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博物馆观后感1000字
4月17日，电气与信息工程系组织红色教育活动，我作为勤工部一员有幸参加了这次红色旅游活动，参观了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大家积极配合系里面的安排，上午八点半准时在校门口集合，随后兴致勃勃地前往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位于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在一栋名叫陆家新屋的湘南古民居内，这使得衡阳保卫战纪念馆成为少有的融古建筑风格展示与爱国教育为一身的纪念馆。
刚来到纪念馆，不经让我想起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场孤城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国人信心。
听讲解、看实物，在衡阳保卫战战址，大家依次观看了纪念馆的各个展厅，展厅内图片、文字以及实物生动地再现了66年前那场衡阳保卫战激烈的战斗经过。
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段段充满硝烟和血泪的文字把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幕幕都震撼了我们每一个的心灵。
随后，队伍来到了国防教育广场，参观了一些作战武器，了解更多国防知识和军事知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很沉重，突然产生了很多的感慨。
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过程，但是，骨子里的精神是可以激发的，在衡阳保卫战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感召下不能自已地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感动和激愤。
身处和平时代的我们更应该有一种不忘历史的情怀，一种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当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时，我们也将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次活动开展的很有意义。
它让我知道了更多的历史知识，激起了我们的爱国热情，让我意识到当代大学生应该珍惜眼前美好的幸福生活，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写一份六百字的参观衡阳浮桥旧址的观后感
相关资料：由船山大桥过湘江，浮桥公所就在湘江东岸。
浮桥公所，现在作为“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东朝西，面临湘江，平面布局为二进五开间前后天井，青砖青瓦，南北封火山墙，主体建筑为重檐硬山顶，是南方典型的会所建筑，保存十分完整。
据说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衡阳城沦为焦土，全市只剩下五栋房屋，其中就包括这座晚晴建筑。
衡阳在湘江架设浮桥始自明嘉靖年间，但明末被张献忠起义军烧毁，到了清朝重新修建，浮桥公所应该就是清末管理浮桥的一个社会机构。
现在，在公所大门上方还有刻着“浮桥公所”的匾额，为前清进士、候补道曾熙所书。
在公所内的墙壁上还嵌着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面刻着“浮桥”两个大字。
在当时，衡阳是粤汉交通要道，浮桥公所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当年粤汉码头，现在公所隔壁的小路还叫“粤汉路”。
1944年抗日战争衡阳战役残酷的详细资料及细节?
衡阳保卫战是国军在孤城守备争夺战坚持时间仅次于淞沪会展的一次极其惨烈悲壮的非嫡系英勇奋战。
下面这篇文章可能对你有帮助。
彭厚文：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
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
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
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
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
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
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
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
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
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
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投降日军的，因此，对他的投降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同整个衡阳保卫战联系起来考察。
笔者认为，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应是我们评价他投降日军事件的重要依据。
发生在1944年6月23日—8月8日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守城时间之长仅次于淞沪战役的一个战役。
这一保卫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抗战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守城时间之长，只有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役可与之相比。
战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检讨衡阳保卫战时说：“我10军利用河泊，坚守衡阳达47日，为抗战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
”从而肯定了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的突出地位。
其次，衡阳保卫战战斗极为惨烈。
在47天的战斗中，衡阳国民党守军以17500人的兵力，同约5个师团的日军浴血死战，最后伤亡殆尽，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英勇而悲壮的一页。
第三，衡阳保卫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
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共计死伤19380人。
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
此外，衡阳守军47天的战斗，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时间表，使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没能如期实现。
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与守军主将方先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除了指挥有方，对衡阳保卫战进行正确的部署外（对此笔者在《衡阳保卫战述论》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还有三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鼓舞官兵士气，督促他们奋勇杀敌。
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训诫全体官兵，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并规定：“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
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
”以此来激励官兵不怕牺牲，奋勇作战。
保卫战开始的最初几天，方先觉为了振作士气及便于指挥，将指挥所设于衡阳南郊五桂岭上的湘桂路局内，距前线仅300公尺。
日军几次冲到他的指挥所前面，但他仍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
他的表现起到了稳定下属官兵情绪的作用。
“……官兵们见军长如此镇静，也都镇静下来。
”方先觉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慰问前线官兵。
原第10军特务营少尉排长刘先州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军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慰问士兵，指挥战斗。
方先觉指着罗炳武的机枪掩体笑道：‘兄弟们打得好，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墓。
’”衡阳保卫战期间，第10军官兵士气一直很高，究其原因，应该说与方先觉本人的言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反对突围。
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3日开始，日军先后对衡阳城发动了三次总攻。
第一次从6月28日持续到7月2日，第二次从7月11日持续到7月20日，第三次从8月4日至8月8日衡阳沦陷。
守军打退日军第二次总攻时，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守军伤亡过半，……弹药所余无几”，伤病员缺医少药，官兵们用盐水下饭。
方先觉不断打电报向蒋介石等人求援，但援军迟迟不至。
守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坚守了10余天。
