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献学专业在文学院与古籍与传统文化学院都有
他们有什么区别
1946年夏，王思治初中毕业。
兼任班主任的文老师充满深情地为这个毕业班亲手填词作曲，谱了一首《班歌》：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训能与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风。
但愿淡如水，不愿如醴浓。
这首内涵丰富的《班歌》是文老师送给学生的最好礼物。
古人讲三十而立，故有三十年前好用功之句，三不朽是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立德是最能得到尊崇的。
蜀光中学的校训是能与功二字，要求学生在校时一定要有志向，要学到真本事，将来到社会上才能建功立业。
盈盈卅二子以下是说全班32个学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你们今后一定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像小人那样以利相交，如甜酒般浓稠。
《班歌》蕴含着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一直为王思治所铭记不忘，而文老师循循善诱的师德也给王思治留下了永恒的风范。
上高中后，文理分班，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思治非常干脆地选择了文科。
中学国文老师和《班歌》 王思治1929年8月22日生于四川自贡。
这是中外闻名的盐都，王思治的家就因为盐业而跨入殷实之家的行列。
那是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能够上学堂读书并能持续下来已非易事，但王思治却幸运地完成了高小、中学的学业。
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学。
位于自贡城的这所学校与南开中学齐名，校长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受盐商经济支持，该校能够在全省招聘优秀教师，因而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教学水准，王思治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深刻地影响他人生道路的国文老师。
这位从川东受聘到蜀光中学执教的文玉笙老师有很深的国学根底。
刚开始，王思治和他的同学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浑然不知，当然也谈不上兴趣，是这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引导他们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
王思治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初中课堂上常见的一幕：文老师身着长衫，背着手，踱着方步为学生朗读和讲解古文名篇，他的朗读高吟低唱，十分投入，很有韵味，他的讲解旁征博引，通俗易懂，蕴含丰富的感情。
开始同学们都笑他迂腐，但在潜移默化中，传统文化所展示的新奇天地就犹如巨大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王思治的心。
在文老师的影响下，王思治从初二就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
1944年到1945年，僻处大后方的自贡也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王思治等被迫转移到乡下躲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那令他魂牵梦绕的国文课堂中。
学争鸣中一个年轻的声音 1949年夏，王思治高中毕业后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大学第一学期尚未结束，成都解放。
时代的转换在使青年王思治备感振奋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治史之路，从此他得以在新的时代氛围中走上一条迥异于先辈学者的学术道路。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成为时代对新老史学工作者提出的共同要求。
因了这样的机缘，依靠勤勉、多思和青年人善于吸收新事物的特点，王思治的史学研究才华得到了初步的展现。
在华西大学，本已对历史学有浓厚兴趣的王思治如鱼得水，在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典籍的求学道路上进一步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他潜心学习，沉浸于对历史知识的贪婪摄取中，鲜有闲暇和娱乐的时间。
这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尝试着用唯物史观观察、思考和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王思治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史学名家徐中舒、缪钺、蒙文通、蒙思明等在精心讲授的同时，还让学生每个月到家中探讨学术问题，师生关系融洽而密切，系统的学习和名师的指点使王思治很快打下比较深厚的国学根底。
1953年，大学毕业的王思治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读研究生，缪钺先生致信王思治，对这位得意弟子的进一步深造提出厚植基础的希望。
1998年8月，王思治夫妇和学生们在一起 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许多同行都发现，王思治的史学论文思路开阔，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论魅力，常常是一气呵成，有高屋建瓴之势，具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之效，而这都得益于他刚入人大时的理论训练。
王思治回忆说，进入人大的第一年学校给他们发的理论著作就有两尺多厚，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选》、《选集》、《资本论》等，还有各式各样的辅导材料，开的课程也是传统的四大理论课，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生们被要求完全研读原著，那真是一项吃力又费神的事情。
通常的安排是，上午专家讲授，下午研读，晚上辅导，最后的考试又颇为严格，是在几百道口试题中抽签回答。
事隔多年，王思治还感叹道：那一年真是读了不少书。
五六十年代，是传统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期，在重新改写历史的潮流中，史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在学者之间展开热烈的争鸣。
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问题的争鸣，即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又以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
这里主要有三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王思治是魏晋封建说的重要代表之一。
1954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旨在论证汉代是封建社会，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说。
针对这篇文章，王思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一文，长达两万多字，显示了青年王思治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其时他还是不满26岁的在校研究生。
这是《历史研究》创刊后第一次发表年轻人的文章。
文章发表前，尹达副主编特意把王思治叫到编辑部，说：文章写得不错，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历史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你是知道的，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很不容易，特别是发表你们在校研究生的文章。
你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不要自我陶醉、自我满足。
