中的《绿衣女》，写书生于璟在庙里读书，夜间忽有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
”于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
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于生爱之，遂与寝处。
女妙解音律，歌声动耳摇心。
一夕，女走后于生听到她呼救的声音，声在檐间，一大蜘蛛捉一物，哀鸣声嘶。
于破网挑下，则一绿蜂将毙。
“捉归室中，置案头。
停苏移时，始能行步。
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
旋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
自此遂绝。
”整篇小说都富有诗意，而末段尤有意境。
中国文学的创作既注重表现意境，文学的鉴赏当然也应该力求感受和进入意境。
当我们读着那些意境深远的作品时，可能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
有时是自己过去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共鸣。
有时仿佛心灵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对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
有时会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上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境地。
怎样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意境呢?必须驰骋自己的想象和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诗歌鉴赏需要运用想象和联想，已无须赘言，这里只讲讲戏曲的鉴赏。
中国戏曲的表演有很强的虚拟性，乘车荡舟，骑马作战，扣门登楼，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是由演员通过虚拟的方式加以表现，舞台上并没有真实的布景。
那山山水水，干军万马，都要由观众自己去想象。
而在读剧本的时候，眼前不但没有布景，而且没有演员，所见到的只是纸上的文字。
读者要借助这些文字想象出舞台的情景，让死的文字一个个活起来，变成一些生动的场景。
这样才能进入它的意境。
三 寄 托 中国文学本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论语·子罕》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借松柏表现坚贞的人格。
《离骚》里的美人香草，寄托了诗人高尚的情操。
有些作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也常常隐去真意，而用托物言志的方法。
在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中，不少是这样的。
因此鉴赏中国文学，必须注意有无寄托，如果有寄托，就要进一步弄清是什么寄托，透过表层的意象，体察作者真正的思想感情。
如李商隐的《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二：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
玉盘进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
万里重阴非 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
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这首诗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咏物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曲折而细腻地表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
又如元代诗人王冕的《白梅》：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笔下这株白梅高洁绝俗，而又不孤芳自赏，它愿意把自己的清香贡献出来，以加快春天的到来，寄托了诗人的理想。
在散文中有寄托的作品也不少见。
韩愈的《杂说》四(《马说》)借着不为人知的千里马寄托了寒士的不平。
周敦颐的《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寄托自己的情怀，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然而，我们应该避免穿凿附会，把那些并无寄托的作品说成是比兴寄托之作。
这只能破坏鉴赏的趣味而无助于对作品的理解。
汉儒对《诗经》的解说就犯这个毛病。
例如《关眼》明明是一首情歌，却被解释为“后纪之德也”。
清代陈沆用汉儒解诗的方法，笺释汉代至唐代的诗歌，也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如汉乐府《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陈沆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
”显得迂腐可笑。
四 博 采 中国文学的鉴赏，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
博采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知识，可以提高鉴赏的能力。
例如诗歌的鉴赏，可以借鉴绘画、书法理论的地方就很多。
清代王原祁论山水画说，用笔须“毛”，蔡 岂论书法艺术讲究“涩”，诗歌评论家论诗歌艺术讲到“拙”，我们可以互相印证。
叶燮《原诗》论汉魏之诗说：“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在工。
”陈师道《后山诗话》评刘禹锡的一首诗说：“语虽拙而意工。
”袁枚《随园诗话》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
”画家所谓“毛”，书家所谓“涩”，诗家所谓“拙”，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的艺术讲究一个“虚”字，虚处见实。
画家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让观画的人自己去想象补充。
清初画家 宣重光《画签》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书家和篆刻家讲究“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中国文学追求言外之意，正是虚处见实，计白当黑，让读者在无字之处看出字来，进而领悟作品的情趣。
如果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篆刻艺术有所了解，就会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的鉴赏。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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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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