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2016·孝感）的消息传到凡尔赛时，路易十六惊呼：“什么
这是叛乱
”他身边的一个近臣却说：“不，陛下，这是革命
”这段对话的历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爆发。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事件：“处死路易十六”。
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论来源是（ ） A．康德的思想 B．
现代法国人的非常复主要由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曼人构成，其中罗曼人所占比重最大。
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拉丁语的一种现代形式。
那些古罗马的拉丁语天才尽管早已作古，却似乎始终左右着法语文明发展的轨迹和方向。
古罗马人对秩序和理性的热爱、对极端状况的竭力避免等特征被后来的法国人所继承。
然而这些特征在法语文学中的体现却并不明显。
尽管法国通常是新的文艺运动的发源地，但这无法改变法国人思维保守的事实。
法国人历来非常严肃的看待美学问题；一部法国文学史，便是学习文学发展脉络的最好教材。
由于法语文学拥有悠久和丰富的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他语言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通常认为其占据了西方文学发展的核心位置。
有时法国人自视为高卢人的后裔，继承了所谓的“高卢精神”，追求轻松愉悦的欢乐，喜欢嘲讽别人，从不严肃的思考生命和生活的相关问题。
实际上，在所有法语文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高卢精神”的影子。
然而，法语文学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却经常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绝大多数最伟大的法语作家的作品中“高卢精神”体现得并不显著。
如此简单的概括显然不可能将复杂的法语文学的特征解释清楚。
对于大多数外国人，尤其是讲英语的人而言，以表述明白、表意准确和风格高雅为特征的法语散文似乎在形式上要优于法语诗歌。
然而法国人却会竭力反驳这一点。
在他们眼中，法语诗歌独特的韵律感是旁观者永远也无法充分领略的，其魅力绝不亚于声名远播的法语散文。
对法国人而言，法语诗歌的独特性根植于法国文明的传统，并且也切合法国人的品味。
中世纪：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最早的法语文学可以追溯到11世纪。
作者不明的《罗兰之歌》便是法国最早的史诗。
形式相似的史诗还包括英格兰的《贝奥武夫》、日尔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等。
这些史诗多半歌颂伟大的君主。
比如《罗兰之歌》便是歌颂著名的法兰西国王查理曼大帝（742年－814年）的。
此外，中世纪法国还盛行骑士传奇，这些传奇无不歌颂骑士精神，弘扬典雅的爱情。
这一时期的法国最重要的作家是十二世纪的克里蒂安·德·特鲁瓦（Chretien de Troyes），他是法国中世纪最著名的叙事诗人。
此外，在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大行其道的行吟诗也多半以骑士与贵妇之间的典雅爱情为主题，这些行吟诗多半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风格却矫饰造作，文学价值不高。
直到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国才出现了第一位真正的伟大抒情诗人，弗朗索瓦·维永（1431年－1465年）。
中世纪的法语散文文体在历史和编年史中最为常见，然而这类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却是从十二世纪起出现的“奥卡西恩和妮克蕾蒂”系列故事。
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法国戏剧也起源于中世纪的宗教剧，但很久以后这两种文艺样式成了势如水火的敌人。
最早的戏剧只是对宗教仪式的简单剧情化，最常见的是关于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传说。
然而当这些戏剧的表演地点从教堂内转移到公众场合，并由法语代替了原始的拉丁语，法国戏剧的发展便开始沿着一条和罗马基督教风格完全迥异的道路前行了。
那些语言幽默、形式粗糙，具备现实主义风格的滑稽剧大行其道。
在这种滑稽剧，以及同时盛行的讽刺寓言以及短篇叙事诗等讽刺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前面所提到的“高卢精神”的影子。
16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法国文艺复兴起始于弗朗索瓦一世（1515年－1547年）统治时期。
封建主义的崩溃、印刷技术的传入以及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遗产的重新发掘是催生法国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因素。
尽管其时如火如荼的欧洲宗教改革也在这个世纪影响了法国，但直到16世纪末，法国人仍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在文学领域，文艺复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典主义的创作倾向。
一个名为“七星诗社”的作家团体在1550年出版了一部宣言，界定了学院派文学的创作规条，抒情诗人比埃尔·德·龙沙（1524年－1585年）是七星诗社的领袖。
诗体悲剧正式出现，这种题材重视情节、时间和地点的结合，在法国兴旺了三百年。
然而十六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却是使用散文文体写作。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0年－1553年）及其最著名的作品《巨人传》便用当时看来形式仍很暧昧的类小说的风格写就。
《巨人传》风格奇异，极尽夸张，语言也非常粗糙，有时甚至粗俗，但却在插科打诨之中对社会进行无情讽刺。
16世纪法国另一位作家蒙田（1533年－1592年）则和拉伯雷风格截然不同。
他文风成熟沉静，是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散文家。
他的作品旨在反应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并不追求语言的华丽。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对欧洲的统治进入十七世纪，法国彻底成为君主集权制国家。
1635年成立的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导致了法国文化的中央集权。
文艺理论家尼古拉·布瓦洛-德斯普洛（1636年－1711年）出版《诗的艺术》，确立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规则，成为当时绝对的权威，不容任何挑战。
法国古典主义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为典范，诗歌则应该遵循自然和理性的原则。
一切韵文体的创作都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悲剧创作尤其如此。
然而就是在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下，法语文学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便是古典主义时期，也称为“路易十四时期”，因为它基本和“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漫长的统治时期相契合。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法国是欧洲勿庸置疑的霸主。
在古典主义时代，政治、宗教和文学的发展都要遵循权威的教条。
然而古典主义的相关理念，诸如秩序、均衡、典雅等，至今仍体现着法国人对文学品味的追求。
比埃尔·高乃依（1606年－1684年）和让·拉辛（1639年－1699年）依照古典主义原则创作了许多诗体悲剧。
高乃依的作品多半描述和个人荣誉相关主题，而拉辛则经常描写悲壮的爱情。