不久，王思治又相继发表了《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崩溃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其论文资料丰富，考证精当，论述周详，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关于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
以参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为契机，王思治得以愉快地遨游在史学的王国里。
科学是不分地位、不讲辈分的，在史学争鸣中出现年轻的声音正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那个时期，王思治经常有幸参加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饭店或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学术活动，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前辈名家那里获益良多。
随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业已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王思治还参与了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王思治与吴晗先生关于清官问题的两次辩论发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
吴晗以海瑞为例，认为封建社会存在着清官，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
王思治则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中，有一种人能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他们的确为百姓所拥戴，亦会得到皇帝的表彰，他们就是所谓的清官、好官。
他们的存在，说明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实现统治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清官、好官们所信仰的是封建统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他们和他们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都是服务于封建国家长治久安要求的。
吴晗对后学者的意见非常重视，双方又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
岂料辩论的双方后来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吴晗因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他的悲剧结局尽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论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围攻。
当时有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麻痹了农民的反抗意识，不利于阶级斗争的进行和社会的发展。
这自然是荒唐年代形成的荒唐逻辑，而王思治只能以沉默应对。
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势下，《光明日报》专门请王思治三论清官政治，他结合现实问题畅所欲言。
他强调：对历史人物或事迹的评价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标准，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四人帮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潜心于清史 文革初期，大学校园首先受到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陷于停顿。
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盛年的王思治被迫中断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时常被一些单位借用，做临时性的文字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1969年11月，全体人大教师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王思治和爱人及3个孩子也全部到余江安家落户。
王思治作为主要劳力，从事的是打石头、盖房子、做农活一类的重体力劳动。
尽管他费尽心思地将自己的藏书全部带到干校，但鲜有时间读书自娱和从事研究。
看到许多名教授无谓地消磨时光，想到自己一辈子都要在余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改造，王思治深深感到这样的思想禁锢岂止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
在费解、忧愁以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心境中，王思治在余江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
1972年2月，因为著名历史学家尚钺修改《中国历史纲要》的需要，他被抽调回京，而人大其他教师是在半年之后才全部回来的。
人大教师回京后所面对的是学校解散的厄运。
王思治和历史教研室的同行们集体转到北京师范大学。
1972到1978年，王思治在隶属于北师大、由郭影秋和尚钺先后担任组长的清史研究小组工作，1978年初人大复校时又回到人大。
清史研究小组不久发展成为清史研究所，王思治具体从事清前期历史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同众多学者一样，他的研究风格从过去注重宏观历史问题的阐述发展到偏向具体历史课题的探索了。
发生这样的转向是很自然的。
清前期不到200年的历史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史料浩繁而研究成果寥寥，研究者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谈到清史资料的丰富程度，王思治常讲：内阁大库的清朝档案，每份上面点一个点，就要900多万下，更甭说提炼内容提要了。
而各种类型的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文人笔记、外文资料等等，更可谓汗牛充栋，以至于说清任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都要以占有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掌握和辨析大量史料的重要性。
研究者不仅要长于从宏观角度探寻历史演变的规律，而且要精于具体史实的考证，也就是说，必须兼具宏观把握和探幽发微的双重眼光。
挟秦汉史研究的雄厚基础，王思治在清史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纵横驰骋，步入其学术生涯的全面收获阶段。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清前期历史地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明清文字狱、宗族制度、清代封建官僚政治、清少数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问题、清代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两淮盐商的兴衰以及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皇太极、康熙、雍正、范文程等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他参与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历时十余年，是一项兼具学术性和资料性，为编纂大型清史而准备的基础性工程。
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这就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
王思治主张学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公正、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
