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诗人观察细致， 表达新巧，语言自然 ，感情纯真，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马说初中二年级教案和译文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的特点，分辨其中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
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
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
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
”（《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
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
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
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
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
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
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
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
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
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
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
（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
（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
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
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
终秘书郎。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
会卒，嫂郑鞠之。
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
擢进士第。
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
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
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
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
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改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
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
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
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
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
愈坐是复为博士。
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
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
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
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
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
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
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
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
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
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
愿少宽假，以来谏争。
”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
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
”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
”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无鳄鱼患。
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
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
因与约，禁其为隶。
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
既行，众皆危之。
元稹言：“韩愈可惜。
”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
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
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
”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
”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
”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
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
亦有居官者乎
”众曰：“无。
”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
此尔军所其闻也。
”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
”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
”众讠雚曰：“善。
”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
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
”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
公久围之，何也
”廷凑曰：“即出之。
”愈曰：“若尔，则无事矣。
”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
愈归奏其语，帝大悦。
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
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
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
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
与人交，始终不少变。
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
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
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
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
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
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
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
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
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
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
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
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
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
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
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
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
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
《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
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
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
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
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
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
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
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
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
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
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
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
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
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
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
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
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
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
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
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呜呼
其真无马邪
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
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
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
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
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
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
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
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
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
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
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
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
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
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
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
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
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
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
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
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
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
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
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
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马说》译文 世间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
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不会经常有。
所以即使有出名的马，也只是辱没在仆役的马夫的手里，和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的里面，不因为日行千里而出名。
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吃完粮食一石。
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够日行千里，而没有喂养。
所以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是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优点不能从外面表现。
尚且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都做不到，怎么能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
策之不以其方法，喂养它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千里马嘶鸣，却不能懂得它的意思，只是握着马鞭站到它的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
唉，难道是真的没有千里马吗
恐怕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
韩愈(或欧阳修)文章风格论述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
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
《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
《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与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
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
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
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
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
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
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
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
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
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
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
《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
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
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
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
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
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
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
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
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
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
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
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
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
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
