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的人物生平
如果你要写哪个朝代，那么那个朝代的军事科技水准，尤其是武卝器装备，军事编制等等要研究清楚，这个类型的代卝表作品可以研究下酒徒的《家园》。
如果是架空的，那么自卝由发挥余地就比较大了，而且可以把历卝史上各个时段的军卝队，战术思想拿来对决，关公战秦琼就不是梦想了，不过最好还是多研究研究军事历卝史，不然写出来的低级错误不断，就很难让人看下去。
最后还要看你写战争的角度，是用一种浴血搏杀，参与其中，还是指点江山，视将士为棋子的角度。
古代战争，其实就是我们内心对铁与血的追求，个人英雄还是要塑造的，现代战争很难体现出这一点了。
前期准备工作1、精确选点在确定一部新作品的写作计划时，首要工作是把点选好，这是关于新作品的定位问题，即作品究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还是关于一个人物或事卝件的。
以时代为例，有些作品是长时段的，如各种朝代史，《明朝那些事儿》《如果这是宋史》即如是；也有针对特别年份的，如《万历十五年》等，再如笔者的“鼎革三部曲”中，《辛卝亥残梦》《门槛上的民国》《退潮的革卝命：宋教仁的1913》即针对1911、1912、1913 这三年分别各成一书。
再有就是针对一个或多个人物展开的作品，这类主要是各种传记，其中又可分为自传、口述史（如《李宗仁回忆录》）及为他人立传三种。
除此外，还有围绕一个历卝史事卝件而展开的作品，如《松山作战笔记》等。
2、资料收集当下社卝会处于一个信息爆卝炸的年代，资料收集较之过去已容易了许多，但不管是专著、论文或是档卝案、资料汇编等，也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卝子卝书，总之一句话，多多益善。
资料收集越充分，作品也会越扎实。
在大体收齐的基础上，可以先挑最感兴趣的阅读，有些资料需要精读，有些只需粗略地过一遍，但在前期阅读时最好都做好读书笔记，到时需要参考哪个部分，事卝前就做好标记，以免动笔写作时手忙脚乱，避免重复劳动。
3、初拟目录目录是整本书的框架，相当于人之骨骼。
只有打好了框架，写作时才会心中有数，不至于偏离主题，也不会轻重不分。
通常而言，目录并非一蹴而就，会在前期准备及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才会最终定型。
即便是在定稿阶段甚至编辑审稿阶段，目录仍须高度重视，其中的每个字眼都要精雕细琢，以最简约、最风趣的方式将中心意思表达出来，并尽可能地勾起读者的阅读欲卝望。
4、大事年表在前期阅读时，要特别注意重要事卝件的节点及转换契机，而要理清其基本脉络，最好在正式写作前就制卝作一个大事年表，其目的不仅是帮助作者自己理清头绪并避免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全书的时间序列和事卝件推进的逻辑。
这是一种带有工具性质的准备工作，不宜忽略。
02技巧的探讨1. 写好开头全书的开头可以是引子、楔子或者前言、自序，但一定要把握一点，即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或独到的见解，目的是将读者立刻吸引住。
通常而言，全书的开头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其原因并非资料缺乏或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千头万绪，如何独辟蹊径才是关键，如果仅仅是平铺直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过于平淡平庸，甚至会使读者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对此，作者切不可掉以轻心。
举例而言，笔者所作《辛卝亥残梦》以湖南“抢米事卝件”为开端，意在见微知著，预示即将到来的辛卝亥风暴；再如《治官手册》中的“白卝虎事卝件”，以年羹尧与雍正的恩怨纠葛为主题，以便顺利切入全书。
2. 善用悬念悬念是小说、编剧中常用的技巧，通俗历卝史写作中也同样适用。
所谓“悬念”，指的是读者对未知情节发展变化所持有的急切期待心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技巧与相声里的“放钩子、抖包袱”有相通之处。
以纪连海老卝师为例，其在《百家讲坛》中即经常运用这一技巧，由此带来了极为生动的效果。
因此，写作者可以对此技巧多加揣摩并熟练掌握，以带动卝情节发展，并勾起读者继续阅读的欲卝望。
3. 结构与布局结构是全书章节之间的一种有机勾连，同时也是一种叙述上的布局手法。
以往的演义小说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句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听多了感觉俗套，不过对写作却很有帮助。
当然，有用并不是说一定要照抄，而是指这种写作思路值得借鉴。
通常来说，线性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叙述最为简单省力，但也容易流于简单化，难以出彩。
在此基础上，写作者也可以构思一些相对复杂的结构手法，如板块拼接式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即如此。
再如前后呼应式的，都可以尝试。
4. 故事性作为一门学科，历卝史是科学也是艺术，其本身有很浓的文学特性。
如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卝史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
因此，在通俗历卝史写作中不必刻意排斥小说的写法，在一些需要着重处理的段落，甚至可以充分发挥合理想象并主动运用小说笔法，以确保叙述的生动性和故事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通俗历卝史写作的主要手法是讲故事，在普及历卝史常识的同时，也应具备相应的文学娱乐性。
如果陷于繁琐的考证或是空洞的说教，或是白开水一样的列举历卝史事实，反而会失去了通俗历卝史应有的特性。
5. 文卝字通俗既是通俗历卝史，行文自不可过于艰深拗口，令人不知所云或感觉索然无味。
以笔者的个人经验，文卝字是否通俗的一大检验标准就是朗读，“读”不仅要求语言通顺，而且要让人能听得懂、听得下去。
目前有一些网站专门制卝作有声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案例。
通常来说，一个好的历卝史作品应该给读者带来阅读快卝感而不至太过沉闷，如茅海建的《天卝朝的崩溃》和唐德刚的《晚清三十年》，尽管是学术、半学术的作品，但仍让读者看得懂并愿意往下读。
再如近年风行的历卝史类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其中运用了不少现代语言甚至网络用语，虽然部分段落显得有些无厘头，但其生动性俨然已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6. 重视笔记小说历卝史一向有正史、野史之说，尽管后者往往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历代笔记小说中蕴含的各种野史却是通俗历卝史一大资料来源，其不仅能与正史相佐证，而且在趣味性方面增色不少。
事实上，很多知名的历卝史学者也都非常善于运用笔记小说，有些甚至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
目前，各朝笔记小说史料已是蔚然大观，如中卝华书局就出了不少，其中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已有39 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有20 种，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有38 种，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也有45 种，目前还在不断发掘并继续出版中。
可以说，这些笔记小说是通俗历卝史写作的一座宝库，值得深入挖掘和运用。
7. 把人物写活小说写作需要塑造、刻画人物形象，通俗历卝史写作也同样如此。
不过，通俗历卝史中讲故事时可以捎带合理的虚构，但涉及具体历卝史人物的形象刻画时则必须有根有据，切忌无卝中卝生卝有。
由此，要想把书中的历卝史人物写活，最好的办法是深入挖掘其细节，并写出真情实感。
在很多卝情况下，一个真卝实的细节、一个打动人心的小故事往往会改变读者对以往人物的历卝史观感。
在这方面，近现代史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各种原因，一些重大历卝史人物长期被刻板化甚至被妖魔化，如慈禧太后、袁世凯等，其实都可以运用新视角、新格局加以重新描绘与刻画。
这样的新写法，未必是要做翻案文章或非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有助于读者拓宽视野、启迪思维。
8. 结论应深入以笔者的经验，结论很可能是全书最难写的部分，因为整本书的观点、逻辑、精气神全在结论部分，其中既要有总结，更要有升华。
通常来说，一本书的层次高不高、立论深不深，往往要在结论部分体现。
结论就像是小说的主题，最能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书中体现的观点学识和作者的判断。
读者在看完一本书后，掩卷之余常会思考：这部书表达了怎样的思想
主题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问题解决了没有
对现实发展有什么借鉴作用
通卝过这样一番思考，读者才会有提高、有收获，由此也对全书、对作者本人产生认同感，并进而关心作者的新作进展。
因此，结论部分可以写得不深刻，但一定要是发自内心的历卝史感卝悟，切不可矫揉作态、无病呻卝吟，随便糊弄一番了事。
9. 精简与修改修改是写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可以写好一个章节就立即修改，也可以完成全部初稿后一起修改，这主要视个人兴趣与习惯而定。
但总的说来，一部书稿最少也要修改三遍，最好是打印出来修改，而不仅仅是在电脑上进行。
如果有可能的话，出版社出样稿后再修订一遍。
修改的要求，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即“洗练、准确、干净、畅达”。
所谓“通俗”，并不等于啰嗦，更不等于平庸。
鲁迅先生说过：“在交稿前，文章至少要改上几遍，把可有可无的字和句去掉。
”好的作品，往往是经过反复的推敲和修改而成的，而修改的目标就是：更清晰、更直接、更鲜活。
简明扼要，简单就是力量。
作为作者，要对文卝字有所敬畏，要善于精炼，敢于舍弃，而不仅是简单的一句文责自负。
如果因为些许错字、别字、年代误写等小细节而让读者看出作者的敷衍，往往会危及到作者的市场和职业未来。
毕竟，职业作家必须对自己的文卝字有所要求而不能像网络写作那样随意，写作本身并非易事，作品要流传下去，下笔必须慎重，定稿更须谨慎。
10. 收尾工作书的主体部分完成后，最后一部分是附录，包括大事年表、人物简介、参考书目、后记等收尾工作。
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作过程中尽量加上脚注，其目的未必是增强学术性，而是保证作品的可靠性，让有兴趣的读者拓展阅读。
加脚注、制卝作大事年表、列参考书目这些，未必每个读者都会看，但只要十个人中有一个人需要，那它就是有价值的。
03预卝测及建议1. 可能的分野通俗历卝史写到一定程度，很可能会走向研究性写作或折向历卝史小说的创作。
前者如傅国涌、张卝耀卝杰等老卝师的作品，后者如《三国演义》《民国演义》等。
就细分领域而言，历卝史与小说通常表现为“学术历卝史—通俗历卝史—历卝史小说—纯小说”的分野，尽管四者区别很明显，但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很紧密。
值得一提的是，台卝湾史家高阳将研究性写作和历卝史小说结合得很好，其历卝史作品和历卝史小说各成系列，颇为可观。
