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闻一多 读后感
闻一多的诗——红烛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矛盾
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
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毁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流泪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
即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
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
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膏脂，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份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写于1923年。
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
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
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
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
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
矛盾
冲突
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
不误”。
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
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
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
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
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
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
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
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
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
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
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
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红烛》读后感
是他们，用生命之光烛照了那一段烽火岁月。
在第2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人们不会忘记抗战年月的爱国教师：当日寇占东北，犯淞沪，踏平津……是他们，国难之时高擎教育救国旗帜，愈挫愈奋、刚毅坚卓，教书育人、春风化雨…… 默默三尺讲台，耕耘六十余载。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申泮文，回忆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之路，深感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之本。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丽的南开园随之惨遭日寇炮火蹂躏，学校奉命内迁。
当时正在南开大学就读的申泮文，满怀悲愤，跋山涉水，再觅精神家园
闻一多写的红烛，表达了诗人的什么情感
《红烛》读书笔记 早先所知的闻一多先生，并非诗人，而是斗士。
这与他的死有关，一副斗士的铁骨，被那最后的演讲承载着，撞击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由此想到了屈子，虽赴死的方式不同，却都感天动地，悲壮激越。
有人道屈子首先是政治家，而后才是诗人，因为政治家使其择死；然而让后人年年端午而祭，则是诗人之死，死得诗意。
我想闻先生震撼人心之死，大概亦如此吧。
如果说屈子的香荃使之永恒，闻先生的红烛则使斗士不朽
“蜡炬成灰泪未干”，这是提笔时杜撰出来的。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红烛啊，你的泪怎能流干
“红烛啊
\\\/ 是谁制的蜡 -------- 给你躯体
\\\/ 是谁点的火 -------- 点着灵魂
”烛者，生而不知何来，便是莫大的悲哀。
作为诗人，尤其是如闻一多先生这样的诗人，生来为人，本已荷重许多，而又为诗人，负载更多，已是人生之苦事了，你偏偏又自己选择了这世俗“佛门”中至苦至重的苦行，岂不哀哉
流泪，烛之本分；呕心，岂是诗人的责任
“红烛啊
\\\/ 既制了，便烧着
\\\/ 烧罢
\\\/ 烧罢
”诗人啊 ! 既做了，便无悔，尽你的责任，呕你的心罢
“烧破世人的梦， \\\/ 烧沸世人的血 ---------\\\/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而这又何其难也。
上苍本是这烛的创生者，并非创生了你一个，同是留美的胡适，上苍让他选择了实用，同为斗士的朱自清，上苍令他做了“狷者”，只有你，让你做了真正的红烛，烧罢
烧罢
成了真正的“狂生”，做了流泪的红烛。
中国书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苦本是无足畏惧的，但是“红烛啊
\\\/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 灰心流泪你的果， \\\/ 创造光明你的因。
”如果红烛的牺牲全做了死水里漾不起的漪沦，那即使“狂生”也惧了。
你彷徨，你困惑，“你烧的不及时， \\\/ 才急的流泪。
”你愤怒，你呐喊，你终究是你，书斋里半卷展开的《周易》和清灯案几再也无法吸引你，你冲杀出来，蓄着胡须，烈士的血染红了你的诗和你，因为你是红烛，红烛也是你
“红烛啊
\\\/ 不误，不误
\\\/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你莫悲伤，你的泪不会干，也不会绝。
后世的烛已经和还将要燃下去，永远燃下去，可以讲，中国书生不绝，闻先生的烛不灭
这样，泪未干，灰未绝。
烽火中的红烛读后感500字
是他们，用生命之光烛照了那一段烽火岁月。
在第2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人们不会忘记抗战年月的爱国教师：当日寇占东北，犯淞沪，踏平津……是他们，国难之时高擎教育救国旗帜，愈挫愈奋、刚毅坚卓，教书育人、春风化雨…… 默默三尺讲台，耕耘六十余载。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申泮文，回忆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之路，深感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之本。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丽的南开园随之惨遭日寇炮火蹂躏，学校奉命内迁。
当时正在南开大学就读的申泮文，满怀悲愤，跋山涉水，再觅精神家园。
辞却五史宫阙，前往衡山湘水。
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共设4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院长分别为冯友兰、吴有训、顾毓（王旁加秀）、陈序经。
然而，战火无情延伸：南京失守，武汉告急，日机对长沙轰炸日益加剧…… 天大地大，书桌难放下。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举校搬迁，师生又踏上漫漫征程。
教师带领学生一路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向老乡介绍抗战形势，叙说日寇暴行。
