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陷高老庄——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感
[情陷高老庄——贾小说《高老庄》]——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感 我原本是不想写这篇读后感的，因为我今晚还有其它东西要写，但我最终是被情感战胜了理智，我放下工作而写了这篇读后感，情陷高老—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感。
我想《高老庄》绝对是一部很重要的小说，它不仅合我的胃口，也震撼了我的内心，以致于刚读完这本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说点什么了。
但说点什么呢
读者在真正读到一本好书时往往是无言的。
就像我现在一样，捧着书本只是一个劲地拍手称快，却理不清到底快在什么地方。
这让我为难起来。
如果不使点力气写点什么我想我会失眠，我会不能自拔，陷入了这个高老庄。
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短期的情感沉浸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难免会影响我对其它事物的接收能力。
就像《高老庄》里的人物一样，有趣却又无奈。
这就是生活。
贾平凹的小说我看得已经比较多了，尤其是他的中长篇小说我基本都看过，但不知为什么，我最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这两本书：《废都》和《高老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正是这两本书使贾平凹遭受了很多的议论，无论是赞许的还是批评的，这两本书的命运没有他的其它作品好，其它作品一版再版，而这两本书却是市场上的稀罕货。
当然，我是从正规渠道来说，没有考虑盗版市场，据说《废都》的盗版书在市场上流通过几千万册，不过只是听说而已。
一些人在看过贾平凹这两本小说中的一本后就指责他了，甚至说他低俗，在堕落，不然《废都》不会被禁十多年，令人羞于谈及。
他的其它小说都获过大大小小的奖，《秦腔》一书更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废都》和《高老庄》在国内却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异常。
其他读者的心思我不好妄加猜测，也没有那个必要，相反，一部作品正是需要各式各样的读者来品评的。
而我独独喜欢了《废都》和《高老庄》。
几年前我读的那本《废都》是一本盗版书，书虽粗糙内容却全。
记得当时一个朋友知道我在读这本书，就当面嘲笑我了，说那是一本黄书呀，我大学里几个室友在大热天看这本书时，总是裸着全身侧卧在床上，一边读着一边就手淫了。
我当时想笑，但不好意思笑出来，倒感激了朋友对我的真诚。
我看《废都》那会儿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体验，所以总算还能把持住，不致于闹出笑话，但我不能不承认我是做过这种事的。
我喜欢搜罗禁书看，尤其是明清小说，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越是禁得厉害的书往往越有看头，甚至不比一些名著差。
记得高中时我半夜躲在宿舍的卫生间里看《欢喜冤家》，看《花月痕》，看《金瓶梅》，那时正精力旺盛，看着看着下面已经撑了老高，到了不解决无以收场的地步。
这在当时确实充满了犯罪感，但我想，女生不好说，但这应该是一个男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读后感《情陷高老庄——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感》。
所以后来看《废都》，我倒镇定了，能做到冷眼旁观。
但那时朋友既然这样提醒我了，我也多生了个心，知道这书是不能光明正大看的，而只能偷偷摸摸看，当然也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跟人随便讨论。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废都》确实写得大胆了些，但我发觉这是一本奇书，就像这本刚读完的《高老庄》一样，让人爱不释手，感触良多。
我绝不是因为了那些情色描写，而是因为我被书中的生活场景吸引住了，为书中众多小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
以我的眼光看，贾平凹的小说就是生活的再现，是一群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里面尽是嬉笑怒骂，甚至油盐酱醋，但贾平凹无疑是讲故事的好手，他就从平凡的生活中写出了酒、色、财、气四个字，把各类平凡的人写得栩栩如生，让人难以忘怀。
这些人，或多或少总能在我们身边找到一些影子，他们离我们并不远，甚至很亲切，因为这都是生活，都是命运。
那么，在《高老庄》这本小说中，我坦言我是喜欢了菊娃和西夏这两位女性。
一个温柔、体贴，一个机灵、仗义，她们都有着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善良和美丽。
看《高老庄》这本书，我看的就是这两位女性，关心的就是她们两人的命运。
我觉得，她们两人才真正是这本书的主角，这本书因她们成功，因她们而鲜活存在。
这两个人的生活激起了我太多联想，有时，我真感觉到这两人真实存在，甚至有见面的冲动。
相较于菊娃在尴尬处境中的优柔寡断，我更喜欢了西夏的聪明和敢爱敢恨。
一个西夏，时而让我喜，时而让我忧，最终定格在我心头的却是对她的爱慕和尊敬。
对菊娃，我多的是心疼；而对西夏，那绝对是一种由衷的爱，她的生活观和伟大人格不得不感染了我，令我沉醉。
《高老庄》这本书中还写了像蔡老黑那样的农民企业家。
说实话，我有时是不喜欢这个人的，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不安分子，但最终还是喜欢上了他。
我喜欢他的率性、真实、满腔热血，我认为这是大丈夫所为，可比处在荣誉和艳福中的高子路可敬多了。
掩卷之余，我仍然还是沉浸于这些生活本身。
生活太让人感动，太让人辛酸，也太让人无奈了。
我害怕身处高老庄，但又怎能离开高老庄。
既然命运如此，那就让我见见西夏吧。
