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特训军令如山执行力总结怎么写
一、提高执行力，各级领导要起到“领路人”的作用二、提高执行力，各级中层干部要切实发挥“桥梁”作用三、提高执行力，普通员工要充分发扬“蜜蜂”精神四、提高执行力，,建立和健全激励机制对于提升执行力十分重要五、提高执行力，企业要做好绩效沟通，提升管理执行力六、提高执行力，彰显人性关怀与支持，形成良好员工关系
红色经典书籍读后感
读红色经典巨著《长征感自与红色经典名著有着不解的情结，利次拜读了由我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红色经典巨著《长征》，书中以50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艰难卓绝的各个细节。
一滴一滴的泪，像蒙蒙细雨一样，洒落大地，眼前闪过的画面让我永无难忘，那是一场奇迹的话剧，那是一篇难以忘怀的历史纪录，那更是一段辛福而痛苦的记忆
当我合上《长征》的一瞬间，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仍久久萦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原来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根植于我的心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令人神往，最能影响世界前途”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奇迹，是人类战争史上一部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在历时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雄关漫道、险象环生，红军一共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是终年积雪履盖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4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敌人派来追击的中央各部队。
他们开进和顺利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放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他们多以野菜、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同心同德、众志成诚征服了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是的，纵使装备极其简陋，给养严重匮乏，环境殿堂艰苦，数十倍敌军前堵后追，但中国……人却没有屈服和害怕；没有埋怨和叹息；没有懦弱和退缩。
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党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一起，义无反顾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这中的历史重任，他们用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抒写了一首荡气回肠、感动世界、震惊历史的英雄史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历史虽已过去，但在国际形式日益紧张、天下尚未太平的现状下，我们依旧更需要虔诚的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扬先辈长征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道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列宁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
“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就应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在学校我们应把红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孜孜不倦的学好每一科知识，用科技来强国，沿着先烈们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永远巨人般屹立于世界强林之列。
毕竟，任何辉煌的业绩都需用努力去创造，我们应从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嚼草根”的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挑战命运的精神中学习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无怨无悔的气概，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
而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如徐霞客历经千辛万苦终完成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就像司马迁饱受屈辱终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像梵高孤独贫穷一生却为后人留下价值连城的作品；就像贝多芬双耳失聪却抚着琴键谱出优美的惊世曲调。
身处太平盛事，想想那些为了后来者的幸福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长征英雄们，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和资格去埋怨周围的一切吗
历史的身影渐渐远去，此刻重新聆听《长征》的故事，感受长征先驱们创造的辉煌，体验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使命不惜一切的精神，感动之余无不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敬，同时也对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更神圣和光荣。
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双手虔诚的捧着《长征》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时，才恍然体悟到那段血风腥雨史告诉我们，其实生命是一条美丽曲折的幽径，路旁有妍花的丽蝶，也有荆棘丛生，要想人生美丽辉煌，就应该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一路虔诚地走过，一路播撒希望的种子。
人生的道路九曲十八弯，布满了荆棘，但成功者总是用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旅途，用坚强忍韧的毅力开辟通向辉煌的康庄大道。
陈赓大将的黄埔时期的同学都有谁
一、陈司令了我第二次生命，而无憾 1924年6月16日，孙中俄为师，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正式了。
作为校总理的孙中山，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
”陈赓是第一期学员，年仅26岁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从此陈赓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
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建设新型的革命武装培养了军事骨干。
陈赓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了自己毕生的革命军事生涯。
有趣的是，黄埔军校的“老资格”陈赓的名字还为国民党军队黄埔系将领所熟悉、所敬佩，他那传奇的战斗故事在黄埔军人中广泛流传。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陈赓和许多黄埔军校出来的共产党人一起，从此同国民党右派所影响控制的黄埔同学分道扬镳。
许多当年黄埔的“同窗”，自此化作战场上的对手。
在最后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陈赓带领他的英雄部队，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的黄埔“同窗”进行较量，成师、成旅地歼灭了他们率领的部队，陈赓将他们打得狼狈逃窜。
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国民党将领成了陈赓的手下败将，他们被俘虏后，陈赓注意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