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往的朝代，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试图寻求殖民地和市场，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
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
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就一定会接踵而至。
在18世纪、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
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
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统一、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结束分裂恶战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
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然而，也要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加大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中国史学向来有察古知今、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的功能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中找到答案。
谈到清史研究的价值，王思治坦言：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离现在比较近。
要科学认识国情，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仅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大有启迪。
比如，我们今天基本上继承了清代的版图，与周边国家谈边界走向问题，所依据的就是清代形成的各种边界条约等资料；清代实行的闭关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非常典型地说明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道路，这就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再如，清朝有过康雍乾盛世，也由于由盛转衰遭到列强的欺凌，承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耻，这显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清史研究是一项应予加强的文化事业。
心血凝成的治学之道 孜孜治学半个世纪的王思治对于治学之道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他认为，史学就是治史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形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治史第一原则是尊重史实，切忌作无根之游谈，于史无据或史实失真的观点犹如插地不深的杆子，看起来巍巍然高耸入云，其实一碰就倒，只能哗众取宠。
而认识历史，则需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时代特征，这是历史认识能否富有哲理性、能否高屋建瓴的重要标志；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发展和演进各有其深层原因，它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常常伴随着阵痛或付出巨大代价，有时还要出现局部的、暂时的倒退，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历史和现实是密切联系的，由历史形成的民族传统是使一个民族具有独特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对治史者而言，科学地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轨迹和规律性，自然会从历史的启示中倾注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换句话说，治史者对历史的认识，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前提下，将从现实生活中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最大限度地、准确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王思治不仅是治学精深的学者，而且是诲人不倦的严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培养了十余名博士研究生。
他对学问的认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能体会到的，这使他有时甚至显得迂阔，他只是按自己对于做学问的真诚理解去说话、去办事，绝无任何遮掩和造作，真正属于一个本色的学者。
1997年夏天，他不慎扭伤了腰部，当时恰好要为一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评阅，他就半躺着仔细地阅读，家人和学生都劝他注意休息。
但他认为马虎不得，终于逐字看完，并提出了6000多字的详细修改意见。
事后，他又多次问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批评是否过于严厉，那位同志能否受得了，对后学者严格而又关爱的态度溢于言表。
对自己带的研究生，他更是不讲虚礼，严格要求。
一般来说，在答辩会和主题报告会这样重大的场合，导师都不会对自己的学生提出难题，而他在这样的场合所提的问题往往比其他老师还要尖锐和深刻，常常令学生下不了台。
他常对学生讲：丢脸要丢在家里，我现在不给你们指出，你们出去以后会真的被人笑话。
积半个世纪治学的经验，王思治强调，研究历史，第一要学会潜心，第二要做到陈言务去。
与上述要求相对应，治史者应注意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大忌，其一是空腹高心，缺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精神，有似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
其二是频繁换题。
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稍受挫折，便畏难而退，或一个题目开始不久，因受外力影响而心猿意马，另觅他题，或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读到有兴味的材料，本已与自己研究的课题关系不大，却恣意驰骋，离题远去，这就很难在学术上取得优秀成果。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一位哲人的话：把兴趣转化为职业的人是最幸运的。
果如是，王思治这一辈子当是充实、愉快和令人羡慕的。
请指教在哪里可找到「三十年前好用功」这首诗
就找到这么多~8好意思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训能与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风。
但愿淡如水，不愿如醴浓。
四言古诗
1. 沛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东靠微山、昭阳两湖，与山东省微山县毗连，西北与山东省鱼台县接壤，西邻丰县，南界铜山县。
地处北纬34°28?～34°59?；东经116°41?～117°09?。
全境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总面积1576平方公里。
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素有“千古龙飞地，帝王将相乡”之美誉。
作为汉文化的发祥地，沛县文化遗产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泗水亭、歌风台、高祖原庙、射戟台等历史景点驰明中外。
较高价值的文物藏品2000多件，其中，大风歌碑、汉化石像、汉代陶器等均为国家稀有文物。
沛县民风淳厚刚毅，崇文尚武，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唢呐之乡。
