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金锁记》这篇小说名称的含义
金锁就是把钱比作成是一把漂亮的锁，将人心最本真的一面禁锢起来，不能达到纯真，只能在世俗和物质上争夺的你死我活。
前就像一把金质的锁一样，外表看起来美丽，但却不是什么好东西，残害了人性，害人害己
解释《金锁记》这篇小说名称的含义。
金，既是指金钱，锁，是指曹七巧被困住的悲剧命运。
金锁，实就七巧为了谋求金钱而舍弃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幸福，将自己困住。
在金锁，曹七巧被哥哥半强迫嫁给一个病人冲喜。
虽然生活上衣食无忧了，可是曹七巧从此就过着不快乐的生活。
而这一切皆源于对金钱的追逐。
分析《金锁记》中不同意象的含义和作用
苍凉与温情——张爱玲与简·奥斯汀讽刺比较张爱玲与简·奥斯汀，一个成名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乱世的上海，一个默默耕耘在英国19世纪的乡下，除了相似的风靡世界的影响力，不同文化、生活背景下的这两位女性作家表面上看来几无可比之处。
其实，这两个名字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有人放在一起做了比较，那就是令张爱玲在华语世界享有今天声誉的夏志清，他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到：“她能和珍奥斯汀(英国作家简·奥斯丁——本文作者注)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①虽然都“一样地笔中带刺”，但因为时空和文化背景、成长经历、个人情趣的巨大差异，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讽刺艺术在小说中却体现出了不同的“冷”与“暖”的色调，即苍凉与温情的风格表征，而在骨子里的，却是她们对所讽刺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张爱玲悲哀的“讽世”，指向的是存在的虚无，她的讽刺态度是“慈悲”和“超然”；简·奥斯汀嘲讽的“劝世”，则指向的是理性的启蒙，其态度是“劝谕”与“褒贬”。
一、反思存在与理性启蒙张爱玲常喜欢联想到“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是她大家庭的背景带给她的阴影。
从大家庭的鼎盛到衰落,张爱玲经历了比一般女孩子更多的人生哀乐，家世的阴影宛如一张无法挣脱的巨网笼罩着她，而她的个人经历又是“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个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
”②所有这一切，融成了张爱玲思想背景里挥之不去的苍凉感慨，因此对人心以及命运的理解是偏于悲观的,所以一落笔就有讽世之意,好像人生全是荒唐和无意义。
张爱玲这种悲哀的讽世的目光落脚点在何处呢
“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她笔下的人物,常常涨满了欲望和追求,前冲后突,但到最后,不论得到与否,都归于苍凉。
《金锁记》中,七巧从一个被兄嫂操纵命运的牺牲品，而为儿子和女儿人生和幸福的刽子手，她带着黄金和情欲的枷锁,“又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篇末,回顾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着的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倾城之恋》中，“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
然而“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
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
”《鸿鸾禧》中的玉清，虽然被公公认为是“有学问有见识”的女人，其实她“见识”只在于如何在婚礼中占更多的便宜。
她以结婚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婚礼也就是最灿烂的一刻。
在别人以及她自己的心中,婚礼中的她已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婚礼是她青春的葬礼。
如果说奥斯汀写出了19世纪英国婚姻的经济学，展现了金钱与爱情的冲突，那么冲突一旦解决，就是皆大欢喜，她的六部小说全部都以喜剧为收场，“灰姑娘”爱情与金钱双丰收。
那么，张爱玲笔下的这些男女永远也不要想逃出不可知、难捉摸的生活怪圈和人的命运的摆布。
如果经济的不平等尚可经由奥斯汀笔下的理性带来的睿智消除，而张爱玲笔下在一切时代受到物欲与情欲双层奴役的人格，则注定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获的虚无。