张茂彬 二O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于云南蒙自市 ——作者简介 张茂彬，笔名蜀中人，男，汉族，生长于四川省巴中市，后求学荆楚，现居云南昆明。
系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传统蒙学研究会会员。
出版有长篇小说《蜀山教案》、《清明》。
〔情陷高老庄——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贾平凹 高老庄评论
此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
此书中所写的人物繁多，却杂而不乱，以致于虽然都是写这些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却又能像芦沟桥上的狮子一样，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且能反映出其共同的特征──愚昧和倒退。
在人物的选排上，作者也颇费心思。
上文中提到的五人触及了高老庄中所有人的特征。
比如流氓蔡老黑是土生土长的高老庄人；苏红和王文龙则是偶然机会去过省城见过些世面的；子路又是不同了，他小时候离开高老庄，后又因吊丧而 40年后重回高老庄；西夏则是一个对高老庄从来无接触的陌生人，也是作者为读者留下的一个观察高老庄的视角。
由于背景不同，他们在这个僻远的小山村中自然会因性格的不同而发生许多矛盾。
而这些矛盾又恰好演绎出了原始野性性欲与现代两性观念，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封闭守旧而导致人种退化与改革开放而要求人种改良的深层次文化冲突。
这样使人不禁惊叹此书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之丰富与深刻。
读贾平凹怀念狼的读后感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52年2月21日出生。
於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
贾平凹与他妻子韩俊芳同是丹凤县棣花镇人，两人婚姻之美满在贾平凹的文中表露无遗，女儿倩情亦是贾平凹之深爱。
贾平凹喜吃杂粮野菜，不动膏粱腥荤。
平生无什么特别嗜好，唯独喜爱每日转动笔杆子，硬使当今文坛浪飞潮涌，无日安宁始心足。
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
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
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
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
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
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后记里，夫子自道地说：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
”这是实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
”这也许仍将是事实，然对于我而言，我却更愿相信：强弩之末的贾平凹已无法通过征服来吸引我了，虽然我仍将是他的读者。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位曾被认为是最具有天赋、最有特色的大作家如何一步步地走火入魔——这也许是一桩如同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般的残忍快事。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
将一个人的主观意识和一次自然界的突变整合到一起，这便是《高老庄》开篇第一句，读起来还真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什么的。
高老庄这个古怪的村庄是省城大学教授高子路的故乡，他此次携再婚之妻西夏回故乡的目的是为父亲做三周年的祭奠。
在高老庄，他们将与子路那个离婚未离家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残疾却有异赋的儿子石头，以及子路小时的同学蔡老黑、苏红和无数令西夏遐想的碑文相遇。
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神神鬼鬼、饮食男女，最后归结为一场变迁时代里的乡村混战。
看上去倒也煞是热闹，但前松后紧的结构，游离不明的暗示与隐喻，人物性格上的矫揉造作，过份纠缠于一些下作举动的津津乐道，都使得这些热闹在很大程度上只让人感到了沉闷和压抑。
作为象征意义上的高老庄，是子路生长于斯的故乡，那里的人据说都是最纯正的汉人，却长得十分矮小粗鄙，一代不如一代。
因而子路为了“更换人种”，为了一种迥然的生活，早年有幸离开了高老庄，并成为堂堂大学教授；但当他多年后再次回到这一偏远的小镇时，旧的文化、旧的环境和旧的人群却使他一下子又倒退到了从前，恢复了种种毛病，如保守、自私、下作、窝里斗、虚伪等等。
从这一层面上讲，老高庄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旧的文化的衰败的人种和退化”(贾平凹语)。
这样的立意自然有着与作者水平相当的深刻反思意识。
然而反映到小说的具体撰写中，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混沌、絮乱、矫情和牵强附会。
比如小说中曾多次出现的飞碟、神秘的白云湫、未卜先知的残疾儿石头、一块据说是死者馈赠的发卡，作者显然想赋予他们和它们某种象征和寓言，但缠七杂八的琐事描述和牵强的象征本身都是如此力不从心，犹如一个竭力想加快速度却不慎走火入魔的练功者，他的胡言乱语不但让我们领悟不到真正的练功心法，反而会导致我们和他一起走火入魔。
(同时，这些魔幻主义色彩的物什，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了《废都》中那头哲学家般的画蛇添足的牛——败笔是也!) 而小说结尾处，当城里人西夏毅然要留在高老庄，而乡下人子路只得独自回城时，我只读出了两个苍蝇般的文字：矫情!