上党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第19军军长史泽波被俘。
陈赓亲自接见了史泽波并与他进行谈话，耐心向他交待共产党的俘虏政策。
陈赓问他：“你认为你们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 “抗战8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史泽波感慨地说。
“你讲对了!《水浒传》上说梁山泊的好汉们‘替天行道’，我们也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天’，就是人民。
我们依靠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依靠人民打败了你们。
历史证明，与人民作对，必然要失败!希望你今后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做些贡献!” 陈赓的话，深深打动了史泽波的心。
后来，他领衔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高级将领发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挑起内战的罪行。
这给部队提出一个新课题，如何教育俘虏提高觉悟，认清形势，掉转枪口。
当时，陈赓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在上党战役中解放军的俘虏多达31000余人，陈赓除亲自同国民党将领谈话外，还反复教育部属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政策。
在陈赓的带动下，各旅旅长都亲自向补人部队的被俘虏的国民党土兵(又称解放战土)讲话，有两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义的太岳部队副旅长，还现身说法，动员他们参加解放军，深得陈赓的赞赏。
一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陈赓的耐心教育，也转变了立场。
国民党第19军参谋长安克泰被俘后，陈赓看见安克泰绘制的作战地图准确、清晰、明了，于是，陈赓亲自找安克泰谈话。
陈赓说：“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战场上看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团结，打仗勇敢，以后还要解放全中国。
我希望你参加到我们的军队里，继续发挥测绘专长。
”安克泰低着头没有马上表态。
陈赓接着说：“你认真考虑一下，再和家人商量商量，然后再答复我。
”陈赓派人把安克泰的家属接来与他团聚。
安克泰被陈赓的诚恳态度所打动，毅然参加了陈赓的部队。
陈赓把安克泰安排在太岳军区司令部侦察科工作，把他的家属安排在留守处，孩子也上了学。
这时部队里有些人想不通，认为对一个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官安排太好了。
陈赓耐心地对大家解释说：“测绘是专门的军事技术。
现在我们太岳军区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纵队里虽然有几万人，但有此专长的人很少，革命不分先后，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胸怀要宽广一些。
” 陈赓在工作上信任安克泰，让他不要背包袱，放手工作。
陈赓率纵队打过黄河后，亲自主持举办了一期参谋训练班，让安克泰给大家讲授测绘课。
部队打仗，每到一地，陈赓带上安克泰到要地勘查，让他绘制兵要地图，下发部队参阅。
渡江战役后，陈赓率第4兵团进军江西、广东和广西，解放云南。
在这中间，陈赓指示安克泰认真查阅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将两广和云贵的民族和风俗及兵要地志绘制成图册，编写成教材，并在樟树镇的第4兵团举办的干部训练班讲课，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1992年，安克泰在昆明见到一起在第4兵团司令部工作的老战友戴其萼和彭一坤，第一句话就是：“我已患脑疾，将不久于人世。
所幸的是我已加入党组织。
我死后，悼词不会再称我先生，而是称我同志。
陈司令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死而无憾。
”接着安克泰深情地说：“你们回北京后，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陈司令员时，替我向老首长三鞠躬，就说‘共产党员安克泰同志怀念你!’” 二、陈赓又给我指了一条路，咱们后半生的棋还有活头 陈赓为人处事有他自己的“规则”，对上对下，对“左”对“右”，他都表现得非常洒脱，平时也爱开个玩笑，说话风趣诙谐。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由于历史关系，他和林彪很熟悉。
抗大成立后林彪是校长。
有一次，林彪召集队长们开会，要求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学员遵守规章制度，并强调队长要和学员打成一片，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政”的建军原则。
当大家说起官兵一致时，陈赓笑着说：“在黄埔军校时，我们的官兵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例如当时林彪校长还是一个年轻的学员，他脑袋壳上肉很多，我就摸过他的脑勺。
”林彪听后半羞半恼地说：“不要胡扯了，散会。
”离开会场后，贾若瑜对陈赓说：“你今天玩笑开得太大了。
”陈赓笑着说：“今天我还没有像过去那样摸他的肉脑勺呢。
”其实这在陈赓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丝毫恶意，用不着掩饰，上下级关系并不因此而改变，更不存在不尊重、不服从领导的问题。
陈赓率直、诙谐，熟悉他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
但陈赓在重大问题上，是非常认真，讲究原则，注意分寸的。
陈赓配合周恩来总理积极做昔日黄埔同窗的统战工作。
他利用自己在黄埔军人中的影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开导，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消除他们思想上的疑虑，并且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促使他们转变立场，改恶从善，把立足点逐步转移到中国人民这一边。
后来，这些黄埔军人为新中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与贡献。
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曾写过许多文章回忆陈赓。
他们是同乡，两个人结伴一同考入黄埔军校，曾经是朝夕相伴的黄埔学子、同窗好友、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
可是“四一二”事变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陈赓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将领，宋希濂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1949年12月19日，曾任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在四川峨边县的沙坪不仅全军覆灭，他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被关押于磁器口白公馆。
当时他苦闷极了，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也许活不了几天，就天天和同狱的后来接任他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在棋盘上厮杀，常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争执得面红耳赤。
他们都认为，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在监狱里关到死。
生活毫无希望，心情也就极其烦躁。
1950年，一个春天的早上，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朱家璧副司令员突然来到白公馆，通知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曾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们的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要来看他们；这三位国民党将领一听喜出望外，他们万万没想到陈赓这位共产党的常胜将军(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会来看望他们这些被关押的战犯。