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
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
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
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
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
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呜呼
其真无马邪
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
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
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
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
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
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
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
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
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
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
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
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
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
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
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
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
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
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
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
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
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
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
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
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李白、杜甫、苏轼、曹操的绝笔诗
孔颖达《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 ，以为大训。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殳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书于屋壁。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
其馀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殚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
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据《十三经注疏》本）
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有必要都去吗
乔家大院与王家大院不是一回事。
乔家是商家大院，与曹家、常家、渠家格局一样。
王家大院是官家大院，素有“王家归来不看院”、“民间故宫”的说法。
我这里有一个介绍王家大院的文章，你看看； 解读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山西晋商大院群体的杰出代表，也是晋中盆地诸大院中惟一依山而建的全封闭城堡式建筑群，素有“中国民间故宫”、“山西的紫禁城”和“华夏民居第一宅”之美誉。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很广的口碑——王家归来不看院。
王家大院，坐落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静升历史文化名镇。
是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静升王氏家族留于当今的超大型民居群落。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方民居群落伴随其中两座城堡式建筑群的修复开放，作为总称号的王家大院，很快在海内外声名鹊起，赢得四面八方旅游者形形色色的喝彩之声；赢得国家文物旅游界令人瞩目的最高桂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外游人心目中最具魅力的旅游胜地之一。
正因为如此，笔者很愿意与广大旅游爱好者共勉，掀开王家大院这部历史长河中的鸿篇巨著，就其建筑文化门类及其家族的兴衰变故作一番粗浅的解读，权当抛砖引玉。
建筑规模 到王家大院游览过的人，都认为王家大院很大，很气派。
其实现在向游人开放的红门堡、高家崖堡及王氏宗祠三组建筑群，尚不足王家大院总占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据王家史料和现存的实物考证，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十六年，静升王氏家族的住宅，随其族业的不断兴盛，在村中，由西向东，由低到高，不断延伸，渐修渐众，营造了总占地面积达25万平之巨的建筑群体，远比占地15万平方米的北京皇家故宫庞大。
在静升村“五里长街”和“九沟八堡十八巷”的版图里，王家至少占据了五沟五巷五座堡。
其中，完全城堡式的五座住宅群，在地盘规模之体内，更张显出其磅礴的气势。
据王家史料记载，当年王家在修建红门堡、高家崖堡、西堡子、东南堡和下南堡五座堡群时，分别以“龙、凤、虎、龟、麟”五种灵瑞之象建造，以图迎合天机。
即红门堡居中为“龙”，高家崖堡居东为“凤”，西堡子居西为“虎”。
三者横卧高坡，一线排开，态势威壮，盛气十足。
东南堡为“龟”，下南堡为“麟”，二者辟邪示祥，富有稳家固业传世之喻意。
今天人们所参观游览的红门堡和高家崖堡，可取意为“龙凤呈祥”或“龙游凤翔”。
此二堡及同时修复开放的王氏宗祠(即孝义祠)均为清康乾嘉年间所建，有大小院落123座，房屋1118间，占地面积45000平方米，是王家大院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之精华。
仅此而言，虽没有恢复到王家当年五种瑞兽雄踞的气势，但保存至今，目前在国内也该称为奇迹了。
正像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先生参观后所感叹的那样：“王是一个姓，姓是半个国，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
建筑艺术 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的特征。
且凝结着自然质朴、清新典雅、明丽简洁的乡土气息。
在古建范畴，它的艺术内涵可谓贯穿种种，无所不包。
先看看王家大院的选址。
一是居高临下，负阴抱阳。
占据静升村北山坡黄土高地，背阴可以阻挡北风，向阳能使阳光照射充足；二是凭借坡间由北而南的天然排水沟于左右，可保证宅居地“高无近旱而水用足”，既无水灾之患，亦无缺水之虞；三是依山面水，居高可以望远。
前览俯视，田园漫漫，河水潺潺；环顾四周，群山连绵，气象万千。
夏日层峦叠翠，冬来银装素裹，一幅美妙的自然山水画尽收眼底，堪称理想之宅居宝地。
其建筑结构，融历史、哲学、力学、美学为一体，多采用前院为木构架形制，后院为两层窑楼，底层为前檐穿廊的窑洞，二层为梁柱式木结构房屋，构成了典型合理的梁柱式木结构建筑与砖石窑洞式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且结构附件装饰均绚丽精致。
如穿廊结构上的斗拱、额坊、雀替、坊头等处的木刻件及柱础石、墙基石等石刻装饰件，形式多样，做工极佳，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居“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特点。
其院落布局，虽大都为多进式院落，但样式多变，组合得体。
整个建筑设制，集官、商、民、儒四位于一体，既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阴阳五行之说，又合乎了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道德礼制，同时还在建筑的局部和细微之处，汲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风格，将造院技巧与造园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王家大院建筑艺术的又一大特色。
如此种种，将大院缝合为多元文化体的艺术大殿堂。
外观，堡墙高筑，顺物应势，形神俱立，气宇非凡。
入堡观览，庭院深巷，曲幽多变，巧连妙缀，有如迷宫。
真是博大精深壮观，天工人和地利。
在保持北方传统民居共性的同时，又显现出了卓越的个性风采，不愧为我国民居建筑艺术之精品。