2.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沛县文物古迹众多。
县博物馆珍藏文物两千多件，有原始人打磨的石器，又春秋战国时代的陶器，有汉画像石。
沛县被列入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汉代大风歌碑、汉代范氏井、秦代琉璃井、汉代吕母冢、栖山汉墓群、汉代泗水亭、汉代吕布射戟台、明代张贞观墓、明遗民阎古古墓、清代晓明寺中西合璧建筑群等。
沛公园 沛公园位于江苏省沛县新城区的中部，是连接主城区与副城区的生态景观湿地,由北京清华大学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
规划占地6平方公里。
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1.5公里。
沛公园 沛公园是以入湖通道挖工庄河为轴心进行规划建设的，挖工庄河原为一条贯穿新城区中心，东接微山湖，集排涝、灌溉于一体的河流，河流两岸为农田和村落，地势低洼，一些水面大小不等的坑塘分布两岸，自然景色较美。
沛公园有六大景区组成：即以观赏沿河两岸自然风光为主的水上游览区；以休闲垂钓、亲水观光为主的码头垂钓区；以登高望远、极目远眺为主的登山观景区；以湿地植被、野化农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以观赏田园风光为主的农业观光区；以休闲放松、回归自然为主的森林苗圃区。
沛公园建成后将成为我县增添一处亮丽景点，同时为老百姓提供一片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汉之源景区，也叫世界刘氏总会会馆。
汉之源景区占地135亩，总投资5000万元，修建3个休闲广场，3座景观桥，1个亲水平台，5座亭榭；绿地面积达105亩，种植各类乔、灌木40000株，地被13950平方米，草皮60030平方米，配套完善各类生活服务设施。
公园主要由世界刘氏宗亲总会会馆、樊井留痕、泗水飘香、鸿门轩、赤帝亭、古井奉茶等景点组成。
其中樊井是汉代遗存，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是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樊哙跟随刘邦起事前煮狗卖狗肉非常出名，他杀了狗冲洗狗肉就是在这口井边。
世界刘氏宗亲总会会馆为景区主体建筑，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主要由民俗文化陈列馆、世界刘氏源流馆、“大风歌”书法艺术馆、汉画像石精品展示长廊等组成。
大家细细观赏刘氏会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在这儿你可欣赏到众多书法名家题写的一幅幅《大风歌》作品，这正中的巨幅作品是武中奇的墨迹，那苍劲潇洒极富个性的笔墨让大家心灵感到震撼，大家可以揣摩出这位书法大家在挥洒这幅作品时心中一定激荡着当年刘邦唱《大风歌》时的情怀，不然，他那笔墨何以有如此的神采和情韵
众多的《大风歌》书法精品，悬挂的第一幅是的墨迹。
据说这幅作品沛人最早是在中国博物馆看到的。
这是书写送给他的女儿李纳的。
为什么要给他的女儿李纳书写刘邦的《大风歌》
这是很值得我们寻味的。
据载：曾七次来到徐州。
这位领袖诗人曾向徐州的领导提出想到沛县看看歌风台，看看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唱《大风歌》的地方，后因当时道路不好，也或许是徐州的领导考虑到主席的安全，没能如愿。
1995年，的女儿李纳来了，那时的歌风台还在县文化馆内，李纳已人过中年，衣着十分朴素，她说她这次来沛县看歌风台，是为了圆他老人生前想来沛县的这个心愿的。
刘氏会馆布置的内容很多，汉家天下，刘氏源流。
这是刘氏家族的多种版本的族谱。
这是四百余年汉家大业中刘氏的诸位皇帝的石刻。
这是从沛县出土的珍贵的汉画像石，站在这些被黄水掩埋后又重见天日的汉画像石前，恍若一步走进两千年前的汉朝。
以石为纸，以刀作笔，先人的艺术，让冰冷的石头变得温馨而有生机。
民俗馆是刘氏会馆的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多的领导和游客来到这里，都感到非常惊叹。
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诸如纺车、织布机、花轿、磨、碾、风箱、水缸、水桶、太平车、土车子、锄、犁、耩子等等，昨天还是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工具，好像一夜之间，就被新的生活淘汰了。
在这里，我们好像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恍惚又回到了昨天的农耕文明中。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来到这儿，对这儿的许多旧物都会十分陌生。
如果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呢
我们的后人会更加感到生疏。
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办这个民俗馆，它的作用，它的意义，我们无论怎样评述都不会过份。
可以说沛县城巿建设的文化品位不仅在她的外部造形上，更涵蕴在她的深层的内容中，这个民俗馆就是一个内容。
汉高祖原庙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回沛，宴父老，歌大风，当时为他在沛城南建了行宫，后称沛宫。
刘邦去世后，他儿子刘盈继位即惠帝，惠帝五年（前190年）下诏，将沛宫改建为“汉高祖原庙”。
前殿有高祖庙，后有寝宫，春秋享祭。
历经两千多年，屡圮屡修，直至清末咸丰年间被黄河水患冲没，1996年重修。
现庙门额为当代大书法家赵朴初题写，大殿“乐沛殿”为徐州书协主席王冰石题写。
大殿塑高祖刘邦镏金巨像，两侧有两汉24帝画像。
院中青松翠柏，立有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汉高祖原庙铭”碑。
汉街 为十字形仿汉街，总长近1000米，石板铺路，两边全部为青砖黑瓦的仿汉建筑。
古玩店、书画店相对集中于此，漫步汉街，可以观光旅游，可以休闲购物，可以品尝特色小吃，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仿汉商业街。
吕母冢 即吕后父母的合葬墓。
原墓封土极高，周围植苍松古柏，墓前有众多石碑、石龛、石翁仲，今已不存，“古沛八景”中“蔓草寒霜吕墓秋”的景象已不见了。
樊井和吕母冢两处古迹县政府正准备重新修复。
吕布射戟台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相互兼并。
淮南王袁术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想先攻击刘备以夺沛县，再图虎踞徐州的吕布，派大将纪灵率精兵三万直取沛县。
刘备名为豫州刺史，实只沛县一地，兵将不足万，自料不敌，便向吕布求救，吕布扎营西南。
次日一早，吕布在营中设宴，召纪灵、刘备共饮，并劝双方罢兵。
纪灵不敢应允，吕布怒令左右，植戟于辕门百步之外，说：“吾若一箭射中戟枝，当各散兵；不中可留决斗。
有不从我言者，并力拒之
”语毕取箭登台，一发即中戟枝。
纪灵惧怕吕、刘合力攻己，遂罢兵而去。
这就避免了沛县境内的一场战祸，为此，沛人将此台作为历史的见证保存了下来。
沛县汉城 沛县汉城 位于沛城中心地段，占地近千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由汉城公园、汉街、汉高祖原庙、歌风台、沛公大酒店、春雨楼等组成，多是仿汉建筑，古色古香，古朴壮观，集餐饮游乐、购物览胜、访古探幽于一身。
占地989亩，投资1.5亿元，由汉城公园、汉街、汉高祖原庙、歌风台、汉文化广场、滨水观光带、春雨楼等组成，是一座集游、购、娱、吃、住、行等配套一体的“城中之城”。
成为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上的风景名胜区。
汉城公园 占地508亩，陆面300亩，水面208亩，投资近5000万元。
花木扶疏、绿草如茵、杨柳飘拂、松柏劲拔。
少儿区的各类设施可供孩子们游玩嬉戏，青年区的舞厅和九迥廊可供舞蹈歌唱，老年区可供老人琴棋书画，水面可以观鱼、游泳、划船。
两座虹桥把各区连缀起来，给人以迥环曲折、美不胜收之感。
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小山丘后有老子的隐居著书处。
公园核心部分为汉魂宫区，有汉阙、望楼、汉魂宫、沛宫、配殿、仙人承露台。
各宫殿均有匾额楹联，为书法名家手书，组成了古意盎然、雄伟壮观的仿汉建筑群。
东西两厢为碑廊，东为捐资碑廊，西为咏沛古诗碑廊，名家手法。
汉魂宫下层深入地下，可供表演汉代歌舞。
二层大殿有“汉高祖刘邦坐殿”蜡像群塑。
汉高祖刘邦端坐龙椅，背后二宫女随侍，左前有一执圭常侍（俗称太监）。
阶下右为萧何、张良、王陵、陈平，左为周勃、樊哙、曹参、韩信。
君臣各俱情态，现商讨治国安邦大计状。
汉魂宫四周墙壁用巨型青石浅浮雕镶嵌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更增加了汉魂宫的庄严肃穆。
沛宫中央有巨型高祖头盔、宝剑、盾牌的雕塑，东西山墙镶嵌大型浮雕，西为垓下之战图，东为还乡歌大风图。
汉魂宫和仙人承露台都有喷水设施，银色水柱和清滢涌流伴着音乐般的水声，令人赏心悦目。
