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生物的感想怎么写
在生物学的海洋中倘佯，我感受着大自然那伟大的力量。
从千奇百怪的动物植物，到晦暝变换和大千气象……我们了解了生命起源，聊解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达。
这同样使我感到了作为人类的自豪感。
同样让我觉得踏入生物的殿堂就如同开启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那里有太多我所不了解，那里有太多需要我去探索…… （特扯吧~哈哈~
你可以把这当最后一段~哈阿，嗯~前面写大自然里奇妙的植物动物，举举例子就行了~~ 话说我还是真挺喜欢生物的，挺好玩的
）
中国的科学家为什么难以取得大成就
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
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
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
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
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
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
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
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
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
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
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
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
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
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
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
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
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
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
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
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知识分子》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
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
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
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
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
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
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
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
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
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
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
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
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张昌绍等含冤去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
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
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需要仔细知道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介绍了两代科学家的工作，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
抗疟的523任务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
比如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纲，他很快被调离抗疟研究是因为安排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
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还有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去世之后，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
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
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
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
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酒文化的历史典故
迎驾贡酒的由来 史载：汉武帝元封年间，约在公元前一○六年，武帝刘彻巡狩霍山，当时官民为迎武帝大驾，捧淠水精酿琼浆出城二十里以相迎。
帝饮后大悦，赞道此“迎驾酒天香液”也
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五粮液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玉米、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是五粮液最成熟的雏形。
到了公元1368年，宜宾人陈氏继承了姚氏产业，总结出陈氏秘方，时称“杂粮酒”，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 茅台 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
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的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
赚得唐蒙益部来。
”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加入粮食经发酵酿制的酒 【酒的起源 】 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
《史记.殷本纪》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酒春，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另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
有关酒的起源，历史文献记述有四种各据理论的说法。
上天造酒说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
《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
”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
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
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
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
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
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
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
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
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
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
”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
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
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
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
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
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
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
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
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
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
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
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
“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
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
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
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
“林”，高梁的别称。
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
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
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
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
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
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
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
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
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推人制造的酒呢
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
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杜康造酒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绪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
”意思是说，杜康将未吃完的剩饭，放置在桑园的树洞里，剩饭在树洞中发酵，有芳香的气味传出。
这就是酒的作法，杜康就是酿祖。
魏武帝乐府诗曰：“何以解夏，惟有杜康”。
自此之后，认为酒就是杜康所创的说法似乎更多了。
历史上杜康确有其人。
古籍中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书、对杜康部有过记载。
情乾隆十九年重修的《白水题志》中，对杜康也有过姣详的描述。
白水盟，位于陕北高原南录与开中平原交界处，因流经显治的一条河水底多白色头而得名。
白水县，系“古雍州之域，周末为彭戏，春秋为彭衙”。
“汉景帝建栗邑衙盟”，“唐建白水县於今治”，可见白水鼯历史的悠久。
相传这里曾出过“四大贤人”：一是黄帝的史官、创造文字的仓颉，出生于本县阳武村；一是死后被封为彭衙土神的雷徉，生前善削瓷器；一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明者束汉人蔡伦，不知缘何因由也在此地留有坟墓；此外就是相传为酿酒的鼻祖杜康的遗址了。
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小听城，一下子拥有仓领、雷徉、蔡伦、杜康这四大贤人的遗址，页可谓“人杰地灵”了。
“杜康，字仲宇，相传为鼯康家卫人，善造酒。
”康家卫是一个至今尚在的小村庄，西距孙城七八公里。
村逞有一道大沟，长约十公里，最宽处一百多米，最深处也近百米，人们叫它“杜康沟”。
沟的起源处有一眼泉，四周绿树环绕，草木丛生，名一“杜康泉”。
盟志上说“俗传杜康取此水造酒”，“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
有酒味故然不确，但此泉水质情冽甘墩却是事实。
