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教育局朱达儿子本科什么学校毕业
教育局朱打儿子本科什么学校毕业的，那你只能问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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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学\\\/勤奋：先生喜欢画螃蟹，也非常喜欢吃螃蟹。
一日与家人吃饭，先生忽然停箸，敛气凝神地盯着盘中螃蟹，若有所思。
夫人见状惊问何故，先生如梦方醒，一边把蟹腿指给夫人看，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蟹腿扁而鼓，有棱有角，并非常人所想的滚圆，我辈画蟹，当留意。
”夫人素知他痴，也懒得去数落，罚他吃一只螃蟹了事。
坦荡：先生壮年时曾教夏午贻的妾学画，夏午贻想好好感谢他，要给他捐个官做做。
先生当即画蟹数只并题诗一首： 多足乘潮何处投， 草泥乡里合钩留。
秋风行出残蒲界， 自信无肠一辈羞。
他以甘居草泥乡里的螃蟹自喻，婉言谢绝了夏午贻的美意。
先生不仅自己布衣一生，还刻了一方“白石书屋不出公卿”的印来警醒子孙不要混迹官场。
骨气\\\/机智：齐白石是一位气节凛然的现代画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不为所动，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高尚气节。
1937年7月北京沦陷后，他先是在大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了25个字：“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
若有关刻印作画，请由南纸店接办。
”当这样的纸条还不能挥退厚颜无耻的敌伪头目时，1939年底，他索性贴出纸条声明自己不仅不愿意会“客”，连请他作画刻印的事也不愿干了。
后来他又在大门上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详”的告白，说：“中外长官，要白石之画者，用代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
从来官不入民家，主人不利。
谨此告知，恕不会见。
”他还贴出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
”在绝止减画价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元，每元加二角”。
他想用这种办法杜绝敌人的纠缠。
谦虚：齐白石谦，谦如空谷。
同行相轻，是文人的通病。
先生虽然誉满华夏，但对前辈画家和同辈画家都非常恭谨，显示了一位大师、一位长者应有的谦逊风范。
先生作画，师古而不拘古意，主张“下笔要我有我法”，但他对先辈画家的成就却深表景仰，尤其推崇徐渭（号青藤）、朱耷（号雪个）和吴昌硕（号缶庐）三人，曾赋诗： 青藤雪个远凡胎， 老缶衰年别有才。
我愿九泉为走狗， 三家门下轮转来。
我只找到这些，不知是否有用
扬州八怪
关于扬州八怪的社会实践调查 前言：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
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
康乾盛世以来，社会安定，文化昌盛，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绘画大师，“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扬州八怪是清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八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基本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此外还有高凤翰、华岩，边寿民、闵贞等，共有十五六人之多。
扬州八怪主张推陈出新，自立门户。
在艺术创作上师法自然，抒发性情；在绘画风格上，各具特色，争奇斗艳；在表现手法上，追求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
他们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画派相对立，而被称之为“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改变，这“怪”名已由贬变褒了。
扬州八怪绘画或工或写，情趣横生，形神兼备，耐人寻味。
其积极创新的精神，给传统的保守派以有力的冲击，对后世画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扬州八怪的形成 1、依河临江，交通便利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
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
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交通便捷，人才因此频繁来往，物资也因此而频繁交流，地区日益富庶。
扬州兴于汉，盛于唐，唐人杜牧早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
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扬州再次走向繁盛，成为长江之滨，运河之畔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2、百业兴旺，盐业为最 扬州地处江苏中部，长江北岸，位于长江与运河交界处。
得交通之利，既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又是淮盐的集散地。
康乾年间，扬州在盐业的带动下，出现了百业兴旺的格局。
如漆器、玉器、雕版印刷等。
在全国享有盛誉。
3、官吏崇文，盐商养士 扬州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当时地方官员如王士祯、孔尚任、卢见曾等，十分重视文化。
常常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学者名流得到礼遇。
当时盐商又多行养士之风，常常举行诗文酒会。
在此之下出现了“天下文士半集维扬”的盛况。
4、石涛倡导，借古开今 石涛晚年客居扬州。
他在绘画上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在艺术上主张“天法而法乃为至法”。
从理论到实践，开清代文化变革创新之先河，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为扬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或称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
但8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
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
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边寿民、闵贞等，说法很不统一，今人取“八”之数，多从李玉棻说。
1.郑燮(1693-1765),字郑燮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今人谓之为八怪之首，他的代表作是《竹石图》。
近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
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 2.高翔(1672-1734)，又称高其佩，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
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
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