张爱玲身处的上海是一个带有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都市。
如同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生出“一种奇异的智慧”——张爱玲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上海作家能更早更直接感受物质文明带给人们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滋长出对社会、文化、自身状况的怀疑。
亲身经历的香港之战让张爱玲认识了战争的灾难性与毁灭性,过去因为家庭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扩展到整个社会和人生,“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③,透过乱世中充分暴露的人类的自私和愚蠢、虚空和绝望,张爱玲最后走向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拷问。
奥斯丁生于18世纪末,而18世纪在英国文学史上被称为“理性时代”,它的主要特征是“人是理智的而社会是理性的,特别是当人受了正当的教育,社会经过贤明的设计之后”。
一个理性的人意味着他凡事必须“依靠理智,而不是感情和本能的感觉”。
④ 奥斯汀英年早逝，比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司各特出生晚几年，她逝世时，正是拜伦名扬天下，雪莱和济慈己经发表作品的时候。
可以说她处于通常被称为是浪漫主义复兴的时期了，可她的小说倒可以被认为是“反浪漫主义”的，她在本质上是属于十八世纪理性主义传统的。
她短暂一生留下的六部小说均取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一反同时代女作家们普遍存在情感主义小说泛滥的情况，她的所有小说都表现出对男性、婚姻、家庭的依赖和尊重。
奥斯丁在她的小说中告诫所有全天下的少女，要想得到让人羡慕的婚姻，首要的女性人格魅力即在于理性。
在作品中，她侧重探讨了少女们在成长过程中怎样丢掉幻想、认识现实、认识自我。
理性使女性更加睿智，从而看清楚在男权社会中自己的艰难处境，认识到唯有自尊、自立、自爱才能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社会的尊重。
表现在文本中，这种理性的启蒙更多体现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总体反讽。
一方面展现了一个个幻想型的少女被一个个理智的男性所驯服的过程，就像在《诺桑觉寺》中，奥斯丁小说的光明结局表现为女主人公变成了她的丈夫的女儿，一个更年长、更理智的男子成了她的指导者；在《理智与情感》中，热情的马丽安最终向理性屈服，嫁给乏味的布兰登少校。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她对理智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尊重与胜利的信心，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中，芳尼·普莱斯和安·艾略特，充当了爱德蒙和文特渥斯上尉的精神向导；在《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聪慧、大方、睿智、有主见，她的才智不亚于小说中的任何一位男性，甚至达西一一奥斯丁是把他作为聪明人来描写的——也不见得比她高明，相反，他为她的聪慧所深深吸引，并受到她的一言一行的影响，最终走出了“傲慢”的误区。
可以说，与张爱玲的现代性虚无意识相较而言，奥斯汀更多了一份女性理性启蒙的用心，她在自己题材单一的六本书里始终坚持作为女性成长的导师，以理性为女性在步履维艰的社会里树起一道屏障。
奥斯汀正是凭着自己理智的女性意识成为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婚姻顾问，教导女性如何既能保持自我的完整又能融入社会，在女性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瞒珊的第一步。
因此，同样是写男女、写婚恋、用讽刺，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无论怎么选择，面临的或者是“衣襟上的饭粘子”，或者是“墙上的蚊子血”，结局总是空虚和失望，这是人生的刺，每个人都会顾此失彼，无法拔除；而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开始称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不会嫁给达西,但她最终还是成了达西太太并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感到快乐，这种反讽让读者在一笑之余，更多是觉出一份理性的认知：婚姻不能没有爱情，但更不能离开财产。