贾平凹80年代改革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贾平凹散文奕人赏析
贾平凹散文的内容广阔，色彩艳丽，从写一看内容和风格，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情感片来描述一个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萧条之夜”就是代表; S型II是现场写生，写各种场景为主，如“荆徐村记”，“黄土高坡”;第三类是人物素描，粗线条勾勒的主角，如“摸鱼捉鳖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作文，生活的综合理论和评论的世界形势，比如“男人病”，“牌可打”等;最后一个是风光片，描绘风俗，描述玩物，如“陕西小吃一知半解录”，“玩物明”等。
贾平凹传统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大的突破 - 在社会生活中了解独特的，个人内心的感受（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一些理念，等等，都是介绍文字。
分享诚实，不事张扬，不高调的个性等，也是他的方式来赢得读者之一。
在他的文字，很难找到贾平凹的圣诞老人，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真的很难找到。
此外，贾平凹对美的追求，在线条清晰易之间看到的。
他关心的不仅玩得尽兴，也想向大家介绍这种审美和实用的路径给读者。
贾平凹在他的最新小说“高老庄”后记，从正宗的师傅说：我失去了我的第一读者的一部分，他们让我伤心的离开而高兴。
“这是实话，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说，”我必须改变我的读者，征服他们，吸引他们。
“这可能仍然是真实的，那么对我来说，我更愿意相信：贾平凹所花费的征服力已经不能吸引我，但我还是会被他的读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看一次考虑。
最有才华，最有特色的作家有一步步的执着 - 也许作为一个英雄末路，就像残酷的喜悦美人迟暮。
高老庄的主要人物
前记：1981年，二十九岁的贾平凹心态年轻。
他找到一个叫做静虚村的地方住下来，写了大量的文字。
这一年，他时而也回到西安自己的三十八平米的家，他的老乡丹萌到他家里做客，做了好吃的菜，他和妻子夸奖完了之后，还不忘记说一句，好吃是好吃，就是丹萌太舍得放油了。
是啊，那一年，他虽然在文坛窜红，但经济并不宽裕。
所以，他斤斤计较于厨房里的油盐和自己夜里熬出来的文字的换算方式。
那一年他写了《静虚村记》、《哭婶娘》、《自在篇》等等早期比较成熟的散文。
同一年，他还饶有兴趣地做了一个《性格心理调查》的试卷。
在这个试卷中，第二道题目是这样的：性格变化的年龄：你在少年至青年时期，性格有无质的变化、飞跃
贾平凹是这样答的：我出生在一个二十二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便没得到什么宠爱。
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
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着。
愈是躲人，愈是不被人重视；愈是不被人重视，愈是躲；恶性循环，如此而已。
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
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
遇到一起，他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
在这篇文字里，贾平凹将自己的性格类型定性成为内倾型+独立型。
两年后的一九八三年，性格孤僻的贾平凹写出了当代散文史的绝佳作品《商州三录》。
贾平凹的商州从此走进了文学史，和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荷花淀一样，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推到了全国读者的面前。
《商州三录》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之余给一本叫做钟山的文学杂志写的系列散文。
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要写一系列，所以第一篇《商州初录》写得饱满又色彩丰富，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关注。
他不得不续写了第二篇《商州又录》，从阅读感觉，第二篇文字虽然灵气十足，但比起第一篇不论是功夫上还是耐心上，都减弱了很多。
但是商州已经成为全国读者期待阅读的一个立足点。
大概一年以后，他又一次重走了商州，又找到了写作的题材，就写了《商州再录》。
这一次和第一次一样，充满了新的准备，经历过最初的灵动，他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思考。
下面，笔者就贾平凹的这三篇轰动八十年代的散文佳作进行了梳理和比较，有下面的一些心得。
一、商州三录写出了历史感和现场感《商州初录》是贾平凹第一次用心且动情地对故乡这一概念进行全方位诠释的作品。
在这部大散文的序言中，贾平凹特地写到他多次查阅历史典籍、地方志，并在内心里准备了七八年之久。
商州初录是贾平凹的故乡情节第一次集中释放。
这一系列散文写作的成功给他的写作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贾平凹的写作，是一种地方性叙事。
他此后写出来很多重要的作品，譬如长篇小说《高老庄》，譬如长篇小说《秦腔》等都是他的故乡。
如果说《商州三录》写了他生活的整个州县的故事的话，那么《高老庄》则是回到了村庄的地理上，而他的近作，那部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秦腔》，却把范围又一次缩小，只写了一个村庄的一条街巷。
在这一点上，贾平凹的写作趋向于无限挖掘生活的本质，无限积累身体内部的记忆。
这种向内的写作方式注定了贾平凹的成功。
在《商州初录》中，贾平凹共写了《黑龙口》、《莽岭一条沟》、《桃冲》、《一对情人》、《石头沟里的一位复退军人》、《龙驹寨》、《摸鱼捉鳖的人》、《刘家兄弟》、《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棣花》、《屠夫刘川海》、《白浪街》、《镇柞的山》等十四篇文章。
这一组文字的写作风格有着贾平凹自己的语言特点，那就是一贯的干净，洗炼，短促，接近明清小品文的风格。
而文章的名字则接近于沈从文先生的风格，譬如《一对情人》就沈从文的《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接近；而《石头沟里的一位复退军人》、《莽岭一条沟》则又和沈从文的《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箱子岩》相似。
这种文章标题的随意就像我们行走在乡下遇到的村庄名字一样，有时听起来像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听起来更像是纪念一场战争，总之，这样随意地安排一篇文章的名字是让读者不用刻意地琢磨作者匠心独具和技巧压群，只需要关心文本中传递出的传奇和诗意即可。
这一组文字中，除了那些让人惊艳的风景民俗描写，更有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
譬如在《黑龙口》里，贾平凹写到山里人的质朴，招待客人，让客人与自己同住，老婆睡在里面，客人睡在外面。
忽然听到村子里的喇叭叫喊，要男丁去学习，于是主人便把一个扁担放在客人和媳妇之间，便开会去了。
回到家里发现扁担没有动，便给客人好吃好喝，认为是个好人。
《小白菜》里小白菜的传奇命运，更是写透了一个时代的悲伤。
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得好：商州的人材尖子出在山阳，山阳的人材尖子出在剧团，剧团的人材尖子，数来数去，只有小白菜了。
这样开始介绍一个人材的尖子，结果却是挫折不断的一生，读来感叹不已。
让人觉得，商州已经不只是贾平凹的了，是全中国的，是属于旧时代的。
是的，在《商州初录》里，贾平凹的笔直接向过去的时空里打捞，所写的人物、风景、故事皆透着世外桃源的温情。
和《商州初录》相较，《商州又录》更像是一件衣服上的一两块补丁，一件衣服穿得久远了，有了感情，不舍得扔掉，打上补丁。
虽然显得难看，但毕竟是一种挽救。
贾平凹自己小序中也写到了这一次行走是陪一个画家同行，大概是沮丧于画面所表达的直接和形象，遂将文字写成了画一样，诗一样。
然而，这些诗意的文字是一种浅浅的飘浮，在河里，终会沉溺，像雪花，很美，到不了掌心里，急着融化。
因此，多年过去了，他的《商州又录》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但总是贾平凹一九八三年写成的，作为一个柔软的补丁，对于贾平凹来说，这篇文字具有衔接意义。
