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季羡林自传》读后感
前段时间读过《季羡林自传》后，总想记录下一些读后感，但终究未能成笔。
不是可感的东西太少太轻，相反的是太多太重。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太多太重，扛不动拎不起，反而空灵了，索性就把它放回了原地，存到了心里。
《季羡林自传》，“传”到了95岁。
一个文化“大家”，用书籍、用学问、用才智、用著作、用中西文化、用博大胸怀，用毕生精力叠摞起来的95年，该有多么的厚重，多么的丰富，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灿烂
岂是我辈所能感悟得了的
在《自传》的最末一小节“我不能封笔”里，季老道：“我现在虽然到了耄耄之年，但是，我自己曾在脑袋中做过一次体验，结果是非常完满。
小毛病有点，大毛病没有。
岂止于米，相其以茶，对我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封笔
”“从全世界形式来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怎么能封笔
”“我现在自认为还有力量舞文弄墨下去。
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不能封笔
”95岁的老人
何等的豪情壮志，何等的胸怀大任
岂止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岂止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而如今，而今晨，98岁高龄的季羡林老先生驾鹤仙去，他不得不封笔了
对于死亡，人们常用的两个字是“噩耗”，但我不愿也不想把这个两个字用于先生之死。
季先生在《自传》“九三述怀”一节中道：“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
但是，只要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子。
尽量多干一些好事，千万不要去干坏事。
”“我觉得，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成就了许多美德，其中一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难道先生一生所做还有欠缺吗
难道先生一生留给世间文化界、尤其是留给中印文化界佛教界的还少吗
难道先生不该封笔歇息歇息了吗
让先生歇歇脚吧，让先生安息吧
这不是噩耗，这是上天对先生的悯怀与眷顾。
我说过，我虽读了《季羡林自传》，却感悟不了先生的学识与胸怀，所以难留只言片语。
但此时，我却想誊录一段先生在《自传》“太平庄”一节里的亲身经历，一段令我泪眼模糊，不寒而栗，心潮翻滚，永身难以忘怀的文字与情景，以此深切地怀念先生：“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里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时大批斗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
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押解人员大发慈悲，不让我去插秧，安排我在院子里捡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
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捡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
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
那里驻有部队。
但是郑重告诫我：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
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皮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的爬了出去”。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
军医连忙站起来要搀扶我。
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
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
我高声说：‘报告
我是黑帮
’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
走吧
……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 你自己改下，希望能帮助到你
季羡林deshengping
季羡(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方学大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学术著作《〈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 《〈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1957年 《印度简史》 1957年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 1985年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985年 《大唐西域记校注》 1985年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1985年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1985年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1997年 《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 《东方文学史》 《东方文化研究》 《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 《世界文化史知识》 翻译作品季羡林先生精通12国语言：汉语、南斯拉夫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等，翻译了大量作品。
1955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1956-06 沙恭达罗 1959 五卷书 1962 优哩婆湿 1980 罗摩衍那（一）：童年篇 1981 罗摩衍那（二）：阿逾陀篇 1982 罗摩衍那（三）：森林篇 1982 罗摩衍那（四）：猴国篇 1983 罗摩衍那（五）：美妙篇 1984 罗摩衍那（六）：战斗篇 1984 罗摩衍那（七）：后篇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 《赋得永久的悔》 《留德十年》 《万泉集》 《清华园日记》 《牛棚杂忆》 《朗润园随笔》、 《季羡林散文选集》 《泰戈尔名作欣赏》 《人生絮语》 《天竺心影》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谈师友》 《季羡林谈人生》 《病榻杂记》 《忆往述怀》 《新纪元文存》
季羡林散文《听雨》的赏析
●于情深处——读季羡林的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
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
季羡林的，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是季羡林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
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
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
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
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二篇，写于2000年11月7日，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
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
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凭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
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
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
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
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
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
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
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
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
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
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
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
可惜了。
这是题外话。
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
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
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
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
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
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清塘之荷 生命之韵——季羡林《清塘荷韵》赏读 《清塘荷韵》是季羡林先生于八十六岁高龄时完成的一篇上乘佳作，它清新俊逸，脱尽浮华，行文平易晓畅，直白中蕴蓄着哲理，情感朴素真挚。
细加品读，如同品尝陈年佳酿，芳香四溢，韵味悠长，让人回味，令人叹服。
一、恋荷之情韵 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
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流露了对荷花的极其喜爱之情，面对楼前“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数亩清塘，努力寻找30多年前残存在记忆里的荷花“碎影”，心里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因此，每次看到清清池塘“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清波荡漾，绿柳拂水，荷叶田田，莲花迎风，这是季先生对楼前数亩清塘的殷切期盼。
