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球通史读后感1500~2000字 最好不要和网上的有雷同 可以摘取几篇的好段落结合成一篇 全文连贯 急急急
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尺度是什么 为什么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留基波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隶主民主制的哲学概括，只有经过留基德谟克利特从宇宙论、认识论的高度上概括，才有智者学派把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从而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
该命题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在当时是一个震撼传统的思想解放。
“尺度”本来是南意大利哲学学派传统的概念，在古代，毕达哥拉斯斯的“数”或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都朴素地孕育于宇宙万物之中，因而“尺度”也就是在朴素意义上的万物的“规律”。
由于古代思想的朴素性，既然宇宙万物归于一个始基，于是“尺度”就自然地与始基相结合。
巴门尼德把万物与“尺度”分离开来，把“度”抽象化，使“一”、“必然”、“有度”、“逻各斯”成为“真理”，而万物之现象被贬为“意见”。
德谟克利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但保留了不可感的原子，与在虚空中组合成可感的万物相区别，万物的根本“尺度”就在“原子”与“虚空”本身。
普罗塔哥拉则更进了一步，根本否认巴门尼德的“一”，根据感觉主义认识论原则，把一切归结为人的感觉，于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不复存在，只剩了“意见”。
于是，“尺度”就在“意见”本身，人就是“尺度”和“原子”。
普罗塔哥拉的这个思想，一方面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包括德谟克利特在内的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希腊民主制繁荣的自然反映。
联系到当时历史环境，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句名言是当时希腊自由民的精神写照。
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对这句话区分了两种理解：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理解。
前者指可感之属性不存在于对象之中，后者承认存在于对象之中而只是各人感觉不同。
从原则上来看，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一致的，如果明确承认可感属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则就有真假问题，而普罗塔哥拉显然是取消了感觉的真假问题，甚至认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这样就取消了客观的真理标准。
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是个体的、感性的人，则这个“人”就不仅是“一”，而且是“多”，是统一“一”与“多”的“原子”。
人对待万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多元的、变化的。
这种“不同”归根结蒂是一种对立、一种矛盾。
感觉现象上的对立性的差异和变化是古代朴素的思想家坚信不疑的。
米利都学派、南意大利学派都承认这种对立现象。
毕达哥拉斯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把这种现象从客观上概括到哲学的高度，而智者学派则从主现上把这种现象提到应有的高度。
柏拉图记述了普罗塔哥拉这方面的思想，指出冷、热、甜、苦等感觉是相对不同的人说的，因人而异。
智者学派在这方面的贡献，不是仅仅停留在感觉上，而是扩大到语言即逻辑方面，认为凡事都有两种对立的说法（道理）。
后来，人们把这种说法概括为对一切正题都可以提出反题。
应该说，在普罗塔哥拉的心目中，这种对立的语言并没有真假问题，因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表达这种感觉的命题也都是真的。
可见，在这个理论中，孕含着一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的劣根性，而事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但在普罗塔哥当时，其主要意义还在于揭示矛盾的必然性，其作用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辩证法不差上下。
“人是万物的尺度”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理解。
积极方面说，个人是全知的，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切；消极方面说，个人是无知的，对于客观存在一无所知，所知者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们认为，后者是古代的倾向，而前者是近代才出现的倾向。
我们从古人对感觉的朴素理解，如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持的影像说等，可以看出，在这些古人的心目中，我们的感觉与真正的对象不同，是经过感觉器官、空气等自然环节的，因此已有所改变。
因此，“神不可知”的思想是普罗塔哥拉“存花不可知”的潜在思想的普遍化，也是德谟克利特“原子”不可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普罗塔哥拉把这种反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贯彻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便是所谓约定论。