这篇文字使得贾平凹的商州有了完整的意义。
一年以后的一九八四年，贾平凹又一次重新走了商州，这一次，贾平凹进入了生活现场，感受到了商州的变化。
他用他的笔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打捞出商州的另外的趣味。
在这篇小序中，贾平凹卖弄了他的古文功底：……饭毕，付钱一元四角，主人惊讶，言只能收两角。
吾曰：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今日吾之高兴也。
贾氏平凹虽然平时沉默向内，但阅读颇丰，有旧文人的思想倾向。
骨子里的一些浪漫情绪促使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给中国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融化在商州现场变化里的贾平凹又有了新的发现，于是，他一口气写了两个版本的商州，其中一个，当作了中篇小说去发表，而剩下的一组就成了今天我们读到的《商州再录》。
这一组文字共有《周武寨》、《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金洞》、《刘家三兄弟本事》、《木碗世家》五篇文字组成，虽然比不上《商州初录》来得气势磅薄，但也相当丰满了。
《商州初录》中写到的那些传奇的人仍在，只是，更多的商州景观发生了变化。
在小序中，贾平凹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变化：当然，也令我吃惊的有另一些发现和感受，是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觉得有一种味儿，使商州的城镇与省城西安缩短了距离，也是山脑沟岔与平川道的城镇缩短了距离……所到的人家，已不待生人为至客，连掏出工作证，甚至报刊记者证来，亦不大生效。
必要有熟人相引，方热情可炙……这就是贾平凹所感受到的现场感，但在接下来的这五篇文字中，贾平凹还是往传说中的旧事靠近，但能明确感觉到，和《商州初录》的不同，譬如在《木碗世家》中，他写的人物和现实停泊在一起，譬如主人公黄家老汉的儿媳妇有三个哥哥：一个是省政策研究所的，一个是县农科局的，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在外省的一家工厂任新的厂长。
这样一种现实处境，让贾平凹的《商州再录》从传奇故事中走进了现实社会，有了更可玩味的
贾平凹的作品存在什么不足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
现今的贾平凹隐约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我们想看看这位充满才气的作家和作品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落的。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
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
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
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
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
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
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
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
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凹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
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
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
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
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
“我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
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
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
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
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
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
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
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
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
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
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
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
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
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
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
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
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
”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
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
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
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
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
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
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
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
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
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
《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
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
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
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
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
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
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
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
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
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
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
”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