二、 超然与劝谕基于对人生虚无的认识背景，张爱玲对她笔下的众生皆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张爱玲对人生的展示不是血淋淋的直接鞭笞，而是将其对于人类的深刻怀疑融入作品的反讽意味中。
因为对这社会清醒的认知，所以她懂得妥协，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是非是不重要的，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平庸、娼妓与贞妇、英雄与懦夫都被奇异地统一在一起。
《殷宝艳送花楼会》的副标题是“列女传之一”，据辞海释意，“列女”亦同“烈女”。
古时称为保全所谓贞节而死的女子为烈女，也称重义轻生的女子为烈女。
小说女主人公殷宝艳的“烈”字倒更像是按普通人的标准，“热烈的情妇”和“重义轻生”，从她自己嘴中诉出的故事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
殷宝滟为了不使罗潜之家庭破裂而与他断绝关系，说明她是重义的，不过最后她轻轻的一句揭示出她“义”的背后真正的世俗算计:“你不知道，他就是离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又如《创世纪》，选了这样一个神圣的题目，与女主人公漾珠在其家族中前所未有的走出家门这创世之举相对应。
但她走出家门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其结果又无非是上当，最终又无非退回家里，这逃脱不了的女人命运与她当初的壮举形成强烈的反讽。
其它的如《五四遗事》借用五四时期的轰轰烈烈作小说背景，然而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明白无误地打破了那个时代关于爱情的理想传奇，他们的自由恋爱，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一夫多妻的窠臼中。
通过反讽技巧，张爱玲有意隐藏了自己的褒贬，甚至故意造成一种暧昧、模糊与陌生，使读者必须通过对叙述和语境之间的对比和矛盾的思考来达到对事物的真正认识。
她的讽刺,更多的是对人性劣根的理解和宽恕,讽刺过后,是凄凉的同情和悲悯。
“一般的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老老实实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
”⑤张爱玲却从普通人的有失高贵中,看到了无奈。
比如说到霓喜,“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免不了吃伤了脾胃。
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⑥凡人众生身上的弱点,看得透了,都会让人产生恻隐之情。
“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⑦恰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悲剧人生观的补充。
”⑧与张爱玲对讽刺对象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相比，奥斯汀则有意无意地进行是非褒贬，这也是基于她“劝谕”的目标考虑的。
她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作家”，而理性的光辉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是一种提高。
英国文艺评论家安·塞·布雷德利说道:“简·奥斯汀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她是一个道德家和一个幽默家,这两个倾向往往搀混在一起,甚至是完全融合的。
”⑨在小说中，奥斯丁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来评价生活，以真实而夸张或真实而巧妙的手段，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像班纳特太太那样粗俗和平庸的女人，“奥斯丁固然看到了她的有趣，却从头至尾都是憎恶她的”，“她(奥斯丁)需要人们的情谊，对由她们维系的那个井然有序、文雅体面的文明社会从心底里怀有尊敬的感情。
但是，她又对这个文明中表现出来的粗俗和平庸十分敏感，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要抗拒这些价值观念的。
写小说为她摆脱这种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
”，她嘲讽的目的“是要找到一切不引人注目的维持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洁身自好的方式”。
⑩在《诺桑觉寺》中，奥斯丁嘲讽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又在《理智与情感》中讽刺了玛丽安的过于多愁善感，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也无疑是在颂扬理性、贬抑感性。
