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
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
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
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
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
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
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
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
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
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
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
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
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
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
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
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
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
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
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
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
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
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
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
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
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
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
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
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著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
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
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
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
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
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
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
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
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
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
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
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
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
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
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
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
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
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
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
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
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
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
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
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
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
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
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
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
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
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
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
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
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
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
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
近代中国文化为何会转型
都可以 因为像 黄宗羲 顾炎武 李贽他们就是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主张具有明显的启蒙色彩 民主 工商界本 但仍然属于传统儒学体系范畴 但是他使传统儒学重换生机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 ,窥视历史的奥秘。
我们究竟如何去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以往很长一个时期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一些认识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忽略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考察和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近代历史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孕育、生长、壮大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社会中心角色的历史过程。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于近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长条件、形成过程、历史特征又各不相同。
与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相比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组合方面来看 ,中国社会历史的近代转型 ,有着自身的历史特征。
虽然西方文化的强行楔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至关重要,但是,承担社会转型的基本力量却只能是中国社会自身的产物。
绅商阶层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社会力量。
因此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不仅深化和具体化了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同时也从社会结构意义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 ,离开了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于近代资阶级的真正研究。
然而 ,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
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
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特别关注到“绅商阶层”问题。
国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研究并不深 入,还不足以说明绅商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体认比之于西方学者要更为深刻、和贴切一些。
各位学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对绅商的基本属性和历史特征的把握上,却并无太大的分歧。
“绅商”是20世纪初年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称谓概念。
在相继而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绅商阶层始终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
然而 ,绅商阶层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
这不仅仅因为绅商还不具备资本家的典型特征 ,没有雄厚的资本,也还因为此时的绅商还没有衍变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集团。
在晚清社会关系体系的剧烈变动中,“绅”“商”两个社会阶层的相互渗透和出现一身二任的人物 ,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绅”“商”之间的界限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没有形成经济地位、主体意识基本一致,即利益一致的阶级集团。
清末《宪政编查馆核查粤省绅士办事习惯》等史料开列有“绅士与商家之畛域”、“绅士与商家之嫌疑”、“绅士与商家冲突竞争之习惯”条目,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绅商还没有形成一个内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团。
绅商是什么 ?这一流行于 20世纪初年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具体内涵和特征?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绅商阶层的过渡性作用和社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
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社会转折时期,正是绅商阶层扮演了新旧社会力量的承转交替角色,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力量,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 ,而是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形态。
绅商当然不属于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也不属于传统时代为人尊崇的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
它既是社会阶级力量分化变动过程中的中介形态 ,也是新旧社会转变发展的中介形态，读后感《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
显然,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 ,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
但是,以往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大都是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系统全面研究当推《官商之间》一书。
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从纵向上对绅商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既回溯了传统绅士阶层兴起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明清之际绅商合流的历史走向 ,又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从横向上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分析,侧重于对绅商的类型对比以及不同群体特征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于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做了独特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分析。
近代绅商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 (第 208页),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 ,近代绅商一方面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另一方面又大量经营着钱庄、典当、商号等旧行业 ,甚至还从事地租剥削 ;近代绅商并没有真正割断其与封建官府的脐带,具有“兼官商之任”的双重性 ;近代绅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甚至更接近于传统绅士和商人,而较少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作者由此试图说明,近代绅商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以及为什么不能够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体力量的历史原因。
三、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对近代绅商阶层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
结构产生功能 ,功能完善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绅商的社会作用主要局限于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中,并且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狭隘性和分散性特点 ;这并不取决于绅商自身的特征与性格。
任何个人和社会群体,都不具有跳越社会历史界碑的能力,而只能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其性情、特质都由社会结构所规定。
近代绅商的“社会功能具有质变意义的变迁”,这一方面表现为“公”的领域的扩展以及绅商在新式社团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收回利权和立宪运动中,绅商具有浓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绅商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也可以从绅商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力度和深度。