生物教师沿途采集标本，地质教师勘探西南地区矿藏和地层，人文科学教师调查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制度…… 昆明最终成为三校的第二故乡，长沙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校舍破陋，生活简劣；冠盖云集，群贤毕至－－闻一多、朱自清、周培源、吴晗、陈省身、华罗庚……当时这些中青年教师活跃在西南联大教学第一线，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史上的璀璨一页悄然翻开。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的同时涌现，成为西南联大教育的突出特征，也深深影响了申泮文：“没有爱国主义作基础，任何教育都是空谈”。
1940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川甘滇等地从事了5年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
粉笔亦武器，教育也抗战—— 88岁高龄的南京市教育局原局长朱刚被誉为“金陵孔夫子”。
抗日烽火中的朱刚，虽然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打鬼子杀汉奸，但他用手中粉笔传授给学员们的思想和文化，无疑也是杀敌的利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在晋察冀边区开展国防教育，朱刚就在联合大学工人部担任教师。
“虽然听不到前线的枪声，虽然看不到同志们奋勇杀敌的场面，但我的心和前线战士连在一起。
前线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和日本鬼子干，我们则通过教育投身革命。
”朱刚说。
就在1941年，朱刚失去了两个孩子－－不在身边的刚满周岁的大儿子病死在了安塞，身边的女儿也被饥饿夺去生命。
痛心之余，朱刚深深意识到：“做教育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做出牺牲”。
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长征”—— 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举校西迁，500人跋涉20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扎根当地7年，人称“文军长征”。
中科院院士王淦昌曾这样回忆：“我随校沿着浙赣线、湘黔线、逐步西迁，行程千里，历时3年有余。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便是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
战乱年月，难舍教学。
几百名师生在遵义先后租用了城里18处房屋，兴建实验室，使得小小山城顿时活力四射…… 竺可桢率全国之先在250名新生中推行导师制。
他对大学生们说：“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
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
浙江大学前教务长苏步青教授曾回忆：“我们到了泰和以后，见江水经常泛滥为患。
江西的老百姓，受的苦真是说不完。
竺先生知此情况后，就命令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给制服了。
” 读书不忘救国。
组织战地服务团、创办黑白文艺社、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浙大教师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传递抗日理念，鼓舞大众爱国救亡的斗志和信心。
建于1940年重庆大学“寅初亭”，也见证了一段爱国教师救亡图存的历史—— 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大批名师巨匠颠沛流离，转移到大西南，马寅初也在其中，他于1938年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其时其地，国民党四大家族发国难财，聚敛资产。
马寅初拍案而起，怒斥官僚资本，却遭国民政府逮捕，于是，重庆大学师生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营救活动，并修建了这座“寅初亭”。
大师云集，人文荟萃。
不仅仅是马寅初来到了重庆大学，由东北大学辗转而来的无线电泰斗冯简被聘为机电系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成为讲座教授……是他们，翻开了重庆本土教育新篇章。
是他们，在物资匮乏、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教书育人，待桃李芳华，复祖国河山。
重庆大学师生组织了“重庆大学文艺研究社”，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走出校园，4次奔赴内江、自贡、泸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千转百折，风刀雨剑；矢志不渝，信念如山。
爱国教师们在战火纷飞中续写的教育救国篇章，创造了悲壮而伟大的教育奇迹。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读后感哦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
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
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
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
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
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
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
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
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
唉
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
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
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
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
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
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
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
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
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
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
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
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
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
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
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
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
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
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