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
这一次，日军的攻击部队除了原有的第68师团、第116师团外，又增调了第58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的的一部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
他给各师团长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三日内攻下衡阳，否则一齐在前线剖腹自杀。
因此，这一次的战斗比起前两次更加惨烈，守军处境更加危急。
8月5日下午，方先觉召集各师长开会。
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突围。
从当时情况看，守军仍有突围的力量，突围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方先觉反对突围。
他说：“突围力量是有的，可以突出去。
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的伤兵怎么办呢
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做你们的部下
”最后，方先觉做出了“决不突围，一定死守”的决定，并对各师长说：“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
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
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
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
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
” 第三，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后，守军据守的各外围要地相继失守。
8月7日，日军突破衡阳城北小西门一带的阵地，冲进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
至7日下午，日军已控制了半个城区。
这时，虽然守军在西南郊天马山一带的阵地仍然没被攻破，但守军伤亡殆尽，要继续战斗下去已十分困难。
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回忆说：“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十五梃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七人。
步兵被炮击和轰炸死光了。
” 一方面是守军伤亡殆尽，已无有生力量可以继续坚守；另一方面，向衡阳增援的国民党援军也在衡阳郊区被日军击退。
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说：国民党外围各路援军自8月2日起“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
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
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
”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守军也许还能坚持一两天，但衡阳终不能免于沦陷。
方先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此外，方先觉投降日军时的情况，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方先觉见大势已去，曾企图自杀。
关于方先觉自杀未遂的事件，有种种说法。
有的说：“军长方先觉向委员长拍电报：‘弹尽援绝，来生再见’。
之后即回室拔枪自杀，幸得孙参谋长及周、葛两师长进行谏阻，方军长的自杀才未遂……”有的说：“听说军长方先觉向全国发出通电，正要举起手枪自杀，被随员拥抱，把枪夺下来了。
”最可信的是原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8月7日）黄昏时，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到军部开会。
……当我到中山南路第10军军部（原中央银行地址）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和周庆祥、葛先才等，均已齐集在一个防空洞内。
我走进去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
’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象要自杀。
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检起来了，尽管他连开三个抽屉，自然还是找不到手枪。
”因为饶少伟是亲眼所见，所以其所述基本事实是可信的。
但他认为方先觉是在做样子，装假，我不能赞成。
我认为方先觉的确有自杀的企图，理由有二：1、如前所述，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候，曾召集各师长开会，说过“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这样的话，可见他早已有了自杀的念头。
2、方先觉在8月7日下午，曾向蒋介石拍电报说：“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来，即在城内展开巷战。
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
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来生再见。
”可以认为，方先觉此时已决心自杀，否则他不会把话说得如此决绝。
他找不到手枪自杀，可能是他的部下事先把手枪藏了起来，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已试图自杀过，但被他部下把手枪夺走了。
总之，方先觉企图自杀的事实应是没有疑义的。
其二，投降的主张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最先提出来的。
因此，投降的始作俑者是周庆祥而不是方先觉。
以上论述了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
如果这些论述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对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我们首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
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
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
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
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
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
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觉投降日军对战局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他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即使他不投降，衡阳城也不可能免于沦陷之命运。
此外，他率部坚守衡阳47天，早已完成了蒋介石令他坚守衡阳10天至半月的任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目的。
此外，在外围援军作战不力、不能倚赖的情况下，方先觉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事实上难以达到固守衡阳城的目的。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杨森在战后检讨湘北作战时曾说：“衡阳现有兵力（六个团）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难达成固守之目的。
” 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那么，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方先觉为什么要率部投降呢
弄清这一问题，是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
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
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
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
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
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
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
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
”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
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
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
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
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
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