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
3.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
他博学多才，五十岁金农后始作画，终生贫困。
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
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
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又谓金农体或冬心体，笔画横粗竖细，撇飘逸而捺厚重，字体多呈长方形，头重脚轻，甚为好看。
4.李鳝（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
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
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
5.黄慎(1687-1770后)，字恭懋，黄慎一字恭寿，号瘿瓢，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
擅长人物写意，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
有《蛟湖诗集》存世。
为“扬州八怪”中全才画家之一。
6.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
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
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
7.汪士慎（1686--1759），字近王世贞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
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
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
8.罗聘,（1733-1799）清代著名画罗聘家，字大，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洲渔父、师莲老人。
祖籍安徽歙县，后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
其代表作有：《物外风标图》（册页）、《两峰蓑笠图》、《丹桂秋高图》、《成阴障日图》、《谷清吟图》、《画竹有声图》等。
著有《香叶草堂集》。
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无疑，他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继承的宝贵遗产。
三、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答：扬州八怪“怪”在坎坷波折的身世、独辟蹊径的立意、不落窠臼的技法、挥洒自如的笔锋、特立高标的品行。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四、扬州八怪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
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
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
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
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
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
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
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
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
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
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
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
“扬州八怪”诸家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
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
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
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
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
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
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
扬州八怪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极为光彩的一页。
他们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实践哺育了后来画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出现的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华、蒲华、齐白石、陈师曾潘天寿、徐悲鸿等艺术大师，无不深受其影响。
“扬州八怪”的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五、扬州八怪对于当代的价值 扬州八怪”的存世书画作品为海内外200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
300多年来，他们开创的一代画风，不仅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艺术界一直受到广泛重视，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扬州八怪”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扬州八怪”学术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成果累累，知名研究专家数以百计。
扬州市专门建立了“扬州八怪”纪念馆。
我想，扬州八怪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重要的已不是他们的书画技艺或作品，而是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追求新风格的创新精神。
在那个年代，新奇与创新是怪异的，不受欢迎的，但他们没有被世俗所限制，打破了常规，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广阔新天地。
现在是21世纪，创新是主流。
我们应像扬州八怪那样，不墨守陈规、生搬硬套，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锻炼创新思维的能力，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江西都出了什么名人
灌婴、陶渊明、李渤、王安石、黄庭坚、王钦若、晏殊 、 欧阳修、 李觏 、 曾巩、 晏几道 、王安石 、朱熹 、汪应辰、洪迈 、 杨万里 、 陆九渊 、 夔 、 刘辰翁 、文天祥、马端临 、欧阳贞 、朱耷 、习嘉言 、 严嵩 、 严孟衡 、 黄子澄 、 解缙 、况钟 、魏良辅 、汤显祖 、宋应星、魏禧、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李烈钧、蒋彝、许德珩、傅抱石、赵醒侬。
四大书院是哪四个?都在什么地方?