她通过主人公伊丽莎白之口声称自己不过是“明事理的凡人”，可见“明事理的凡人”，这才是作者的价值取向。
奥斯汀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作者的好恶可以清晰地为几类，有她喜爱的寄予了热情和希望的“丰满人物”，如伊丽莎白，奥斯汀曾说她没办法想象会有人不喜欢伊丽莎白；还有一类就是她所厌恶的“扁平人物”，班纳特太太就是其中的代表。
奥斯汀经常通过言语反讽表达对小说中“扁平人物”的荒谬之处、“丰满人物”的缺点的嘲讽。
随着“丰满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改正其缺点的发展过程，叙述者的反讽也渐渐减弱。
正是在这伴随着言语反讽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出作者明确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
三、悲剧与喜剧奥斯丁1775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快乐的牧师家庭，在八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六。
与张爱玲无爱的成长环境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奋发、明智、愉快”的家庭。
虽然她终生未嫁，最大的苦恼就是经济上的拮据，有点尖刻，喜言是非，但这不妨碍她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
奥斯汀的语言和同国的毛姆、司各特大不相同，它犀利、尖锐，有一种小市民情怀的讽刺在里面，充满了英国式的乡风民俗。
如《傲慢与偏见》著名的开场白：“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在这里，奥斯丁幽默而不无尖刻地说出了女人从未公开说出的一句话，挑明了男人从未充分看清的把戏。
而在自己的女儿得了“其中一笔财产”后，班纳特太太以商人眼光看待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满意地说“这是一宗不坏的买卖”，在这里与其说作者是在尖锐地批判庸俗小人，莫如说让庸俗者自我暴露，而作者居高临下把他们当成喜剧笑料，增加了作品的机智与趣味。
在她从容的调侃中，偶而有些可能降临的伤感也被周遭俗世的热闹冲淡了，《理智与情感》中的妹妹玛丽安最早断定,布兰登上校“年老体衰”,根本“没有资格考虑结婚”,可是后来的事实恰恰是她做了布兰登太太。
另一个女性露西,她先前是那样鄙夷罗伯特,说他“傻乎乎的,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可她最后又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
这理智对感情的胜利，让人难免感觉委屈，但是不，奥斯丁用温情的笔墨、机智的语言营造了一片笑语，一片春光。
在她的笔下,现实就是这么恶作剧,喜欢对世人的判断、愿望和行动进行嘲讽。
奥斯汀展播的一幕幕乡间喜剧犹如生活的一面镜子,读者可以从中照出某些人的愚蠢与荒诞,让人放心也让人解颐。
对比奥斯丁温情的乡间趣事展播，张爱玲灵动机智的文字里是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在她的作品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如同一个个肥皂泡,很快灰飞烟灭, 极尽曲折的情节发展到最后，常常是意兴阑珊的萧索,曲终人散的荒凉，仿佛是命里注定的悲剧。
就像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的:“许多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
”《琉璃瓦》被公认是一篇充满幽默趣味的小说,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刻画,无不洋溢着一种轻喜剧的色彩,语言更是诙谐风趣。
如:“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的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看住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唯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
”张爱玲的语言极具中国文学的腔调,简约的白话,处处精妙。
但浮在语言表面的这种小市民气的幽默讽刺，内里藏的还是刻骨的虚空。
夏志清说，“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