2. 确定写作范围作为建议，通俗历卝史写作者最好要有自己的写作范围，尽量不要做太大的跨度。
之所以如此，并非要圈自留地或树山头，而是人的精力有限，历卝史的探究更是浩瀚无边，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慎重选择写作范围并围绕这一范围尽可能多地收集卝资料，同时还要密切关注这一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
如此，通俗历卝史才能在学术历卝史与广大读者之间搭起桥梁，起到应有的普及与沟通作用。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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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说张学良“殊可悲”
张学良，张作霖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
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6岁时是东北军的上将司令。
这个年青人要风得风，好球，好剑，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好美女。
晚年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都逃不过他的劫掠。
他自称风流，实则是欲望的泛滥、孩子气任性或青春的身体无边界寻找刺激。
为此，他嗜赌成性，形容枯槁。
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多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
这个民国所谓的四大公子之一，放浪形骸，不拘礼法。
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被定格，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话说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使张作霖意识到奉军的落伍，下决心整顿。
历史学家甚至说，经过多次整顿的东北军，是当时中国最具有职业军人素养的一支部队。
这也跟年轻的张学良有关系。
他看到了现代国家军队的样子，有机会效仿，在父亲的支持和郭松龄的实施下，一举成功。
东北军对张学良充满了敬畏之情，甚至把他“当成神一样”。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
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 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
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
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
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
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
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
有材料说，9.18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万余，超过了当时东三省官方银行的全部损失。
这种搜刮之烈并没有带来强烈的保护意志，大概仍是“子卖爷田不心疼”的少爷脾气。
“不抵抗命令”是何人所下，当事人曾三缄其口。
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
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
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 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
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张学良虽然主导了整军经武，却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是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而已。
张学良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胡适说得好：“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
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
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
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
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
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说到东北空军，也要归功于张学良。
1921年秋，也就是9.18的10年前，张学良受其父张作霖之命，前往东瀛参观日本空军。
当张学良亲眼看到日本空军那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高超的训练后，暗自痛下决心一定要建起自己的东北空军。
回国后，张学良向张作霖如实报告了赴日参观空军的情况。
其实，张作霖早认识到，要巩固东北非建立强大的空军不可。
早在此前的1920年7月，张作霖就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并拨出巨款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修建了飞机场。
据史料记载，此时的奉系已拥有4架大威梅双翼360马力旅客运输机，4架小威海单翼360马力侦查教练机，均为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从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缴获来。
1923年9月，张学良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
他一上任，就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五个大队: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为了把这个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不仅从日本、俄国高薪聘请外国教官，到奉天航空学校开展起航空飞行技术业务培训，积极充实东北航空的技术力量。
同时，他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到1925年7月，由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三省航空处已拥有各种飞机50多架，仅飞行员就达到100多人。
随后，张学良先后从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等国购进侦察机9架、水上飞机8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5架、教练机8架，基本上组建起了东北空军。
张学良不仅舍得花忿资培养飞行员，而且还自己带头学习航空飞行技术，专门请来专家辅导他学习飞行理论和实际操练。
据说，张学良本人能够熟练地驾驶飞机在营口与丹东之间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去开会。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的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
事后，张学良花忿资又从法国进口了一批新式飞机，并进口了一批飞机散件，自行仿造组装了一批战斗机。
据记载，东北军自己组装的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型。
此外，还有辽 FH1式、作为轰炸机可载4枚100公斤的航空炸弹，是一种航程比较远的轰炸机，大大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1931年9月初，面对日军在沈阳的种种侵略迹象，当时留守在沈阳的奉系东北空军长官陈海华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去了请示电话。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张学良“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
就在9.18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
”那些急欲登机迎战的飞行员获知后，都非常不解地撤离了机场。
次日清晨，沈阳东塔飞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飞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但整个机场却没有一架战机起飞来迎战。
狂轰滥炸过后，日军派兵迅速占领了机场。
日军的占领让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战斗飞机150余架，就连刚刚从捷克成套购买的尚未安装的机件也落入了日军手中。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奉系东北空军的26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
为此，张学良痛心疾首。
大量史料显示，当时东北奉系军阀的空军无论在航空技术、机械设备、具有专门技术的航空人员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规模。
在奉系东北空军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类新型作战飞机360多架，有近200名飞行员，能够适应多种作战方式。
这在当时全国各系军阀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精心培养奉系空军的目的似乎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其他军阀，让其他军阀尝到奉系空军的厉害，而并不是为了积蓄力量对抗日军这个外来侵略者……。
1936年，在蒋介石对张学良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
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
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
”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
”所以，蒋介石说他“殊可悲”。
当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介石曾痛心疾首的劝服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