清流从泉眼中汨汨涌出，沿著沟底流消，最后汇入白水河、人们称它为“杜康河”。
杜康泉旁边的土大土包，以砖培围护著，传说是杜康埋骸之所。
杜康庙就在坟墓左侧，凿壁为室，供奉杜康造象。
可惜庙与象均毁于一“十年浩劫”丁。
据县志记裁，往日，乡民每逢正月二十一日，都要组织“赛享”活动。
这一天热闹非常，措喜演戏，商贩云集，熙熙德接，直至日落西山人们方盍兴而散。
如今，杜康墓和杜康庙均已修整，杜康泉上已建好一座凉亨。
亭呈六角形，红柱录瓦，五彩飞檐，楣上绘著“杜康醉刘伶”、“青梅煮酒论英雄”等故事图画。
尽管杜康的出生地等均系“相传”。
但据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的残砖断瓦考定，商、周之时，此地确有建筑物。
这里产酒的历史也颇为悠久。
唐代大诗人杜南于安史之乱时，曾挈家来此依其男氏崔少府，写下了《白水舅宅喜两》等诗多首，诗句中有“今日醉弦歌”、“生开桑落酒”等饮酒的记载。
酿酒专家们对杜康泉水也作过化验，认为水质适于造酒。
一九七六年，白水鼯人在杜康泉附近建立了一家现代化酒厂，定名为“杜康酒厂”，用该泉之水酿酒，产品名“杜康酒”，曾获得国家轻工业部全国酒类大害的铜杯奖。
清道光十八年重修的《伊阳显志》和道光二十年修的《汝州全志）中，也都有关于杜康遗址的记载。
《伊阳县志》中《水》条里，有“杜水河”一语，释曰“俗传杜康造酒于此”。
《汝州志》中说“杜康，在城北五十里，俗传杜康造酒处”。
《汝州全志》还裁有：“俗传杜康造酒处”叫“杜康促”，“在城北五十里”的地方。
今天，这里尚有一个叫“杜康仙庄”的小村，人们说这里就是杜康促。
“促”，本义是指石头的破裂声，而杜康仙庄一带的土壤又正是山石风化而成的。
从地限中涌出许多股清冽的泉水，汇入旁村流过的一道小河中，人们说这段河就是杜水河。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傍村这段河道中，生长著一种长约一厘米的小虾，全身澄黄，蜷腰横行，为别处所罕见。
此外，生长在这段河套上的鸭子生的蛋，蛋黄泛红。
此地村民由于饮用河水，竟没有患胃病的人。
在距杜康仙庄北约十多公里的伊川显境内，有一眼名叫《上皇古泉》的泉眼，相传也是杜康取过水的泉子。
如今在伊川县和汝阳县，已分别建立丁颇具规模的杜康酒厂，产品都叫杜康酒。
伊川的产品、汝阳的产品座同白水的产品合在一起，年产量已达数万吨之多，这恐怕是当年的杜康所无法想象的。
【酒之典故 】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
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
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
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
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
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
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
据《诗经。
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
〔传〕：黑黍也。
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
「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
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
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
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
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
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
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
因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
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
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
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传】：春酒，冻醪也。
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
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
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
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
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
〔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
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
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
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
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
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
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
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
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
“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
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
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
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从事”、“督邮”，原为官名。
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
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
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
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
良久暂起，如风旋转。
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
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
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
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
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
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
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
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
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
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
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
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
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
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
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
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
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
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
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
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
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
《楚辞。
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
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
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
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
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
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
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
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
’崇乃止”。
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
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
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
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
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
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
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
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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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古代思想文化差异
中国人与西方人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
中国人先整体后部分，先集体后个人，先原则后具体，西方人与我们正好相反。
同时，我们偏重于用直观的方式看问题，西方人偏重于用逻辑推理的方式看问题。
因此，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没有国家，哪有大家
没有大家，哪有自家
”在西方人看来，就像我们看待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没有个人的自由，哪有团体的自由
没有团体的自由，哪有国家的自由
”一样，都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另外，我们比较强调静态，西方人比较强调动态。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
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地缘关系，其二为语言文字。
中国古代是一个发达的农耕社会，从而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哲学。
农耕社会憧憬安居乐业，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
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家族发展得很快，自然而然地形成家族观念。
和为贵、中庸的思想逐渐形成，天下太平是我们一种理想追求。
古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以航海、商贸为主的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商贸、航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熏陶出来。
从而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孝”的观念。
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无须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
同时这种语言文字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
而西方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拼音文字，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
正是直接表意功能的这一缺陷，导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统发展了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弥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细的语文。