中国四大书院目录·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古文里面的如李白,字...,号....这里的字是什么意思,号又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
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①，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
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
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
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
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 “商鞅”等。
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
、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
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等原因而变化。
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①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
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诸城）的“葛”姓迁到阳都（今山东沂水），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
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是可以因事因地因时而变换的，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
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
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
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
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
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又如唐代书法家禇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
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
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名和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
如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寅”、“虎”是干支生肖的关系，比较明显；而清代曹寅字子清，“寅”、“清”却取自《书经》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这句话，这就比较隐晦。
有的人不只一个字。
如前述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清代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等。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
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
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
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嬴、朱常询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
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
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
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
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
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木穴国人”（木穴合写为“宋”，表示不忘故国）。
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
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
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
《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
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
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
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
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谥”）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
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
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
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
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
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
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
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亿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
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
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
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上述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敬或方便而使用的，本人自己并不使用。
这一点是和姓名不同的。
但是，这些称呼既已使用，大都因历史上长期沿用而固定下来。
如孔融因在北海任相而称“孔北海”，但不以其籍贯而称鲁国；王安石以籍贯而称“王临川”，但不以曾在鄞县任官而称鄞县。
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因而称“杜工部”、“杜拾遗”、但他还任过参军、参谋，却不称杜参军、杜参谋。
唐李贺只以籍贯称“昌谷”，南北朝鲍照只以职衔称“参军”。
“李杜”多指李白、杜甫，不用来称李贺、杜牧。
宋代画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画家，世称“小米”，但米芾却不称“老米”，而多称“米南宫”“米颠”。
总起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可以用地名或官职名等称代；也并不是所有与某人有关的地名、官职名都可以用来称代某人。
这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不见得有什么道理。
在封建社会里，姓、名、字、号不仅以它的字形、字义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也常被直接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除了颁赐“谥号”之外，“赐姓”、“赐名”也是统治者用来维系或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
唐朝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就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赐以“国姓”（皇帝的姓）“李”，赐名“国昌”（他的后代就袭用“李”姓。
在五代时，其孙李存勖并利用这个“李”姓建立后唐，即后唐庄宗）。
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赐名“国忠”，是天宝年间炙手可热的权臣。
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他篡唐自建梁朝后就不便再用唐的赐名，又改名“晃”。
明代太监郑和本姓马，因随燕王起兵而被赐姓“郑”（他就是著名的“三保太监”，曾七次受命率船队出使南洋）。
明末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曾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因而闽台人民称他为“国姓爷”）。
与“赐姓”、“赐名”的笼络、褒奖作用相表里，统治者还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易姓名，进行迫害镇压。
由于宗室内部的斗争，三国时吴帝孙皓追改他的堂弟孙秀的姓为“厉”；唐玄宗也曾改新兴王李晋的姓为“厉”。
清雍正帝上台后强令他的弟弟（他争夺帝位时的对手则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
武则天也是一个热中于赐姓改姓的统治者。
她称帝后，把当时的唐中宗和以后的唐睿宗先后改为“皇嗣”，赐姓“武”；又曾强令中宗皇后王氏改姓“蟒”。
徐敬业先世已被唐太宗赐姓李，因起兵反对武则天又被她取消赐姓，复姓徐。
在姓名问题上反映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避讳”。
即原来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某个汉字，一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就被皇帝垄断专用，臣民不许使用，这种字叫“讳字”，这种作法叫“避圣讳”。
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甚至“大逆”，就成为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严重问题。
在姓名问题上，也是充分反映了专制帝王统治的专横和残暴的。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封建帝王显示其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
从这点上说，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
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
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
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
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了解，会给我们阅读古代的著作文献增加很多困难。
另外一方面，这些字号之类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并且作为使用者表达自己的志趣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物思想生活的参考，前面提到过的“放翁”“木穴国人”“八大山人”就是例子。
名、字、号还由于它的命名原则和含意，古典文学的作家也利用它对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命名取号，作为塑造人物刻画人物以及表达作者爱憎的一种辅助手段。
《水浒》第十四回介绍吴用时说：“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寥寥几笔，通过名、字、号的介绍，勾画出的轮廓是：一个知识分子（字学究），但不是腐儒书呆子（名用，和字连起来是学能致用），他足智多谋（智多星），是诸葛亮类型的人物（加亮先生）。
以后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吴用的艺术形象也正是如此。
《红楼梦》中很多人物的命名，也都各有寓意，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孽海花》里面的人物原型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号的命名都和人物原型的名、字、号有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联系求本溯源。
如《孽海花》中的威毅伯是李鸿章（封爵号肃毅伯）、丁雨汀是丁汝昌（汝昌字禹廷，用谐音），方代胜字安堂是袁世凯（字慰亭，因方圆、世代、凯胜、安慰、亭堂这几组字的关系而组成小说中的名、字）等等。
此外，“号”还常被古代的作家尤其是书画家当作笔名使用。
如明代的《金瓶梅》题为“兰陵笑笑生”著，清代的《老残游记》题为‘洪都百炼生”著，《红楼梦》三十七回写宝玉等结社作诗要先起别号。
至于书画落款用别号的就更多了。
从以上这些片断的例子可以看到，古人姓、名、字、号方面的知识，对我们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的思想、风格和古代社会生活，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
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
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
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
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
如：屈平，字原。
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
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
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
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
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
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
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
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
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
如：梁鸿，字伯鸾。
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
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
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
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
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
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
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
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
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
如：徐干，字伟长。
《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
《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
”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
《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
《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
《礼记》日：“诚则明矣。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
《尚书》说：“谦受益。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
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
如：李白，字太白。
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
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
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
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
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