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 季羡林 阅读答案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冰心有哪些成就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原籍福建长乐。
郑振铎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
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3年2月22日，任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55年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
有《郑振铎文集》。
还有《猫》。
《燕子》一文已编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一组。
《别了，我爱着的中国》已被选入六年级语文教材每课一练（单元测评(2)阅读天地），五年级沪教版语文课文。
《唯一的听众》已以他的笔名“落雪”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第三单元第二课，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三课，以及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第28课。
《猫》一文已编入初中一年级下册教材（人教版 第26课）。
《最后一课》已被编入人教版初中一年级下册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15课）。
厚德载物的故事或诗歌
季羡林：智者永，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是“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
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除了让中国学者感到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之外， 季 先生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翻译， 此外他还撰写了洋洋洒洒的散文随笔等作品。
现在， 《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 32 册， 粗略一算， 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极为可贵的是， 季羡林先生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
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
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老先生想的跟别人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
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
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 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
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
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
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互相欣赏的，更少见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样子，若谷虚怀。
绝代名士杨宪益 本文第一段有什么作用
谨以此文，缅怀真正的知识分子杨宪益先生 ——作者题记一 2009年11月25日，英国《独立报》发表了利兹大学东方学教授迪莉娅•戴文的一篇短文，《杨宪益：“文革”期间的名士翻译家》。
当然，“名士”是我望文生义翻译的，原文是“feel foul of authority”，直译过来就是“蔑视权贵”，我翻译的水平不高，姑且意译为“名士”，只是更可惜在于，国内的媒体竟统统将这个标题翻译成“陨落的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看上去像是人家转载我们的悼词，原文的一点精髓，一点气韵，全都不见了。
更关键在于，“名士”恰恰是这位翻译大师的最大的风范，若是把这两个字回避掉，哪里能找到一丁点杨宪益先生的影子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为宪益老写点东西，作为纪念。
只是每当提笔的时候，总觉得言不尽意，迟迟至今，终于明白，关于宪益老，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清楚的。
二幼年生于银行家之家，青年负笈留学牛津翻译《离骚》；中年翻译《鲁迅选集》、《红楼梦》，名扬海内外，受好评；年过半百，竟逢牢狱之灾；晚年整理国故，终成一代宗师。
这便是杨宪益一生的速写，所有的新闻媒体，所有的人物专访，从那逝世那一刻开始，都将镜头与笔墨对准了这位才驾鹤不久的老人。
在这个大师相继谢世的时代，杨宪益的辞世，颇有点英雄末路的意味。
与季羡林、任继愈的逝世不同，他在理论上并无参天建树，所以构不成学术界的“大丧”；他与王世襄的辞世也不同，后者乃是一代历史名宿、文物大家，在“文物热”的今天，王世襄的辞世对于古玩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而杨宪益的离去与贝时璋、钱学森等院士们的辞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钱、贝两泰斗乃是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人，仅凭这点，翻译家杨宪益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但有些人却注定不能被遗忘，因为越发在这个科学技术史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越发要看重某些表面上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1915年秋天，在这个充满激变的年份里，出生在天津银行家豪门的杨宪益，似乎天生就携带着一种独特的名士气质。
“白虎星”下凡，似乎正显示出一种“名士”的态度。
“白虎星”是克星，在杨宪益出生前，其母便梦见一只白虎跳进她的肚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祥的预兆，一向乐观豁达的杨宪益从未把此放在眼里，虽然他幼年丧父、童年孤独，晚年丧妻，一生千辛万苦、饱经冷暖，但杨宪益仍坦诚积极面对，晚年他的英文回忆录《白虎星照命》还以此为命名，大有“无所谓”的名士态度。