如英语就有性、数、格，主、谓、宾、定、状、补和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
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容易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
而中国的语言文字，语法形态比较隐晦。
在《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没有一本语法书。
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从而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
由于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
长治久安 ，静态的文化，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于是产生宗法制，。
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
中国人注重原则，西方人注重细节；中国人喜欢在看重一般原则，西方人看重具体问题。
在一件事情的“责、权、利”上面，中国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集体轻个人，在权力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集权”；西方人在权力上重集体轻个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分权”。
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
中国人有“无讼”思想和“伦理至上”的观念——讼，就是争是非曲直于官府——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不愿面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而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
中国人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官本位”思想严重，藐视制度和法律，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
在情、理、法三者之中，中国人先情、次理、后法，西方人先法、次理、后情。
中国人重面子，西方人重利益。
在研究学问方面，中西方也有显著差异。
中国人形象思维能力强，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非常发达，如写诗，填词。
在实践性强的技术方面，中国人超前于西方。
如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建造了都江堰、赵州桥。
而对抽象思维领域，人们没有多大的热情。
庄子与芝诺年代相当，他的著作里面探讨的几个与芝诺悖论相似的问题，没有得到后人的研究与发展。
就是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也没有从计数和测量的实用中脱离出来。
中国人的学问围绕着人来展开，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非常发达。
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闻名于世。
西方人由于语法体系的原因，造就了他们较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抽象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兴趣。
语法体系中的各种分类方法，其实就是现代的科学方法。
科学理论就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
形式逻辑也已经包含在他们的语言成分里面。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有两样东西至关重要，一是分类方法，二是形式逻辑。
我们研究事物，不外乎对事物做出新的分类或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
以生物学为例，先用“界”作标准进行分类，把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后用“门”作分类标准，分别把动物、植物进行分类；依次用纲、目、科、属、种对上一级分类结果进行分类，这样构成的一个概念体系，寻找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生物学。
物理学也是这样，宏观、宇观、微观，恒星、行星、卫星，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质量、能量、动量，力、速度、距离等等这些概念，就是把事物用某一标准进行分类，并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西方语言蕴含着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科学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发展。
而在我们中国的语文中，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都没有，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背后的理论的研究，削弱了我们对理论研究的兴趣。
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往往表现出技术超前、理论滞后的现象。
四大发明之中，火药，来自于道士炼丹，发现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东西弄点火就爆炸，然后就把火药应用于制造鞭炮，以及后来简单的大炮。
对于这木炭是什么
这硫磺是什么
为什么会爆炸
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后来西方人研究出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能量，从而发生了爆炸。
指南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不管怎么样去摆那块磁针，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而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它变成了我们用来看风水的工具，但没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西方人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磁和电是同时产生的。
科学没有产生于文明一系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我想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陈寅恪在论中国传统思想时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
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
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
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
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
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
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
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
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
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
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 真是异常精彩，堪称不易之论。
前面讲中国古汉语缺少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而是讲分类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古人没有把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
这跟古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分类的方法，并把形式逻辑确立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学科，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类容。
中国古代对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运用最好的是历史学。
司马迁编写《史记》，创制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
在《史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事情，组织得有条不紊，得益于本纪、列传、和志、表等为标准的分类；在探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言之有据、立论中肯，令人信服，其中运用逻辑不可或缺。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为允当。
中国古人在伦理学方面，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也运用得很好。
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别，中国人在人伦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数千年。
老子相传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历览前朝兴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
赵高演绎的“指鹿为马”两千年来反复上演。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刘邦封异姓王、赵匡义“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诛杀功臣给出了最好的解读。
前面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还统治权于人民，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同。
语文由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发展。
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较之于之前的五个甚至十个世纪还要大。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印迹。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印迹，那我们就不成其为我们了。
在这些印迹当中，有一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些是仅仅适应古代农耕社会的。
我们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源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发展我们祖先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超越时代的部分，源于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残留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印迹，源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没有很好地发展、树立起来。
”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于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思维方式上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表现为西方人更重实用，而中国人则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艺术上，如绘画，欧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
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
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就使她们飞了起来，意境深远。
毕加索认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都在东方，这绝非毕氏自谦之辞。
徐悲鸿画的奔马之所以形神毕具，得益于中西技法的融合。
东方以静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
但是东方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对工业化发展和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应是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