与汉城公园隔路相望的是汉街、歌风台、汉高祖原庙。
这之间还预留着大片空地，错落有致地栽种着绿草花木，可容上万人聚集，被人们称作汉文化广场。
汉宫区 为汉城公园七大景点之一，由汉魂宫、沛宫殿、东西配殿、东西望楼、仙人承露台、汉阙、碑廊等一系列汉代建筑组成，是典型的汉代皇家园林建筑。
沛县汉魂宫取意于《史记》记载。
刘邦日“吾虽都关中、万岁后魂魄犹乐思沛”。
今人为弘扬大汉精神、于是1996年建造。
汉魂宫上下四层、内有刘邦与群臣“金殿议事蜡像”、展览厅、演艺厅等。
上右图为汉魂宫夜景。
微山湖：从山东济宁到江苏徐州，有首尾相连的四个湖，即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被人们称作“南四湖”。
在沛县境内的有昭阳湖和微山湖，湖岸线60余公里，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现沛县人统称为微山湖。
风光秀丽，景以水润，境以山幽。
微山境内湖光、山色、岛屿、森林、 荷花荡、芦苇荡等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独特。
微山湖 面积1200平方公里，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
万顷芦苇荡莽莽苍苍，广袤壮美景象。
大运河穿湖而过，纵贯南北，构成特有的“湖中运河”景观。
微山湖水产资源丰富，有“日出斗金”之说。
鱼、鳖、虾、蟹、藕、菱、苇等水产品种类繁多，在旱天又可浇灌两岸数万顷庄稼，千百年来两岸人民以湖赖以生存和繁衍生息。
每当夏秋之季，莲叶接天，荷花映日，游鱼戏水，岸柳成行，无边的芦苇丛中，栖聚着各类水禽60余种。
碧波荡漾，白帆点点，群鸟和鸣，渔歌互答，湖光山色，一派生机。
微山湖的美，是一种天然的、综合了野趣与柔情的美。
尤其每年六、七、八、九月份，湖中万顷野生荷花连片盛开，蔚为壮观，得到游客“黄山归来不看岳，微山归来不赏荷”之广泛赞誉，可谓神州第一荷花荡。
微山湖还是革命圣地，抗日铁道游击队就是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
抗战期间，刘少奇和陈毅就是从沛县的丰乐村被地下工作者护送过微山湖到延安的。
陈毅还留下一首过微山湖的诗：“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这是一幅微山湖的夜景图，令人如临其境，而那一个“慰”字则写出了一个革命家豪迈的情怀。
游了微山湖，大家还可以去微山岛看看，那儿有张良墓，张良可是汉初的三杰哦，是刘邦的军师，打仗，出谋划策都是他的，刘邦和他的关系就像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差不多。
泗水亭公园：离汉城不远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公园。
公园因有泗水亭和碑而得名。
泗水亭为汉高祖刘邦“试为吏”时的遗迹。
乾隆版《沛县志》谓“汉高祖为泗水亭长，即此亭也”。
实际上是沛人为纪念刘邦任过泗水亭长，建亭作纪念的。
《水经注》载：“县治南垞上，东岸有泗水亭”。
《地道记》称“沛县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
”可见亭为汉代所建，亭中立碑，仍用班固原文。
明代诗人王玙《宿沛县泗亭驿》诗有句“千古龙飞地，令人感废兴”。
园内还有沛县的另一著名古迹琉璃井。
琉璃井群众又称作八宝琉璃井，井石栏内有数不清的勒痕。
有关它的传说很多，主要有三种。
一是传说是秦始皇所凿。
《史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东游，为压天子气，凿井浚沟，以断王脉。
”对此，历代诗人都有吟咏。
二是传说李三娘打水之井。
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微时来沛县娶李三娘，国灭后三娘回到沛县，自食其力，在此井汲水灌田。
三是刘邦回乡歌大风时，军队人多，把石栏勒出道道绳痕，明诗人阎尔梅诗曰：“军多汲尽琉璃井，无数绳痕泐石干。
”以小巧玲珑、古香古色、江南风韵为特色、与汉城公园遥相呼应。
公园内有“射戟台”、“泗水亭碑”等多处古迹，泗水亭碑记载了刘邦起义前在沛县的前半生，吸引了国内外汉学家纷沓而至。
樊巷、樊井 樊巷即刘邦著名将领樊哙故里，后封舞阳侯，官拜左丞相。
汉初到明代，樊巷是一条小吃商业街，热闹非常。
樊井据说即樊哙时屠狗煮狗用水之井。
故址在今北外环路南，月牙河东头，原巷已不存，井仍在。
歌风台 原是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征服淮南王英布回乡宴父老歌大风的遗址。
沛人为纪念这次盛典，“因台作宝”，后汉明帝来沛祭高祖原庙时，在台前立碑，命随行大文字学家，书法家曹喜大篆书《大风歌》 书法家曹喜大篆书《大风歌》，镌刻碑上，虽经近两千年岁月，黄水地震，碑上字迹剥蚀，但断碑仍在，台也屡毁屡建。
现歌风台为1996年重修。
台高近10米，台内设有《汉高祖胜迹展》，台上有刘邦汉白玉雕像，北部歌风殿内立有汉代歌风碑，元代摹刻碑和1984年摹刻碑及“汉汤沐邑”的大屏风。
东西两廊为碑廊，台南部建了两层阁楼，成为汉城区至高点，登上顶层，汉城区种种景观尽收眼底，为全国最高大的台式建筑之一，整个歌风台，古朴典雅，雄伟壮观。
公元前195年，沛人在刘邦唱大风歌处筑一高台，名为“歌风台”，歌风台历经沧桑，屡建屡圯。
图中歌风台为1996年重建，面积12600平方米，台高10米，前楼后殿，布局匀称，雄浑壮观，台上有大风歌碑、刘邦塑像及两面二厢古今著名石刻作品，台内常年举办《刘邦圣绩展》《汉代文物展》等。
高祖原庙 公元前190年，刘邦的儿子刘盈（汉惠帝）追怀高祖功德，诏令天下，兴建高祖瑞，特许沛县立“汉高祖原庙”。
汉高祖原庙海内外刘氏寻根祭祖地方，庙内有刘邦金身坐像一座。
沛县城雕 建于1996年，高22米，位于城南郑沛路入城处。
四根巨柱擎起晶体圆球，金色巨龙环绕球上，象征着“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沛县正以腾飞的姿态奔向二十一世纪。
3.刘邦 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字季。
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
谥号高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
秦时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
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刘邦在沛县聚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
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
秦王子婴投降，秦灭亡。
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
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
刘邦即位后，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等，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加重租税等，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他还剪除异姓诸侯王以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认为秦代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败亡，于是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
他还接受娄敬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
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祖六年（前201），韩王信投降匈奴。
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
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
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
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
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
他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即“汉律九章”。
刘邦晚年宠爱戚姬及其子赵王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惠帝）而立如意。
但因大臣反对，只好作罢。
高祖十二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而逝世。