名士是一种风范，杨宪益终身追寻这种风范，可谓到淋漓尽致的态度。
在他童年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造反的思想也贯穿到小杨宪益的脑海里，好几位私塾先生因为向他传授“克己复礼”的四书五经，竟被四五岁的杨宪益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最后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杨家，这在当时是非常果敢的举动，尤其在“天地君亲师”余毒未灭的五四时期，才四五岁的杨宪益竟然有此等魄力，实属难得。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说杨宪益幼年此举纯粹是懵懂无知才无畏的话，那么其后的事实证明，幼年的杨宪益并非是公子哥怪脾气作怪。
自打他“撵走”无数私塾先生后，最后他终于被一位老师制服了，这位老师没有棍棒，也没有“仁义道德”，而是一位清贫不移志的诗人魏汝舟先生。
魏老先生虽为前清秀才，且是名噪一时的“同光体”诗人，但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也不愿意与袁世凯等人同流合污，拒不出仕，终身困苦，靠为富家担任私塾先生为生。
杨宪益赶走其他私塾先生后，这位魏老师勇敢地担任杨宪益“启蒙”的重责，除了讲授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之外，魏老师还通过中西方历史故事，向杨宪益传授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之际的做人道理。
刚刚启蒙的杨宪益猛然醒悟，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学”才是救国之路。
几年之后，杨宪益坚持要求去中学接受“新学”教育，而魏先生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在杨宪益获得当时天津最好的教会中学——新学书院的录取资格后，六十多岁的魏老先生不顾杨家的苦苦挽留，在一个夜晚，给杨宪益留下一本自己的诗集与一封信，然后悄悄地离开杨家。
魏老先生知道，他所知道的知识是有限的，杨宪益只有接受中学、大学、甚至留洋海外的系统教育，才有获得真知的机会。
“他是一个永远严肃并有尊严的人”。
晚年的杨宪益如是回忆自己这位启蒙老师，他自己确实也是按照魏老先生的坚强人格去完善自我的，“魏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entleman”。
三魏老先生的名士态度，确实影响了杨宪益的一生。
青年的杨宪益，勇敢刚毅，是一位“罢课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正在读初三的杨宪益勇敢地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校方派遣一位教师代表来劝阻“风头正劲”的杨宪益，杨宪益的脾气岂是可以“劝阻”的，一下子就和这位教师代表起了冲突，没想到这位教师代表也是一个“名士”，二话不说桌子一拍就警告杨宪益，如果坚持罢课，学校将处分有关人员直至开除学籍。
“开除就开除
”杨宪益脖子一拧，瞥了一眼这位老师若有所思的眼神，带着同学们冲出了教室。
但这位老师却一直器重杨宪益的才华，他被派来劝阻学生，是他的职责本分，但他却对杨宪益的才华与胆识很赞赏，不久后，这位老师自编自导的话剧《西施》招募演员，女一号为当时天津著名女星张美如，男一号却在全天津的教会学校中“海选”，这位老师一下子想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学生领袖，而正好杨宪益对于上台演话剧，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两个名士相遇，都不计对方前嫌，三杯酒下肚，师徒竟成“演员”与“导演”的搭档。
只是，杨宪益虽然胆大激进，但在舞台上却扭扭捏捏，特别是面对一个漂亮的女一号，竟然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这位老师悉心指导杨宪益舞台表演，教他领会剧本，渐渐地杨宪益吃透了戏剧精神的内核，在舞台上收放自如，令这位老师也称赞不已。
“一个革命者不能只会在街头喊话”——这位老师的教诲深入杨宪益的内心，他开始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刮目相看。
数年后，杨宪益负笈留洋英国，与这位老师在伦敦的街头邂逅，此时的杨宪益已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而这位老师，也是一代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高足。
同在异乡为异客，名士不惧寂寞，只患无友。
在1935年的泰晤士河畔，师徒成了莫逆之交，很快，两人建立了超越师生的终生感情。
这位老师，就是当代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
少年时代的魏汝舟老师与青年时代的黄佐临老师，为杨宪益的世界观定下了不可磨灭的基调。
杨宪益的翻译之路，竟然也是从“名士”的赌气开始的。
在剑桥的课堂上，一位叫布伦顿的教授，成了杨宪益的指导教师，布伦顿老师是一名典型的英国绅士，开口莎士比亚，闭口德莱顿、蒲柏，这让有着很强民族自尊心的杨宪益很受不了。
他从小受魏汝舟先生教育，中国是诗的国度，只有屈原、李白才是世界顶级的诗人，这些西洋诗人，如何能与中国的诗仙诗圣们相提并论
课堂上，杨宪益质疑了老师，并提及屈原、李白的名字，可惜布伦顿教授耸耸肩膀，对于这些人并不知道，杨宪益急了，把手里的《离骚》给老师看，布伦顿不懂方块字，仍然不置可否。
“我要把离骚翻译成英文
”年少气盛的杨宪益，一赌气，真的决定翻译《离骚》，布伦顿也表示，愿意通过杨宪益的笔法，看看神秘美丽的东方诗国，拉弓没有回头箭，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名士岂能说话出尔反尔
但是，《离骚》是出了名难懂的中国古诗，翻译成白话文都非常困难，翻译成英语，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处女译作选择《离骚》，杨宪益费了不少脑筋，但凭借他优秀的西学底子和古典文学造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把《离骚》翻译成了英语。
或许是因为同为名士，杨宪益的译作大气磅礴而又流畅，略带夸张和嘲弄的口气，不但把屈原的名士气派表露的淋漓尽致，更赋予了全新的文学内涵，连一向苛刻的布伦顿教授都拍案叫绝。
直至现在，这本书还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作为杨宪益名士青春的纪念。
四在英国，杨宪益除了获得了“洋教授”的头衔之外，还收获了自己终身的幸福——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的女孩，走入了杨宪益炽热的内心。
这一走入，就是同甘共苦的五十年。