按照普罗塔哥拉的约定论的历史观，人们不应当用神意去解释国家、法律、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应从“人”出发，把国家、法律、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理解为人的约定的产物，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
当人们觉得某种国家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对人们有好处时，它们就得以存在，被认为是合理的;反之，当它们不符合人们的利益的时候，就是不合理的，人们就应当敢于废旧立新。
普罗塔哥拉仅仅把人的需要、奸恶看作是国家法律、道德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当成衡量国家、法律、道德的标准，这是片面的，是一种唯心史观。
但这种约定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对神意决定论唯心史观的否定，破除了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思想的权威，论证了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精神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从认识论方面看，普罗塔哥拉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是对爱利亚学派的唯理主义、绝对主义的反动。
两派从不同角度突出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两方面，这在认识史上，应该说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但从认识的全体上看，则都是错误的。
普罗塔哥拉着重强调了感觉在认识中的地位，看到了感觉的相对性、主观性方面，但却又忽视了理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忽略了认识的绝对性、客观性的方面，陷入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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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读后感文章 800字以上
《传统下的独白》是李敖的作品。
此书虽名《传统下的独白》，实际上是包含了两部分“传统下的独白”与“独白下的传统”。
这两部分都是由相当数量的杂文组成，但这两部分杂文涉及的领域又各有不同。
“传统下的独白”用李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对他来说却又是“总觉得是个人的独白”。
这部分的杂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枣谈男人的爱情、谈女人的衣裳、谈法律的荒谬、谈新旧的交接。
诚然，在这些文章中，李敖先生表现了他异于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随手翻开一篇枣《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赫然就是“其一：不须跟人家丈夫比，不须为出息拼老命……快然独于故国山水之上，受台北市警察局管辖，不亦快哉
”、“其一：可使欲嫁我者失恋，不亦快哉
”……这些在被李敖称为“世儒”眼中“离经叛道”，甚至被斥为“A（行为不检）+B（言论不经）=C（大逆不道）”的观点，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以至于深恶痛绝，称之为“狂叛”。
事实上，李敖先生亦无愧于“狂叛”二字。
但李敖之“狂叛”并不是那种嘴上信口雌黄、笔下胡言乱语，姑且勿论其观点是否受世人认同（因为所谓的对错，很多时候是见仁见智），李氏之观点都是经过思考及研究后才提出的，决不是毫无根据的。
好像《长袍心理学》一文，从穿长袍写起，以幽默的笔法描绘了穿长袍的人们的心理枣“维护国粹”、“哗众引蝶”、“饰丑掩陋”……引经据典，妙趣横生，犹以讽刺“十里洋场派”上海帮商贾们最为精彩枣“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用‘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的人性”。
虽然，“传统下的独白”这部分的文章多为“嬉皮笑脸”式的，但亦不乏感性的作品。
《红玫瑰》这篇描写往日情谊的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毕竟，最令李敖深恶痛绝的还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所以李敖写得更多的还是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来，孔子所提倡“中庸之道”实际是“修身”的一个标准，要求人们把握适当的尺度，就是海纳百川但又不失之偏颇，结果“中庸之道”经过二千多年的代代相传后，竟被歪曲成“不偏”“不易”，海纳百川变成了视而不见，过分的谦虚又变成了虚伪，广义的“中庸之道”终变为了狭义的“中庸之道”枣中庸无为了，就好像李敖笔下的“无为先生”一样，一生以“无”为典，最终一生无所作为，在他“无底之壑的无间地狱”做他的春秋大梦（久闻儒、道不同，想不到最终也是“殊途同归”）。
对“传统下的独白”，最后还得一提《老年人与棒子》。
这篇文章探讨了三个问题：“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老年人懂不懂交出这一棒”、“老年人交出的是一条这样的棒子”，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老年人”的“交棒”问题的担忧，亦不乏对“老年人”“晚年不及早年”的悲哀。
