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都有哪些人
钱学森 中国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4 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1986 年7月29日卒于北京。
1945年毕业于物理系。
1950年获美国普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曾任（后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北京第九研究所（后改为第九研究院）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研究员、院长，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
自1958年调入北京第九研究所以后 ，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 ； 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70年代以后，在组织、领导、规划新的核武器工作方面付出了艰辛劳动。
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曾获1982年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两项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 年和1989 年中国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6 年7月获称号，荣获中国七五期间第一枚 陈能宽院士，湖南省慈利县人，著名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6年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1950年获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
1955年，正是他的事业和声望如旭日东升的时候，他坚决要求回国。
他的同学、同事加好友，更是他学业、事业之知音的教授麦登，百思而不得其解，执意挽留：“你一走，我将失去一位优秀的合作者，美国也将失去一个特殊的人才。
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穷困!” 陈能宽说：“这些，我明白。
正因为新生的祖国还那样贫困，就更需要我们去建设她。
” 麦登说：“我理解，我理解。
我只是感到可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 “祖国大地更广阔。
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更适合我的学习和发展。
” 回国后不久，他就被调入研究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战斗行列。
由金属物理学专业改行为原子弹爆轰专业。
虽然这个专业对他来说还算不上一张白纸，但也十分陌生。
好在“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当年的时尚，加之“”早成他的信条，更有他丰厚的物理学功底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从长城脚下的爆轰试验场，到青海高原的铸弹车间，从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到中国核物理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他都是披星戴月、劈风斩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在祖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浩繁而神秘的科学工程中，他带领他的爆轰队伍完成了燃爆原子能的关键工程。
即核试验前的全部爆轰物理、动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火工品及炸药的质量控制、核材料部件制造过程中与核武器可靠动作直接相关的技术工艺等等系列工程。
而且，他们创造了有别于世界有核国家的试验方法——冷试验。
在祖国的第一颗氢弹更加神秘、浩繁的科学工程中，他又率队完成了结构件的动态、断裂与防护、波形调整与冲击起爆、二维影响与减弱措施等等试验的成功，以大量的数据，论证了氢弹原理方案的可行。
在祖国的导弹核武器之较原子弹、氢弹更神秘、更浩繁的科学工程中，他与他的同事们，历尽10余年的艰辛，改写了中国核武器定型方法的历史，开辟了用冷试验来定型的新途径。
从70年代开始，中国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到洲际导弹，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定型的，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
专家们每每自豪地谈及这项技术，都无不称赞：“陈能宽功不可没!” 在空爆核弹试验中，在核爆试验方式的改进上，在核九院的建设上，在新时期高新技术的发展上等等，陈能宽都是“功不可没”! 也正因此，他先后出任九院科技委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国家“863”计划激光领域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
他还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当人们由衷称赞他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声誉时，他总是摇头:“惭愧，惭愧!我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只不过赶上了个祖国需要、中央重视、大家齐心的好时代。
真正值得称赞和学习的是老一辈科学家。
他们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世界知名。
如果完全从个人选择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处于首位。
但他们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安全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标准。
他们的献身精神及对科学事业的执着,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 常青的精神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近十年来曾多次打搅他，而每次找他，他不是到外地公务，就是在京出席各种会议。