·周 勃 江苏省沛县人，西汉时开国武侯，被刘邦赐予列侯的爵位，时称：“绛侯”。
·夏侯婴沛县人。
开始在沛县县府的马房里掌管养马驾车。
每当他驾车送完使者或客人返回的时候，经过沛县泗上亭，都要找高祖去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大半天。
后来，夏侯婴担任了试用的县吏，与高祖更加亲密无间。
有一次，高祖因为开玩笑而误伤了夏侯婴，被别人告发到官府。
当时高祖身为亭长，伤了人要从严惩罚，因此高祖申诉本来没有伤害夏侯婴，夏侯婴也证明自己没有被伤害。
后来这个案子又翻了过来，夏侯婴因受高祖的牵连被关押了一年多，挨了几百板子，但终归因此使高祖免于刑罚。
当初高祖带领他的徒众准备攻打沛县的时候，夏侯婴以县令属官的身份与高祖去联络。
就在高祖降服沛县的那天，高祖立为沛公，赐给夏侯婴七大夫的爵位，并任命他为太仆。
在跟随高祖攻打胡陵时，夏侯婴和萧何一起招降了泗水郡郡监平，平交出胡陵投降了，高祖赐给夏侯婴五大夫的爵位。
他跟随高祖在砀县以东袭击秦军，攻打济阳，拿下户牖，在雍丘一带击败李由的军队，他在战斗中驾兵车快速进攻，作战勇猛，高祖赐给他执帛的爵位。
夏侯婴又曾经以太仆之职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东阿、濮阳一带袭击章邯，在战斗中驾兵车快速进攻，作战勇猛，大破秦军，高祖赐给他执珪的爵位。
他又曾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开封袭击赵贲的军队，在曲遇袭击杨熊的军队。
在战斗中，夏侯婴俘虏六十八人，收降士兵八百五十人，并缴获金印一匣。
接着又曾经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洛阳以东袭击秦军。
他驾车冲锋陷阵，奋力拼杀，高祖赐与他滕公的封爵。
接着又指挥兵车跟从高祖攻打南阳，在蓝田、芷阳大战，他驾兵车奋力冲杀，英勇作战，一直打到了霸上。
项羽进关之后，灭掉了秦朝，封沛公为汉王。
汉王赐与夏侯婴列侯的爵位，号为昭平侯。
又以太仆之职，跟随汉王进军蜀、汉地区。
后来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夏侯婴随从汉王攻击项羽的军队。
进军彭城，汉军被项羽打得大败。
汉王因兵败不利，乘车马急速逃去。
在半路上夏侯婴遇到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收上车来。
马已跑得十分疲乏，敌人又紧追在后，汉王特别着急，有好几次用脚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想扔掉他们了事，但每次都是夏侯婴下车把他们收上来，一直把他们载在车上。
夏侯婴赶着车子，先是慢慢行走，等到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自己的脖子之后，才驾车奔驰。
汉王为此非常生气，有十多次想要杀死夏侯婴，但最终还是逃出了险境，把孝惠帝、鲁元公主安然无恙地送到了丰邑。
汉王到了荥阳之后，收集被击溃的军队，军威又振作起来，汉王把祈阳赐给夏侯婴作为食邑。
在此之后，夏侯婴又指挥兵车跟从汉王攻打项羽，一直追击到陈县，最后终于平定了楚地。
行至鲁地，汉王又给他增加了兹氏一县作为食邑。
汉王立为皇帝的这一年秋天，燕王臧荼起兵造反，夏侯婴以太仆之职跟从高帝攻打臧荼。
第二年，又跟从高帝到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
高帝把夏侯婴的食邑改封在汝阴，剖符为信，使爵位世世代代传下去。
又以太仆之职跟从高帝攻打代地，一直打到武泉、云中，高帝给他增加食邑一千户。
接着又跟随汉王到晋阳附近，把隶属于韩信的匈奴骑兵打得大败。
当追击败军到平城时，被匈奴骑兵团团围住，困了整整七天不能解脱。
后来高帝派人送给匈奴王的王后阏氏好多礼物，匈奴王冒顿这才把包围圈打开一角。
高帝脱围刚出平城就想驱车快跑，夏侯婴坚决止住车马慢慢行走，命令弓箭手都拉满弓向外，最后终于脱离险境。
以此功，高帝把细阳一千户作为食邑加封给夏侯婴。
又以太仆之职跟随高帝在勾注山以北地区攻打匈奴骑兵，获得大胜。
以太仆之职在平城南边攻击匈奴骑兵，多次攻破敌阵，功劳最多，高帝就把夺来的城邑中的五百户赐给他作为食邑。
又以太仆之职攻打陈豨、黥布的反叛军队，冲锋陷阵，击退敌军，又加封食邑一千户。
最后，皇帝把夏侯婴的食邑定在汝阴，共六千九百户，撤消以前所封的其它食邑。
夏侯婴自从跟随高帝在沛县起兵，长期担任太仆一职，一直到高帝去世。
之后又作为太仆侍奉孝惠帝。
孝惠帝和吕后非常感激夏侯婴在下邑的路上救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紧靠在皇宫北面的一等宅第赐给他，名为“近我”，意思是说“这样可以离我最近”，以此表示对夏侯婴的格外尊宠。
孝惠帝死去之后，他又以太仆之职侍奉高后。
等到高后去世，代王来到京城的时候，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刘兴居一起入皇宫清理宫室，废去了少帝，用天子的法驾到代王府第里去迎接代王，和大臣们一起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夏侯婴仍然担任太仆。
八年之后去世，谥号为文侯。
他的儿子夷侯夏侯灶继承侯位，七年之后去世。
儿子共侯夏侯赐继承侯位，三十一年之后去世。
他的儿子夏侯颇娶的是平阳公主，在他继承侯位十九年时，也就是元鼎二年（前115）这一年，因为和他父亲的御婢通奸，畏罪自杀，封国也被撤消。
·周勃(?～公元前169) 中国秦末汉初名将。
沛县（今属江苏）人。
少时家贫。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跟随刘邦起兵，三年后，被赐威武侯，继升将军。
在随刘邦由汉中进取关中时，参与攻打赵贲，击败章平,围困章邯,屡建战功。
楚汉成皋之战中，周勃先是留镇□关（今陕西商县西北）重地，后率军投入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主要战场作战。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周勃率军攻取泗水、东海两郡（约今安徽、江苏北部）。
次年受封绛侯。
继因讨平韩王信叛乱有功，升为太尉。
后又率军击叛汉的赵相陈□、燕王卢绾，先后平定长城以南百余县。
刘邦病危时嘱告吕后：“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 （《史记·高祖本纪》）。
吕后死后，周勃与陈平等智夺吕氏兵权，诛吕氏诸王,拥立文帝,后官至右丞相。
汉文帝十一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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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泉州市的历史地位和风景名胜地区
泉州，福建省下辖地级行政区，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宝岛台湾，辖四区、三市、五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确定做大做强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泉州是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是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获得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拥有著名的泉州十八景。
泉州最早开发于周秦两汉，公元260年始置东安县治，唐朝时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被马可波罗誉为光明之城，宋元时期为东方第一大港，曾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盛景。
泉州素称世界宗教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
泉州是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分布在世界129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750万人，旅居香港同胞70万人，旅居澳门同胞6万人，台湾汉族同胞中44.8%、约900万人祖籍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落户泉州。
泉州是“中国制造2025”首个地方试点，至2015年8月，全市有中国驰名商标142件，占全省总数三分之一，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被誉为“品牌之都”；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37.74亿元，连续17年居福建省首位；2016年，入选春节联欢晚会四大分会场之一。
700多年前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为“光明之城”的泉州，在中世纪有着400多年的辉煌，素有“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之名。