名士并非无感情，相反，名士最大的特点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感情宣泄到极致。
在爱情的滋润下，回国后的杨宪益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到翻译工作当中，翻译是一门苦差事，尤其是中译英，这几乎是非英语母语译者所不敢尝试的艰难工作，杨宪益做到了，并且，做的比西方汉学家们都好。
《阿Q正传》、《儒林外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各种大部头在杨宪益的笔下都被翻译成美丽隽永的英文，流传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东方文化头一次这样走出国门，不由得令西方学者惊羡，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文化与精神，都在中国这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
全国解放后，杨宪益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当中，他甚至放下手中热爱的翻译工作，将自己的时间用到了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
名士多爱国，屈原、嵇康、王国维，无一例外。
真正的名士，并不是困顿书斋，也不是放荡形骸，而是以一种独有的热情与世界观，去面对时间的一切美好。
1949年之后，洋教授杨宪益成了新政权的普通劳动者之一，转变身份后的他代表“南京市民革”草拟了支持新中国建设的宣言和讲话，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和解释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文艺政策乃至宗教政策。
在那些日子里，杨宪益简直成了新中国在南京的“新闻发言人”。
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把自己当成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
在工作面前，他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三儿子、小女儿杨炽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
那时他在一大堆头衔中间周旋，除了编译馆“接管工作组组长” 以外，他还是南京市民革筹委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理事，甚至他还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的“副秘书长”，在忙的昏天黑地的年头里，杨宪益是充实的。
在南京的日子里，他与陈毅、柯庆施等领导人都成了酒桌上、书房里的朋友。
1953年，接见了杨宪益，问他，“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杨宪益不暇思索地反问。
名士始终是名士，无论他工作多忙，多么爱国，一旦进入到他感兴趣的领域，他会迅速地暴露出来他的性格，自信，果敢，甚至有些自我，但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才情与底气，哪怕在当时几乎被神话的面前，三十多岁的杨宪益，依然没有丝毫的掩饰。
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文革”中的杨宪益受尽了磨难。
但他自信、蔑视权贵的名士态度，更是暴露的一览无遗。
他鄙夷四人帮、林彪等人的做派，他喜欢饮酒，借酒浇愁，于是，他成了监狱里“酒气最香”的囚犯，在偶然间听广播时，他听到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没有林彪，他判断，肯定是林彪下台了。
于是，深感兴奋的他将“红宝书”中第二页关于林彪的语录撕掉，扔掉。
一周以后，狱卒检查时看到杨宪益的“红宝书”少了一页，什么话也没说。
杨宪益高兴地告诉狱友们，林彪垮台了。
消息还未正式公布，杨宪益却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向广大的受难狱友们告知了自己的这一猜测，如果他猜测有误，这在当时必然是杀头的罪，但名士是不怕死的——且看骂曹的孔融、击鼓的祢衡、张狂的徐文长，还有弹琴的嵇康，有谁把杀头当一回事儿
杨宪益不怕杀头，没过几天，事情果然是他估计的那样，林彪折戟沉沙，他自己也被放了出来，几年的牢狱生涯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人生的又一次感悟罢了。
五杨宪益一生，有三个头衔，洋博士，真名士和革命者这三个头衔，在这三个头衔中，“真名士”最能反映杨宪益的性情。
“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点过时的语汇，但现在的我们似乎喜欢旧事重提，在西南联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吉光片羽中，在季羡林、胡适、梁实秋的背影里，我们常会凭借一些文字找到些许怀旧的安慰，但我们在严肃地面对“钱学森之问”时，又骤然失语——什么是大师
什么是名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如果一个小学生追打自己的老师，我们会给他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当时杨宪益受到了严厉苛刻的处分，是否会有一代名士的将来
如果一个青年学子敢于和老师叫板，今天能否还有黄佐临这样的老师，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去劝导一名学生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师生关系能否发展成为半个世纪那样的莫逆之交
如果一个翻译家，他以一种极大地热情去面对他的翻译工作，去皓首穷经地面对传统经典，我们能否让他不至于在“出版产业化”的滚滚洪流中获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机会
如果一个敢于发牢骚、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不再被“处理”掉，或者被某些机关、个人当作“怪人”而“打入另册”，我们是否离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更进一步
似乎太多的如果，却没有一个答案，一个民族的前行，除了科技的发达、技术的革新之外，似乎更需要一些类似于脊梁、血脉与精神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期望驾鹤西行的一代名士，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望尘莫及的绝代名士，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