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
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
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
“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
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
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
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
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
”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
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
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南“开放”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歌功颂德的文章，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
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
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
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
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
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
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
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
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抛弃结发妻子，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
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
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
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
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
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狗屁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
说实在话，贾平凹的人品和书画作品比起他的陕西乡党现居北京的作家老村差远了。
清醒一下吧，别在做梦了，已经到了考虑入土下葬的年龄了，贾平凹如何还看不透彻红尘色相呢
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
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
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
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
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
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
“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
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
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
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
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
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
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
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
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
”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
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
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
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
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
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
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
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除了贾平凹个性的原因，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
“专业作家体制”也是导致中国作家缺乏创造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警醒。
贾平凹长期担任文化官僚和刊物编辑，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产物。
这种体制既解决了“专业作家”个人的生存问题，满足了想当文化人的虚荣心，反之，“专业作家”也付出了自由和独立的自由。
贾平凹这样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着对抗社会不公的能力呢
怎么可能直面社会转型时期的污秽和鲜血呢
再比如今天，游民、众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维权最终却得不到维护者、失学者、血汗工厂、童工……现在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而类似贾平凹这样的“专业作家”居然高调大谈闲情和禅佛，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笼子里待惯了的套路思维,早就没有生命力了。
的身上有很深的奴性,除不掉奴性,就无法进步。
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底层民众生活苦难得不改观的情况下，任何毫无节制的“消闲写作”都是可耻的。
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的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
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
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
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
我用“昏聩”来形容贾平凹，自然不为过分。
现在的文坛和学界大约只会培养一种“伪人格”，读书人身上的冷气、假名士气、小男人气、鬼气、暮气、迂腐气似乎多了起来，鲁迅先生强调说真话，立足当下社会，自觉肩负“历史中间物”的使命，不想不朽的事，而踏踏实实地做事。
自省、自觉、独立，不躲避、不虚伪、不庸化，不庸俗、不造作，不颓废，不离世，该做事时做事，该发光时发光，即使看透了将来，也绝不嘻皮笑脸一脸冷嘲，也不再回到昏睡和沉寂的状态，仍然坚韧地向前走下去。
环顾四周，这样的作家都死绝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