上午10点，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三名战犯随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周兴乘车来到重庆市区。
汽车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过的公馆前停下来，周兴领他们走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间。
陈赓一见他们进来，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并一一握手。
当陈赓的手和宋希濂的手握在一起时，陈赓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宋希濂见陈赓没有一点以胜利者自居的语气和他说话，他的心被折服了。
他佩服陈赓的大将风度，坦诚地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
”陈赓若有所思地问：“还汜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宋希濂回忆说。
陈赓爽快地说：“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我记得当时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
” 接着，陈赓又同他们谈起了许多黄埔军校的往事。
中午，陈赓清他们出外吃午饭，这顿午餐是由周兴叫公安人员准备的。
正遇上重庆特有的大雾，陈赓对他们说：“你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是会散的，太阳一出来就会云消雾散了……”这顿午饭大家边吃边谈，陈赓并没有把这3位黄埔同窗当手下败将进行训话，而是非常诚恳地开导他们。
一顿午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心情非常愉快，席问淡笑风生，毫无拘束。
临走时，陈赓义对这3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形势，勉励他们好好改造思想。
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
”说完又转过头对周兴说：“你这个公安部长，要关照一下，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
” 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一回到白公馆，就把陈赓接见和宴请他们的情况，转告给同狱的战犯们，大家都感慨万分。
曾扩情在白公馆住在宋希濂的楼下，被俘以来，他宁愿降低等级跟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挤在一起，也不愿同大战犯一起住在楼上的“高级房间”，他认为大战犯就是罪大恶极，没有好结果。
见了陈赓后，他逐渐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开始考虑如何改造自己，后半生应该如何度过了。
宋希濂和钟彬回到同一监室，仍然喜欢下棋。
钟彬往桌前一坐，啪啪地敲着棋盘，叫着：“老宋，来，再杀一把。
他妈的，在战场上输给这样的对手，我心服!”宋希濂默然不语，背靠着潮湿阴冷的墙壁，好像闭目养神，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你不服不行啊!” 宋希濂后悔极了，当年他和陈赓一同从湖南走出，一同走进黄埔军校。
1926年初，他在黄埔军校教导二团四连当连长，住在潮州附近的一个小学里。
陈赓来看他，谈了两个小时，希望他参加共产党，他同意了，并且按陈赓的意见接受共产党员团长金佛庄的领导。
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金佛庄调离了团长职务，他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就投靠了蒋介石，现在看来这是他此生最错的一步棋。
宋希濂后悔得连眼睛也不想睁了，伸出手对钟彬说：“你给我一支烟!” “你不是不抽烟吗?”钟彬疑惑地问。
“我要抽!” 钟彬顺从地递过来一支烟。
火柴一亮，烟点着了。
宋希濂猛地吸了一口烟，呼地坐起：“来，下!真没想到，陈赓又给我指了一条路，而且他没有一点训话式的教条。
看来，咱们后半生的棋还有活头
” 三、将来解放台湾，还要靠你们到台湾去做他们的工作 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原因，这项工作十分艰难。
但是，周恩来从来没有灰心过，他对陈赓说：“急是没有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
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陈赓对此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1959年12月4日，人民政府特赦了10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战争罪犯。
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6人被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当农民，改恶从善。
他们学会了培植果树的技术，还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群众反映良好。
因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有的群众以为他们是下放锻炼的干部。
有关方面知道这些人都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遂提出请陈赓出面约他们聚谈一次，以便于今后开展统战工作。
此时陈赓刚从广州疗养回来，闻听此事高兴地答应了。
1960年4月7日中午，陈赓走进民族饭店宴会厅的时候，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徐冰已经来了。
他俩一起仔细看了宴会的菜单，谈论一阵行将到来的6位客人的情况：他们都曾先后进过黄埔军校，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是陈赓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杜聿明和陈赓同队；宋希濂是陈赓湖南湘乡小同乡；王耀武是黄埔第三期，郑庭笈是黄埔第五期毕业；而自称是“黄埔小老弟”的杨伯涛毕业于第七期，那时陈赓早已离开黄埔军校。
他们都出自黄埔军校，自然有同学的情谊。
这时，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6位黄埔同窗，一同来到民族饭店宴会厅。
见到6位同窗，陈赓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 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让6位黄埔同窗感慨万千。
陈赓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从黄埔军校到大革命时期是团结在一起的，由于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把我们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此后大家各走各的路，以致‘兄弟阋墙’，打了几十年仗。
打来打去现在终于又合到一块来了，这是很难得的。
过去的事就不谈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了。
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团结走到底，好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事情，永远不再分开了。
”说完，陈赓举杯一饮而尽。
陈赓这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使这几位经过曲折道路走向新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深受感动，大家不禁缅怀往事，思绪万千。
此刻，情绪最激动的是杜聿明。
他和陈赓同在黄埔第一期学习，又同在第三队。
杜聿明早年思想一度倾向进步，他们朝夕相处，交往较多，以后分道扬镳，杜聿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
因此，这次重逢，杜聿明和陈赓握手的时候，喜悦、羞愧和感激的心情，顿时交织在一起，他只激动地说了一句：“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
” 这时，陈赓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早死，大革命时期是由他领导，还会不会国共分裂，以至进行长期的内战呢?” 畅谈往事，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宋希濂说：“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国共两党的分裂最后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孙中山先生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全心全意想把中国搞好，可能会和共产党合作下去，至少不至于搞到打内战。