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
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
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
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
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
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
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但这时第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
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
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
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
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
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衡阳之围为何始终未解
第79军军部少校参谋欧阳润一语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参战各军保存实力，以求巩固其地位，不愿与敌寇力战故也。
” 一方面，城外援军为保存实力，行动缓慢，不愿竭尽全力往城里冲；另一方面，困守危城的方先觉和其下属官兵却在苦苦支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援军的到来。
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
”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
”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城外援军的救援不力，使方先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这就是使他的心理状态渐趋消极。
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是促成他向日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在决定投降日军时说：“好，就是这样干吗
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这段偏激之语，其内容无疑是不正确的。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一个多数人都为自我打算，都只顾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己利益的群体中，一个人会受到怎样的消极影响。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彼此不是以各自的公而忘私互相激励，而是互相作出消极的榜样，互相传递消极的信息。
方先觉投降日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围国民党援军以他们的救援不力传递给他的消极信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组织解围不力及城外援军对解围消极应付，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
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
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
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
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
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
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
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
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
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
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
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所述来看，方先觉投降日军，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
但是否还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呢
答案是肯定的。
方先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有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观念不明，因而由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导致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大是大非上没能把握住；他并不贪生怕死，但意志不坚定，不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
这些弱点是他投降日军的重要主观原因。
因此，方先觉投降日军，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明显的客观原因。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他投降日军，是不光彩的，是应被谴责的，他本人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我们应看到他投降日军的客观环境，应看到在他投降日军这一可耻举动的后面，包含有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对守军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
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一点谅解和同情，而不会简单地把他的投降原因归结为“贪生怕死”的卑鄙动机。
（四）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
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
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第二天，日方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
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
在这篇谈话中，方先觉对日军进行吹捧，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说“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表示决心跟随汪精卫之后当汉奸，“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并谈到为什么率部投降，说“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
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日方发表的这篇谈话，是后来一些历史著作认定方先觉“叛国投敌”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这篇谈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它是应日军记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在日军的压力下，方先觉不可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军的口味；其次，这篇谈话中的有些内容明显是言不由衷之辞。
如方先觉说自己投降日军是“早有此私见”，“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明显是假的；最后，日军发表这篇谈话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对谈话任意改动。
这篇谈话是不是方先觉所说的原话，也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认为方先觉的这篇谈话主要是应付日军的，不能据此来判断方先觉的真实态度。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
“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
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
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
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
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
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
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
”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