诚如章开沅在序中所说 :“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读过《官商之间》一书,会感受到本书史料的翔实 ,论证的严谨,也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独到的研究方法。
首先 ,作者注意从微观入手 ,从宏观着眼。
在历史著述中,“树木与森林”的相互关系 ,一直是著作者经常议论又颇难措手的问题。
有些著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也有一些著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局限于史实的排列 ,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
该书从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上着眼,紧扣绅商阶层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其二者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
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 ,又有对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总体把握。
因此,树木与森林的互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便构成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在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的余论中,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 ,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历经艰难的历史原由，并对官、商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其次,作者侧重动态分析和横向对比的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集团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只有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探讨,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该书始终把绅商阶层置于动态演变的历史坐标上,具体地从绅商的合流、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绅商阶层的形成、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向资产阶级过渡等几方面,去动态地探寻近代绅商阶层的时代特征。
横向的对比研究也构成该书特色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演变,又是新时代的历史产物。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对比中 ,区分了明清之际的绅商与近代绅商的异同,从而凸现了近代绅商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同时作者还将近代中国绅商阶层与英国17世纪由中小贵族绅士、城市富商和富裕农民转化而成的“新贵族”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武士阶层”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这是本对后人研究绅商阶层存有大益，也无法绕去的一根标杆。
〔周祯伟：《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分析造成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迟滞的原因。
1.政治原因：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
2.经济原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
3.文化原因：八股取士，文字狱的束缚。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400字
第一篇前些日子拜读了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些感想分享一下。
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只剩下些历史课上的只言片语，还有就是教科书上的陈述，而且已经是那样的模糊。
可是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个很有趣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
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这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如果不想让自己处于失忆的状态，重读历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所谓近代史，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
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
张教授认为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
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
但是我们这个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
不是去打天下，征服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朝贡体系来让其他人来服从，而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们的文化，然后向我们进贡。
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之后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
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国家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
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称为丧权辱国的历史。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冷静的审视过去，然后去期待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应该吸取教训，避免过去的悲剧，也许只有在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未来的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第二篇读张鸣教授《重说中国近代史》有感历史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只剩下些历史课上的只言片语，还有就是教科书上的陈述，而且已经是那样的模糊。
可是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个很有趣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
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这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如果不想让自己处于失忆的状态，重读历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花了十天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在这二十三万余字间，原先的模糊不堪的近代史框架，就如由200万像素提升到500万像素，虽未尽极致，但已是有长足的跃进。
书中一开始便指出了中国人的三种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可是随着我渐渐地深入读了下去，我发现作者说的也是不无道理。
不仅如此，书中作者不少描写的地方都没有怎样偏向中国人，反而是指出了中国很多愚昧和不合理的地方。
这便让我原先一看到近代史便发热的脑袋变得冷静了些。
毕竟，不管中国人如何掩盖，事实就是这样：晚清亡国了。
而我们呢
出于一种“爱国主义”，便是大肆宣扬外国人如何如何狡诈，蛮横，而对中国失误的地方，则是轻飘飘地一笔带过，这便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种误区。
思考问题也变得片面起来，觉得中国人是很无辜的样子，一切都是外国人侵略我们的错。
可是，如果中国不弱小，外国人又怎么会打上中国的主意
如果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外国人的计划有怎会得逞呢
这就是《重说中国近代史》迷人之处
书中除了类似这般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外，我总结认为本书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立场方面超过前人。
本书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几乎不掺杂作者个人任何政治立场、情绪，完全是中立的。
这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以往看过不少当代作者的历史书，不是充当现政权的喉舌，就是极力反对现政权。
鲜明的政治倾向不可能写出信史。
我不是说张教授写的一切都是符合客观历史的，因为即使是今天发生的事，不同人还有不同解读。
如果说张教授有什么立场的话，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客观公证地分析历史事实的。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不提供标准答案，鼓励读者独立思考。
例如太平天国起义，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该起义的的来龙去脉，一方面论述了这次起义的某种必然性，但并没有给与过多的正面评价。
即使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作者并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革命性，相反是封建王权思想的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惯性正当性的某种同情。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必然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我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有自己的独特性，按照官方说法有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以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可以分为部落社会（夏商及以前）、封建社会（西周至秦朝以前）、传统社会（秦朝到民国以前）、近现代社会（民国至今）。
这里值得说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指的是“分封建制”的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在皇帝家天下下的郡县制。
回到张教授这里来。
张教授认为，中国2000余年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延续下来，定有其合理性，完全地否定传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安顿。
例如，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张教授是同情君主立宪制的。
这既满足了民众对皇帝的需求，同时顺应了时代，不会引起社会的巨大裂变。
当然同情归同情，由于中国当时革命派掌握了较大话语权，整个社会有一种革命的戾气，想不革命都不行。
四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地评价。
张教授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的观点，他总是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臧否人物。
例如林则徐这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提到的历史人物，传统上对他的评价过高，认为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虎门销烟大快人心。
但是作者认为林则徐仍是一个中国传统官僚，虽然睁开了眼，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很少，甚至出现了许多笑话。
再比如孙中山，虽然他屡败屡战的决心很大，但是他与日本、苏俄、会党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个人崇拜的主张使其形象受损。
还比如北洋军阀，张教授认为并不是所有北洋军阀都是坏人，他们有的在下台后房无一间，身无分文可以看出并不是毫无理想的酒囊饭袋。
等等。
所谓近代史，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
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
书中认为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
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
但是我们这个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
不是去打天下，征服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朝贡体系来让其他人来服从，而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们的文化，然后向我们进贡。
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之后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
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国家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
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称为丧权辱国的历史。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冷静的审视过去，然后去期待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应该吸取教训，避免过去的悲剧，也许只有在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未来的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读这本书，会给我们的思想敲了警钟，它告诉我们：要思考问题
就像当我们生活在一片固有的世界中，突然有人打破你几十年来的思维模式，颠覆你几十年来的文化结构，告知你一直都是愚昧者，被操控者，也许，你会沮丧，你会落寞，同时，你应感到庆幸，因为你已经清醒，有着自己的选择，有着自己的权利去从头开始，即使如此的艰辛，至少你的心境明朗!天是蓝的，大地焕然，可以放飞…… 感谢这本书带于我的启蒙
从政治、思想、经济方面分析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难得原因
政治：两半社会下的政治体系是文化转型慢的主要原因；专制主义制度死而不僵，严重影响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近代被动的外交关系也影响的文化的发展。
经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思想：传统文化对近代思想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