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⑾奥斯汀因讽刺可以造就幽默，而张爱玲因讽刺给读者的却是无限的感慨与悲凉。
什么书籍比较适合20多岁女生阅读的
琼瑶、三张爱玲 我读的最女作家瑶、三毛和张爱玲。
这不奇怪门开放以后先后流行过这三位女作家的书。
我是读闲书的方式，自然很受了一番潮流的影响。
十七、八岁的时候，根本不用去买和租琼瑶的书看，看完一本，女同学中马上有人又传来一本。
她的书在宿舍和教室随处可见，甚至普及到我们那位非常无趣的中年男代数老师，看完后他还和我们讨论哪本好哪本不好。
但说真的，我好象从来没有喜欢过琼瑶的小说，她的女、男主人公都是格式化的，在这本书里见过，到那本书里又撞到。
她给人物的定义都差不多，推崇的都是“遗世独立”“清雅脱俗”。
遗世独立和清雅脱俗当然是好的，但好是因为基于现实生活的世俗基础，象沙中的金，象星空的月。
琼瑶五十本小说看下来，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人物，赶大集似的，简直泛滥成灾，成了恶俗。
琼瑶小说的文艺性很强，唯美倾向严重，人性的与人生的灰暗底色被剔除净尽，这尚不算致命的，致命的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单薄和故事情节的拙劣。
无非两个与众不同的人相遇，动心，中间三波两折，最后成或者散。
这本是人生最基本的故事，每个作家都可以从中挖掘无限的独特的深意出来。
但琼瑶的故事缺乏创新，人生的困顿纠结着眼处太狭窄，人物的走向和情节的铺陈人为痕迹太重，看起来很造作。
编故事的最高境界是，明明是假的，但看起来还就是象真的。
而琼瑶的小说是，很可能是真的，但给她一说就变得很假，而且都是一种假法。
好象芸芸众生中就只有那么一干人的事情是值得一说的。
尤为讨厌的是，那里面的主子天生就是主子，而奴才果真都是天生的奴才，奴性十足，活该做奴才，且她对此充满了赞赏之情。
但琼瑶的市场出奇的好，很多有姿色但实力尚无定论的年轻女演员都梦寐以求上她的戏，期待一炮打红。
因为这样的先例着实不少，林青霞、刘雪华、陈德容、赵薇、蒋勤勤、林心如莫不如是，自出演琼瑶的影视后身价倍增、片约不断。
琼瑶的小说和电视剧之所以有市场，就是因为正好投合了最大市场群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
琼瑶塑造的人物本来很俗但貌似很雅，故事很假但跌宕起伏。
最渴望摆脱平俗的人不是少数高雅的人，他们对装模作样的附庸风雅是大大不屑的，而最多数的无力脱俗的民众才最爱做一点附庸风雅的酸梦。
正如古代的贫苦书生最喜欢编造才子佳人，然后由说书的唱评弹的将之热烈演义四方传播，成为市井中最畅销的最受欢迎的传奇。
琼瑶曾经对别人指责她的作品做出一种幽怨式的辩解：稿费岂是那么好赚的
我写作常常将手指头磨肿，然后用胶布缠起来再写。
这是琼瑶一贯的姿态，也让我们想起她笔下的那些女角，每受到批评排挤必做出一副无辜的小可怜相，即使她损坏了别人利益，被人憎恨，那被损坏了利益的也好象出于道义和良心而不好把她怎么样。
琼瑶是第三者，和已婚的平鑫涛恋爱十三年，于是在她所有的小说里值得同情的都是第三者，而发生婚外恋的男子的原配则都被刻意丑化，直至让读者观众觉得夸张和过分的程度。
但写《我的故事》的自传时，她又追忆平先生的前妻是一个很贤淑文静的女人，当初折磨琼瑶的都是别人。
姿态是很高的，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情形，好处都得到了，再反过来同情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通情达理宽大慈悲。
我想琼瑶本人并没有她笔下的人物那样单纯和天真，她是深谙雍容笔下“绵羊的哲学”的，以一种女性的、柔弱的、委屈的姿态唤起别人的同情，然后在小说和实际的生活中无往而不胜。
琼瑶的小说和她本人的经历总是密切相关，青年时代悲苦，则多做凄凉之声，象〈窗外〉〈六个梦〉等。
虽然悲得有点矫情，但是因为有愤世嫉俗的腔调，到底还有些可爱。
在那段马拉松式的第三者恋情里，有着太多的悲欢离合。
因为以爱情的名义，性情中人对她的痛苦一般能够理解和同情，但不被同情的是她那副小可怜的无辜的乞求同情的样子。
期间的作品随着她的情感悲欢而悲欢着，失意的时候编出〈雁儿在林稍〉的迷茫和〈碧云天〉的悲苦，心情好的时候写了〈寒烟翠〉的轻松和圆满，顺心的时候又编了无聊的〈冰儿〉，她始终没有脱离她自己。
可以说，琼瑶一直在追求雅，赞美雅，而从来不屑于品味生活的平淡之美，但她的作品和创作行为却充满了一种承欢的意味，她看不起世俗和平庸，但她的作品长期投合世俗和庸人，承欢读者和观众。
就是对自己的私生活也是如此，事隔多年她著述自传表示当年与国文老师的恋爱是“发乎情而止乎礼”，我不知道她是想向谁表白当年的纯洁。
又称平鑫涛追她是“很下了一番工夫。
”她故事中的男人女人都很善谈，话太多，什么事情必须用嘴去说清楚，因为作者自己也不懂得沉默之美，既不会用平实的细节去行进故事，也不明白在感情中语言很多时候是多余的。
对三毛的感觉十分复杂。
前阵子某个晚上，孩子不在身边，长夜无寐，便去阳台的书架上找书看，这样的夜晚看什么呢
我的眼光停留在几个薄薄的书脊上，上面有三毛的名字，已好些时间没有动过了，有一层轻微的灰尘。
抽出来，带回卧室，搁在枕头边，再打开那些看得烂熟的文字，却已不是最初的感受和心情。