这种期盼之情便十分自然地转化为“种荷”的举动。
作者生怕“千年不烂”的洪湖莲子不发芽，就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一条缝。
种了莲子，每天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一位髦耋老人的率真情感跃然纸上。
可是，第一年、第二年，虽翘首般地祈盼，但水面上毫无“生”的动静，即使在完全灰心无望的时刻，作者仍情有独钟地对它寄托着期待，切盼奇迹的出现。
到了第三年的春天，投下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这好像使作者见到了满塘的希望。
但碧波荡漾的楼前清塘依旧只是那几片水浮莲似的荷叶，仍然让作者度过了“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以上这些文字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尽情渲染和铺张。
为接下来描写满塘的荷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到了第四年，“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荷叶迅速扩散蔓延，遮掩半个池塘。
此时狂喜过望的作者又每天至少几次徘徊在池塘边，兴致勃勃地数那荷花的朵数，晚上一家又坐在池塘边伴着清香纳凉，作者更把它视为家珍，誉为“季荷”。
作者描绘种荷、盼荷、赏荷的过程，其实正是作者恋荷情感的自然流露。
莲子、荷花的生存状态与作者的爱好、心境、情绪全都融合到一起，成为作者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文中作者为我们创设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其景、其情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体验。
二、绘荷之风韵 荷花是“花之君子”,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然而，荷花在季先生的笔下，却另有一番风韵。
它在荒芜的湖面下，在阴暗的泥沼中，静卧一年二年，甚至第三年也只有孤零零的五六个叶片，但是到了第四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寂寞后，荷花完成了生命的涅盘。
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一些荷叶竟跃出了水面，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
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
“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速度，都是惊人的快。
”这不正是荷花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吗
“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
”茂密的荷叶、红艳耀目的荷花也正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尽显风韵，成了作者眼中的一道风景。
再联想季老的人生遭遇，这种顽强而美丽的生命，这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不正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吗
而面对莲瓣的凋落，作者也精心描绘：“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
”读这段文字，我们好像在欣赏一个十分精彩的画面，月下荷塘，波光粼粼，微风不经意时吹落了一叶荷瓣，倒影上浮，花瓣飘荡。
整幅画面生动而细腻，柔和而宁静。
它似乎在启示我们：这瓣荷花，曾饱尝过孕育的艰辛，也曾感受过生命的快乐，而此时面对生命的消逝，它却是如此的平静，走得如此的飘逸，如此的洒脱。
荷花是彻悟生命的智者。
由此，我们亦可领悟到季老那种豁达超然、充实丰厚的人生境界。
三、显荷之神韵 荷，清新自然，淡雅出俗。
而这篇文章语言朴实凝练、自然清新，可谓深得荷之神韵。
在描写月下荷塘的情景时，作者“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看“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
动静结合，细致入微，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宁静、安详、柔和、清新的画画。
这里没有刻意地修饰，也没有过分地夸张，就在信手描写中十分自然地展现了大自然的宁静之美。
再看文章最后对残荷的描写：“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一下子从夏天转入了秋天”。
“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
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
”这是一段虚写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寄予了对残荷的美好的祝福，也是作者人生理想的体现。
它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但感情却是深沉而厚实的。
我们读这段文字，不仅能感受到一位老人对荷的美好祝福，更能感受到老人的厚重与踏实，它正如清水中的莲，朴实庄重，韵味十足。
此外，古诗句的熟练运用，如写荷塘荷花盛开场面时，运用了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月下荷塘之幽静，运用了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等等。
这不仅增加了散文的意蕴，而且使文章更具有一种清新淡雅的诗意之美。
读李羡林的<清塘荷韵>的读后感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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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
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
的，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是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
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
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
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
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二篇，写于2000年11月7日，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
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
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凭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
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
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
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吴宓、、、中俯首皆拾。
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
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
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
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
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
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
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
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
可惜了。
这是题外话。
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
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
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
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
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
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关于老年的诗句
一、《书怀寄王》 （唐）张籍白发如满头，从事尽应休。
只于触目须防病，将心更养愁。
下药远求新熟酒，看山多上最高楼。
赖君同在京城住，每到花前免独游。
品读：这首诗中讲的是养生之道，前两句提出要超脱，百事休问，第二个两句是“无病早防”，第三个两句是“有病早治”，最后两句是不要自我封闭，脱离社会，要加强人际交往。
二、《短歌行》 （魏）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品读：人生的足迹中，充满酸甜苦辣，人生道路，犹如梦幻一般，醉酒解忧，可以暂时忘记一切，但诗人还是有更高的追求，期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安慰自己。
三、神释 （东晋 ）陶渊明大钧无私力， 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 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 生而相依附。
结托既喜同， 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 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 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 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 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 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 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解释：“钧”，敬词，对尊长用。
“森著”，众多、显著。