“独白下的传统”与前一部相比，还保持幽默的风格，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写作目的上看，都大不相同，据作者介绍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别在误解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中国人不了解中国”。
的确，一部中国史又从何说起
当皇帝的，或忙于嬉戏玩乐，或忙于营建它的铁桶江山，哪有闲暇了解中国；当官的，或忙于媚上请功，或忙于欺压小民，哪有心思了解中国；当小民的，或忙于三餐一宿，或忙于养妻活儿，哪有时间了解中国
偶尔有几人置于此外的，亦不见得有多高明。
标准的中国人犹如此，更遑论“非中国人”了。
“独白下的传统”正是为此而来，采用了与以往史书不相同的方法写中国，“希望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
这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枣《避讳枣非常不敢说》、《新闻枣报纸像杂志》、《家族枣人越多越好》、《女性枣牌坊要大，金莲要小》……作者从编史、避讳、言论、征兆、音乐、家族等不同的方面写中国传统，写古代中国，写近代中国，的确是一部微型中国史。
“独白下的传统”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内涵丰富且有根有据的，例如《新闻枣报纸像杂志》，写的是一部报纸的发展史。
从“唐朝开始有一点模样的记载……叫做《邸报》”，一直写到“中国民国制定《出版发》”，其中提及了宋、元、明的《邸报》，到清朝的《京报》，维新派的《中外公报》，西太后时期的《政治官报》，租界的《苏报》，印证了报纸从“杂志式”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式”从手写到先进印刷的发展历程。
并且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间或插入另外一些史实，内容更见丰富。
还有《喝酒枣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写的是酒的历史，也是“酒”字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的历史枣酒从来没有脱离于人的发展单独发展。
此文与前相比更是图文并茂，引证丰富。
于是，李敖便用他渊博的知识及幽默的笔法完成了这一“似史非史”的微型中国史。
脱离人来谈文章是不现实的，脱离李敖谈李敖的文章更是脱离现实。
因为李敖个人的性格、文风、经历已深深地嵌在本书内，《十三年和十三月》就是李敖的自传，“十三年来的深思默察转变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李敖的人生哲学就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带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事实证明，李敖是成功的，文战多年，李敖始终屹立于文坛，从一九六三年的《传统下的独白》到一九七九的《独白下的传统》再到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
而李敖自己亦被西方传媒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氏文风对文坛影响深远枣“狂判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形式’上不计较，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不失为巨作。
”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现代诗有什么要求
1，华盛顿砍树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
他是孩子的时候，砍掉他父亲的两棵樱桃树。
他父亲回来了，非常生气。
他暗自思量，“如果我查明谁砍了我的树，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 他父亲到处询问。
当他问儿子时，华盛顿开始哭了起来。
“我砍了你的树
”华盛顿和盘托出。
父亲抱起他的儿子说：“我好聪明的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愿听你说谎。
” 2，八岁的时候阿尔去上小学了，可是他只上三个月的课就退学了，阿尔在上课的时候，妈妈常被叫到学校去跟老师说话，这是因为阿尔常常提出一些老师认为很奇怪的问题，老师认为他是一个低能儿童，于是妈妈就决定自己来教导阿尔，并决心把阿尔教成一位伟大的天才，就这样阿尔便开始了他的自学课程，阿尔被妈妈教的很好，后来阿尔也得到了允许，可以在地下室里设置一个实验室，为了不让别人乱动他的实验品阿尔还想出妙计，就是在每一个实验品的瓶子上贴上毒药标签。
3，小时候的爱迪生很爱发问，常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觉得很烦，家人也好，路上的行人也好，都是他发问题的对象，如果他对于大人的答复感到不满时就会亲自去实验，例如有一次阿尔看到了鹅舍里的母鹅在孵蛋，他就问妈妈为甚么母鹅总是成天坐在那里呢
妈妈就告诉他母鹅在孵蛋，阿尔便想如果母鹅可以那我也一定可以，过了几天爸爸妈妈发现阿尔一直蹲在木料房里，不知道在做甚么，当家人发现阿尔在孵蛋的时候每个人都捧腹大笑了起来。
4，列宁小时候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
列宁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老师讲课，他用心听。
老师留的作业，他认真做。
列宁做完学校里的功课，还读许多课外书。
他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他爱书里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
列宁十分爱护书。
他从来不把书弄脏，也不把书到处乱扔。
列宁小时候就是这样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