呵，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那么的爱她，曾经对她顶礼膜拜，一度觉得三毛的生活方式那么理想，全是真情真性，几乎达到了自由的状态。
但是现在再看，却觉得，那些欢乐也似乎有些撕心裂肺。
如果说琼瑶太矫情太狭窄，那么三毛就是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演员。
琼瑶是个捏面人的，三毛却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可以揉捏的面团。
三毛去世后，曾引发种种风波，马中欣曾反感的查证她作伪的实例，那时我讨厌的是马中欣，但未尝不对他的论断怀着多半的相信。
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但讨厌那么一个大男人，万里迢迢跑去撒哈拉只为戳穿一个女人的美丽谎言。
也并非因为这些不喜欢她，不是的。
其实就是马中欣不说，也早猜到那些真相。
一个不美的女人，坎坷的一生，如此而已。
三毛不美，少年受过刺激，必是不很讨人喜欢的性格。
但是她的父母都是世间最好的父母，接受了她的任性，包容了她的率性。
这样的父母，应该养得出一个心态很健康、人格很健全的孩子，即使遇到过一个恶劣的老师，又怎么会一下子自闭得那样严重
后来，成长，求学，恋爱，但情路一波三折。
她不断地爱上生活中出现的有着某一方面可取之处的男子，但她长得不好，不敢坦然面对。
为了掩饰这种自卑，她从来不肯承认相貌带来的失败感。
相貌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是影响重大的。
琼瑶生得不错，且颇有女人韵味。
三毛不行，三毛长得很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她又是极为痴情、多情的人。
所以她的爱情多是她爱上人家，但她偏要向别人证明，有许多许多的人爱过她，以此来证明自己有魅力，坚定虚弱的自信。
她的自信都是伪装出来的。
她企图来说明，一个象她这样丑陋的女人也可以轰轰烈烈的恋爱。
琼瑶的爱情多是人家爱她，三毛的爱情其实多是她爱人家。
曾有人说，爱神在去爱的人那里，而不在被爱的人那里，虽然不无道理，但从得失来说，谁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失败的，是输掉的，每个人都喜欢占上风。
于是三毛总是将似是而非的被爱珍惜的记取，陈列给别人看，正如孔已己在柜台上排出他的九文大钱。
三毛不是故意要说谎，她只是想告诉别人她活的很出色，很带劲。
她将自己最带劲的点连接成虚线给人看，让人以为那些虚线就是她真实的人生。
所以人们只看到，她活得如此坚强，如此从容，如此游刃有余，如此占尽上风。
其实不是。
她只是在扮演一个留在纸面上的虚拟的自己。
好象是台湾的季季说过，三毛的作品里是一种“自我幻化”，我最认同这种说法。
一个逃避人生的人，除了自我幻化还有什么更好的消遣生命的方式
她一味向读者兜售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三毛，然后躲在虚化的人物背后心力交瘁。
后来她曾在文中说：“你们都被三毛骗了。
”又说：“我要杀死那个三毛。
”这说明，再继续表演下去，她实在力不从心。
病痛，心痛，都曾经是事实，但这一切若被当作商品贩卖，总有一天她会感到承担不起，因为没有人的真实和隐私可以给人拿了放大镜端详。
她是一个在心态上很不健康的孩子，她热爱自然的一切，大海，艺术，真诚，并且把自己的热爱夸大，放在舞台上表演。
舞台原本是虚构命运的地方，她偏要拿真实的自己去上演，到最后自然弄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不可收拾了。
其实三毛不知道，对于懂你的人来说，你不作秀他更接受你，对于不懂你的人来说，你演得越卖力你的可挑剔处便越多。
人说三毛最后自杀是因为丧偶、《滚滚红尘》被攻击、病痛的折磨或者寂寞，其实，她一直在成功给别人看，在心态上，她甚至接受不了一个正常的失败。
她得失不起，承担不起，然后选择死亡。
她教人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坚强活着，但她自己做不到。
我们面对出生是没有主动权的，我们对命运也大多是逆来顺受，我们唯一对自己的生命有主动权的一件事就是结束它。
当三毛无力将自主意志成功表现给我们看，她便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最终的自由——自杀身亡。
这是她最后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自由罢。
张爱玲 （关于张爱玲的文字，曾专门在一个叫《我读张爱玲》的帖子里谈过，搁在散文天下版块，在这里不再多说。
） 张爱玲出身好，所以心态也好。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曾写过一对年轻的败落贵族，是一对票友夫妇，中有一语评论：贵族就是贵族。
高贵无须证明，用在张爱玲身上也应当贴切。
张爱玲自小在锦绣绮罗中长大，那种心态上的优越和自信，从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衬托。