神学家和演说家雅克-博尼涅·鲍修哀试图将古典主义原则具体化，而其成就却不如另外一位宗教作家。
布莱士·帕斯卡（1623年－1662年）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在风格严肃的古典主义时代里风格最特异的则是莫里哀（1622年－1673年）和拉·封丹（1621年－1695年）。
前者创作诙谐明快的现代喜剧，而后者创作的语言故事则成为如今法国儿童的必读书。
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则是撰写散文格言的大师。
“散文格言”这种文体在法语文学中硕果丰富。
古典主义文学本质上是贵族阶层的文学，体现皇室的审美趣味，成就也局限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中。
随着市民所受教育水准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拓展，古典主义的僵死教条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
然而，能否理解古典主义精神和鉴赏其名著至今仍被法国人认为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文化的标志。
18世纪：理性的年代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风格和十七世纪迥然不同，其变革尤以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间这一时期最为迅猛。
这是一个宣扬理性的年代，也是一个多种观念滋生的年代，其中有些观念甚至对现存制度和国家具有毁灭性，其基本倾向是批判的、怀疑的和革新的。
自由、宽容、博爱、平等和革命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支持。
这林林总总的观念中，有些来自英国的知识阶层。
这个世纪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理念的宣传，以及对传统、教条和权威的挑战。
此时的法国出现了大批被人称为“哲学党”的作家，主要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讽刺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颂扬英国的宪法。
伏尔泰（1694年－1778年）攻击固执的迷信，同情支持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受害者。
在他身上，理性主义的原则得到最深刻的体现。
但伏尔泰的大多数作品都过于依附于所处时代，不具备永恒的文学魅力，只有他的书信和一些故事创作至今仍被阅读。
德尼·狄德罗（1713年－1784年）是著名的“百科全书”的主编。
“百科全书”在为人们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还旨在攻击无知偏狭、破除愚昧迷信。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创作仍然属于古典主义的范畴。
举例来说，伏尔泰的诗体悲剧，便在很大程度上以高乃依和拉辛的创作为榜样。
狄德罗是一个更大程度上的革新者，他的戏剧创作，以及对戏剧理论的建树，包括提出“正剧”的概念等，都适应了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18世纪上半期的比埃尔·德·马里沃（1688年－1763年）和18世纪下半期的比埃尔·博马舍（1732年－1799年）继承了古典主义喜剧创作的传统。
此外仍有一些作家从事着和理念宣传无关的纯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小说，包括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年－1747年）的《吉尔·布拉斯》和拉比·普莱伏（1697年－1743年）的《曼侬·雷斯考》。
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生于瑞士的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
他的作品宣扬人类天然的美德和本能的合理性，攻击社会文明的腐朽。
他渴望生存在一个崇尚知识的世界，他本人是个教育的革新者、革命思想的启蒙者。
在文学上，他则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先驱。
在整个十八世纪，卢梭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文学家。
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的反拨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815年拿破仑政权的最终颠覆，法国人都专注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
这是法国政治历史上最为风云变幻的年代。
若不是因为政治变局过多的吸引了法国人的注意力，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还会出现得再早一些。
浪漫主义运动是对法国古典主义的直接反拨。
在某种程度上，浪漫主义强调人的感情，而非理性；强调个人，而非社会；这并不完全符合法国人的国民特性。
法国浪漫主义的滥觞出现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的故事创作以及史达尔夫人对德国浪漫主义元素的介绍，在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风格伤感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浪漫主义对诗体悲剧的捍卫揭开了这场运动的真正帷幕。
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于1830年上映象征着浪漫主义戏剧的最终胜利。
布瓦洛所制定的“三一律”被正式废除，诗体悲剧的韵律限制也得到了解放。
雨果（1802年－1885年）是浪漫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天才和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他一生著述丰富，在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均有很高建树，其抒情诗创作的地位被认为至高无上。
这一运动的其他作家包括风格悲观的阿尔弗莱·德·维尼（1799年－1863年）、风格唯美的诗人特奥菲尔·戈蒂埃（1811年－1872年），以及善于刻画忧郁的浪漫情调的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
这三个诗人同时也从事小说的创作，而晚期的缪塞则在戏剧创作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小说家大仲马（1802年－1870年）依靠代表作《三个火枪手》赢得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年－1870年）是短篇小说大师。
法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乔治·桑（1804年－1876年）则最擅长描写乡村生活。
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1804年－1869年）是这个时代法国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以毕生致力于浪漫主义理念的传播，并力图客观的诠释作品而非去评述。
到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运动发展到极致。
浪漫主义主张将人的个性从规范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它使文学的一切分支得到又一次复苏，诗歌创作无疑从中获益最多。
在这一运动中，外国作家对法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莎士比亚、斯各特以及拜伦的创作。
现实主义文学：科学发展和工业化现实主义承接浪漫主义而出现，秉承真实描绘现实生活的原则。
现实主义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矫枉过正的一种调和，但究其实质，却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剧的产物。