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
他们是要坐江山的。
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
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
不是那么简单哪，他们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拚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的统治工具
不会有民主的
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拿昔日蒋介石的之言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的所为及与大陆现实比较，不难看出蒋介石卓越的先见之明。
评价历史人物应功过并陈，善恶俱宣。
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
但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
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
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仆、闻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认为是蒋介石所为，更是一口咬定。
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专门致信蒋介石，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
信中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
被冤枉的蒋介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
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
同时革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职务。
此事件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与蒋介石无关：“（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
……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
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2.28”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
“2.28”事件发生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首先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期望落空，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
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而不当的管制政策使问题加剧，因而逐渐形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情绪广泛爆发。
终致1947年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公署卫兵开枪射击民众，导致该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
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与军队镇压。
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
蒋介石抵台后，因担心引致动乱，不许国人议论此事，招致民众不满。
“2.28”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
由于忌谈，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独势力利用夸张渲染，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平反“2.28”事件，补偿“2.28”受害人家属，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
但是，此事件却被大陆官方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举办纪念“2.28”的活动；“文革”后，也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甚至1989年后，大陆官方还纪念台湾省人民“2.28”起义。
大陆官方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且不说此话不是蒋介石所讲，而纵观蒋介石当权40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
且蒋介石再黑，也未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
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夺其性命。
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
像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张学良坏了国家大事，让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颜面失尽，国人皆曰其“罪该万死“，但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而只是将其软禁。
试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张学良能活
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及大批的老干部会更好吗
有人曾以《两个“花园”的对比》为题谈了蒋介石与的不同：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当年在国统区办了一分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
胡绩伟换了刊名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
就这样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后一共换了10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
这在宣称民主的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
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台湾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
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1965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而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文艺的控制异乎寻常；从建政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从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的大陆花园要缤纷许多。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
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据台湾媒体报导，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
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介石会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
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
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
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
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分别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次大战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
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
明居正最后说，回顾蒋介石一生，最为后人称颂的是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这一西来幽灵，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50年来为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若没有他打下基础，恐怕难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曾召集文宣部们进行内部谈话，论及蒋介石的功绩：“蒋介石有几个优点是客观的史实，我们讲史必须留心：一、北伐统一中国；二、抗日战争；三、收复台澎；四开拓海疆。
1946年蒋介石从法国手中取得南海四岛屿，这块37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相当于三个外蒙……”马英九认为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
建设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国民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朝鲜战争方酣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的基础有很大贡献。
2011年7月，面对民进党叫嚣让马英九承担蒋介石在“2.28”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马英九强硬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中正纪念堂牌楼上的“自由广场”也恢复为“大中至正”。
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当局的行动遭到了绿营的强烈反弹，但是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将“去蒋介石化”表演到极致，并不符合民意。
现在很多台湾人对蒋介石不满，主要是他杀台独分子，而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是基本肯定的。
