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 读后感
《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该书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解放思想。
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支柱之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
支柱之三：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支柱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必须要冒着一定风险通过反复尝试探索未来的道路，“实事求是”，从实践中学习。
这就是的格言“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思想。
支柱之五：艺术与学术的萌动。
中国当今的艺术与学术的活跃就是精神文明得以加强的表现。
支柱之六：融入世界。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表明它正在争取与自己的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支柱之七：自由与公平。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支柱之八：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中国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正是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预演。
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将目睹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奥运会的辉煌。
这八大支柱理论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信息量庞杂却不失清晰，奈斯比特首次向世界宣告“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世界并将成为世界新的中心，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预测这个时间的来临是2050年。
关注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命运，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阅读《中国大趋势》这本高度凝练的著作，我们发现奈斯比特的确站在全球的角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角度清晰的概括了中国发展的现状并且总结出了“新社会八大支柱”理论定见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全球经济处于危机阶段和萧条期，这本信心之作不仅仅给中国注入信心，而且也给了整个世界信心。
我由此相信中国的崛起，对整个世界来说是良性的是和谐的。
这本书不仅仅给中国人以信心，更重要的是给深处危机中的世界经济以坚定的信心，整本书透露出来的积极气场，会感人世界范围内的读者。
预测中国发展趋势很难，奈斯比特勇敢地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奈斯比特在这本书中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奈斯比特的叙述中涉及了中国建国60年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真相的细节白描，而且这样的细节具有非常高的代表性和穿透力。
很多文字谈及产生大量中西对中国评价和认识分歧问题的根源，洞悉了很多对中国不公正评价的产生的真正原因。
书中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崛起，预言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中国。
他则转向了人们的思维和精神，他用一双不受污染的‘童真眼睛’，发现了中国人倔强而生生不息的根。
该书对中国近30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出发，精辟地分析了隐藏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格局、文化发展背后的中国发展趋势。
其融多学科于一体，跟踪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事件的写作方法，使人耳目一新，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我们相信《中国大趋势》不仅给中国人信心，而且给了整个世界信心
这本著作不仅会影响中国人对中国的一贯看法，而且也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和认识。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生活中的经济学》读后感
读后感的一般写法模版。
1.为何读该书，读该书之前的期待或者读完之后的评价。
2.书中内容、观点+你的评价、分析（可以重复写这个部分）3.对该书实际意义的展望，你读了该书的收获4.希望以后继续多读好书。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
刘擎森林里看不见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上也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世间的每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所有树叶仍旧是树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
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对立统一”原则，却常常错失了辩证思考的意蕴。
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义论述本身并不特殊，无论是“自我特殊论”或“他者特殊论”，都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之中—从“法兰西文明优越论”“普鲁士道路”“亚洲价值观”，到“美国例外论”，不一而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殊论”也并不例外。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进口的”和“国产的”中国特殊论日趋强劲。
其中，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大约最引人注目。
雅克急切而郑重地告诫读者:重要的趋势不只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是中国将以特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想象的方式来主导世界。
因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世界的终结”（英国版副标题），或者，“一种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美国版副标题）。
但是，正如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相关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独特“中华性”（Chineseness）的神秘言说，实际上由来已久—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的美妙绝伦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危言耸听的“中国黄祸说”（yellow peril）。
只是时而抱有恭敬，时而显出轻蔑，在“中国热”（Sinomania）与“中国恐惧”（Sinophobia）之间来回摇摆。
如今，“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
但这类东方主义式的“中国特殊论”，无论是表现为热衷还是恐惧（所谓“中国威胁论”），就认知水准而言都乏善可陈。
它们不是依据细致的考察与深刻的辨识，更多来自一知半解的“观察”与牵强附会的臆想，也就难以真正地澄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明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中国当下的崛起发生了影响。
国人自产的“中国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晚清以来从未平息，也有过多次勃兴。
由此衍生的一个推论，可称之为“不适合论”:由于中国如此特殊，非中国原产的理念、价值、制度或实践，大多不适合中国国情。
曾经有林林总总的“不适合论”，听上去都振振有词。
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因为国人体质与西人大为不同；“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崇尚大家庭观念，婚姻不是男女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一个犹太人根据欧洲传统与社会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可能适合本土国情；“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认同从来根植于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又经过社会主义的锻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润与金钱的价值观（李新宇教授两年前曾发表《“特别国情论”小史》一文，对百年来流布的“宪政”“共和”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说法与理由，做过引人入胜的梳理与解读）。
据说，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进入中国之前，曾找人评估市场前景，得到的结论是“必败无疑”。
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丰富而悠久的面食传统，绝对不会接受“汉堡包”之类
结果使得麦当劳犹疑不决，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后，才迟缓地作出反应。
而今，从西医到麦当劳，从男女同校到自由恋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都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生根开花、发芽结果。
以“事后之明”回望，当初那些振振有词的“不适合论”，大多是不足为信的武断辩解。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性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也不是说“适合不适合”国情的疑问是一个假问题。
关键在于，许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
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
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与后果，应当着眼于历史传统制约下的当代实践。
而历史的制约与影响从来是复杂和开放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具有内部的多重性，经典文本的义理、现实政治中的原则和民间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迁。
因此，每当遇到“特殊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抛开那些陈词滥调，认真地问一问:“当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