现实主义出现以后，真实的描绘现实生活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
司汤达（1783年－1842年）是法国现实主义的真正先驱，小说《红与黑》至今仍有广泛的读者。
巴尔扎克（1799年－1850年）的小说创作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他的《人间喜剧》是一部丰伟的文学大厦，不亚于一部关于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的编年史。
除小说以外，小仲马和奥杰尔的戏剧创作也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
这种追求真实、科学的现实主义原则甚至也被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著名的“高蹈派”诗人团体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其中又尤以勒贡特·德·列尔（1818年－1894年）成就最高。
现实主义者们主张排除一切幻觉，观察最真实的生活，并多半注重描绘社会的阴暗面。
这一趋势在夏尔·波德莱尔（1821年－1867年）病态的诗歌中发挥到了极致。
这使得波德莱尔和他同时代的人显得格格不入，却也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新的流派的先驱。
自然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深入发展下去，其科学、客观的原则得到不断强化，现实主义逐渐演变成自然主义。
这一流派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简单的组成部分，依博立特·泰纳（1828年－1893年）为自然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他深信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形成取决于遗传因素、周遭环境以及所处之年代。
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是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年）、他的弟子居依·德·莫泊桑（1850年－189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以及埃米尔·左拉（1840年－1902年）的小说。
另一方面，阿尔封斯·都德（1840年－1897年）发展了一种风格比较温和的现实主义风格。
这一时期北欧和俄国文学的繁荣对法国自然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象征主义文学：对情绪和感情的强调自然主义虽然风靡一时，但由于其过于悲观的情调和极端冷峻的风格，始终未能如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一样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大观。
19世纪下半期，一场对自然主义的大规模反拨在法国文学界出现了。
这场被后人称作象征主义运动的文学浪潮主要出现在诗歌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一次特殊的复兴。
象征主义主张用暧昧、隐讳的暗示来替代精确的陈述，以言语和格律的巧妙搭配来唤醒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
斯蒂芬·马拉美（1842年－1898年）和保罗·魏尔伦（1844年－1896年）是象征主义诗人中最有天赋也是名气最响的两位。
这一运动在散文体的文学样式中也有发展，代表人物是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人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年－1949年）。
象征主义诗歌在诗歌的格律上做了一些非常可贵的试验，并最终使得法语诗歌彻底摆脱了传统形式的束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语文学随着埃德蒙·罗斯坦（1868年－1918年）的诗体戏剧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1897年《大鼻子情圣》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人们甚至误以为另外一场浪漫主义运动到来了。
然而事实让人们大失所望。
世纪之交的法语文学出现了折衷主义的倾向。
各种思潮并行，却没有任何一种流派能够独领风骚。
阿纳托尔·法郎士（1844年－1924年）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文坛首席的位置，他将文学看作思考人类自身问题的工具。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是勒南（1823年－1892年），他对法国知识阶层的影响非常之大。
勒南和法郎士都深信绝对真理是人们永远无法真正触摸到的，而人们只能多方面的思考问题，以求尽力接近绝对真理。
于是，怀疑主义思潮在年轻人中盛行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出现了一场抵制“浅涉文艺”现象的运动。
所谓“浅涉文艺”即指对各门知识浅显涉猎，却不求甚解的行为。
此时的文学已经和宗教、伦理以及政治等种种学科的思想分不开了。
法国的其他语言文学法语并不是法国境内唯一的文学语言。
中世纪时期法国境内形成一些方言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比如盎格鲁-诺曼语文学和普罗旺斯语文学。
这些方言写成的文学一直独立发展到了18世纪，却终于在日益强大的法语文学中逐渐黯淡下来，几近消失。
19世纪曾经出现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方言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诸如菲利布里奇等用普罗旺斯语写作的杰出作家。
这场运动对法语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间接促成了诺曼语文学的一场短期的繁荣。
用普罗旺斯方言写作的诗人弗雷德里克·弥斯特拉尔（1830年－1914年）于190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920年代以后，布列塔尼语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讲这种语言的人口越来越少。
1925年，罗帕尔兹·厄蒙创立了一本名为“Gwalam”的期刊，领导了为期19年的布列塔尼语复兴运动，旨在提升布列塔尼语在法国和国际上的地位。
布列塔尼语作家们积极创作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并将很多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布列塔尼方言。
这场运动第一次使得布列塔尼语这种濒危的小语种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声誉。
此外，一战前后的法国境内，瓦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方言的文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战后的法语文学1920年代，法国出现超现实主义运动，保罗·艾吕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
1940年代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也许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娃则是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
1950年代，法国成为新小说运动的策源地。
当代法语文学产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大师，却鲜有哪个人能够独领风骚。
法语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文学评论等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