尽管蒋介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成为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各方如何认识蒋介石及其与大陆官方的斗争，总体上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是给中国给世界送来了空前的灾难。
苏联共产党以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此成了暴力革命的目标。
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战争，主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主掌的国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已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可以说，中国人民可以就此过上好日子，起码国内的战争不会有了。
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像所谓的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当然，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残害也不会存在。
相应的，因大陆官方而起的或者说，大陆官方明里暗里支持的国际恐怖组织如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等等的红色政权、极端组织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也不会存在，最起码是要减轻许多。
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但是，很不幸，中国没有这么幸运，世界没有这么幸运。
这是《蒋介石日记》面世之后，在对大陆官方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全面了解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3日，一张巨大无比的蒋介石肖像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的标准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上，蒋介石身着戎装，是其1944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拍摄的标准照，其时蒋介石还身兼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
这张标准像不同于后来的悬挂方式，直接竖立在城楼上，其顶端已经到达第二层，在城楼下则大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在此之前孙中山去世后的1928年，孙中山的巨幅标准肖像也曾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时报》在8月24日刊发的一张图片中可见孙中山的标准像被悬挂于天安门城门的正中，两边并挂有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为中国政治的坐标，什么时候，孙中山的标准照悬挂于天安门上，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才会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什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日妥协了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国]陶涵 著，中信出版社出版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无比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
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
的好友兼传记作者斯诺(Edgar Snow)写道：“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
”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
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
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
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五十年沉闷(但还算惬意)的居家监禁。
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
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
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
相反地，委员长错误认定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份送到欧、美考察一年。
杨虎城一九三八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
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
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
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
想起自户名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
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
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
拿定了主意之后，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
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
7同时，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
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
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
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
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
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
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一九三七年初给了中共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
同时，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借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
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
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
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
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
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
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
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
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
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
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
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火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的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
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需的团结和精神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六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
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
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
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照片并列。
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
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方良、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
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驾到，并跪地磕头。
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
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
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十三年的经验写下来。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
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
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
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
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
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
日军反击。
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
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借机挑衅。