“泉州十八景”分别为：双塔凌空（开元寺）、崇武听涛（崇武古城）、洛阳潮声（洛阳桥）、文庙生辉（府文庙）、牛姆探幽（牛姆林）、清水仙景（清水岩）、清源鼎峙（清源山）、西湖烟霞（西湖公园）、深沪海韵（深沪湾）、天后流芳（天后宫）、黄金海岸（黄金海岸）、仙公观日（仙公山）、岱仙飞瀑（岱仙瀑布）、成功丰碑（郑成功史迹）、古厝大观（蔡氏古民居）、安平飞虹（安平桥）、东湖荷香（东湖公园）、清真夕照（清净寺）。
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内涵及其得失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象思维过程总是隐约朦胧的,通过语言这一方式使之变得清晰连贯。
然而一种语言在表达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另一些意义,减少了内容或所指,不能完全地传达所有思想、感情。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地阅读文字、篇章,尽量排除隔阂、局限与模糊性,这是理解的第一步。
读懂了“文”、“辞”然后才是把握“意”、“志”。
对“意”的解释历来可分为两种:读者之意与作品之意。
对“志”的解释也有两种:作品之志与作者之志。
本文倾向于把“意”理解为“读者之意”,把“志”理解为“作者通过作品表达之志”。
读者之意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介入作品而加以推测认知,从而得到一定的阅读成果。
“意”的字形“从心音”,会意心之音,即一种心灵的语言,指思维、推测、记忆、认知、体验,是认识世界的产物,与哲学层面的现象本体相关①。
意,作为一种心灵的语言,以学者之心意渗入到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穿越时空,前有古人,后启来者。
“以意逆志”之“意”立足读者主观方面的感受,充分注意到阅读者的能动性,通过文辞的玩味摆脱单个字词的局限,通过整体酝酿出来的气氛正确地理解和品味诗歌。
《说文解字》说:“志,意也。
”在先秦,“意”与“志”是有共同性的,两者区分并不明显。
然而结合孟子的思想,我认为“意”与“志”之间是有心理距离的,读者与作者之间是有隔离的,如何达成所谓的“逆”,需要一个过程。
“志”的字形“从心之”,会意心之所之,即一种精神的走向,指抱负、志向、信念、欲望、情怀,具有强烈的意向性,是主体人格的显现,与伦理层面的政治教化相关②。
孟子构建的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劝导君主施仁政,体恤百姓疾苦,与民同乐,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
尽管他的学说是如此温柔多情,然而孟子依旧相信人分等级,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之分,有劳心劳力之分。
同样,“以意逆志”中“意”与“志”也是有层次差异的,“志”是一个凝聚君子品格的概念。
《孟子》书中多次言及: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夫志至焉,气次焉。
(《 孟子・公孙丑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
居 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 (《孟子・尽心上》)“志”在《孟子》中是高尚人格的依托,是彬彬君子所具有的素质,乃心之所之。
孟子不但赋予了诗人之志在阐释中的权威地位,而且高扬它的道德价值。
“志”置身于《孟子》文本及儒家体系中,在这样的语境里它沾染了圣贤的色彩,具备了伦理教化的能量,成为了“仁义”的外在观照对象。
理解了孟子提出“以意逆志”时“文”、“辞”、“意”、“志”这几个稳态的词语之后,我们还需要对“逆”作一个了解。
“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涉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
“意”与“志”完全合拍并不可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距离的。
怎样使得这个距离变得合理或 ・ 05・孔子研究 2009年第6期 ①②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者使之缩小以至融合?这是一个艰难的文学过程。
朱光潜说:“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
它要有几分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远,才能使人了解欣赏;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近,才不至使人由美感世界回到实用世界 去。
”①这里陈述的是文学欣赏中的心理距离要适中的问题,而“意”与“志”之间也是存在 这样的距离的,所以需要“逆”这个行为,或缩短距离或拉大距离,或造成曲解或形成融合,这些都取决于读者的主观能动性。
孟子“以意逆志”论中希望读者做到的“逆”是力求通过微妙复杂的心灵体验,使自己的思境融入作者的思境,尽力避免误解误读,并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
“文”、“辞”的理解属于文字训诂方面,而“意”、“志”的对话属于内心体验方面,读者“逆”的活动衔接了这两重路径,使诗的阅读既能从繁琐章句中解放出来又不脱离文本,既能充分驰骋自己的想象又不脱离作者之志。
二、“以意逆志”论诠释史初探 历代《孟子》注本众多,分歧亦各种各样。
在“文”、“辞”、“意”、“志”几个关键词上有不同的注解,从而在理解“以意逆志”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取向。
在此列举几个重要注家的注释,初步探析“以意逆志”论诠释史。
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中注: 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
辞,诗人所歌咏之辞。
志,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学者之心意也。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赵岐对“文”、“辞”的注释较为含糊,对其意义界定不够明确,因而不能充分诠释孟子“不以文害辞”的意思。
但他将“意”、“志”进行分离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意”为“学者之心意”,这个注释被后代注家充分继承。
他对“志”的解读过于单调,没有发掘“志”在孟子体系中的伦理意义,没有提出诗人之志所蕴含的意旨。
孟子的“以意逆志”之“志”是作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志向、思想、心绪、情感等,是具有各种深沉韵味的,而不只是一些简单的事件。
赵岐指出:“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这是他对“意”、“志”进行分离之后寻求理解的一条途径。
他认为人心相隔不远,具有相通性,可以遥接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上,因而能超越文辞的障碍,在具体解读中获得诗人之志。
这种诠释强调了文意的可理解性,肯定了求诗人之志的可能性。
宋代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 文,字也。
辞,语也。
逆,迎也。
……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 15・孟子“以意逆志”论的阐释 ①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朱熹的注释中,“辞”比“文”意义更广泛,“不以文害辞”也就是说在解诗过程中不能因小害大,不能因个别字义而误解全部语言传达的意思。
他把孟子“以意逆志”论中“文—辞—志”解说为“字—语—志”,彼此之间不断递进且涉及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他对“文”、“辞”的注释比赵岐所注更为明晰,更好地解决了文辞障碍问题。
此外,朱熹抓住“逆”字进行训释,把它解释为“迎”,内涵相当丰富。
《说文解字》曰:“逆,迎也。
关东曰逆,关西曰迎。
”可见,“逆”和“迎”本可互训。
朱熹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是指在解诗过程中读者以自己的理解迎取作者的意思,是一种逢迎的过程。
朱熹的解释相对于赵岐的注释是一种发展。
他强调了作者的意识在理解中的决定性地位,读者对作者是一种追迎、迎接的后发行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忽略了阅读行为中读者的叛逆性和“逆”之行为的复杂性。