品读：这是陶渊明所著《形影神》三首诗中的一首，诗前写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
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一个人多思多虑，过分地追求计较名利得失，肯定会伤身伤神，因此要会超脱。
放下不适当的追求，适应事务发展的规律，才能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这首诗，深为季羡林大师所喜爱，在他的《八十述怀》等文章中，多次提及，特别是最后的四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涉及到生死观，有一种淡泊人生，返璞归真的感受，我们不妨仔细玩味。
四、《饮酒》 （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品读;这是一种多么好的心态
即使在车马喧嚣的地方，也充耳不闻，因为心态平静，放的远了，好像居处也偏离了闹市。
与世无争，和大自然和平共处，达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悠然心会，难以言说。
只能自己去品味。
五、江村 （唐）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品读：诗人描述了一幅居住在乡村的美丽画卷，以及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生活，特别突出了他超脱尘世，淡泊人生的精神境界。
人老了，不要精神不振，要寻求生活中的乐趣，让身心健康，不必再一味追求身外之物。
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品读：全诗分为四节，前五句为第一节，描述秋风怒号；接下来的五句，讲诗人年老体衰，受到欺辱而无可奈何；第三个八句写到遭遇连夜雨的悲惨情景；最后六句从自己处境联想到天下寒士的同样遭遇，发出了为天下寒士改变困苦环境的强烈呼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七、《登岳阳楼》 （唐）杜甫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品读：公元768年，57岁的杜甫，离开四川东下，到了岳阳，在赞美洞庭湖浩瀚之余，也感叹自己老病缠身，不禁涕泪横流，但内心仍然忧国忧民，一年多以后，诗人就离开了人世。
八、《江汉》 （唐）杜甫 江汉思归客， 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运 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 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 不必取长途。
品读：这是诗人去世前两年写的一首抒情诗，表白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心情，即使年岁增长，疾病缠身，也打消不了他的雄心。
白居易与刘禹锡对诗（一）说明：以下两首诗是白居易和刘禹锡两位著名诗人的著作。
白居易与刘禹锡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均不便，两人用诗对答，颇为有趣，充分表达了老年心态。
九、《咏老赠梦得》 （唐）白居易与君均老矣，自问老何如
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
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
解释：“涩”，不滑润，呆滞。
“慵”，困倦。
品读：在这首诗的前八句中，诗人对自己的老态做了生动地描述。
但在后四句中，提及老友时，则充满了激情，可见诗人与刘禹锡之间的深厚情谊。
十、《酬乐天咏老见示》（唐）刘禹锡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解释：“谙”，熟悉。
“翛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品读：刘禹锡收到白居易的诗后，感慨万千。
前四句与白居易有同感，你我都一样，百病缠身，读来极为亲切。
但其后六句诗意有了转折，表明我们经历了人世荣辱沉浮，对人生也有更清醒地体味，只要拥有一份好心情，一身就没有白过，诗中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借黄昏时的红霞满天，充分表达了他的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白居易与刘禹锡对诗（二）公元826年12月，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刘禹锡也由和州刺史任上罢归，两人相遇在扬州，白居易有被贬的痛苦经历，对刘禹锡遭贬深表同情，在相逢宴会上写诗赠刘，刘禹锡也作诗回答。
十一、《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唐）白居易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十二、《酬乐天扬州初逢度上见赠》（唐）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品读：诗的开头两句概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愤懑心情。
三四句抒写了对同时被贬的旧友怀念以及人世沧桑之感。
五六句诗人以沉舟、病树自比，用“千帆过”、“万木春”歌颂后来居上的新生事物，表明了社会总会向前发展。
最后两句回应白居易诗中的头两句，但不是借酒消愁，而是“暂凭杯酒长精神”，仍然充满着壮志。
全诗比喻生动，富有哲理，发人深思。
十三、《秋词》 （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品读：诗人被贬朗州刺史时已过天命之年，当时也是老之将至了，但他没有在挫折里消极放弃，而是积极面对，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的胸怀。
十四、《览镜喜老》 （唐）白居易今朝览明镜，须鬂尽成丝。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赢。
亲属惜我老，相顾兴叹咨。
而我独微笑，此意谁能知
品读：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当人们进入老年，需要如何对待
诗人给我们很好的回答，“而我独微笑，此意谁能知
” 十五、《狂歌词》 （唐）白居易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劝君酒杯满，听我狂歌词，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痴，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焉问黄墟下，珠衾玉匝为
解释：“余赀”，剩余钱财。
“珠衾”，用珠宝遮盖尸体。
“玉匝”，用玉石环绕。
“黄墟”荒废的黄土地。
品读：诗人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人生一世，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即使留下很多金银财宝，放在棺木里，深埋黄土下，又有什么用处
不要做一个守财奴，要会享受美好的人生。
十六、《食后咏茶》 （唐）白居易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
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
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
品读：在岁月流转中，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你对时间的感受，乐观者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美好生活还没有过够；而悲观者总看到的是漫漫黑夜，没有尽头。
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能坦然对待人生旅途，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长短任生涯”。
十七、《寄张十八》 （唐）白居易 饥止一箪食，渴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
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湟湟。
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经旬不出门，竟日不下堂。
同病者张生，贫僻住延康，慵中每相忆，此意未能忘。
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章，早晚来同宿，天气转清凉。
品读：诗人告诫我们，人贵知足，财富再多，饿了也就是一餐，困了也只是睡在一张床上，超过需求的东西，有和没有都一样。
十八、 （唐）白居易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
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品读：越害怕衰老，衰老就越逼近你，越担心生病，病就越缠住你。
正确认识衰老和疾病的规律，不害怕，不担忧，才是最好的药方。
十九、《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唐）孟浩然义公习禅寂，结构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群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静，应知不染心。
品读：在大禹寺的禅房里习禅，外边是高峰群壑，翠绿林木，寂静异常，不由得让心境自然平静下来，消除了烦恼和杂念。
也要与莲花一样，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心态。
二十、《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品读：这是一首非常朴素的田园诗歌，讲到诗人应邀来到农家，环绕青山绿树，面对场院，饮酒闲聊，还相约重阳节再会。
全诗充满着人间真情。
二十一、《题壁画九想图》 （唐）包佶一夜枯荣无异同，百年哀乐又归空，夜阑鸟鹊相争处，竹下真僧在定中。
品读：世间白发最公道，无论是枯是荣，到头来都是一样，悲欢离合，都是过眼云烟，在时间中流失。
为了名利争斗，犹如鸟雀相争，认人叹息。
只有竹下真僧，深入禅境，才能体会超脱之乐。
有谁知道梁漱溟的一些资料
梁漱溟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
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
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
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
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
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
“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
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
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
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此行盖践之以。
”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
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
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
我不懂什么叫哲学。
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
”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
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
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
”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
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
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
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
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
“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
”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
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
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
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
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
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
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
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
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
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
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
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
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
“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
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
‘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
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
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
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
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
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
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
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
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
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
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
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
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
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
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
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
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
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
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
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
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
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一直活到95岁高寿离世，他没有留下遗嘱，却留下了遗著。
在给儿子们讲述自己的理想国时，他说希望将来是一个“自律成风”的社会。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出生于北京。
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1917—1924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刊物《光明报》社长。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先生与邹平有着难解的渊源，在遗嘱中表明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座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
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
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
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
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
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
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年表】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
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
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
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
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
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
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
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
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
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
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
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
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
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
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
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
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
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
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
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
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
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
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
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
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
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
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
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
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
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
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
11月，国共和谈破裂。
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
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
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
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
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
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
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
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