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
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
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布署到华北地区。
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
七月九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
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
新任首相近卫(Konoe)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
”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
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
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盛顿婉转表示关切的信息。
七月二十二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
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
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
原因之一，像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度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已经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
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全国会议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
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
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
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凭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勇气。
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
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
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冯玉祥西北军的傅作义部队。
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显露他欲与日本人避免严重冲突的意向，通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
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
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
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
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
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还有心理及政治层面的考虑。
当败战迹象已明显时，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借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
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能比华北作战，更加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开会。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
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乏善可陈，华盛顿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很清楚，即使只是口头上强烈干预，恐怕也不能期待从欧美那里得到，可是，他要的是替未来打造同情的氛围。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让上海的外国租界产生恐惧感，且不计成败，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不具可信度。
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
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这一役使他牺牲了极多最现代化的战斗部队。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
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
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
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官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
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
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
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
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问：“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
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
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
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
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
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
纵使如此，由于迫切需要苏联大规模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提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他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
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送到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长途跋涉，运抵广州。
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
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
总共苏联三次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
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
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
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
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
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
”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
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
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
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重演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上海以南约六十四公里)登陆。
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持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
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方苏州河移动，大有如一九三二年把上海地区大量国军包围住之势。
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
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持，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
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
中国通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捐躯。
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
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
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
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游移不定是否要固守首都。
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苦撑、以待外国援助，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
可是，蒋氏却决定：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
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懦夫的决定。
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
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
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议和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