蒋介石的本质是反革命的，个人权力欲望高于一切，私心极重，所以国共很快就分裂了。
而蒋介石的失败，也正在这方面。
” 对此，陈赓没有谈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亲切地询问他们在红星公社学习和劳动的情况，征求他们有什么意见需要提出，有什么困难问题需要解决。
客人们争相谈论各自的经历，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到他们被俘后在各个拘留所的学习生活，一直谈到特赦获释后的感想。
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当年他坚决不投降，自主席亲自写的劝降书看也不看，一脚踢得远远的，拿文件的人也被他大骂一顿，最后逃走时还下令施放毒气等。
这次杜聿明和陈赓重逢，既羞愧又激动，热泪盈眶，举起酒杯说： “干杯!” 这时有人轻声唱道：“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众人附和起来——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还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陈赓与黄埔同窗推心置腹，促膝谈心。
宋希濂也是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而被俘的。
王耀武是顽抗到全军覆没化装潜逃时盘查出来的。
经过教育改造，他们转变了立场。
这次见面，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过。
在几个小时的叙谈中，他们对30多年恩恩怨怨的往事都有了新的认识，都为陈赓的真诚而深受感动。
回到红星公社后，6个人联名给陈赓写了一封感谢信： 敬爱的陈赓大将： 去年十二月我们获党和政府特赦后，就获悉你身体不适，时在怀念之中。
这次您回到首都，尘装甫卸，就备盛席邀我们畅叙，握手言和，使我们感到无比温暖。
您对我们所倾谈的每一句话，我们听之动容，更深刻了解新中国的伟大气象，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一日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雄姿，振奋万分! 尤令我们衷心感谢且内疚的，是您的诚挚的态度，坦率的语言。
您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现在又在一起了，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深深体会您这话的语重心长，启发特深。
我们千错万错，走上反革命道路；千死万死，不足以蔽反革命罪行。
承您不念旧恶，一如当年，感激无比。
谨向您表达我们的决心：“将心交付给党，全心全意地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 我们感谢您的诚意，并切盼您为国珍重，多加调摄，使贵恙早日康复。
谨致 敬礼 周振强 杜聿明 王耀武 杨伯涛 宋希濂 郑庭笈 一九六○年四月十四日 于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 这年8、9月间，陈赓又派人到红星人民公社，约请他们6人到北京四川饭店叙谈。
同时邀约黄埔一期毕业的起义将领郑洞国、陈明仁、侯镜如，以及他在黄埔四期的学生唐生明作陪。
宴席丰盛，陈赓笑着对大家说：“来，我们拿出黄埔的精神，把桌上的菜一扫而光。
”这话使得杜聿明和所有在场的黄埔同学都很激动，感到陈赓是以黄埔同学的身份在这里关照他们，格外亲切，格外温暖。
同年10月间，张治中先生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
周恩来总理让张治中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并且叮嘱凡是眷属在京的都要偕同参加。
周恩来为此事还亲自打电话给陈赓，要他务必偕同夫人傅涯前往、 10月19日清晨，中央统战部派人到红星公社，接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前来；应邀前来的还有邵力子、屈武、郑洞国、侯镜如、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周嘉彬、唐生明和他们的夫人。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童小鹏也来参加。
周恩来和邓颖超、陈赓和傅涯都按时到会。
邓颖超热情地向大家说：“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同学也是关心的，今天非常高兴和你们见面。
总理工作很忙，总是早出晚归，连我也很少见面。
” 周恩来满面春风，心情愉快，同大家握手招呼，请大家就座后说：“这次聚会是黄埔师生联欢。
今年收成不好，毛主席都不吃肉，我们文白先生本事大，弄到这么多菜，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聚餐。
” 席间，周恩来亲切地同村聿明等6人交谈，从他们的家庭到他们的生活，询问他们在红星公社的锻炼情况，同他们纵谈国内外的大好形势。
当时正在汇编出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牦泽东选集》第四卷开始发行，周恩来谈到学习的时候说：“其他东西暂时停下来，你们先学《毛选》第四卷吧!在第四卷上，诸位都有名字，学起来比较亲切。
你们学了以后，我和你们座谈座谈。
” 周恩来最后对杜聿明等人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
你们是得到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是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而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门己。
” 在跟这些黄埔同窗一起散步时，陈赓同他们畅谈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
最后，陈赓对大家说道：“将来解放台湾，还要靠你们到台湾去做他们的工作，对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
”说得大家全都笑了。
陈赓还坦诚地对宋希濂等人说：“现在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赫鲁晓夫想要控制我们，毛主席坚决拒绝，他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真是可恶极了!今后我国可能会有一段短时期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的。
” 随后，陈赓又和他们谈起了红军长征。
陈赓对黄埔同窗推心置腹的叙谈，坦率诚恳，谆谆教诲，赢得了黄埔老同学的信赖。
后来有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无论遇到什么难以处理的问题，包括家庭里儿女婚姻方面的事情，也来找陈赓商量，足以见对他的信赖之深。
陈赓与昔日的黄埔同窗从解放战争的两军对垒，到建国后的统一战线，他以人格的魅力，成为最后的赢家。
黄埔港的历史.
少年时期鲁迅 青年时期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
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
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
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
家境益艰。
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
12月，鲁迅 留日期间(5张) 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
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
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
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
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
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
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演讲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
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
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8月返京。
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
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
避难期间笔耕不辍。
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
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
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
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
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
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
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
28日回旧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
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
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鲁迅先生葬礼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
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
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
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个人生活编辑家庭成员鲁迅家庭成员(9张)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
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
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61-62] [63-64] 蒋氏：鲁迅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
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
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
现代著名散文家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
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
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情感经历兄弟不和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
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
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75] 婚姻爱情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
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76] 个人作品编辑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杂文集鲁迅全集 各种版本一览(5张)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小说特色《狂人日记》木刻 赵延年 绘(6张)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
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
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
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121] 《故事新编》组画(12张)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
”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
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121] [122]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
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
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
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
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123] 杂文特色鲁迅杂文集(5张)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
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
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
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124]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
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
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
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
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124]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鲁迅遗物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8张)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
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
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124]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
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酣畅淋漓，气势可观。
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
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124] 散文特色书影(6张)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
《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
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
《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
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
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
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
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125]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
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
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
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
《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126-127] 学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