她的作品，尤其是年轻时代的作品，无与伦比的华丽与精美，无声昭示着傲视人间的才华。
她对自己的困苦和挣扎不加渲染，因为知道自己本是最贵重的，自己当心便好，无须向人展示。
漫长的一生，她最多的时间是在离群索居中度过，完全的孤独，直至死亡。
中间接纳过两个男子，但加起来也不过十年光阴。
寻常的读者多指摘张小说人物的变态和生活环境的灰暗，其实在我看来张爱玲是心智最健全的女作家。
在作品中她从无简单化的褒贬爱憎，人物是人物，她是她，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沾亲带故。
她同情任何形式的爱情和生存，尊重每一个人物的存在。
在她的世界里，每一个男人女人都被还原，都被谅解。
曹七巧值得同情，而掌控汪伪特务机构的实权人物也有其可悯之处。
张爱玲很少矫情，推崇苏青，盖因苏青是个最没有文艺腔的女作家吧，坦荡率真得让人惊讶。
张爱玲唯一的矫情是她出身世家而偏说自己“俗气”和自私。
但她的自私也是真自私，冷漠得坦然而彻底，建国后取道香港再辗转去美国之前，弟弟来问她是否走，她那时已有决定但不说，直至临走之前也没有打过一个招呼。
真难相信那是她文中小时候在一起玩，故事讲不好讲到一半便被她笑倒打断，然后象对待心爱的玩具般亲一下他，那个唯一的弟弟。
此后一去杳然，不仅和弟弟，而且和气味相投的姑姑都音信隔绝几十年，期间对远嫁东南亚最终凄凉老死的母亲更连问也不问一声，真是令人骇然。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政治空气所迫，但我猜如果没有政治的因素，她也热情不到哪里去。
尤其是，她从来不会为这个而矛盾自责，这真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的，平常人如果这么做，一般会在良心上和自己过不去，需要给自己一个辩解一个立足点，但张爱玲不需要，亲情的负累对于她，似乎没有一点了，就象一摔袖断了尘缘出了家的人，再无过多牵扯。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林黛玉说的好象就是她。
但与之相反的是，胡兰成再对她不起，当他落魄逃难的时候还是寄了钱去。
赖雅中风多年她亦悉心照料并辛苦赚钱养家。
在亲情上的决绝和在爱情上的有情有义真是大相径庭。
胡兰成值不值得她喜欢和爱恋
很多女性张迷都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对于胡兰成，我想她应该早就看穿，她只是不肯戳穿，因为那是她在苍凉人世唯一一次真正热烈投入的爱情。
她太珍重自己，而那两年张爱玲脱不开的也只是她自己。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文章的标题，“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话用在张爱玲身上也是恰当。
不仅和人争让她不屑，就连解释、获得世人宽容和体谅的企图都会让她不屑。
她一边和小人物一样辗转在自己宿命的旅途上，承受着属于自己的繁华与哀痛，一边又高绝人寰冷眼看世。
她的爱情，她的立场，那都是她自己的事，别人无权过问，她亦不觉自己有向众人解释的义务。
不解释，也从无一个字的追述。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她遇见了他，她爱他，他曾经带给她温暖、惊喜和伤痛，但她的爱和伤都只是她自己的事，和别人无关，甚至可以说和胡兰成本人亦无关，无论怎样做都只为自己，都是坦然。
在别人指责她有汉奸文人嫌疑时她只闲闲几笔，说：我未接受过大东亚共荣团的邀请，其他，那便是我个人的隐私了，态度之超然高妙，让人佩服。
这是最健康的对待爱情的态度吧。
中年遇到赖雅，赖雅已是老年人，她才三十多岁。
谈得来，同居，怀孕，经济状况不好，养不起小孩，只好堕胎，从此坏了身体。
后一直照顾中风的赖雅到他去世。
有时面临居留、居住和金钱的逼迫而竭尽全力求取生存，有着许多的不得已和尴尬，但从不叫苦给人听。
她让我想起亦舒笔下那些女人，高贵，自信而自负，争气。
亦舒的小说依然是文艺作品，写来为市井欣赏——人言小资多看亦舒，但我看来小资亦只是市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于女人在商业社会上的打拼具有更积极的指导意义。
张爱玲自负的是才华，高贵的是心态，争气的是性格。
看透一切世情，却对于自己的困境亦抱每一个小人物自然的委屈和迷惑，无奈亦是深刻的无奈，曾与胡兰成在上海某公园相对被胡的姘头、当时的杀人狂女魔头佘丽君挑衅折辱，也曾在解放初年写过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小说《小艾》，还曾因衣食无继而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与人联手写讽刺大陆中共统治的《赤地之恋》。
张爱玲一生最美的是她超然物外的姿态，但以上种种却也引人一声浩叹：拥有才华如她也不得不俯首于政治和生存。
她自来崇尚黑白调和的写作笔法，她自己的人生亦是如此，倒也不算矛盾。
没有虚假的大是大非，但也失去了斩钉截铁的恩仇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