但一旦他得知笔者找他，就会迅速安排时间予以接待，并想方设法满足笔者要求。
从1994年5月12日第一次见他，到2003年2月20日为了这篇短文去拜访他，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儒雅端庄，依然神采奕奕，依然忙忙碌碌。
以至此次拜访、笔者21时许到他府上时，他才刚刚参加一个高科技会议归来，而且近期连续都有类似的活动。
已是 80岁的老人了，怎么还如此忙碌呢?他的身体和精神承受得了吗?对于后者，回答是肯定的，实践已作出了最好的说明。
对于前者，他微笑着轻声慢语地解释：“曾作为‘86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当然地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项目的研究中；作为总装备部科技委、九院科技委的顾问，理所应当地既顾又问；作为院士，除积极参加有关院士的活动外，还要利用各种方式培养年轻人，参加他们课题的讨论研究，接受他们的咨询探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之前完全在幕后，很少有人来找；而今到幕前了，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作家，多少年未联系的同学、友人、以及一些大专院校学者等等，都来找。
来找就说明我还能起点作用，因此，只要力所能及，我都尽力而为。
我的故乡湖南省及我工作单位所在地四川省，都聘我为科学技术顾问，无疑地也要召之即去了。
我们国家实行院士不退休制，那么就要愉快地工作到底……”认识决定实践。
这样，他怎么能不始终处于繁忙之中呢
记得2002年11月3日，笔者因母校50年校庆去请他为之题辞。
他欣然应允，并当场命笔。
同时也看到了他应邀为火炸药技术暨钝感弹药研讨会文集的题辞：“炸药似火，钝感如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谓辞精意准、匠心独运，而且还连题了几幅。
可见他须付出多大的精力，又该是多么的忙碌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始终繁忙，才使他的精神常青不衰。
除此还有什么诀窍吗
康寿的诀窍 当笔者向他请教康寿诀窍时，他依然微笑着轻声慢语地说：“没有。
从未想过为了健康长寿而去选择一种什么办法，或加强哪些营养，也未考虑过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自己健康长寿。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一切都在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
”当笔者问他“到了晚年对什么最感兴趣，或干什么事情最心情愉悦”时，他干脆地回答：“学习，每每学到或发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甚至新的信息时，我都感到格外高兴和愉快。
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千古不衰的真理。
我对此的感受，愈来愈真切，愈来愈深刻。
古人说的‘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很有道理。
但我认为学习不苦，下苦功夫去学，苦也变甜，学习本身就是享受。
” 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这位功勋科学家一生中都把学习放在首位。
这也许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到了晚年，他依然把学习放在首位。
他在书本中学，也在实践中学；他向专家学，也向平常人学；他钻研他的科学专业，也研读中外名著；他读正规报刊，也读街头小报。
他还有个习惯：凡他认为新颖的、有用的观点或词句，都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凡一时读不懂或认不准的，他都要记述下来，直至读懂弄通为止。
有次，他在海南岛的一块巨石上看到了中国书协主席沈鹏题写的—首诗，字是行草，其中有几个字认不出来。
他左瞅右看、上下端详都认不出，遂自语地说：“它（指这几个字）在向我挑战，我也只能应战了。
”遂用相机把整幅字都照了下来。
返京后，在较长一段的工余时间，他对照着行草的字典辨认，找书法家请教，终于以应战胜利而告终。
陈老的好学，他客厅内的茶几就是最好的佐证。
笔者每次去，每次都发现茶几上摆放着正在看着的书刊；茶几的玻璃板下压有新的短文剪报、名言警句或理论前沿的论述。
洁净的茶几玻璃，闪现出主人与时俱进的身姿和锲而不舍的步履。
有人说他的好学与他的名字有关，海纳百川是因为海的宽阔。
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一位委员为他撰了副藏头联：能容天下事，宽待天下人。
心胸宽阔倒是他的美德之一，也不否认是他康寿的要诀之一，而勤于动脑也是不容忽视的。
业余爱好，他善书法，善诗词，也擅撰联。
在氢弹试验成功30周年纪念的茶话会上，他即兴撰了付上联：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尽管他自己已撰出了下联，但他还是希望同仁同事师友对出精妙的下联。
事过不久，诗人科学家彭桓武电话中道出了下联：俯瞰洞庭湖南北，乾坤日月浮；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陈能宽说：“彭老的下联比我的下联好，我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 看看，又是学习!
两弹一星科学家小传(除了邓稼先)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
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
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
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
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
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
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
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邓稼先制造“两弹一星的故事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战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