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
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
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
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
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
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
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作者简介：彭厚文：1965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与思想研究。
陆家新屋观后感300字
衡阳战纪念馆陆家新屋是一处综合纪念可观赏研究江南晚清股民可观看衡阳保卫战陈列展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景区占地面积120亩，有主体建筑陆家新屋和国防教育广场两部分组成。
主体建筑系清代衡阳及姓名提出为将军路程煮鱼光绪七年1881年建造，距今已有130余年历。
整栋建筑由南至北共分为二进四箱占地面积2640平方米建筑装饰十分讲究木雕石雕彩绘内容丰富工艺精湛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陆家新屋又是一处珍贵的抗战遗址建筑南向墙面内墙面人保留了数十处当年衡阳保卫战遗留下来的弹痕石洞，极致保护价值。
作文:《走进陆家新屋》
当大家一同驱车到达陆家新屋，在路边下车后，沿着一条铺满书页式岩石的小路下去，就看见了一座青砖青瓦砌成的、有南方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典型湘南建筑风格的大屋，大屋坐北朝南，三面环山，正门前有一口水塘，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
我们来到大屋正门时，只见正门上书写着“陆家新屋”的黑底金字牌匾，显得十分庄严，我们随着导游的讲解开始了对这座大屋历史的了解，走进正门，又见一块刻着“振威将军”的牌匾，导游就为我们介绍了这座大屋的主人——陆成祖，因屡立军功而被授予振威将军衔，在这座大屋内展有大量衡阳保卫战期间的珍贵图片与一些历史实物，导游为我们一一讲解了这些图片背后的那一幕幕历史，伴随着这些历史我的内心也对这些革命先烈肃然起敬，正因为有了他们那个年代对于列强侵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热情，才有了我们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和平与繁荣，我们更应去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大屋墙面的弹痕与弹洞让这座建筑显得有那么一点瑕疵，可这正是历史的见证，是一种残缺中的完美，在警示着我们后辈要不忘国耻、居安思危。
游览过后，我更加明白了作为银行员工的我们，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的意义，每天为众多的客户快捷、高效的办理好业务，得到客户的满意，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正就是我们对于工作与生活的珍惜与热爱。
中国抗日中用智慧打败敌人的事,用生动的语言描述出来,内容连贯,语言通顺,
说到衡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会是五岳之一的衡山。
可事实上，衡阳还有一张更加闪亮的名片——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1944年，为了扭转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势，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日寇调集50万兵力，并且陆海空配合，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开始了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
当年4月日军占领郑州，5月许昌、洛阳相继失守，6月中旬长沙沦陷，随后日军向衡阳进犯。
当时中方守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
该军由于前段作战消耗过大，人员装备只有七成，总兵力只有17000多人。
而气势汹汹的对手则是横山勇率领的日军第11军，该军下辖5个师团，共计11万余人。
当时的衡阳市市长赵君迈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建筑系，之后又在美国读过两年军校，很懂战场防御工事的构筑，在赵君迈市长的积极动员下，近三万民众参与了工事挖掘构筑，衡阳市政府帮助第十军备足了构筑防御工事所用的木料、钢材、水泥和工具；第十军工兵营长陆伯皋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兵指挥官，他和军长方先觉、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一起发明的防御战壕在衡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日军称之为“方先觉壕”。
因为构筑了这种既能有效攻击和杀伤敌人又可妥善保护自身的战壕，第十军很少有被冲锋的敌人枪杀的，一万五千多的伤亡主要由于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轰炸造成的。
国民政府曾预计在衡阳必有一场恶战，早在两年前就投入了较大人力财力，在衡阳周边远郊修建了长达近五十公里的防御工事，可供四个以上整建制的军使用，可是，第十军仅有不到两个整师的兵力，无法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布防，于是，方先觉毅然决定放弃并摧毁原有防御工事，缩小防线，在衡阳城外层层布防，使得其所属各师防地能紧密相联，明碉暗堡，深壕坚垒，火力集中，凭借其有效打击来犯之敌。
1944年6月22日，日军前锋抵达衡阳外围，并派飞机对衡阳城进行狂轰滥炸，一场残酷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战火纷飞，浓烟滚滚，衡阳一夜之间变成了主战场，骄横的日军一开始就选择西南方向作为主攻方向。
在他们看来，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横山勇甚至狂妄地叫嚣：“只要1天时间便可拿下衡阳
”1944年6月26日，太阳落山之时，日军两个师团对衡阳城西南及正南方各个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他们原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却万万没有料到遭到了猛烈的阻击。
原来，方先觉将军命令将建在山头的工事对敌正面全部削成90度的陡峭绝壁，日军只能借助云梯向上攀登。
在此基础上，官兵们还恪守三不打原则，即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当敌人潜至阵地前攀登时则一阵猛打，再投手榴弹。
就这样，一直打到天亮，日军的攻势才逐渐停止，在守军各阵地前，日军遗留下的尸体不下千具。
第一次进攻受挫，日军恼羞成怒，于第二天下午2点多集结各类火炮对守军各阵地猛轰，随后步兵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
一时间硝烟弹雨笼罩了阵地，而守军官兵誓死奋战，以刺刀与敌人肉搏，寸土必争。
在停兵山据点，守军30团第7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失守，而日军攻占这个据点所付出的代价则是衡阳守军的10倍
6月28日天明时分，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召集各部队长协商行动方案，忽然有几颗迫击炮弹飞了过来。
佐久间为人在运送途中死亡，其他重要部队长均负重伤，致使日军第68师团的战斗力暂时瘫痪。
当时，衡阳守军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正是在阵地里观察时发现了日军，当即命令全连8门炮一齐开火，全部命中目标。
日军对衡阳的攻击已进行20多天了，仍然没有太大的进展，经过几番激战，日军的尸体填满了守军阵地前的山体峭壁，工事上的射击孔几乎被日军尸体堵住，想要继续作战，得先把敌人的尸体推开才能看清前面的情况。
此时，漫山遍野的日军再次卷土重来，这回他们不用再架云梯了，而是踩着同伴的尸体一步步向守军阵地逼近……衡阳保卫战打响后，方先觉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虽然重创了日军，但自己部队的伤亡也非常惨重。
衡阳已是一座孤城，兵员、弹药、粮食无法得到补充；而远在长沙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遭到了上级的痛骂。
气急败坏的横山勇亲自率领另外的3个师团迅速向衡阳靠拢。
日军集结了5个师团、各种火炮100余门、炮弹4万余发，于1944年8月4日开始了第3次总攻击。
此时，双方已经血战44天了。
1944年8月8日，衡阳保卫战持续到第48天，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去最后一封电报，末尾写道：“来生再见
”接着拔枪准备自尽，但被身边副官拉住。
最终，方先觉和身边官兵被日军俘获。
历时48天的衡阳保卫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衡阳的陷落宣告结束。
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衡阳保卫战，10万以上的日军包围了1.7万名中国军人。
当中国军队在衡阳击败日本的第二波进攻并击毙2.5万日军之后，导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倒台。
经48天血战之后，衡阳于8月8日陷落。
日军死伤超过7万人，其中4.8万人被击毙；中国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为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
观湘江战争有感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