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注曰:“文即字也。
辞谓篇章也。
意者,文字之义也。
”此外他还引顾镇的《虞东学诗》,把“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加以注解。
焦循对“文”、“辞”的解释与前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把“辞”具体化为“篇章”,非常清晰。
历来对“以意逆志”中“意”字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一种注解为说诗者自己的心意,他们强调读者、评述者以自己的心意去体会古人之志,如赵岐、朱熹均持此见。
“‘以意逆志’法产生的基础便是确认人心可以相通,‘以意逆志’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精神沉浸在作品之中,与作品中所包含的作者之‘志’融合为一,并进而达到人格上的仿效与升 华的境界。
”①他们都注重阅读主体的介入,强调阅读过程中读者之意所起的能动作用,具 有积极的意义。
而另一种解释是指作品蕴含的情意,如焦循此处的注解。
清代吴淇《六朝诗选定论缘起》所言更详:“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故选诗中每每以古意命题是也。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与,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 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尤之以人治人也。
”②这种解释注重文本本身的含 义,以古人之意探求古人之志,力图只从文字字义、全篇布局中解读文字篇章,设身处地地了解当时的作者之志。
它尊重文本的原意值得肯定,但完全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而不介入阅读者自身的背景,这似乎并不现实。
焦循将孟子“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拓展为有意识的文学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发展。
如果说“以意逆志”论更侧重文本解读、读者介入、意图探测的话,那么“知人论世”则更注重客观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对作品的影响。
两者结合论述使阅读趣味之维度上升到关注世态的求实求真之精神,延伸到了文本外的客观历史事实,横向扩大了对文学作品阅读和研究的广度。
焦循对“以意逆志”论进行文字阐释的同时更加强了思想阐释,并用“知人论世”来限定“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是对前代注解的又一次更新。
・ 25・孔子研究 2009年第6期 ①②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页。
转引自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学与历史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对作品的理解方式渗透着历史经验,开阔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批评视域。
三、从阐释学、接受美学角度看“以意逆志”论的现代意义 20世纪,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发生过两次重要转向:从以作家研究为主转向以作品研 究为主,又从以作品研究为主转向以读者及其文学接受活动的研究为主。
其中阐释学、接受美学这样的理论起着一定的承接作用,而“以意逆志”与他们的理论不但相通而且更有其自身特色。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阐释学广泛地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批评,形成一种 由作品原义之外引发出诠释者之衍义的批评理论。
该理论着重于分析和研究作品形象的原意及其在原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意义和影响,凭借批评者在追寻作品意义过程中所产生的感发与联想,对作品的意义进行阐发并产生出一定的衍义,以评价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它认为作品只不过是提供意义的一个引线,而阐释者才是意义的创造者①。
接受美学受到过阐释学的影响,并有了更明显的转变———从文本到阅读者的转变。
接受美学由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尧斯和伊瑟尔等五位学者首创,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只是文学活动的最初阶段,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在阅读过程中由读者重新赋予的,读者是作品的真正完成者,作品潜在的价值只有在读者具体的接受活动中才有可能逐步得到实现。
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文本内部“文”、“辞”是对文本的重视,“意”是对读者的重视,“志”是对作者的重视。
“以意逆志”论囊括了西方现代文论的转变历程。
“以意逆志”论不仅强调对文辞的掌握,并且要求读者从幽微杳渺之径追寻作者的意蕴。
即使读者浮想联翩、曲径探幽,其见解千奇百怪,然而终究要回归到文本、回归到作者之志。
“志”是读者探求的目标,这比接受美学对读者有失公允的偏爱更为科学、全面。
孟子“以意逆志”论中对“意”和“志”同视共重,各不偏废,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和”精神。
阐释学把历史看做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活的对话,并且致力于寻求实现这种无止境的相互交流的方法②。
接受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并不存在于书架上面,它们是表达意义的过程,只有在读者的阅读实践中才能具体体现出来③。
孟子“以意逆志”论中, ・ 35・孟子“以意逆志”论的阐释 ①②参见《文学理论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南京,江苏教 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4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逆”作为一座桥梁衔接了读者与作者这两端,读者连续、积极地参与作品,使阅读形成一种富有意义的对话,让文学作品的价值得以完成。
从某种程度上说,“逆”也就是一种文学接受,是理解和解释之学的重点所在。
“解释以自己固有的观念,向历史文本投射出信息,这就形成历史文本与解释者的双向对话,古与今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原有意义,永恒的真理已不容易寻找,能够做到的主要是作为主体的解释者运用语言对历史文本 的重新构设和解说。
”①成功的“逆”能使这种对话构成一个心理重建过程,在对作品的理 解中,在作品把作者的自我传递给读者的同时,读者也从作品中发现自我,能使作者的视域和读者的视域相互融合。
“逆”不会将阅读行为仅仅限定在作者的意图中,它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永远在历史中行走,使“以意逆志”论在不同的时代形成其当下意义。
孟子没有炮制一套严格的规则体系来制造读诗的程序,而用“以意逆志”这样一个宽泛、简洁的说诗方法包含了丰富的阅读与接受的内涵。
在今天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以意逆志”论这些丰富的内涵来建构具有古典根基和现代价值的文学阐释理论。
孟子“以意逆志”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古老的说诗原则,仅仅给它一个始祖般的历史地位加以供奉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发掘文学遗产而不是尘封,需要避免文化上的自卑,以本土化的思维方式,以可理解的现代话语来建构属于本民族的经典理论。
如今有些学者开始倡导建立中国阐释学,“以意逆志”论作为一种诠释方法、一种接受方法,对于本民族文学的阐释及接受体系的建立起着开山纲领般的作用。
在越来越关注人与人关系的现代环境中,“以意逆志”论肯定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提倡读者与作者之间“逆”的互动、协调,在对文学作品理解与解释中挖掘人际之间的伦理道德意义,它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