姑且不论现代法语文学的成就及其发展趋向，至少到目前为止，法语文学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活力、永不疲倦的。
为什么看了《法国革命史》，感觉拿破仑一点也不伟大，反而是既自私又愚蠢而且实际贡献甚少
与大革命,txt篇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凤凰卫视11月9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或者说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名着《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知道法国是有一些很优秀的哲学家的，比方说我们随口就能讲出来像伏尔泰、卢梭等等，那伏尔泰和卢梭更多的是在思变思想的领域的话，那么托克维尔他更多的实际上就是在政治哲学这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学者，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他在35岁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到现在还是研究美国民主的今天，而他的另一本名着是在他41岁的时候写的，也就我们今天说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历久民心的一部经典的着作。
托克维尔是法国贵族出身的，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读后感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
不是吗
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
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
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
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
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
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
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
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
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
华盛顿杰斐逊⑵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
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
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⑶。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
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
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
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
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 存在吗
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
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⑸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
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
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
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
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
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
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
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
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
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⑹，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⑻，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⑼，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⑽，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⑾，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
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
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
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⒀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
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
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
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
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
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 “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
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
艾奇逊说对了。
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
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
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
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
艾奇逊没有说。
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
显然不是。
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
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
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
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
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
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
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
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
什么原因呢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