“三雕”艺术 王家大院的“三雕”(即砖雕、木雕、石雕)，是整体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家大院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
所谓“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正是王家大院雕刻艺术的真实写照。
王家大院建筑装饰的典范，主要体现在“三雕”艺术的形意及配置之上。
它们的应用之广，随处可见，无处不有；雕品之精，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件件都是顶尖上乘之作。
其砖雕艺术品，多采用高浮雕、透雕、剔凸雕等表现手法雕制而成。
譬如：门前照壁上活灵活现的“狮子滚绣球”，松竹院门楣上玲珑剔透的“凤戏牡丹”、“松竹梅兰”，门额窗下栩栩如生的“八仙”图案，以及多处镶嵌的四季花卉等等，都是匠心独运的精工之作。
而且在众多的题材中，含蓄地寄寓着主人或企盼吉祥如意，或追求功名利禄，或奢望安居乐业的美好意愿。
其木雕也毫不逊色，大都采用圆雕、浮雕、镂雕等多种手法，把题材各异的图案展现于挂落、窗棂、帘架、隔扇、垂花门、梁枋等部件之上。
且样样雕造自如，寓意深刻。
如绿门院通廊挂落木雕《满床笏》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
它以唐将郭子仪六十寿辰时七子八婿来贺，朝笏满床之典，寄托了院主人福禄寿考，子孙世代为官的憧憬。
其石雕艺术，更是精美有加。
曾有人在文章里赞美：“王家的石头会唱歌”，说的就是石雕艺术品。
虽用了人格化的比拟，但也点出了石雕在王家大院三雕艺术中的特殊比重和不同凡响。
在大大小小的庭院里，不论驻脚于何处，那些触目皆是的石刻制品，都会锁定你的眼球。
或柱础石、或墙基石、或石门框、或石窗框，还有石刻照壁心，过门石，拦板石，石狮子……它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或阴或阳，或浮或镂，集众家雕技和工艺于一体，不论何种题材表达何种意向，其造型独特而不怪异，雕工精细而不绮靡，画图充盈而不俗滥，意蕴庄重而不萧杀。
其中，竹林书院雕有竹子的石门框，可称得上是国内石刻艺术的极品。
它用四块大青石构成，底部寿石盘根，两侧竹子节节拔高，顶部枝叶交错相绕喜鹊报喜，寄予后代深刻的学习道理和美好愿望。
形象突出，富有哲理。
难怪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南方商人愿以一辆红旗小轿车的高价换取它呢
王家大院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各有典故，且工艺考究，集中体现了清代典型的“纤细繁密”的艺术风格。
加之文人、画工和雕刻艺人的默契配合，相辅相成，将儒家文化的严谨秩序、道家文化的天然选择和佛家文化的空灵境界合而为一，融注于一尊尊、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佳作之中，使之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夏古老文明的文化传承载体。
居所格局 王家大院的建筑格局，继承了我国西周时期即已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
院内居所的格局定位，沿袭“尊卑分等，贵贱分级，上下有序，长幼有伦，内外有别”的封建等级制理念而设置。
在庞大的建筑体内，宅居前低后高的设计思想，既提供了对外交往的足够空间，又满足了内在私密氛围的要求，且起居功能一应俱全，充分体现了官宦门第的威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
其高家崖敦厚宅和凝瑞居两主院就是典型的范例，即两院均为多进式的四合院。
前院中轴南北两厅(单指敦厚宅，凝瑞居无南厅)为会客之所，北为接待贵宾的主客厅，南厅供接待普通客人；东西厢房为账房先生与管家住所。
穿过正厅后的小院入垂花门，便进入主人的后寝院。
正北五间窑洞，加以檐廊，形成进深，为长者居处；主窑顶部是祭祖阁，为祭祀祖先之所。
东厢和西厢，底层为儿孙住处，楼上为小姐闺房(即绣楼)。
主院东侧有“内三外四”七门三院，为厨院就餐之所，将院内主仆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人走不同等级的门，在不同等级的餐厅就餐。
在厨院南面，设有各自独立的书塾。
另外，还有共同的花院、书院、长工院、围院(护院家丁住所)。
两主院由于主人兄弟俩的官职大小不同，在建筑的高矮、装饰及门庭的设置上虽有些差异，但居所格局基本相同。
妙在大大小小的院落，既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院内有院，门里套门，院门竟多达65道之多。
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深宅大院里，主仆起居习俗，多有规矩，不可逾越。
充分显示了封建格局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呈现出它在传统基础上的变易性、平衡性与保守性三种态势。
楹联匾额 王家大院的楹联匾额，如同院内卓尔不群、璀璨夺目的“三雕”艺术品一样，无不贯注着深深的文意，引人注目，启人联想，为王家大院装饰艺术的又一大特色。
在整个大院里，凡堂必有楹联，凡门户必有匾额。
其质料大多数为木材质，少数是砖石刻成。
其诗书气华，无一雷同，字数寥寥，意境悠远。
不仅增添了宅院的儒雅之气，还赋予每幢院落妙不可言的精魂神韵。
驻足品味，令人叫绝。
其书写，有行书，有隶书，有篆体，有章草；其造型，有竹型联、秋叶额、书卷额、折扇额；其内容，或颂德，或言志，或垂教。
如“映奎”、“桂馨”，期盼科考顺利，出类拔萃；“观我”、“视履”，警示个人要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日瞻云”夸示谒见帝王之荣耀等等。
这些形制不大的装饰品，仿佛无处不在的精灵，多少年来，默默地以不同的形态点缀在这古朴而堂皇的大院，作为文化的象征，使得以商发家的王家有所品位，并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世代子孙脱胎换骨，识礼守制，谨遵祖训，引导他们在一条既定的路上有了作为，有所不同于普通百姓之家的某种士大夫气质，不断铸造着家族的兴盛发达。
然而，岁月如梭，事与愿违，王家曾有的理想抱负已随世事的变迁而成为历史。
如今，虽人去楼空，但所幸存下来的一副副楹联，一块块匾额，依然固守在深深的庭院里，抛洒着无言而有声的清辉，“润物”扣心，成为王家大院历史文化内涵的一大亮点。
珍品收藏 王家的珍藏品，主要有明清时期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手书楹联，祁隽藻的门匾，傅山与刘墉(刘罗锅)的条幅，唐伯虎与文征明的绘画，翁方纲的石刻、木匾等。
这些名人真迹之所以见之于王家，与其家族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史料中得知，王家在清康、乾嘉鼎盛时期，在外为官者与上流社会及书画名家多有来往，而且过从甚密。
故而，在当时求得几幅名家墨宝自在情理之中。
现在这些藏品，有的木匾、石刻仍在门额上镶嵌着，有的存放在展柜里供游人参观。
难能可贵的是，柜中那些可移动的木楹联和古字画真迹，都是王家后人经过数代保存而自愿捐赠的。
从价值意义上看，它们虽经历了二三百年时日的侵蚀，但魅力依然，价值更高。
常常吸引着游人中众多书画爱好者驻足品味，久久不肯离去。
此外，在王家大院里还珍藏着两件稀世之宝。
一是《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一是清光绪年间慈禧西逃时留在王家的一张组合式红木雕花“龙凤床”。
据有关专家考证，前者除北京故宫和王家所存之外，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再发现。
后者被国家文物部门鉴定为上品级的重点文物，现在已被视为王家大院的镇宅之宝。
家族史略 通过现存的王家族谱，不难了解静升王氏家族的发展史。
其先祖早年从太原移居灵石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
元仁宗皇庆年间，被尊为静升王氏宗祖的太原王氏第六十七世孙王实，离开沟营村定居静升村，迄今已690余年，传28世。
静升王氏从佃农起家，由农及商，家业渐大，家资渐丰，又由商到官，官商并举，英才辈出，成为当地的一大望族。
据《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载，明末天启年间，王家已是“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
”可谓在士、农、工、商各界已业绩颇丰，并为平稳地继续发展家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家从13世起进入清朝。
鼎盛于康乾嘉年间。
其时，除在静升本土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茔和向外拓展商业外，还经常造福于本族和乡里，义举不断。
一则对本族鳏寡孤独多有赈济，体贴无微；二则对乡里村民有难必助，每遇灾荒年景还开仓赈粮；三则乐于公益，办义学、建会馆、修桥筑路、蓄水开渠，捐修文庙学宫等等。
这些善义之举在当地百姓中世代相传，有口皆碑。
在此期间，王家功名磊落者代不乏人，或正途科考，或异途捐保，或祖德荫袭，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多达101人，身列儒林名登仕籍者130余人，还有300余众为贡生、监生及生员。
清道光后，王家由于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加之子弟不争，逐渐衰落。
自此，作为一方望族的王氏家族，数百年成就的辉煌，很快变成了过眼烟云，仅成为一方土地上人们谈论的历史话题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后人从业于社会诸界，各有千秋。
结束语 上文对王家大院名为解读，实则门外之识。
所读，浮浅粗糙，多有忽略；所解，偏颇难免，有误彼此；所感，或惊或叹，纯属喜好；所陈，苦于才疏，知之甚少，最终难能为这部建筑文化的历史巨著做出准确而恰当的评价
因此，笔者想借知名学者王鲁湘教授参观王家大院后的点评结束本文。
即： 王家大院——— 是中国家文化的典型代表 是中国吉祥文化的集大成者 是中国家训文化的绝佳体现 是中国晋派建筑的一个标本 是中国封建礼制文化的实践者和逾越者 是中国耕读文化和官商文化的结合体 关于乔家大院的文章手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